《受难、隐遁与沉默》(原文全文)

思考的紧张、严肃性、急迫性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达到了一种十分强烈的程度，以至许多其他人所做的哲学思维，与其相比显得简直像是儿戏，而本来想把哲学作为一种从现实生活中逃遁出来的避难所的维特根斯坦，却又成为哲学本身的一个受难者。
有两种哲学的受难者，一种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思想、他们哲学思考的成果而遭到迫害甚至处死的，如布鲁诺、斯宾诺莎;另一种则是哲学思考本身的受难者，像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读的哲学书并不多，他更多地是思考，他写道：“只有甚至比哲学家们还更加疯狂地进行思维，你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爱在哲学思考和游泳之间进行类比：正像一个人的身体有一种浮上水面的自然趋势，他要作出努力才能达到水底——进行思考正是这样。
维特根斯坦决不愿浅尝辄止，而是要直达哲学的底蕴，他只有解决一个问题才能摆脱一个问题，这就使思考在他那里呈现出异常的艰巨性，甚至于使思维成为苦刑，一种巨大的折磨，以至罗素在同他一起紧张地工作了几个小时以后也痛苦地喊出：“逻辑真是地狱!;
他的学生对他讲课的描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讲课没有准备也没有笔记，每一课都是新的创造性的哲学工作，都是当场的即兴的、紧张的哲学思考，他强烈地激励自己，全身心都处在紧张之中，课堂上每个人都体会到，他把他的意志力与智力都绷紧到最大程度，在讲课中，经常出现长时间的冷场，这时候他的目光专注，面部生气勃勃，表情严肃，两手做着引人注目的动作，他的听众知道，这是其智慧横溢、全神贯注和力量的一种表现。他总是被他的讲课弄得筋疲力尽，以至常常在讲课一结束之后就赶紧跑到电影院去并坐到最前面的一排，以便使银幕占据他的整个视野而得到暂时的排遣、休息和解脱。
他曾经写信给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假如你不想受苦，你就不能正确思考。”他也说过：“判别一个人是否伟大的标准就是看他为他的工作付出了何种牺牲。”而他自已就是一个以巨大的牺牲精神投身于哲学的典型。他总是全力以赴，内心处在苦痛之中，而当他有时感到自已才思枯竭，他竟提出自已是否还应当继续活下去的问题。
他有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已思想的习惯，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当兵的期间，他总是在他的帆布背包上放上一个笔记本，一有空就把思想记到上面。他写的常常是一些格言式的句子或者不连贯的章节，有时几小时凝神苦思却写不下一个字来，有时却又像上帝向他口授一样写得飞快，他不习惯写系统的着作，他认为他的作品经常只是“结结巴巴”，认为他没有一半以上成功地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至多有十分之一强。他生前只出版了一本薄薄的书《逻辑哲学论》，只发表了一篇哲学文章，就这么多，如果不把他为小学生编写的《德语难语词典》算在内的话。他认为他的讲课也只是播下了“一堆莫名其妙的幻语”。他不断地驱赶自己，从事那些最繁重、最劳神的思考，老是抱怨自己过于迟钝，尤其接近晚年的时候，说自已的头脑“非常呆滞”，思想“明显地变得没有力量”。他对他的思维要求太高了。
尽管他这样责备自已，可是他取得的哲学成果，却使他的同代人及后人难于望其项背。他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创造出两个具有高度独创性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对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都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而且，他显示了一种真正的哲学的思维方式，显示了一个人能够把自已的精神力量压榨、利用到什么程度。
他似乎总在受难，总是处在思维和智慧的痛苦之中，然而“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其美好的一生!”——这就是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的话，而按照梭伦所表达的古希腊人的幸福观，他是够格被称为一个幸福的人的。
在日常生活中，维特根斯坦过得极其简朴，就像现代文明中的一个隐士，而且，他也真的几次去过隐居的生活。即使在都市中生活，他的住所陈设也总是非常简单，简直看不到现代文明的一点影子。吃什么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即使总是同样的饭菜也可以。他喜欢散步，散步的持久力令人惊异，闲暇时他喜欢看侦探小说。他的家庭是富有的，但他的生活却是清贫的。1913年他父亲逝世，他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之后，匿名捐赠了许多钱给贫困的奥国艺术家和诗人，战后则把他的财产给了他的两个姐姐。钱多——不能多到束缚他的自由的程度，少——也最好不要少到束缚他自由的程度，哲学家觉得自己的钱够用了，他希望过一种朴素的生活。
他说：“贪图功名是思想的死亡”，而他岂止不图功名，简直是讨厌功名。他有意地过着不显眼的生活，阻挡一切使他成为名人或者出头露面的企图。不然的话，他是肯定会成为这种人物的。在他写出着名的产生深刻影响的《逻辑哲学论》之后十年到剑桥去，最初还是登记为一个研究生。
维特根斯坦终生未婚，他对友谊的要求很高，加上他智力的卓绝和性格的怪癖，他的朋友于是就很少。天才的命运总是孤独的，往下降低一级却可以得到许多朋友，要末就得有一副天生的好脾气。而在维特根斯坦这里，人们谈到他许多缺点：挑剔、多疑、生硬、抑郁、冷淡、严厉、易怒、过敏、苛求，这一切都是不利于交友的，他说他自己虽然不能提供感情但却需要感情，但他的心灵又呈现某种封闭性，正像他所说的：“如果你不希望有些人进入你的房间，那就把门用他们没有钥匙的锁锁上，不过，没有必要向他们提及此事，除非你需要他们站在门外欣赏房间。”可是，他在对待人与人的关系、对待友谊上却是极其真诚的。他讨厌一切形式的矫揉造作，他最欣赏的是这句话：“给就是!”
我们在他的生活中发现这样一个特点：他对现代工业文明是失望的，对于人类现状和前途的看法是悲观的。在他看来，当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他不是一个斗士，而更像一个隐士。哲学对他实际上也是一种逃遁。可是他在这儿也找不到一块安宁的绿洲。他的创造性天才却被用于从事破坏和摧毁哲学的工作。一种力求彻底、无限和绝对的精神，一种极端纯正的严肃性和责任感，使他不能不这样做。
总像有什么东西在驱赶他，他不断地退隐、逃遁，逃遁目的是宁静，可是，他却总是得不到宁静，虽然他是多么渴望宁静。他说：“我的理想是沉静，”“探讨哲理的人渴望思想平静。”
他有一副过于沉重的大脑，他有一颗太敏感的心，他有一个不安分，且深处笼罩着黑暗的灵魂。
维特根斯坦心灵中最深处的东西并没有在他正式的哲学着作中说出来，“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够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而这些他保持沉默的东西恰恰是他心灵中隐藏最深的东西。维特根斯坦的沉默意味深长。
我们读《逻辑哲学论》，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维特根斯坦写作这本书的动机，跟他对哲学的现状的不满大有关系。他强烈地感到：人们应该说且可以说清楚的东西没有从哲学角度去说，或者说得糊里糊涂，而不该说，归根结底也说不清楚的东西却在哲学中大谈特谈!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可说的东西主要是指经验的自然科学的命题，它们是有意义的，是可以证实的，经过证实，它们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反之，不是假的，就是真的;而不可说的东西则指形上学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构成了传统哲学内容的大部分)，它们是无意义的，不可证实的，无所谓真假，至于逻辑和数字则是一种“形式科学”，其命题本质上是一种同语反复。
正是从上面的区分出发，维特根斯坦认为整个哲学充满了这种最基本的混淆，认为哲学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并不是假的，错误的，而是根本无意义、荒唐无稽的，因此，最深刻的问题实际上不是问题。比方说，生命问题的解决就在于这个问题的消失。在维特根斯坦的心目中，真正的哲学应该只是“语言批判”，哲学的目的是使思想在逻辑上明晰，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哲学工作主要是由解释构成的，其成果也并非一些哲学命题，而是使命题明晰，由它来划清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可思考的与不可思考的东西的界限。哲学的正确方法应当是：除了能说的事情，不说任何事情，当某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也总是向他指明，在他的命题中他并没有赋予记号以意义。在《逻辑哲学论》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种反对“形而上学”，反对传统哲学的精神。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所以，对于本体论、人生哲学、伦理学、美学的根本问题，维特根斯坦在其着作中除了反复指明它们是不可言说的以外，不再说什么别的。但是，你也许会感到奇怪，启迪了这位逻辑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的大师的，竟然还是这样一些带有强烈的人生哲学和宗教色调，神秘主义色彩很浓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柏拉图、奥古斯丁、克尔凯戈尔、叔本华、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他对亚里士多德和莱布尼茨两位大逻辑家的着作很少光顾，甚至说他从康德、休谟那里也只是得到偶然、片断的领悟，更不要说黑格尔了。可是，在克尔凯戈尔那里，他却感到对自己太深奥了，以至没有产生在更深刻的心灵中可能产生的好效果。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自谦。
尽管维特根斯坦在其公开出版的着作中不说什么，我们还是可以从维特根斯坦遗留下来的一些私人笔记中，隐约窥见到他内心的深处。比方说他执着地追问自己：上帝是什么，信仰上帝意味着什么;他认为信仰和肯定是自己心灵所需要的;他谈到个人的痛苦和基督教的必要等等，我们在他身上发现某种宗教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在他内心深处发现一个和一种追求绝对和无限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宗教人。
那么，为什么维特根斯坦没有把他对生活的体验、感受和紧张执着的思考化为一种人生哲学呢?而按他的智力和毅力，他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显然，正是这种思考本身阻止他去达到这一点。
他选择哲学，选择认识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了逃避不幸的生活而去争取幸福和宁静，正如他笔记中写到的：
人怎么能完全幸福呢，既然他不能排斥这世界的神秘?
通过认识的生活。……
认识的生活是不管世界的神秘而幸福的生活。(《1914——1916年笔记》德英对照本，第81页)
然而，认识并非是去认识至善、认识生命的意义，这些恰恰是神秘而不可认识的。意志的主体是伦理学的承担者，而这个主体、这个我是深深的神秘! 善等于神圣，是不可企及的，维特根斯坦说这就是他的道德观的总结。
于是，人生哲学，伦理学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在1929——1930年间准备的《关于伦理学的一个讲稿》中所阐明的结论。鉴于事实与价值的对立，鉴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只包含自然的意义，只能表达事实，而伦理却是超自然的，因此：
伦理学就它源自想述说有关生活的根本意义、绝对价值的东西而言，决不可能是科学。它说的东西没有给我们的知识增加任何东西。但它是人类心灵中一种我个人不能不深深尊重，不能为了我的生活而嘲笑它的倾向的证书。(《哲学评论》杂志，1965年合订本，第26页)
这样，维特根斯坦就只能是致力于去认识事实，去从事逻辑、语言方面的哲学研究了。
他所做的事情说明了他不想做的事情，也说明了他的个性和生活态度。反过来，从他的个性和生活中，我们又可以找到对他所做的工作、对他的哲学思想的某种解释。正如他所说：
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与建筑学研究相仿——更是对自我的研究。关于个人的阐释。关于个人看待事物的方法(个人对它们的期望)。
我应该只是一面镜子，因为我的读者可以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他思想的全部缺陷，从而借助这个途径将思想端正。
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