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薯忆》(原文全文)

离开关中故乡，西行入陇，在兰州城里一住就是十多年。可能是“人离乡贱，物离乡贵”而引起的，每当我看到踏着秋色远道赶来的亲友解开布包儿，亮出还沾着几星泥土的紫红番薯，便禁不住直起目光，心头很有些“他乡遇故知”的热乎味儿。

家乡的番薯和玉米、高梁、糜谷一样，是一种生长期紧促的急庄稼。因为全是红皮儿的。人们又叫它红薯，红苕。

春节刚过去，农家院落向阳的角儿上便铺起厚厚一方细碎的、半干的马粪、牛粪，粪窝里埋进年前精选出来的大个儿红薯作母体，起秧发苗。5月天急忙忙收了麦子，闪亮的麦茬还遗留在野地里，镢头便从茬缝间掘出窝儿，墙角密匝匝簇拥起来的二尺多高的薯苗被剪成半尺长的茎节，一根根埋进窝儿里，注进一碗清凉的井水，苗儿就在田野上落住根了，当一行行麦茬在来去倏忽的风雨里干霉腐烂、渐渐隐灭时，薯秧儿也便悄悄地扯长绿蔓，巴掌形的叶儿开始覆盖地表，整个田垄由黄转绿，在悠悠南风里转换得很快，仓颉造字，将暑略加变化，上方加盖个草头便形迹近“薯”，似乎巧妙地概括了暑天疯长这层自然物象上的意思。

薯叶儿封地太严，阳光漏不进去，叶下许多无名小草硬是活活给捂死了。那贴地扯长的蔓儿极容易扎下不定根须，庄稼人担心它到处抽拔地气，随意生叶开花，分散了总根处的凝聚力。于是在它生长得最旺势的时候要翻一次蔓——蹲在畦里，以那总根系为中心，一根根抽拽那远远延伸开的蔓儿，所有蔓儿拢进手里，猫起半腰，像挽那一长缕美女乌发似地挽结成一团云髻儿，便一撒手扔在了地上。“花细委地无人收”，湿地上折散几朵茎叶，并不在乎——强行挽髻只在收束住散漫的年华。

秋深了，万物成熟于空中、地表，而红薯则是亢奋于泥土之中，胖大结实的块头硬是将沉重的黄土层拱起一个龟背，挤错开指头宽的长长的裂缝，土地大约被它挤疼了，疼得不自禁地咧开了嘴巴，薯儿那亮亮的红色，就从土缝里朝外窥视，透过地上半歪的绿髻儿窥视蓝天白云，窥视日月星辰，从湿润润的土层里睁开的是惊讶的、生疏的眸子，自地缝里嘘出了陌生的鲜活气息。

秋霜浇醉枫叶那样染红着大树梢头的柿子，同时也就催熟了土里的红薯。不经霜的红薯是不宜掘的，勉强掘出来，如咬木块而死硬，如嚼青果而微涩。一旦经霜，立即就若梨若枣，甜脆爽口，霜天万里，寒粉敷地，杀败了天下浩茫的绿色。封埋在黄土的番薯怎么一下就有味了呢?莫非是叶儿蔓儿里有什么秘密素质被严霜勒逼入土了么? 天候、地气在植物果实上的冷热交递是很神奇的。

这时节霜令萧萧，小学生晨起上学是脚冷手冻。散学赶回家吃早饭，一进屋门，正拉风箱烧饭的老奶奶便从灶膛里掏一个烤红薯扔到脚边，红薯在洁净院落里几个蹦跶弹掉了灰烬火星儿，小学生飞快拾进手里，烫得不行，两只染墨水的红红的小手倒来倒去，唇对住热薯吹嘘不已，清旷的冻馁之气倾刻间吹散了，没有了。

在生计不很宽裕的农村，这时也正是家家户户的麦子(细粮)将尽而苞谷(粗粮)收获的换季当口，刚下来的粗粮熬制饭食是挺香的，新出土的红薯很适时很得体地为那粗粮的降临帮衬着一臂之力。苞谷粥里掺和了剁成菱角形的红薯块儿，黄澄澄的粥儿裹定薯块，筷子夹起来抿开粥便亮出一层比纸还轻薄的红皮儿，咬破红皮便是细腻腻的黄瓤，粥儿粘糊烫嘴，薯块之香很像那刚刚炒熟出锅的山板栗，青瓷小碟儿里正有几撮绿闪闪的野菜相佐，大碗擎起，大口吸溜，食之不足驱寒而耐饥，贪嘴过量也决不伤胃，在农家当然既节俭又实惠的第一流饭食了。三十几户的小小村庄逢个刚刚揭锅的早炊时节，温馨的香味在黄叶簌簌飘坠的村巷里弥漫开来，这村庄便秋江里一叶小舟似地悠悠然荡入了半痴半醉、出神入化的境界里……这就是最后一抹秋色，最美的秋色!

乡村逢个红白大事，狗肉、驴肉没资格上席面，而红薯是可以的，四盘子八碗里，有那么一碗鼓起的涂抹了红糖的过油条子肉，逸着白汽，看着挺富态。那肉正好是一人一片，同时伸起的八双筷子夹着颤颤的肉片之后，碗下亮出的就全是油炸红薯块，与那肉片是一个颜色——热腾腾的深红色。没经验的外来人乍然看去，还认为是红烧肘子哩……刀杖丁丁，笑语哗哗，家家如此，年年如此，谁也不嫌弃谁，谁也不说这是吝啬。

红薯生长期短，贮藏期却长远，而且是搁置越久越甜脆。熟之于秋冬之交，贮存也怯热怯寒，九里天，是特意贮之于水井半中腰拐进去的地窖子里，窖子位于封冻层与地下水水平之间，永是恒温，主人家坐在“吱忸忸”作响的辘轳木桶里秉烛上下，随吃随取，十分便当。可也得留神，千万别让那醺醺酒鬼坐木桶进入地窖，红薯染着酒气极容易溃烂，溃烂中会散发出酒鬼作呕的难闻气味儿，若是存放得法，红薯直可与翌年结下的新薯接住茬口哩，仔细些的人家，长年四季都会有鲜艳硕大的红薯待宾客，赠亲朋。

国家困难时期，粮食太紧，关中许多粮站有一度索性用四斤红薯顶替过一斤粮食。个儿大的红薯一个就有四斤重，一天内粒米不进，只切食这个红薯，将就上一天两天可以，延续上四天五天，肠胃里就很不妙了。红薯属于菜、粮食间的中介品，倘是硬要晋升到主食地位，难免有烦人之时。天地造物，最讲究搭配合理，运用得宜。不论丰年还是歉岁，将红薯置于主食的辅助地位，它便注定是尤物，是上品。

我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关中子弟，在我的半生阅历中，红薯确是烙下过一些很难抹煞的印记，后来投笔从戎，远走他乡，辗转到千里外的兰州工作，而我的妻子仍留居故乡。记得有一个深秋，我回家探亲，一夜醒来，旭日红窗，小女儿尚在酣睡，身边的妻子却不见了影踪。我正在纳闷，虚掩的门轻轻开了：妻子捏着短镢，挎着竹篮，蓝底尽是拳头、核桃大小的红薯残片，在小渠清水里洗过了，红艳艳的水嫩嫩的。她嫣然一笑：“霜降刚过咱队里的红薯还没出土，邻村生产队昨晌午出过了。我到人家地里拾了些回来，别嫌散碎，你先尝尝鲜。”她知道陇上不出产红薯，更知道我小时候就爱吃红薯，晓起下地，野径上的莹莹露珠湿透了布鞋布袜，下半截裤管也水淋淋的，小镢上沾有泥水，鬓角上沁一层细汗……

人生犹如流水，这都是渐渐遥远的往事了。往后，妻子儿女也随军迁徙到兰州，在兰州一眨眼又是十年!

红薯耐旱耐碱，贪暖喜光，离开关中再往北、往西，因为无霜期短，似乎就不再种植。一斤红薯在关中三五分钱，在兰州街上泥住一个盛过柴油的大铁桶烤烧个半焦半黄，香味洋溢，一斤要七角八角哩。价钱够贵了，可我那妻子只要看见，就非买不可。买一堆儿用手帕儿拎回去全家受用。每当此时，我便深深感到土地在人的精神上打下的印记是有形无形的，同时也是隽永而强烈的。西北偏僻地方从未见过红薯的人家，还有城市高级宾馆里动不动和珍馐佳肴打交道的人儿，遇见红薯，恐怕就不会有这样一种兴趣、感情。只是用口腹嗜好来解释，是不成立的。

有一天，家里来了位书法家，我们请他留下一贴横幅。他问：“写什么话好呢?”

我未想妥，妻先答道：“就写‘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吧。”

“这不合适。我不是什么官嘛。”我驳她。

她笑了，坚持己见：“人家古代的县太爷还念叨红薯哩，我们这条幅你选择别的诗词也行，只要有红薯这两个字。”

土里土气的红薯太平庸了。别的文雅的诗词里哪会有这两个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