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将人作狗”》(原文全文)

该是端却恍若无端，忽而记起来了什么“歹徒”把人关在狗笼里的事。不想辜负这突而再现的记忆，便闲里偷忙并大费工夫地把原先随手放置的两小片剪报找了出来。这就是，其一，1995年10月12日上海《新民晚报》登载的这么一则附有人被关在狗笼里的图片的“台湾消息”：彰化县一廖姓商人“因债务问题，八月初被歹徒绑架”，被剥光衣服、手脚上铐关在狗笼里达五十三天之久。“歹徒”即此廖姓商人之债权人，亦即此人“以市价约一亿元新台币的土地作为抵押”向他们“各借一千万元周转”的几位朋友。又其一，被转载过来的1996年12月4日台湾《联合报》社论《治安何以恶化到这种地步》，其中有语云：“近数月来，仅以知名政治人物惨遭黑道歹徒摧残的事例而言，已足怵目惊心”，随即举出的第一个事例就是“无党籍立委廖学广被歹徒公然绑架后关入狗笼以示‘教训’”。“歹徒”何以要“教训”这个“无党籍立委”，未曾见过前此报道，只好不知道。但台湾“立委”开起会来屡屡在会场上进行被以模糊语言说做“身体动作”——似乎要引人以为那是一场团体艺术体操什么的，——也模糊不了事实的拳脚交加大打群架皮开肉绽头破血流，活现得既非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得其反便大抵正是歹徒。不过，这个“无党籍立委”是不是被他的此等同事关入狗笼里，却也并不知道，——恰如不知道把彰化廖姓商人关在狗笼里的“歹徒”之所以不把他们的债务人朋友告到官里去，是由于他们是台湾的“法盲”呢还是由于他们压根儿就不信任台湾的法、司法、执法。

但凡此不知道，无妨或大可即以不知道了之。

独是把人关在狗笼里这事，知道了，便很难止于知道。因为这是将人作狗。

当然，将人作狗，也大可或无妨置若罔闻置之度外。在我们中国，视人为狗、辱人为狗即以人为狗的事，真可谓历史悠久，古早已蔚为风习，俨然成为一种传统。现在是即将进入21世纪了，可在这个20世纪里，父母名子为“阿狗”、呼之为“狗狗”的人就颇不少。传说这是因为做父母的穷人求其子平平安安贵起来而特予贱名，“阿狗”因而是一种寄托心愿的爱称，倘若终于没贵起来呢，那就“阿狗”一辈子，倘若贵起来了，出人头地，自然就也另起官名大号即“必也正名”，于是光宗耀祖。但特予贱名“阿狗”，即以实在是以人为狗。30年代间发表《脱离共产党宣言》、40年代初当上了郭沫若领导的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姚蓬子50—60年代里多次向人介绍其人，还应用古传的昵称，谓为“犬子文元”。《三国演义》里，曹操约孙权夹攻刘备，孙权另有联刘攻曹的心思，于是想联刘不成再转而与曹操合作，便派人往荆州见关羽，以欲与关羽作儿女亲家、“两家结好，并力破曹”为说词，关羽却“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这“犬子”非但不是昵称，更是辱人为狗骂人为狗并简直辱骂孙权为“犬父”了，——这却被以“犬子”为对亲子的昵称之为父者所疏忽或并不在乎或倒以为是巴结了自己的。但因亲昵爱宠而称人作狗同因鄙薄、厌恶、憎恨而称人为狗，比较起来倒是后者居多。人纵多有与人称己子为犬子者，别人则不因之共呼其子为“犬子”;而给地主当奴才的，人众大都把他们——纵然不当面，愤极便当面——叫做“狗腿子”，哪怕该地主称他们为“阿伯”乃至“叔公”。30—40年代时，南京一重庆一南京政府的无论中军统什么的特务，人众也名之为“狗腿子”，而且有对其意蕴作展开之解析，说是那政党政府即“狗身”，其领袖总裁即“狗头”，——让人想起成语“狐群狗党”，也想起春秋晏子(婴)所说的“左右者为社鼠，当事者为恶狗，此国之大患也”。也是30—40年代时，自汪精卫而下的大小汉奸，人多亦概称之为“走狗”，就连不无婉惜周作人的人也说“周作人何苦去当日本鬼子的走狗”。至于骂人为“老狗”“死狗”“癞皮狗”“跟屁狗”“狗娘养的”“狗头军师”之类，名目不知凡几。总之，实在是向不如此骂人的人们也总已习闻常见到了习焉不察，不以为怪到了若无其事，就像时下男士听着有的女士三两句一个“他妈的”那样几无半分感觉，或者感到的是妇女果然解放了，男女果然平等了。

鲁迅论“他妈的”，虽说那是“国骂”了，却并不明白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只从《广弘明集》里记北矮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又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感觉到“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以人为狗的故事，却不独野史，是正史也有记载的。《史记·萧相国世家》就记载着“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侯，所食邑多”，而群臣不服，说他们披坚执锐攻城略地，萧何不过是“徒持文墨议论，不战”、“未尝有汗马功劳”，怎么封赐起来倒高于他们。于是有了君臣的这么一段话：

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犬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

看来刘邦只是喻其群臣即披坚执锐攻城略地的武士们为狗——纵然是有功的狗。然而即使他并无鄙薄或谩骂的意思，当时的那些争功的武士们又“皆莫敢言”，默默承受了，随后还有被封了这侯那侯的。事该寝了吧，可“功人”、“功狗”地成了典故。苏东坡就有《和陶诗》诗句“兔死缚淮阴，功狗指平阳”，在为韩信怨叹叫屈。有清一代，去汉久矣，却先有王仲瞿(名“昙”)在其《留侯祠》诗里说出“功人功狗两无益，徒受亭公谩骂名”，不但不称“高帝”反倒复其出身泗州亭长的身份，还明说刘邦之“功人功狗”说乃是“谩骂”(似乎以为“功人”是指挥狗的“狗指挥”)。随之有孙原湘《题仲瞿祭霸王墓诗后》的“时来雉亦烹功狗，事去人争笑沐猴”，把刘邦太太吕雉女土以及群官老爷也邀了来骂。还有赵翼《愍寺石坛，相传唐太宗葬战骨处》越发说近说开地明言“岂乏功臣狗，兼多君子猿”，简直直指其时的爱新觉罗王朝。

在历史上，刘邦还不是头一个喻人为狗或骂人为狗的人，——论“国之大患”在于“左右者为社鼠，当事者为恶狗”的晏婴就比他早两三百年。但他是个显赫的开国皇帝，皇帝是凡有所言皆金科玉律，威权至大，影响也至大，以至现今的辞书(不仅《汉语大词典》)也还列有“功狗”的专条。因此，刘邦无论是喻人为狗还是骂人为狗，大抵能是以人为狗者的一大典型人物。

外国人有与我们中国人相同的以“驴”嘲人笨以“猪”骂人蠢和懒的，也准有以“狗”辱人，但若引来与我们“古国古”的中国人相比，多分只能瞠乎后矣。相传至今的有外国人在旧上海租界的外国公园大门外公然挂着“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一说“狗与中国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可恶之至地侮辱我们中国人的人格;几年前上海报刊上好些篇文章重提此事，也还忿然之情炽烈，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我们中国是“文明古国”，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而并不文明的以人为狗的事却也不断绵延，直至出现了将人作狗关进狗笼的现在。看着国人骂自己国人为“狗”，前人中有不以为然者如王昙;想必也有引为羞耻者，却恐怕倒是学来这样骂人的多(连赵翼也未能免);看得多了听得惯了也就“无所谓”了甚或视为正常正当了的，就更加多，不予想想。例如骂汉奸为“走狗”，“走狗”的概念内容却并非只有汉奸(30年代初左翼文人与新月派文人论争时，冯乃超给予梁实秋以“走狗”的称号，可不是骂梁为汉奸)，骂涩奸为“走狗”反而模糊了民族罪人的汉奸的身份。重要的是，实际上，自有以人为狗以来，尽管陈陈相因，骂人者并不就以为对方真是狗不是人，因为他是骂人而不是骂狗;被骂者也并不以为被骂做狗了就不是人，也因为对方是骂人而非骂狗。骂人为狗的实质是作践所骂的人的人格。可这也损害了骂人为狗者自身的人格，由于他不顾他同他所骂的人一样属于人类，在相互吵架的场合，还成了不暇自省的看客嘴里的“狗咬狗”。看客也真需要想想他们同他们所说为“狗咬狗”的乃是同类。

有的辞书表明，我们“文明古国”的中国原无“人格”这词这概念。也许因此，在有这个概念之前，就也没有对人的人格的尊重。但古之《老子》已有言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即至少表明以人为草(民被叫做“草民)为狗是“不仁”的。但看来是说也白说。于是，孔子大说“仁”大倡“仁”，成了“大圣”“至圣”，然而“亚圣”孟子就骂人(杨子、墨子)为“禽兽”即岂但“狗”而已，——即使他大讲“仁义”、自谓“亦有仁义而已矣”。于是乎又回到了老子所说的“圣人不仁”那里。等到“舶来”了或引进了“人格”，随之还有“在人格上人人平等”“尊重人的人格”的宣言和“尊重自己的人格并尊重他人的人格”的开导。虽然不能说凡此皆不起重要而且积极的影响和作用，而以人为狗之类不尊重人反而侮辱人的事，在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台湾却发展到了把人关在狗笼里的对人人格的大侮辱。显然，“文明古国”中的非文明之一种的以人为狗，真是积习甚重，积重难返。

然而无论怎么难返，也该首先投入建设精神文明的实践，首先努力返到文明上来。假若使以人为狗之类侮辱人格的事“发扬光大”，连人格都不尊重了，还说什么人的名誉人的价值人的权利呢?

1997年1月5日和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