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样子”》(原文全文)

在有些人看来，无论做什么事情，总得先有一个“样子”。比如开会，总得要有个大礼堂，放上张讲台，铺上张桌布，摆上瓶鲜花，装上个扩音器或录音机，才像个开会的“样子”;讲话、做报告，不管有无内容，总得要讲上它三个钟头，才像个讲话、做报告的“样子”;会议的程序，总得要报告(或传达)、讨论、总结，开上它个把星期，才像个会议的程序的“样子”。又比如，清洁卫生、美化环境，一定是摆花盆，搭牌楼，贴标语……否则，就太不像“样子”了。

不要以为这只是某些人一时的想法。你看他们不惜工本地去兴建礼堂，千方百计地去买扩音器、录音机，你看许多城镇街道上摆得密密麻麻的花盆，花花绿绿的油漆标语和城乡大道上耸立着的大小牌楼，你看看那些开不完的会议和听听那些又空洞又冗长而使人昏然欲睡的报告吧，这里不但花上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和时间，而且有些事情，虽经上级提出批评，也还不肯改正过来。他们对于这些个“样子”的恋念，真到了使人惊讶的程度。

然而，为什么一定要先有个“样子”呢? 这些个“样子”对实际工作和实际生活有些什么好处呢? 这个问题他们是不能答复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为什么”的问题。他们也许可以回忆起这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向什么人学了回来的;但是，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这样做对实际工作和实际生活有些什么好处呢? 他们却也根本没有考虑过。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些热中于起大礼堂，摆花盆，搭牌楼等类事情的人，就是一些有心于革命工作的“有心人”，就是一些敢想敢干的人，其实他们却是一些不用脑子，脱离实际，害怕困难的懒汉。他们的行动只不过是在别人所规定了的一些“样子”里面兜兜圈子。也许更坏一点的是，有些人想拿这些表面的、形式上的工夫，来炫耀自己，掩盖缺点和应付上级。当然这样的“原因”，他们自己是不肯承认的。

事情只从“样子”出发，或只落得一个“样子”，可以肯定，对实际的工作和生活都不会有什么补益的。我们很难设想，有了一个堂皇宏伟的大礼堂，会议就一定开得很好了;花盆摆得又多又整齐，蚊子苍蝇就被消灭光了;牌楼搭得又大又多又高，这里的环境就很优美了。反之，可以设想到的倒是：由于这些同志整天盘算如何去盖个大礼堂，去购置扩音器、录音机，去拼凑三小时以上的讲话材料，他们就不会很好地去考虑如何把会议开好的问题，因而会议也不会开得好;他们既然把力量集中在如何使报告拉得长、花盆摆得多这类事情上，那么搞好生产、关心群众生活等就不能不被削弱了。他们既然这样费劲地去盖礼堂，建办公大楼，搭牌楼，因此对自己地区必须搞好的工作，如修路、水利、绿化、除四害等这些真正能使环境美化的工作，就不能不受到影响了。

应该说，天下间的事情，都有它的一个样子的。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样子，都应当由事情本身来决定，而绝不能被一个孤立的死板的“样子”支配着我们的行动。比如我们讲话，所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长”是“有话”的样子，“短”是“无话”的样子。那些不管有话无话、多话少话都讲它三个钟头的人，就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样子”决定一切，一切服从“样子”。

如果说，我们也不反对向别人的样子学习的话，在学习别人的样子的时候，必须弄清楚这些个样子的由来：别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这个样子是否适合我们这里呢?——即是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或实际生活有些什么好处呢? 必须动动脑筋，想它一想。比如盖礼堂，这对开大会说来，确是一件好事。在首都北京应该盖一个极为美丽壮观的大礼堂(人民大会堂)，和各种有教育和历史意义的展览馆。其他大城市在条件许可下也盖一些，这当然是对的。但一般县城市镇就完全不应该向大城市学，更不用说向北京学了。特别是农村中的一个公社甚至大队，也来学着盖上一个以至几个能容一二千人以上的大礼堂，这就是不用脑子，脱离群众，近于胡闹的行为了。又如对扩音器的使用，成千人以上的大会，装上个扩音器是必要的，几十个人也得装上一个，又有什么必要呢? 甚至有的公社竟配备上录音机，这“样子”，简直是太胡闹了!至于有些“样子”，本来就是很坏的，如处处搭牌楼，马路两旁大摆花盆，到处贴“欢迎某某会议莅临我地召开”“欢迎某某检查团莅临指导”的标语等等，都是一些属于形式主义、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坏“样子”，稍为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做和不会学。总之，我们做事不要让某个僵死的“样子”把我们束缚住，不要从“样子”出发，不要学习别人的坏“样子”。而最要紧的是要从实际的工作中、实际的生活中，在革命建设的实际需要中，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好样子来。

196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