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原文全文)

我的第一次有同事，在我十四岁那年。

小学毕业了，我有公认优异的成绩，却没能考上初中。大失父母所望。他们确信我考得上的，我却早就料定了那失利的结果。从校长、教导主任冷若冰霜的眼神里看出来的。我家成份不好。

摆了几个月小人书摊，到了冬天。那日，姑父和我父母在商议我就业的事。有两个位子，要么到木器社做学徒学木工，要么学医。我姑父是医生，有介绍的门路。父亲叹了口气，说：“这孩子看来会读书，做木匠总觉得可惜，还是学医吧。”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姑父拿来了招工表。又面对了那栏叫我心惊肉跳的“家庭出身”。我犹豫了一下，照例填上了“职员”。其时我父亲是省里一个政府部门的干部，我填职员似乎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当地政府包括居委会，还有学校，从来没有承认过我的选择，说是家庭出身必须“跟三代”。我已故多年的祖父是“一点头”。“一点头”，本地称谓“地主”之隐语。填到“就业理由”，我写上“家庭经济颇为困难”。父亲又摇头，以为用“颇”太老气，人家看了还当是家长填写的，要我改成“比较”。其实，谁也没有规定这类表格非本人填不可。父亲之谨慎如此。

是一家公社医院，离我居住的镇子有十里水路。母亲为我整理行装。扯一丈龙头细布，染成靛青，做一套制服。装一袋米，还有一只量米的小杯子。事先已了解到医院不开伙，要在公社管委会食堂蒸饭。母亲叮咛再三，每餐只蒸一杯米的饭，万勿多吃。不是怕我撑着，是怕我一放开肚皮下半个月要挨饿。二十七年前的今天，轮船的汽笛一声长鸣，宣告了我少年时代的结束。我说的“今天”并非泛指。早就想写这篇东西了，特意留到今天的“今天”，就是为了纪念那天的“今天”。今天的“今天”是1988年12月21日，那天的“今天”是1961年12月21日。

我学的是中医。师傅姓谢，五十多岁，剃光头，着中式棉袄。医术在小范围内有点名气。遵照父母的嘱咐，一安顿好铺盖，我就扫地抹桌干了起来。“我会扫的，我会抹的。”有慈祥的声音在我耳边响。我直起腰抬起头，看到的却是谢医师冷冷的脸。我有点怀疑这声音是不是从谢医师嘴里发出的。他不苟言笑，脾气也有点怪，却古道热肠，我后来才知道。做做药棉球，搓搓艾末条，过了几天，我有点急起来。总不能老干这些呀，便试探着问：“是不是让我读点书?”谢医师随手从案头拿起一本，丢在我前面。我一看，是木刻线装的《雷公炮制药性赋》。我一怔，我听姑父说过，一般学中医，第一本总是《汤头歌诀》。谢医师看也不看我，说：“我就是这本开的蒙。”我这才想到，他是早为我准备着了。对他来说，这种册子，早该塞在箱子底里的。我至今还能背诵：“诸药赋性，此类最寒，羚羊解乎心热，犀角清于肺肝……”记得读到“栀子”，“栀”字不认得，就问。万没想到谢医师竟大声呵斥：“你喜欢念什么就念什么，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我愣了半晌，他才补了一句：“你要读一生世，总会认得的……”那语调，倒如有无穷感慨。一次在屋旮旯里拣出一本本县的《中医验方集锦》，铅印，新出的，纸色如土。内有谢医师一则治胃病的方子，很是奇特：猪肚一只，塞实糯米、白糖，两头扎紧，蒸熟待凉，切片，餐前食数片。读着，中枢神经受到刺激，津大生。想着那香糯甜的药物，神往之情大概也流露在脸上，引起了谢医师的注意，踱过来，一瞥，冷然一笑，说：“看过放到老地方。”这又使我大惑不解。现在想来，那所谓“验方”，或许是谢医师对饥馑岁月的嘲弄罢了。

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却并不感到怎么寂寞，全是因为我还有一个小同事。与我同姓，同年，比我早一年进医院，叫丽芳，是个女孩。

医院设在一大户人家的墙门里。刚到，是她引我到楼上，安排好住处。独人一间。帮我铺好床褥，她说我的枕头好看。我不愿告诉她，这是我母亲从箱子底里翻出旧绣花门帘改成的。我那间房有高低步，她说高起处是放神主的地方。不禁打了个寒噤。她见到，笑了，屈指敲敲板壁说：“我的床就在那边。”

到的那天是冬至前夜，“冬至大如年”，在家乡，是个重要的节日，按乡风，要吃麻团。麻团者，用糯米粉做成乒乓大小的果果，外沾以炒熟的芝麻，黄豆粉。这等美食当时是数年不见了。医院的七八个同事议论一番，以为节还是要过的，决定每人出几把米，做点心。新来慢到的，我不敢拂众人的意，虽则关于粮食问题，母亲再三告诫过。便由我和丽芳借用隔壁农家的石磨。那时的医生，有个非常让人眼热的权力，是可以开买糖的证明。证明单似乎是统一印制的，谢医师大笔一挥，在单子上写上我的名字，病症填为“肝炎”，购量为四两。肝炎和浮肿病是当年的流行病，而“四两”则是医生权力的极限，若以现在的计量单位计，为125克。丽芳手脚极麻利，以酒盅为模，不一会，窝窝头状的点心就布满了饭架。蒸熟，每人分得二三个，还没尝出味道，就下了肚，所谓“老虎舔蝴蝶”也。

第一夜怎么也睡不着。老被冷如铁，又记着要起早。双脚冰凉，愈是不敢伸直，越缩越拢，成了一团。迷迷糊糊听到远处有鸡啼，就起了床。擎着美孚灯出得房门，一时懵懂，竟找不到楼梯的方向。正踌躇间，隔壁的房门也响了。丽芳披衣出来，说着“用不着起这么早”，一面陪我下楼去。劈柴，生炉子，烧水，把水缸挑满，是小学徒早间的日课。野外浓霜如雪，百来步外的池塘，边沿结了薄冰。担水我是老手了，她却不让我挑，只得跟在她背后一溜小跑。

她家在离医院五里的一个小镇上，成份也不好。父母解放前开了一家中药店，在小镇上，能开得起药店，不管规模如何，该是资本家了。一日医院差我俩到小镇上取东西，她约我顺便到她家玩。顺着浦阳江江堤走，堤下的看牛牧童朝我俩起哄，喊些让我们脸红的话。到叉路口，她说：“你顺石板大路走，我抄小路，看谁先到。”我积极响应，没想到这提议是因为女孩子比男的早慧。待我气喘吁吁赶到镇上，她已立在药店门口张望了。她家住在药店后间。我忽而有点怯场，她却又玩皮起来，按着我后背往里推。她妈妈客气，煮了草子米糊涂给我当点心。草子即苜蓿。

过了元旦没几天，我发现谢医师心绪很坏，整日价高声骂人，也不知发谁的脾气，我战战兢兢不敢有所疏忽。一日中午他喝足了酒，把我叫去说：“我本想收了你关门的，可你待不下去了，他们说你手续不完全。”我猛然记起一件事来。元旦前夕，碰到一位公社干部，只问我两句话。第一句口气平静：“你是医院新来的吧?”第二句突兀地提高嗓门：“你家什么成份?”当时除了惊骇，还莫名其妙，现在可明白了。

1962年1月16日，在医院没一个月，我又卷起了铺盖。那几天丽芳有事无事和我在一起，却回避跟我说话，而那眼睛总是忧郁地望着我。我得向她告别了，她也正好过来，隔着一扇嵌玻璃的门，两人却都不由自主地立定。那门不知从什么地方拆下来的，玻璃上蒙满厚厚的灰尘。什么都没说。她用手指在玻璃上写我的名字，反反覆覆地写，在门那头。这边，我也默默写她的名字。灰尘纷纷落下。透过两头笔画重叠处露出了一道道明净的指痕，我又见到了她那忧郁的眼神。我深深地吸了气又长长地吁出。后来，我才悟到，这第一次深沉的叹息标志着我从此踏入了这多难的社会。

整整二十七年了。据说谢医师早已故世，我也再没见到过丽芳。如今，即使在梦中，我也记不清她的脸容，然而在白天，我每每会无端地在心中呼唤她的名字。这“第一次”的同事的姓名，在我仅仅是符号而已了。但是，它却是我心中“温馨”的代号。二十七年来，每当总结、评比，同事们总要批评我是“老好人”。是的，我承认。那对“第一次”同事的印象，定下了我对以后所有同事态度的基调。人生是何等短暂，我们的生活面又何等狭小，中国十亿，世界五十亿，一辈子我能有几个同事，碰上了，是缘份。缘份! 这些年来，难免有些同事会做些对不住我的事，但我无论如何恨不起来，即使面对刚刚说了损人话做了损人事的同事，最多，我只是报以理解、同情、宽宥、怜悯或是揶揄的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