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傅雷》(原文全文)

傅雷和他贤淑的夫人朱梅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林彪、“四人帮”惨绝人寰的迫害，双双饮恨而死，至今已十三年了。每次想起他们，我的心发痛。我一次次拿起笔来，想写一点纪念他们的文字，我又一次次地把笔放下来。对于傅雷这样一位刚直不阿、肝胆照人的朋友，我不知我要怎样来说才好。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在成为“孤岛”的上海，我和傅雷开始建立了友谊。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国民党顽固派一次次掀起反共高潮，很多在上海的文艺工作者，都陆续进入抗日民主根据地，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了。朋友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着对敌、伪、顽三方面的文化斗争。当我们一些公开的进步刊物都不能存在时，得到工商界一些抗日爱国人士的帮助，我们又办了一个表面几乎不显露政治色彩的文化综合刊物——《大陆》月刊，组织上要我来担任筹办工作，为了扩大我们的阵线，尽量团结平时与我们很少交往的文化工作者来参加这个刊物的撰稿。朋友裘柱常给我介绍了他的亲戚傅雷。我早已读过他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传》等书，特别喜爱他的文笔，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有很高的文艺素养，但他一向和左翼文艺界的关系，好像是比较疏远的，相互间了解不多。像我这样一个流浪文人，进入他的客厅，可能是有些格格不入的，但出乎意外，我们竟然一见如故，马上互相吸引，推心置腹地畅谈开来。对他生活的世界我不甚熟悉，对我的经历与活动，在他听起来也是新鲜的。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生活基础，幽居在黑暗的敌伪统治下。我发现他对祖国，对文学艺术事业有高度的热爱，对日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民党罪恶统治，以至对庸俗社会抱着强烈的憎恨与鄙视。

在这漆黑一片，危机四伏的上海生活中，我居然在他的家里找到了孤岛中的孤岛。不知一种什么因缘，他竟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的一切，包括他的夫人朱梅馥和幼小的孩子，都欢迎我到他家去作客，我们海阔天空地无所不谈，常常谈到深夜还不忍告别。特别到了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立刻大肆搜捕抗日文化工作者，许广平同志首先遭殃。那时海婴还只有十岁，居然在宪特监视下偷偷溜出家门，把母亲被捕的警报传到平时往来密切的朋友家里。

我得到警报，马上与地下领导我们的同志取得联系，决定把留沪的一家老小送回也早已沦陷的老家，然后又只身返回上海，重新过起打游击的生活来。傅雷和他的夫人一了解我的情况，马上在自己的家里给我布置了一个房间，要我住在他的家里。他家在较高级的住宅区，这对我的安全是有利的。但我知道他不是富翁，他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几乎没有就过正式的社会职业，自己劳力所得只是不经常的微薄的稿费。老家有一些祖遗的土地，收入也早已不足维持他在上海一定水平的生活，他是依赖每年分卖部分土地来过活的。因此我不能不有所顾虑。可是禁不住他的强请，而我又极少别的去处，以后就多次常住在他的家里，好像成了他家庭的一员。

他的家庭生活十分和谐，一个孩子那时还刚及学龄，另一个更小。他夫人梅馥受过高等教育，有很高的文化修养，是一位极贤淑的主妇，她对丈夫十分温顺，而一手担起了沉重的家务。她对丈夫喜欢的客人都一样喜欢，闲谈中客人与傅雷发生不同观点时，她总是站在丈夫一边。但傅雷性格急躁，常常对人发火，甚至常常得罪了别人，那时总由他的夫人从中调和。她是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因为傅雷不让自己的儿子去进敌伪统治下的小学，她就担当了这个责任，她还是钢琴家傅聪五六岁开始学琴的第一位老师。

傅雷在家里从事巴尔扎克的翻译。虽然当时进步的出版事业已经全部窒息，但生活书店等几家有力量的进步书店，仍在敌伪统治下秘密支持一些着译者继续工作，为抗战胜利后的复兴做准备。他每天早晨，按时进入书房，伏案写读，看着他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是极为令人感动的。他翻译作品，首先对原作反复阅读，深入研究，一一列出疑难的问题，查考资料，请教他人，对每个问题，决不轻易放过。在日军进入以前，他在租界有一些当教授、学者的法国朋友，这些人都是他的顾问。他还有许多专家朋友，律师、医师、建筑工程师、工厂老板、银行家，他在原作中遇到一些专门性的问题，这些朋友，又都成了他的老师。他还有在法国留学时的法国同学，后来成为研究巴尔扎克专家的，当有些问题不能在国内解决的时候，他写信到国外去请教。他不把所有的疑难都解决了，是决不动手翻译的。作品中一些细节的描写按照字面一一译出，本来也可以传意了，但他为了让原作中描写的东西，在自己头脑里形成感性的形象，例如小说中写到一座屋院的结构，或房间中家具的布置，他却一定要按照原文画出一张平面图来，然后才落笔把它写出来。

他出生于上海近郊的浦东，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上海，说话带着很重的乡音。他自己知道普通话说得不好，会影响他译文的语言。他把老舍先生的小说，当做学普通话的课本，经常反复朗读，象《月牙儿》、《柳家大院》那些作品，他简直念得会背。他还请演话剧的友人到家里来朗诵剧本，学习对话中高低抑扬的节奏。有时候，他译好一段写景或对话，自己觉得满意了，便把一家人都请到书房里，包括帮助家务的女工，由他自己高声朗诵，征求大家的意见，有念起来不顺口，听起来有别扭的地方，又反复地加以修改，一直改到自己认为已经天衣无缝，才算定了下来。

他最初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普遍的好评与重视，但他自己却极不满意。后来又把这部一百几十万字的长篇，完全丢开原译，重新进行了一次新译。他每次翻译的，都是先起草稿，然后经过一次次的修改，改得在原稿上别人谁也看不明白了，才由自己用工整的字体誊写出来。他用的稿纸是自己特制的，一种是起草稿用的，两面都有行线可以两面书写;一种用作清稿，只有单面的行线，但都不用横格。他在誊写清稿时，写到每一行，行线边放上一支刻有格线的尺子，于是稿纸虽无格子，每行的字数还是一样的。他对自己的书法很不满意，每天以一定的时间临池。懂书道的朋友告诉他，他的字体瘦长，应当临圆肥的碑体来加以矫正。以后他的字体就起了变化。他不但在学书法写大字时用碑体，在抄稿子写细书时也变了字体。更有趣的是他后来有一个时期爱上了大草，他就到处写大草，甚至在抄稿时也掺用了个别的大草体，这对没有学过大草的编辑先生和排字工人是看不懂的，他便在稿纸的眉额上做出记号，注明正体字。看稿的人觉得何必多此一举，实在迂执得可笑。既然要保持每行的字数，为什么不用有格线和稿纸? 既然怕人看不清草体，为什么不直接写上行楷呢? 原来他是把书稿看做一种美术品的，而他的原稿也的确象一种美术品，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替他保存下来。

在生活上，他对自己极为严格，日常都有作息表与工作日程，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没有特殊原因决不轻易放松自己。他也这样严格要求他的还在幼年的孩子，他和夫人分工担任孩子的功课，连孩子的语文课本，都是自己编的。傅聪从小学钢琴，先由他的母亲启蒙，后来请在工部局音乐厅任指挥的名音乐家意大利人配契当老师，每周几小时去从师学习。每天在家里规定练琴的时间，孩子在楼下弹琴，父亲在三楼的书房工作，一听到楼下的琴声停下了，三楼的楼板就咚咚地响起来，他在手边是放好一条手杖的。孩子一听，吓得小脸发白，连忙又叮叮咚咚的弹了起来，不到规定的时间是不准停止的。颇有罗曼·罗兰描写的克利斯朵夫童年学琴的光景，据说罗曼·罗兰是用贝多芬作模特儿来写的。后来傅聪在钢琴艺术上出色的成就，大概和这种严厉的家教是分不开的。但有时，他对孩子严厉得实在令人看不过去。孩子在父威下所受压抑愈重，反拨得也更为强烈。爸爸一出门，孩子就在家里翻天，长竹竿打破了大挂灯，墨水瓶污染了台布，急得母亲十万火急地消灭痕迹，否则，父亲回来就会发起十二级的台风。但傅雷的东西一切都井井有条，书桌上的东西假如有人动过，他立刻都会发现，有时遇到母亲来不及加以弥补，那就不得了了。我亲眼看见他抓住孩子的头发，提着小脑袋往墙上去撞，好象立时三刻要把孩子处死的神情，母亲在旁边两手发抖，不敢上前营救，我只好实行干涉内政，把孩子从他的手里抢了出来。

这一次他自己也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他告诉我，他早年丧父，父亲是乡间的秀才，由于受了冤抑含恨而死。青年寡居的母亲守着唯一的孤儿作为一生的指望，对孩子管教得十分严厉，家里请了教师，亲自督促功课。只要书房里孩子的书声一停，母亲的戒方就会象暴雨似的落在学生的头上。因此他的小脑袋上是经常长着小鼓包的。莫非他以为自己的成就全来自寡母的暴力，因此也同样地去对待自己的孩子吗? 他却忘记了自己是怎样反抗他的母亲的，他是完全违反母亲的意志，把母亲丢在家里，一个人偷偷溜出家门跟亲戚上法国去学习的。一直到老母临死之前，才在母子间取得了和解。后来，儿子傅聪对他的反抗，也是极为可怕的，这对傅雷后年的生活是极沉重的打击。

傅雷有一个名字叫做怒安，我记不清了，大概还是他早死的父亲给他起的，用的是“圣人一怒而安天下”的出典，与雷字配合起来，就使人有“怒发雷霆”的味道。熟悉他的朋友们都有那么一点印象，这个人是动不动要发怒的。他对什么事都不肯苟且，对什么人也不去敷衍，对于他所嫉恶的东西，是一点也不肯妥协的，不管对什么，一言不合，便拍案而起，绝裾而去。他几次参加社会职业，都是这样“崩”了的。昆明的一家美术学校聘请他去当教授，他从上海起兵发马，捆载而去，那时交通不便，从上海到昆明要跋涉海陆长途，可是到了之后，在讨论教学计划上一言不合，他马上扛起还没打开的行李，又跑回上海来了。但他并不孤独，他朋友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有，还有许多莫逆之交。他和他的夫人特别好客，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特别对他惬意的朋友，他的热情简直叫人烫手，我自己就是身受的一人。在四周极端黑暗，而我又穷无所归的时候，他为我安排好安全的环境和继续工作的条件，他的家人也像一家人一样地对待我，并同样接待我的朋友，把我的朋友当做他自己的，不使我在困难的幽居中离开他们。我老是作长期的食客，心里非常不安，而又无处可去。直到后来，朋友冯宾符帮助我隐蔽到一个中学里去教几个钟头的课，使我有一个存身的地方。留在上海的朋友已经越来越少，满街都是日本宪兵，出门时如不避开要口的岗哨，还得向他鞠躬，我当然尽量地匿居不出，唯一偶然的去处仍只有傅雷的家。

我在那段时期，只从事一些地下文化活动，可是日本侵略者不知为什么对我特别感兴趣。我一个人有两个“良民证”，一会儿从上海去家乡，一会儿又从家乡跑到上海，反正那儿发生危险的信号我就立刻转移，那儿都不安全，但那儿都可以短期的安身，许多短期积累起来，不觉整整地过了三年。那是1944年的夏季，学校的学期考试刚将结束，有一天，突然发生了危险的信号。有一个原来在一家进步刊物当职员的人，名叫施崇祥，传说他被日本人逮捕，立刻屈膝投降，当了特务。他认识学校里一些人，也认识我，那天他突然上学校来“作客”，正在教员休息室同别人谈话，偏偏我正下课拿着学生的作业冲进门去，一眼就望见了这位老兄，立刻退出门外。当然已经来不及了，他一定看到了我，发现了我的隐身之处。我与担任校长的冯宾符同志商量，认为还是早点离开的好。于是我马上动身回浙江的老家。我刚刚走，学校里果然出了事，几个日本宪兵指名来抓我，我已经不在，就查究到冯宾符的身上，他关在贝当路的日本宪兵队里受尽了种种刑罚，始终没说出我的家乡的地名。我在家乡得到消息，心里感到极度的不安，认为自己应该回上海去营救他，必要时就上宪兵队去代他受罪。一个冲动，我果然提起一个包裹冲进了傅雷的家里。这把傅雷吓了一大跳，他疾言厉色的质问我：“你来干什么?”我把自己的来意向他作了说明，他把我骂了一顿，二话不说，一手把我抓住：“好，你就住在这里，什么地方也不许去，你要见朋友我给你去联系，有什么事都归我跑腿，你连弄堂里也不许出去!”果然，我来得太莽撞了，只好让他把我关了禁闭，而由他去当交通。我与上海的朋友取得了联系，住了约一个多月，一直到冯宾符同志被营救出险，我才回到家乡，离开破碎的家庭，到了新四军在浙东四明山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傅雷就是这样对待一个朋友的，当时不仅是我，就是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傅雷，也随时随地有发生危险的可能。有一次，与他的夫人三个人在一起谈，假使你也有危险的信号，你怎么办呢? 傅雷毫不犹豫地说：“我当然到解放区去!”我衷心地感觉，“傅雷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在黑暗的沦陷时期，我们大家坐着闲谈，总是爱想像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大家怎样来搞文化工作，共同描绘着美妙的理想。但事实并不如我们的梦想一样，抗战胜利，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前我又回到上海，我发现从来不习惯搞政治活动的傅雷，已热烈地投入民主运动，他是民主促进会最早的参加者，还自费办了《新语》周刊(?)，议论时事，一时间显出异常活跃的姿态。但对国内阶级斗争的激化，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看法方面的议论，一时与别的刊物发生了争论，他的情绪一下子就低下来了。那时我们虽以数年阔别后的重逢而感到高兴，但在有些事情的观点上发生了参差，朋友们又督促我向他去“做工作”，我们的谈话往往闹得面红耳赤，有点谈不下去了。那时他的身体经过了一段抗战胜利初期的兴奋之后，正在衰弱下去，在几次不愉快的争执之后，朋友钱钟书私下告诉我，老傅健康状况不好，可能害了结核症，经常有低烧，你要注意不使他太激动了。以后见面我就不敢触及敏感的问题，相见的次数也渐渐少了起来。一直到全面内战开始，我匆促离开上海，两人以后连书信往还也稀疏了。

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在香港突然接到他从昆明的来信，才知道他全家已从上海迁到昆明去了。这一行动显得十分突兀，我写信去责问他：“你为什么搬到昆明去?”这一回可没有得到他的复信。一直到建国以后1949年的冬天，他突然一个人到了北京，才知道他全家正从昆明搬回上海，海道绕行天津，他让家人留在天津，独自到北京来探望几个旧友。我见他又回上海，心里高兴。而时间匆促，只在餐馆的食桌上匆匆叙旧。他的神情有点萧索，悄然地对我说道：“我是做好了最后的思想准备才决定回来的。”显然他对当前伟大的变革和今后新时代的开展还不是十分明确的。我听了他这句话非常难过，但已没有促膝长谈的时间，只能劝他多看看现实，我相信他是会了解的。他一直显得很沉默，直到我送他上去天津的火车，他好像安慰我似的，回过头来对我说：“我当然是在看，我看得出来，共产党是要把中国搞好的!”果然，这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深信新的国家需要他这样的人，而他也一定能够为人民做有益的事。以后又整整二年没有见面，连通讯也很少。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我收到他寄来的建国后新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译本，他已经健全的工作起来了。

以后我回北京做出版工作，常有机会去上海开会，不管时间如何匆忙，我们总是要找时间谈话，他依然过着书斋式的生活，更奋力地继续巴尔扎克的翻译。也非常关心周围的事物和动静。他对问题总是作独立的思考，决不随波逐流，对于人云亦云的话，他是连听也不想听的。他对新的变革抱着热切的期望，敢于提不同的意见。文艺界不少同志是尊重他的，对他做了许多团结的工作。我感觉到他工作一年更比一年积极，精神也越加昂扬了。1957年春天，他被邀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后，我得到一段假期到南方几个地方去旅行，过上海的时候，他的住房已不似过去宽敞，而我的境况也不似过去那样穷无所归了。但他仍为我准备好房间，非叫我住在他家里不可。我们谈了许多话，他总是指摘我们工作上的缺陷，和某些同志的作风态度问题，出版社出版他的译书，做具体编辑、出版、印制工作的同志，说起傅雷都感到头痛，他的译文你不好动他，一动他会和你大吵。当然解放后我们有些做编辑的同志，忘记一向“文责自负”的传统，常常像小学老师对待学生作业的满腔热忱，去对待着译者的原稿，那遇到傅雷就过不成太平日子了，他会写万言书与你辩论，驳得你哑口无言。过了编辑的关就轮到出版工作的同志，他什么都要干预，版面式样，装帧设计，印刷字体，纸张用料他都要过问到底，一丝也不肯放松，于是摩擦的事情就多了。他对改进的要求过于急躁，有些要求又不免苛刻，这样弄得常常生气、吵架，闹情绪。我觉得他也可怜，什么休息娱乐的事都没有，一天到晚就是工作，至多从电唱机听听音乐，或到院子里看一回花。我便提议一起到富春江去玩玩。达夫对我说过，那儿风景比日内瓦还好，西湖简直连比也不能比了，我是很久就想去看看的。他说手头的工作放不下来，让我先回家乡，游过四明山和天台山，回到杭州，他再来一起游富春江。而当我和魏金枝宿在天台山顶的华顶寺看过云海日出之后，就得到了开展运动，号召大鸣大放，帮党整风的消息。富春江游不成了，匆匆回到上海，还是非宿在傅雷家里不可，可他自己却整天去开会鸣放，光叫我安静下来呆在他家阁楼里写旅途见闻，没有接待我的时间，至多在夜间回家匆匆忙忙谈些开会的情况。我发现他完全改变了不爱参加集体活动的习惯，对社会事业表现了高度的关心，还暗暗地为他高兴。无论如何想不到，我回京不久，他已遭受了批判，那罪证是他在会议上、在报刊上对文化出版工作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意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有别的我所不知道的罪恶的言行，但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可没有想通。一个有力的证据，几次见面时谈到他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他认为孩子在艺术上已有成就，大有前途，是可以放心的。不放心的是青年人会因小小的成就就骄傲起来，以致在政治上犯错误。他常常给儿子写万言书，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报道国内各条战线上的新景象，鼓励儿子必须听党的话，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有时他把信稿给我看，我看完全是出于真诚的。那他为什么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上海的批判会还特地给我来信，要我揭发傅雷的罪行。我觉得这是组织任务，我对党对同志都有不能推却的责任。然而我写不出我所知道以外的“事实”。于是我就得了划不清界线，还美化右派分子的罪行。其实我也有“恐右病”，1958年春初去上海开会，我不敢上傅雷家去了。偏偏宣传部一位负责同志把我召去，派我去帮助傅雷。他说他们千方百计想挽救傅雷，不给他戴上帽子，条件是他得对自己的罪行有所认识，写一个深刻的检讨。于是我勇敢地登门了，当然我不愿他戴上帽子。但他的态度十分顽强，他写了检讨，硬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罪行。我这个帮助者爱莫能助，也不知道怎样才算深刻。以后不久，他果然戴上了帽子，不承认这帽子的只有他自己。出版社不能出右派分子的书，尽管翻译的也不能出，要他改用一个笔名，他断然拒绝。因此虽让他继续翻译，他的译稿只好长期积压，静待他把帽子摘掉。后来，果然给他摘帽，但他既不承认帽子，也不承认摘掉，他拒绝出席宣布摘帽的会，依然埋头译他的巴尔扎克。

文化大革命起来，林彪、“四人帮”当权，这会儿，很多朋友大家都戴高帽子，当然免不了傅雷这样的人，他既是右派(摘掉帽子还是摘了帽的右派)，又加上一个儿子跑到了外国，于是一场更大的风暴袭到了他的头上，连他那位贤妻良母的夫人也不能幸免。

那时我自己也蹲在“牛棚”里，过着“早请示、晚汇报，吃饭做祷告”的宗教式的生活。正如众所周知。“牛棚”大概是古人所谓“划地为牢”的监狱，这种监狱到处可以设立，对林彪、“四人帮”之流非常方便，狱门虽未加锁，行动却无自由，连大门外走廊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也不准偷瞧一眼。但自古以来，所有的禁锢都是不牢固的，于是发生在上海的傅雷夫妇惨遭死亡的消息，居然传进了北京的“牛棚”。当然消息是渺渺茫茫的，但事情出在傅雷身上，我是一听就相信的。在建国十七年之后，他的所谓“最后准备”，难道居然会用上吗? 但在那样的时地，人的感情已由过多的刺激而发生了麻木。我自只有茫然地沉默，茫然的沉默而已，十七年前他在崇文门餐馆中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久久地鸣响在我的耳边。像傅雷这样一个热爱祖国，献身文艺，有才能，有骨气，对一切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视邪恶如寇仇，对朋友则热情如火的优秀知识分子，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是欢迎他的。然而他竟然被搞得家破人亡，受林彪、“四人帮”所欺骗的小将们，把他的家抄得一塌糊涂(我不知他宝藏的中国稀有的巴尔扎克版本到哪里去了)，三天三夜，在他家里摆下战场，日夜轮番大战，这叫他怎样受得了，谁能责怪他终于使用了他的“最后准备”，连同他的温柔娴静的夫人。

傅雷再也不能活过来了，而林彪、“四人帮”那个昏天黑地的日子，由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把它彻底粉碎了，它的碎渣子可能还得花好长时间才能彻底消除，但那种无法无天，黑白颠倒的年月，我们是决计不让它再来的了。过去的事要忘记是有点困难的，但我们回顾，是为了前瞻。我们进入了新时期，开始了新长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在建立起来了，四个现代化一定要很快实现。傅雷呀，你的冤情昭雪了，你的儿子也快回国来探亲了，看着祖国胜利的前进，你在地下一定也和我们同样高兴吧!

1979年2月19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