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霞飞路·京都花见小路》(原文全文)

去年秋天，我应东京大学之邀曾有日本之行。因为是经上海出入关的，便有了一种奇特的文化比较的经历：从中国的古老京城，到近代海禁开放以来最大的商埠，再到日本的现代化都市，再到它历史上的京城京都和奈良。传统——现代——传统，好像走马灯似地走完了两国几百年的街市。

采置行装是在王府井。王府井购物的经验使我相信，在偌大的北京城，要论货色齐全，最有挑选余地，也确实能够买到合意商品的地方，真还得数这块风水宝地。王府井现今正在“改造”当中，主要是引进外资修建新东安市场，很大的一个空间成了工地，剩下50年代的百货大楼在勉力地独领风骚。

王府井可是有来历的所在。元代名丁字街。明代在此兴建了十王的府邸，共八千三百五十楹房屋(楹，为一列房屋，不是一间)，始称王府街，等于是高级住宅区。王府井演变为商业街，完全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式形成的东安市场有关，而东安市场的繁盛，又同1906年该市场北门处开张的吉祥茶园相连(清时为避帝后驾崩影响娱乐业，梨园皆打起茶园的招牌。上海租界当时也不例外，如开有着名的丹桂茶园等)。自打有了“吉祥”，东城的达官贵人夜间看戏，再不必赶去前门外一带，就把生意给抬了起来。可见改建王府井先拆吉祥戏院，真还有点数典忘祖的味道。

王府井能改造成什么模样，因为如今的新东安市场还是轰隆隆一片搅拌机声，暂且按下不表。但我有权利担心。同样着名的琉璃厂的改造，是个明摆着的“前科”。我自己70年代刚刚定居北京的时候，一脑门子辽代海王村，厂甸，和《琉璃厂书肆记》里影影幢幢的古趣，跑到中国书店、荣宝斋看了回来已经失望，待等到80年代如今这批高大的仿古建筑出现，实在有点不敢问津，像这样把旧有的书铺、古玩铺、碑帖字画铺的房子统统扒掉，再用“仿古”的形式重建一批新房子的办法，是否能保存得住这条古文化街的风貌，我很怀疑。这比恶俗地把古老庙宇重新装修一番，还要彻底。粉刷一新，究竟尚有剥落后还原的日子，“推倒扶起”，那完全是“假”的古文化了呀。

行装备毕，启程往黄浦江畔，住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建国西路的写作间。这里是沪西半洋式的弄堂房子，地段十分清静。转出襄阳南路不远便到淮海中路，是昔日法租界霞飞路最精华的一段路面。

霞飞路并不比王府井年轻，它也久经沧桑，是1901年越界开筑成的一条长四千米(后增至五千五百米)的商业马路。初名宝昌路，宝昌是法公董局的一个资深董事。1915年改为霞飞路，用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陆军元帅的名字。这条路在上海一向以高档消费着称，连水果都以进口货为主，更遑论服装家具化妆品了。穆时英写过的国泰大戏院(《夜总会里的五个人》)，施蛰存写过的巴黎大戏院(《巴黎大戏院》)，还有鳞次栉比的西式时装店、糕饼铺、酒吧、咖啡厅，加上两侧浓密的法国梧桐，构成它往日东方巴黎的情调。

现在的淮海路的命运，也与王府井一般无二，要经受“改造”的阵痛。前几年因修地铁，全路截断。我去看过，整个路区就像遭了地震似的。到今天，几幢新的百货楼虽已开业，隔不远还能见到一个个围上屏障、伸出起重机吊臂的工地。我的姑母每次来大陆探亲，都说：“你们这里总是在修，在修。”她算说对了。

平心而论，淮海路的“改造”不易。它不像王府井，只要尽量地保持中国文化特色便是。漫步淮海路，只见成阴的梧桐树没了踪影，正修建的商店，有的在门面上塑起巨大的浮雕人像和图饰，使我竦然。这里显然又要“仿造”出一批19世纪的欧美建筑来，心想，有这个必要吗? 我是宁肯逛逛外表不动、里面改装过的“华联”(南京路的永安公司)，也无兴致进这类商业巨厦的。我隐隐感到某种观念加在京沪街市改造进程上的阴影。

到了东京，日本的现代化与传统的充分结合，给人很深的印象。东京的高架公路、高架电车，让你老是悬在城市的上空，你觉得几乎可与现代建筑比肩。一旦落到地面，便能走入一尘不染的、石板缝隙长出苔藓来的小马路。小马路两旁挤挤挨挨的日式小楼，充满东方家庭情味，可以想像跨进玄关脱鞋，喊一声“我回来啦”，门扇抽来抽去的景象。

日方的主人——东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藤井省三教授安排细致、周到，让他的研究生轮流作向导陪同我们。访问的专业性很强，有些地方，相信到过无数次东京的文化人也未必会去寻觅。比如茅盾1928年住过五个月之久的会馆，位于市内的文京区6丁目20号，是一栋高大木结构三层老房，当年中国留学生的聚居之处。六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它居然完好无损，现仍作公寓，门口挂着婉拒参观的牌子，引得我们在楼前流连许久。有意思的是竟邂逅一位日本老妪，攀谈起来，她在北京居住多年，生过两个孩子，却不会说中国话，也不识在这木楼写下《野蔷薇》里的短篇和《从牯岭到东京》名文的中国作家。她是专门来看这所房子的(并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她说这种木头楼房比东京别的什么房子都要好。说这话的时候，她笑得和煦慈祥。日本普通百姓在高度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看重原汁原味的历史遗物，这座房屋的保存和这位老太太的心劲儿，均代表了一种与日俱增的文化精神。

待来到关西的京都、奈良，这种感觉就更加深了。奈良的法隆寺，因保存着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其藏院中各种国宝，如“玉虫厨子”、“百济观音”，都罩在质朴无华的木柜里。它们比起我在西安法门寺所见的、装载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鎏金双凤纹银棺、宝石水晶椁，不知简俭多少，却不缺少庄严相。

还有奈良的东大寺，我摸过寺中的窗棂，无一丝灰尘。像这种原木结构、不加油彩的窗棂条，在寺中至少有上千根，令你对它的历史肃然起敬。

记得是从京都的岚山和金阁寺回来，大阪外国语大学的是永骏教授询问我们，还想看点什么? 我知道，今年正是平城京(即京都)建成一千二百年的纪念日。这个古都，是参照中国唐代长安的模式建造的，城里的棋盘街井然有序，横平竖直，也呼为“东九条”、“西七条”什么的。我问，能看到旧的街市吗? 是永先生二话不说，带领着我们由叫做“四条”的繁华大街直拐入一条小弄。好幽静! 只见两旁皆二层的木板屋，原木板墙，原木栅栏，带瓦檐的木条门，上挂灯笼，门前摆放着黄菊花，不多，往往就是一盆，而一股浓重的古风迎面扑来。这不是一条死的街道，都市的人生仍在这里上演，夹道上停着摩托车，许多木屋做着料理店和茶屋的生意。据说，过去是歌舞伎姿影出没的地方。这些木屋显然经过了精心修膳，现代的技术用来维护古老文化的本色，浑然一体，并不冲突。我记住这条街有个极美的名称：花见小路。

由这条京都的小小街市，我想到中国的历史性街道真多，在保护方法上正受着当前商业文化潮的冲刷。我们习惯于在自己传统之上添加新的，就像佛身贴金。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要“改造”，小到扑克的打法，大到社会建设的方略，证明我们固有文化的强大。我认为，一个民族的已有文化中，有些是稳定的，不宜变来变去，应该把它凝固起来，有些则可以跟随时代前进。比如京剧，偶尔搞点海派京戏无妨，但决不能妨碍京剧总的凝固趋势。不能把“凝固”看成是对京剧的埋葬。难道今天我们还要像国际足联考虑适当改变足球规则，以使足球进球更多、踢得更好看一样，来改变“中国象棋”的基本走法? 日本人把寺庙、古老街道凝固起来，并不阻碍京都的现代化。我们则发誓要把琉璃厂、圆明园弄得个四不像，对王府井、淮海路的“改造”又缺了章法。中国人随意添改本来应当凝固下来的文化，显示出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不相匹配的某种浮躁情绪。

我想起了另一个例子，是春节期间探望父母时，发现东北的麻将打法又改了。我是很少玩牌的人。先师王瑶先生在时，初一的下午我们去镜春园拜年，照例看到偏室放着一副麻将，牙签似的筹码非常精致，是先生从日本带回的。每年不多不少，仅放这一次。我从幼时才及牌桌高的年月便看亲友们摆方城之戏，至今只懂得老的规则，对一年年变来变去的南北打法，无法适从。今年的东北麻将，竟把久经考验的“对对和”(碰碰和)，毫无道理可讲地削减成“三叉(三个碰子及一个顺子即和)，而“三叉”中如果有一个“中发白”的碰子，则恶俗地称为“大哥大”。几百年的叶子戏，在规则方面就这样地不思凝固，真叫人感叹不已。据说，日本人正提出要把麻将的规则统一、固定，然后如围棋一样，经过比赛，分出段次，使这项娱乐和赌博最终有可能成为一门竞技呢。

不管外国人有没有这个“权威”，可否越俎代庖替中国人立规矩、订章程，能提出这个想法的本身，已经占了先了。这就像花见小路与琉璃厂的不同保存方式，显示了两个民族的不同文化心理，使我在返程的飞机上想来想去，想得怦然心动，面烫耳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