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轻率的誓言辩护》原文_什么意思_赏析

为轻率的誓言辩护

[英]G·K·切斯特顿

假如一个富裕的现代人，头戴礼帽，身穿燕尾服，当着他所有的雇员和朋友的面庄严发誓，说要去数数“荷兰步行街”上每隔两棵的那棵树上的叶子，说要在每个星期四用一只脚跳着前往伦敦商业区，说要背诵穆勒的《论自由》全文76遍，说要在凡是属于姓布朗的人的田地里采集300朵蒲公英，说要用右手握住左耳持续31小时，说要在公共汽车顶上按年龄大小唱出所有伯母婶母等等的名字，或者说要做出诸如此类极不寻常的事，那么我们马上就该断定这个人疯了，或者如有时所说的，“他是生活艺术家”。不过，这些誓言并不比中世纪和类似时期人们所发出的誓言更加荒诞，而发誓的人不单是那些狂信者，而且还有文明社会中全市和全国的最伟大人物——国王、法官、诗人和教士。这个人发誓说要用链子把两座大山拴在一起；据说那条链子多少世纪以来就悬挂在那里，成了那个神秘愚行的纪念碑。另一个人发誓说他要双眼戴着眼罩去探寻一条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而且要在探寻途中死去。从严格的理性立场来说，我们很不容易看出这两个举动要比上面提及的那些行为更合情合理。大山通常都是固定而可靠的东西，没有必要在晚上像狗一样用链子拴起来。乍看之下，我们也很不容易明白一个人出发去寻找圣城是在他绝无可能抵达该地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也说明他对圣城怀着非常崇高的敬意。

然而，关于这一点却有一种令人吃惊的想法，值得注意。在我们这个时代，假如有人那样行事的话，我们就应当，如刚才所说，把他们看作“颓废”的象征。可是当时那些这样做的人并不是颓废派，他们一般都属于通常被视为健全时代中最健全的阶级。还有，人们都会极力主张，假如神志基本上是清醒的人做出这种神志不清的举动，那就是受到迷信的宗教制度的任性指引的结果。这个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生活中纯世俗的、甚至肉体的部分，例如爱情和色欲，中世纪的王子们也表现出同样疯狂的许诺和行为，同样畸形的想象，同样巨大的自我牺牲。这里有一个矛盾，要解释它就必须从头思考一下誓言的整个性质。假如我们对誓言的性质进行严肃而正确的思考，那么我们就会得出结论——除非我完全错了——发誓要把两座大山用链子拴起来是完全合理的，甚至是切实可行的；而且要是说其中涉及荒谬的话，那就是：不这样做才有点荒谬呢。

一个人发出一个誓言，就是跟自己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和地点相约。这事的危险在于他本人居然不守信践约。在当今时代，这种惧怕自己，惧怕自己的软弱和易变，已增加到了危急的程度，这就是反对任何种类誓言的真正基础。一个现代人不愿意发誓去数数“荷兰步行街”上每隔两棵的那棵树上的叶子，不是因为这样做很傻（他做的许多事还更傻），而是因为他深信他还没把第一棵树上的叶子数到第379片以前，他对这事就会感到极端厌倦，而要回家去吃茶点了。换句话说，我们害怕到了那时，用一句普通的但意义可怕的话来说，他将是另外一个人。要知道，正是一个人常常变成另一个人这个可怕的神话故事，才是“颓废”的灵魂。约翰·佩特森，外表很安静，居然盼望星期一变成某位巴克将军，星期二变成麦克格雷戈尔大夫，星期三变成瓦尔特·卡斯泰尔斯爵士，星期四变成萨姆·斯拉格——这个现象看来可能是梦魇，可是对此梦魇我们却称之为现代文化。

有一位伟大的颓废作家，如今已经去世，不久以前发表了一首诗，其中他强有力地总结出这个运动的整个精神，因为他宣称他能站在牢房院子里，完全懂得一个人被处绞刑时的心情：

因为一个人过着不止一种生活，

它必然会有不止一种死亡。

这一切的结局就是降临在颓废作家头上的那种虚幻的、令人发狂的恐怖，而相比之下，肉体痛苦本身倒具有青春事物的新鲜感。有一个地狱，人的想象力必然看作最像是地狱，那就是永远在演戏，而甚至没有一间最狭窄、最肮脏的休息室来做人。这就是颓废作家、唯美主义者、自由性爱者的状况。持续不断通过各种危险而我们知道这些危险不可能伤害我们，发出誓言而我们知道这些誓言不能约束我们，充当挑战的敌人而我们知道这些敌人不能征服我们——这就是颓废思想实行的狰狞暴政，而这个就称为自由。

另一方面，让我们回来看看发誓者。那个发出誓言的人，不论誓言多么狂妄，都是健康而自然地表达出伟大时刻的伟大心情。譬如他发誓要用链子把两座火山拴在一起，这也许就是某种伟大的解脱，或爱情、或抱负的一种象征。虽然下决心的时刻很短，但是它像一切伟大的时刻一样，是不朽的时刻，而渴望称之为“比青铜还要持久的伟大纪念物”，才是唯一能使他心灵感到满足的感情。现代唯美主义者当然很容易看出这是发泄感情的机会；他也会发誓要把两座火山拴起来。不过，这一来，他还会同样兴高采烈地发誓要用链子把地球拴在月亮上呢。但他意识到他说的话是不算数的，而且实际上并未说出意义重大的话，既然有这样可耻的意识，他便感觉不到誓言令人兴奋的那种大无畏的真情实感。因为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生活更使人发狂呢：我们让母亲或伯母接到消息，说我们准备以习惯上温和而镇静的态度去刺杀国王或在尼维斯山上建造一座寺院？

在我们这个时代，反对宣誓已达到了这种程度，甚至典型的结婚宣誓也要加以反对。听听那些反对婚姻的人士对此问题的意见，这是最令人开心的事。他们似乎认为忠贞不渝的理想是魔鬼神秘地强加在人类身上的枷锁；而不是像实际那样是所有情人始终如一地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他们发明了一个短语，其中两个词如同黑白一样自相矛盾——“自由性爱”——仿佛情人从来就是、或从来就可能是自由似的。爱的本质就是要约束自身，而婚姻制度不过是信任普通人的誓言而表示致敬而已。现代圣贤带着不怀好意的狞笑向情人允诺最大的自由和最充分的不负责任；可是他们并不像古代教会那样尊敬他；他们并不把他的誓言写在天上，作为他最神圣时刻的记录。他们给予他样样自由，除开自由出卖他的自由，而这一点倒是他唯一需要的东西。

在萧伯纳的戏剧杰作《用情不专的男人》中，我们看到了这种事态的生动写照。查特里斯就是一个永远在努力做自由性爱者的那种人，因此他就好像永远在努力做一个已婚的单身汉或白种黑奴。他东游西荡，如饥似渴地追求着某种快乐，而这种快乐只有在他停止游荡以后才有可能获得。在古代，人们知道的比这一点还要清楚——譬如在莎士比亚主人公的那个时代。当莎士比亚笔下的男人是真正的独身者的时候，他们对独身生活、自由、不负责任、有机会随时变卦这种种无可置疑的好处大加赞赏。可是他们处于这种情况下，就是另外一人眉毛一动就会使他们快乐或忧愁的时候，他们就不是如此的傻瓜，还要继续谈论自由。萨克林称赞自由，而把爱情和负债划归一类：

一个人完全没有这二者，

他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他仿佛生活在黄金时代，

那时所有物品皆共同享用，

他拿笛子来吹，拿酒杯来饮，

他不怕任何男人和女人。

这是一种完全可能的、合理的、大丈夫的立场。可是情人跟这种不怕任何男人和女人的可笑的装模作样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知道，只消手那么一招，整个宇宙的发动机直到遥远的星辰都可以变成一种乐器或刑具。他们听见一首比萨克林的诗更老的歌，这首歌比一百种哲学还活得长久。“窗前眺望的那人是谁，像太阳那样美好，像月亮那样皎洁，像旌旗招展下的军队那样可怕？”

上面说过，正是这种后门，这种身后有退路的意识，在我们看来，才是现代快乐中那种毫无用处的精神。到处都存在着获取快乐而不付出代价这种固执而疯狂的企图。因此，在政治方面，现代侵略主义者实际在说：“让我们享受征服者的快乐而无须让战士受苦；让我们坐在沙发上就成为吃苦耐劳的民族。”因此，在宗教和道德方面，颓废的神秘家就说：“让我们享受神圣的纯洁芳香而无须自我约束的痛苦；让我们轮流向童贞玛利亚和普里阿普斯唱圣歌。”因此，在爱情方面，自由性爱者就说：“让我们享受献身的光辉而无须遭受承担义务的危险；让我们看看一个人自杀能不能达到无限多的次数。”

肯定地讲，这是行不通的。对旁观者、业余爱好者、唯美主义者来说，无疑有着惊心动魄的时刻；可是有一种惊心动魄却只有那为国旗而战斗的军人才知道，只有那为获得启发而忍饥挨饿的苦行者才知道，只有那最终做出选择的情人才知道。正是这种脱胎换骨的自律精神才使得誓言成为一桩真正合情合理的事。对情人或诗人来说，知道由于一时的决定，所以那条奇异的链子便悬挂在阿尔卑斯山静寂的星辰和白雪之中长达若干世纪之久，这事准能满足他们心灵的巨大饥渴。围绕在我们四周的是充满着小罪恶的城市，它有许许多多后门和退路，可是冲天的火焰，或早或迟，定会从港湾腾空而起，宣布懦夫的统治已结束，而有人正在破釜沉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