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拾零》(原文全文)

(上)我这个走资派

许多人提起文化大革命好像一场噩梦，更多的人把这场噩梦归之于江张姚王四个人的阴谋。的确，这也有点像噩梦，像见鬼，全世界还不曾有一个国家(哪怕是嗜杀的暴君统治的)自己动手毁坏国家，杀害大臣，关闭政府如同儿戏;但是，这不是梦。
在共产党内生活得时间稍早的人，细想一下就会觉得这场“革命”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那“四人帮”所能制造得出来的。自从吴晗的《海瑞罢官》遭批判，已经使人觉得实在奇怪。他明明是受毛主席示意才写的，他是个教授出身，与彭德怀绝对没有关系，对批判怎么对得上? 后来又批起三家村批起《燕山夜话》来，更简直是鸡蛋里挑骨头，连骨头渣子都没有找着。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世人都知道了。
文化大革命发动那几天，我正在安阳农村里搞“四清”。突然接到电报，命令全队回京。那时别人都还是欢欢喜喜的，在火车上计议作“四清”汇报，写一个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挑战书——这种方式是大家搞惯了的东西。只有我，我前两天已经在村里听到批三家村和北京市委的广播。舞的这个剑，意在彭真，已经明白。杨述①与彭真邓拓的关系，难以隐藏。何况他已事先来信，说形势不好。所以，我是准备着一回家先听这些噩耗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连噩耗都没有来得及让我听。车到北京站，我一抬眼已经看见来“欢迎”的不是像寒假回来时的一群人，而是只有人事科的两个人，见了我两眼直瞪，看都不看一眼，接着就喊：“走!”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提行李。来接的不是坐人的汽车，而是大卡车。我们这些老年人只得自己背着行李爬上卡车。人群中只有文学所的叶水夫向我点头握手为礼。在其他所有人眼中，我已经成了等外之民——只下车这五分钟，人就由天上跌到地下。
接着是把我们都弄回机关，我一抬眼就看见了要求把我“揪回来”的大字报，接着是宣布送往“社会主义学院”的黑帮名单，把我们这批人马不停蹄地送往黑帮集中处。
这几年，对于这种弯腰挂牌、开会游街的种种场面，已经有许多人写文记叙过。反正那一套不就是变得人都不认识人了，真是像做梦。我们那个“社会主义学院”，只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即除了看管的军宣队之外，全体都是各单位送来的黑帮。大家互相揭发，骂起来当然也是不留情面，说对方是黑帮是反党，而自己是“上当受骗”。可是这种局面没有几天就给打破了。我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一群，一开始把自己都说成上当，只有一个由作协派来的我是老牌黑帮。几天之后，本单位叫我们轮流回机关看大字报。这一下变了，他们的统一战线破了，相互你骂我我骂他，没了一个好人。后来被叫回机关去挨斗，我听说，原来完全“上当受骗”的许觉民，当造反派质问他：“你为什么干这些坏事?”他干脆地回答：“为了我要反党!”
从我的黑帮生活开始记录：
这个黑帮窝也够可怕的。楼上楼下是贴得满满的大字报。我记得清楚的，林默涵的名字被用大字歪七扭八画成一只带毛的大狗，真正是一点不错的歪曲。邵荃麟病重不能出来见人，他的妻子葛琴照顾他，也被贴了大字报，说是她把革命的学习班当做了高级疗养院。田汉的儿子田大畏给自己的父亲贴大字报，开口是狗，闭口叛徒。田汉到食堂吃饭，有一根肉骨头实在咬不动，他吐了，被“革命群众”当场喝骂之后，斥令把吐的东西全部重新咽下去。革命烈士的女儿孙维世，因为曾被派往苏联留学，加上“苏修代理人”的帽子之后，还要她揭发苏联老师的罪状。我们这些人，本来互相都认识的，这时变得忽然都素不相识了，见面连个头都不点了。
但是，光是这样黑帮自斗，只用笔诛，还是不彻底。于是宣布解散，叫各单位自己领回去斗。
各单位派人来领黑帮，如驱猪狗，塞进卡车。年老的孟超和我挤坐在一起，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围着我们臭骂道：“孟超老鬼!”因为他们知道了孟超是“鬼戏”《李慧娘》的作者。孟超只得答应道：“哎! 哎!”孩子们又指着老人的鼻子骂：“你老反革命! 老混蛋!”孟超依前答应。孩子们继续骂：“你认罪不认罪，不认罪活活宰了你!”孟超连声在他的孙子辈面前认罪不已，才盼着开了车。到机关后，把我们塞进后楼图书室房子，睡地板。男外间，女内间。在进屋之前，竟先举行搜身。他们等于外国老板，我们成了包身工，把我们一个个全身搜摸，查无违禁品，这才放进去。我还记得是财务科周惠贞搜我，使我明确感到在此当领导几年，现确已变成囚犯。
我们的生活就是天天轮流被叫出去开会挨骂，没有轮到的时候就每人坐在一个小课桌旁写交代。
我当然是第一个挨斗最多规模最大的。开全社大会，叫我“交代”。“交代你跟杨述一起到邓拓家搞的什么阴谋!”都是这类的毫不讲理的胡说臭骂。机关原单位已全部取消，改由造反组织来领导。科长以上的人都失去了领导资格。当领导的一个是汽车司机高维绅，还有炊事员张肇隆、清扫工高图，几个青年大学生因为历史简单，也得厕身其中。天天早上，由张肇隆领导我们念认罪书：“我是一个犯了很大罪恶的人。”还要背，背不出的由张肇隆狠骂一通。
这种日批夜斗的奇怪生活，家家一样，我也不想去详细描写。有一段，我是精神失常了。人家问我话，我答不出来，只是眼睛瞪着对方。若说我是疯了，我觉得我头脑清楚，明明是这里挨斗，是罪人，又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罪，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若说我没有疯，我又和这些所有的“正常人”，已经没有一句共同语言。我怎能回答他们的话? 我只能看着他们，他们好像与我有深仇大恨一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后来，我在一位老保姆(也即一个正常人)的看护下，逐渐恢复。这又似乎证明那成天批斗我的正常人，其实倒是不正常的。
街上烧饼店老板被打成走资派，用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旧报纸包花生米的小贩被打成反动分子……都不必细说了。还说我自己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偶然在家里发现一个旧图片册，不知是院子里哪一家的东西，又不知是被谁家孩子玩到我家来扔下的。只见大红封面有寿字，打开来那玻璃纸扉页上有个小孩子用铅笔瞎涂的带胡子的美人，再往下看，这美人原来是宋美玲。这册子是一本庆祝蒋介石生辰的画册，头一页是蒋宋二人画像，后面是一些山水画(大约是蒋氏家乡写生)。我看了看，扔在一边了。我那位婶娘杨奉筠把它收了起来。事隔多时，文化大革命来了。杨奉筠此时已不和我住在一起，她竟突然心血来潮，想起那本画册里有蒋介石宋美龄，那不是国民党吗? 家藏国民党的画像，不就是反共罪行吗? 于是找了我家的老保姆赵贵芳，两人在公园里好像研究反革命秘密似的碰了一回头。杨述正在挨斗期间，对赵贵芳只说一句：“我不知道。”赵贵芳便把它用包袱包好，送还给杨奉筠。杨奉筠一见，更吓得不知罪有多大。她把这事情报告了我社的造反派，说我私藏蒋宋照片。同时，因为害怕，她又将这画册撕碎毁掉了。这一来，一群年青的造反派可找到一件特务间谍案。说我是特务，那本画册是我的特务活动证件。
这实在太荒唐了，我不能糊涂承认。于是我费工夫写了近万字说明。请他们考虑一下，这么厚重(一尺长，二寸厚)的一个本子，特务们会不会公然把它交给我这个已经当了共产党党员干部的“特务”? 如果给大特务都分发这种大册子作证件，那恐怕得开办特务发行部了。如不是他们公开发的，那只能说是我从延安带出来的了，谁都知道我们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晋察冀的，一人一个挎包。我们在挎包里装上这个特务证件，首先背不动，即使我把别的都不要了，光背着它，那不是走一天就会被别人发现的吗?那时夜晚都睡十几人的火炕，可没有单间旅馆。
这些理由，我一面说，一面要笑。为这个打成特务，自然可悲，但这个理由，怎不比滑稽剧还滑稽? 最后他们虽然闹了半天，还是说不过我，才算了。把这一案归了杨奉筠，大概弄到1976年才结案。
其实很简单，我还记得画册的出版处就是杭州美专。为蒋的生日，出一本以风景为主的画册，有什么奇怪? 可能刘海粟、林风眠都会知道。但是我可不敢再拉扯别人了。
这些水平不高的青年，在谈论美术作品时闹笑话，还不足为奇。最奇是在文学工作中滚了多年的知识分子老编辑，也写出种种绝世奇文，简直变成了文盲。记得我们有一位被“揪出来”的文友龙世辉，平常喜欢写寓言。有一篇寓言叫《白鹤的故事》，大约是说白鹤自以为了不起，其实他的作品不如普通的鸟儿。审查我们的造反派，说他这篇寓言是反党。白鹤就是公然影射最高领袖。这就批斗起来。他矢口否认，于是造反派居然在批斗会上亮出“物证”来。什么“物证”呢?原来是从新华书店业务员嘴里问出来的。他们说：“单行本的毛着是白皮，红标题黑字，一大排摆在书店书架上，只见白皮上露出红冠，就是有点像有红顶的白鹤的样子。”于是，这就成了“铁证如山”，那几本白皮单行本成了“物证”。这话听了就叫人匪夷所思;但是，那时候都成了定成反党大罪的根据。
还有一件更有名的文字狱。罪状是我的。为了纪念毛主席的若干岁寿诞，各出版社必须重印几本他老人家的着作。但是，印毛着本来是人民出版社的独家买卖，别家要出，只可另行编凑。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编了一本《毛泽东论文艺》(其他社也编《毛泽东论军事》，《毛泽东论农业》等等)。但是，毛主席的全部着作，本已编入选集，印数又大，在这范围内再炒陈饭，实难指望卖出。于是书店提出印数一万(以前已印了好几万)。我未加思索就同意了。谁想到批这两个字“同意”，竟成了我反党反毛的深险用心。光靠炊事员司机写不来批判文章，于是由一位老编辑就此事大做文章，说得我居心殆不可问。怎么能对于全国人民翘首盼望的毛着，只叫印一万? 怎么能对于全国文艺界迫切需要学习的“毛论文艺”加以限制，不让他们学习? 文章写得洋洋洒洒，他大约根本不记得只在两年多以前，我亲自去跑《毛主席诗词》一书，半夜三更起来去印刷厂看清样，以备天亮送到毛主席手里。那本书印了几十万，好像一百万吧。可是，这都无所谓。我们的知识分子自己写出这样的奇文，自己署名登报，不怕丢人。
还有一段批判“反资文学”的文章。叫我现在怎么回忆也回忆不起它到底怎么说的。最初，是宣传部长陆定一布置：我们老是反封建反帝，这不够。好像资本主义在中国专做好事。不对! 也应该出几本书反一反资产阶级。他说这些话，可能正是迎合老人家嗜好。我们按他布置，勉强出了三本，完全为了完成任务。谁知文化大革命一来，陆定一先倒。于是他的一切话都成了反革命，他提倡的“反资文学”就变成了“拥资”美化资的“资产阶级吹鼓手文学”，这理由究竟从何说起，因为当时我就听不懂，只有糊涂认罪。所以到现在也想不出那究竟是什么逻辑。实在奇妙。
不能说别人的逻辑怎样糊涂，自己实在也够瞧的。那时候，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天天“上班”，任务除了扫厕所擦地之外，还要天天写“交代”。有的是外单位来调查别人情况的，尚可按题回答。至于自己的“交代”，交代自己生平罪恶，真是大家搜肠刮肚，从祖宗三代的罪认起，也没有那么多可认的。例如我交代的，就有我的父母抽鸦片烟。我父亲做铁路局长，盖了房子，一定是贪污。我九妹和与苏联有关的维吾尔人结婚，十妹常和住香港的姐夫联系，她们一定一个是修正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如此给自己一家人戴帽子，还算轻的。我本人在旧社会确实只是一个学生，无帽可戴。记得翻译家孙用，年龄较大，在旧社会当过一个小镇的邮政局长。这可就不得了，承认自己是贪官污吏，还不行。还得承认旧社会的邮政系统全都是特务系统，所以自己又是与特务有关。可怜那孙用，生平在群众面前讷于言语，直逼得他满脸血红血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实在没的说了，就从思想、文化、作品上来“挖”。原主管外国文学的翻译家郑效洵说：“毛主席说我们文化部是帝王将相、外国死人部。那我搞的外国文学部就是外国死人部。”这话使我触类旁通。后来，我的女儿团团对我说：“以后我们什么书也不念了，只念一本——《毛泽东选集》，别的书都是反动。”小孩子这句话更使我一通百通。原来如此，一切文化，都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资产阶级文化，新的是修正主义文化。我从小接受的一切教育，自己推行的一切文化工作，全是百分之百封资修。照此向每个古人头上打一叉子，则打不胜打，有何难哉? 从此，我就天天手不绝书，在那里认罪。我还悄悄看到别人的认罪书，例如郑效洵的，就比我的还厉害，他骂高尔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高尔基也骂，他大概想开了。反正统统骂倒一个不留，斩草除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没有根了，只请用剃刀剃就是。什么革命知识分子?
我那洋洋十万言的“作品”，后来没有全还给我，不知被造反派弄哪儿去了。但是也必然如此。我们全体罪犯约达七十人，平均即按每人每天二百字计，一天也要交上去十四万字。而管制我们的造反派多数是炊事员、司机们，还有一群初试自己文笔的大学生，一天哪里看得完这十四万字? 所以，后来写来写去，我也知道这些字纸根本没有“读者”，写不写两可。懒得写，我就闭目养一会神，再看看别位难友的表情，或木然，或悲，或笑，倒也有点意思。
到9月底，国庆节前二天，打发我们到湖北咸宁干校去劳动。反谓“干校”，实系永无毕业期限的学校，只有“干活”一门课的学校。直到这时，一般革命群众跟我们一起下干校，他们才有点明白自己跟随造反的结果是什么。当然，一开始大家都还认为是下去革命，也不知道此去的前途是不准回来，等于流放。
我们到达了咸宁一块湖区，住在老百姓家里，自己先盖房。我们社(改名为连)的全体妇女集中住在老乡的牛棚里，满屋牛粪味，工作首先是自己和泥做砖盖房，钉竹条搭棚做仓库，准备将来把湖里的水放干了种稻子，自己取名为向阳湖。我记得破土动工的第一天，大家倒也挺有点新鲜劲的。一个女秘书，干完了一天活，回来发表感想说：“我这才觉得我这个人一天干了活，不是白吃饭。以前我们成天干什么了。”她大概觉得自己的半生就是白吃饭了。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编辑，手持利斧，踏着竹条做的架子，凌空大步砍竹头，脸上毫无惧色。我的任务是和舒芜一起挖一个坑，修建临时厕所。我们两人累得大汗淋漓，才挖好了。但是，一会儿上级传来命令，厕所要挖在另外的地方，我们只得搬家，还又回到原来地方去凭吊一番。这时候才有点明白“上边歪歪嘴，下边跑断腿”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们干，真的拼命干。一般的群众，在大家差不多的环境下，不再那样歧视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但是，仍然有一些自视自己的身份比别人高的人，用语言和表情来伤害别人，以为娱乐。我记得的，研究鲁迅的杨霁云(也是鲁迅的朋友)，因为素无干力气活的习惯，铲土只能一次小半铲，就被我们连队那位首先解放的首任指导员取了一个绰号叫“二两半”。然后，在一次大会上，由取绰号者向人提出讥笑的疑问：“还有这么一位二两半，真把那点儿土算计得准，为什么非得二两半，再多铲半两，来个三两，就一定不行?”我没有看杨霁云先生的脸，因为这时候我不忍去看。他有什么罪? 大概就是早年认识鲁迅的罪吧? 而这时正是把鲁迅捧成毛主席以下第二大神的时候。
我们拼命干，多么希望得到人家一点点称赞，至少是同情。哪怕是来自非革命群众的。我记得有一次挖土，我是牛鬼蛇神们的临时组长。诗人陈迩冬也是向无多少劳动习惯的。这时他却一铲一堆，一铲一堆，一连许多铲，头上流着汗。我轻轻无意地说了一句：“陈迩冬今天干得不坏啊。”只见他脸上突现不好意思的谦虚之状，擦了一把汗，像小孩得到大人夸奖似的：“不过……不过还是有点疲劳啊!”其实，我并未想到这句话在这时给他以安慰，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容易得到安慰和满足的啊。而所得却如此吝啬……
我得到的待遇也是一样。开始时，每在劳动间歇时就开“斗争会”，毫无目的地乱骂一通。后来，大约由于这样的“斗争”实在妨碍群众的休息，取消掉了。平时，我挑不动砖时用胸顶着上。有一次，盖房子抹墙，三面高处都有人抹墙，我站在中间的踏板上，向三面供泥。下面给我供泥的是两个十三四岁的家属男孩子。他们也知道我是黑帮，就以耍我作为娱乐。这边一铲还来不及送上去，那边又喊：“来呀! 来呀! 韦君宜呀!”忙得我几乎从踏板上掉下来。他们大笑，可见人是有一种自然的虐待他人的恶作剧嗜好的，给别人以痛苦，自己并不介意。
后来，日久天长，劳动成了每个人的本分，既不觉得光荣，也不觉得受苦了——除了太累的时候以外。我记得在秋天挖泥做砖时，下午小休。这时已经取消了我的挨斗供娱乐的任务，可以休息了。满地都是供和泥用的干稻草，天上是暖熏熏的秋日太阳，我就找了一个附近没有人的大草堆，伸脚躺下，仰望蓝天，真比盖被子还要暖和，比睡在玻璃窗前还要敞亮，一下子就让我脱离了这个受苦受难的世界，躺在了地母的怀里。
第二年秋收时，我们用稻草在湖田中心搭了一个休息棚。那里十分凉快，四面来风，旁边连队(中华书局)的“战友”们走过，跷着手指说：“真是文学出版社的杜甫草堂啊!”
类此草棚闲话，只要我们把自己当时身受的政治待遇忘掉，也未尝不可以怡情悦性，物我两忘。后来我们就这样过日子。
不久我就热烈地投入为别人重审结论，实即平反的工作。还有好些刚被解放的老干部都使劲东奔西跑“内查外调”，以推翻造反派给人定下的部分(只是部分)冤案。我把我参加的几个案子都写在小说里。有一篇名为《功罪之间》，那时真是对于自己是功是罪并没有完全弄清的。我以为自己参加革命多年便是功，那么别人未参加革命便是罪。如此看历史，如此看世界，究竟功欤罪欤? 至少要把眼光放得稍大点吧。这是后话。

(下)这些人的罪行

我们这些走资派被斗数年，翻来覆去，无非是工作中那点儿事情，还基本只是上级布置下来的。反封资修，反什么呀? 反旧剧，反古代和现代文学，反上大学……一般老百姓真也找不出我们什么罪过来斗了。谁反对共产党? 许多人没办法，就从历史上去找反过共的人。说来说去，把历史上曾与国民党稍有瓜葛的人都拉出来斗。很有意思。凡从历史上确实查不出认识国民党的，都“解放”较早，而沾一点国民党的，就拉扯不休，以致最后不是斗“走资派”，而是斗的所谓“国民党”、“叛徒”斗得很热闹了。罪过最大的刘少奇，被说成长沙时代就抱着什么“四书”当叛徒出了狱，在满洲省委已叛变咬出多少人——当然全是胡说。可是骂得比他的封资修罪行还厉害。元帅中挨斗最苦的是贺龙，不给水喝，只好喝屋檐滴的水，加给他的罪名是哪一回跟国民党私通了。我们文艺界死得苦的莫过田汉、邵荃麟，全都是被捏造为投降过国民党。邵荃麟病倒不能大小便，以至于拉在裤子上，他们也不准医治一下。各个单位造反派照方炮制，都大抓“叛徒”。我们单位也照样。我略举一些我单位内部的人为例：一个许觉民，成为叛徒，理由是他请假离桂林到上海后，没找到党的关系，跟几个同志改换招牌自己挣几个钱维持生活书店，遂定为奸商并反党。一个王士菁，中学毕业时按国民党规章履行过入三青团手续，这自然是反动党团混入我党内。还有个蒋路，罪名也一样。一个黄爱，因在《毛泽东选集》上胡画胡批过，定为现行反革命。一个赵少侯，在日本统治时参加过新民会，是老牌汉奸。牛汉原来就是胡风分子，又加上当学生时参加过革命组织，是反革命混入革命内部。向云休在重庆参加过妇女指导委员会，原系国民党组织，又加入什么“一六九”，不知何团体，肯定应定为特务。程代熙曾在孔令俊(孔二小姐)单位做职员，显然系国民党嫡系反革命。谢思洁作为共青团员曾被捕。后又在国民党的机关工作，这就是叛徒。刘岚山曾被国民党关押在五台山集中营，出来时姓名被列入“劝共党青年脱党书”，当然是叛徒。程穗曾当过国民党区分部监察员，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特务。刘敏如在日本统治时期当过两面村长，这就是日本一面的汉奸。萧乾本系老右派，罪恶重重，还加上叛徒。陆耿圣这个老党员也是假的，因为她在被日本拘捕时写过一句“我是良民”，实即是叛徒。丁玉坤是公勤人员，因在国民党时当过警察，也是反动党团。马义民的罪状类似。董恒山原是个京剧小生演员，过去在旧社会混的时候，曾参加过民社党，以便混碗饭吃，这一次就打成了反动党团成员。冯雪峰本来早打成右派兼封资修还不够，这时又拉出他在上饶时被国民党捏造登报的姓名，指为叛徒。周汝昌在国民党部队回到天津时，曾参加欢迎，写了篇《箪壶迎师记》，自然成了反动党派的奴才。陆孚在南洋被人诬指为出卖同志，后来公安部已经平反，造反派却仍按老账算。黄肃秋因姓名雷同被弄错，后来已弄清，也还要说那错案是对的……诸如此类，记不胜记。包括我也差一点给算到叛徒里面，因为1938年我受党派遣去襄阳，后被我外祖父从襄阳把我叫回武汉。这时造反派们查得我离襄期间凑巧与我一起工作的刘同志被捕了，他们就说是我出卖的。我不肯屈服，举出证据，刘同志被捕时我早已离襄到武汉，那晚上台儿庄大捷游行，还碰见过张光年、于光远二人，可以作证，我的辩论才算起了作用。
这种干法，哪个人都能胡拉乱扯两句。除了这大批“叛徒”之外，还有许多”阶级异己分子。”张健无罪，只因查出婆家是地主，便被揪出。郭凤兰只因丈夫自己拿钱办了缝纫学校，便夫妻俩一同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杨立平只因丈夫有病不能教书，回父母家养病，而父母是地主，就此打成异己分子……数一数，仅我一社，只要解放前在二十岁以上的人，如此揪出的竟达半数，还没有数完。
这是为什么? 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为什么打了这许多不相干的人? 而且其中主要的，如刘少奇、贺龙案，都是毛主席亲自办的吧? 这事情我想出了一点门道。大致，毛主席所仇恨的是资本主义，是封资修。可是，首先我国人民与封建关系很密，说反封，实际上反不了。不让唱京戏，不让学古代文学，已经反不下去，再多的更说不清。要反资本主义，说句实话，我国群众的思想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水平。一定要反，不知道反什么才对。要不，就不上大学吧，不念外国书吧，不穿漂亮衣服吧，小姑娘都穿上军服……别的就不太清楚。毛主席再三号召反，群众只好想：大概要反的就是反共的、一切与共产党不一气的。群众不太了解什么是资产阶级文化，却知道人必须听共产党的，而且在五六十年前就得早有觉悟，紧跟共产党，不紧跟不行。那时是什么历史背景，大家不懂，于是就拼命打反共的，由此造成了这么多的叛徒、反共党团、阶级异己分子。有些命运不佳挨了整的人，只好哀叹自己命不济。那个挨了整的演员董恒山就曾当面对我说：“你多好啊，头一样你历史清白，他们除了思想，还能揪什么?”这话使人思之失笑。反对走资派，本来是为了搞思想，闹了半天，群众还觉得思想问题并不甚重要。换言之，反对资本主义，不走资产阶级道路，在群众头脑里，并不占重要地位。这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者的失败。就连《红灯记》、《芦荡火种》、《海港》等等，不是也只知反叛徒，未见哪个戏深入讨论一番反对走资派的重要性吗?
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用此眼光看文学作品，就看不出应当重视的作品来。这是题外话。群众花了很大力气，打反革命打叛徒，打了半天，稍有头脑的人自己逐渐发现：凡是年龄稍大，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就不可能与那个社会毫无关系。我们一个出版社，竟打出这么多人，可想而知整个社会的局面。那样越打越多，必然只能把这个社会砸掉。
连我家的老保姆赵贵芳，听说现在讲“成分”，她说：“从前给闺女找主，自己再穷，都得想法找家里有两间房子二亩地的，谁把闺女给老花子(京话叫化子)去?”于是审查来审查去，才逐步把老头老太太们“解放”了。而事实上，革命群众在干校所受的待遇，也与被打成反革命的相差并不太远。同样下田劳动，同样不许回北京，同样要把家属接到干校去。革命群众的积极性，日渐减低。
跟我们一起下来的不少“革命群众”，渐渐由于自己身受的待遇而有点觉悟。但是仍有人一定要从别人身上找出“反革命”来，以证明自己的革命性。那一年，从北京忽然传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政治传闻。这个组织名称既奇，其组织目标也怪，谁也说不清，只传说是“为了反革命的”，那么反了革命之后要干什么呢? 谁也说不出。后来他们大反起“五一六”来，我才明白，原来不是反别人，就是他们造反派自己反自己。实际是造反派的这一派打造反派的另一派。互相揪咬，越咬越多，到最后把年青的造反派差不多全打成了“五一六”。证据罪行，什么也没有。也是一个个上台去坦白交代：“我参加了反动的‘五一六’。”还说有介绍人，有宣誓，有上级，描写得和共产党的组织一样。他们斗这些“五一六”，比斗我们走资派还厉害。有半夜里打的，打得附近老百姓都来提出抗议。有三天不准睡觉，审讯人轮流睡觉，逼问口供的。逼得那个“五一六”头昏眼花，头上一点水掉下来，他以为是拉出去砍头了，跳起就大叫。这个人就是造反派里边写文章批判我印少了《毛泽东论文艺》的陈新。原来你也有今日! 一开始我心里觉得很痛快。但是不久我就看到，这样荒谬的造反加造反，实在只能使这个国家完全毁灭。他们无论哪一派所搞的一切全都是胡扯，把这些胡扯作为国家大计捧出来，只能使全世界齿冷。后来，在我已经被“解放”当了连指导员之后，上级叫我仔细审查这些“五一六”案。当时“五一六”最大的“黑窝”实际上是造反派大本营，就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红卫兵联队”。杨述就是被他们那里的吴传启“揪”出来的，这时，我们单位的一些人要我亲征哲学社会科学部清查“五一六”案。我已初步看了一些材料，一看便知那些“材料”全是捏造，张三和李四对不上，根本不值一顾。我当然不能说这不值得查，也不愿趁此时机向那些造反派报复，只能说这里不能分身，推诿了没有去。
“五一六”的案子又是从何而起的呢? 也可以分析一下。他们基本上是一些年龄较轻，揪不出多少历史问题的人。我们单位的“五一六”全都是大学生。为什么要揪他们? 因为想揪出更多的罪犯，想揪出更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而找不到什么思想根据，于是创造了这个胡说八道的“五一六”组织。竟然也风靡一时，害苦了多少较年轻的干部。乱闹了一场，最后结果全是假的。这个“革命”，当然不会引起这些“五一六”的深思，只会叫他们觉得冤枉，觉得糊里糊涂响应“大革命”号召，原来是上了一回当。到最后我们单位的一个“五一六”向我忏悔，说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整人，什么是挨整，以后不干了。另一个“五一六”在全体会上流泪表示自己过去乱打老干部是完全错误的，向全体老同志道歉。
年老的走资派和叛徒，年轻些的“五一六”，结果都是如此。那最年轻的，最早动手打人的学生们呢? 他们一开始是到处挨门挨户斗争!
被学生打死者，听说甚多，我不能统计。知道的有师大女附中卞仲云同志，无故死于女学生之手。罪状没有，只因她是个领导。还知道分司厅中学一个，育英中学陈沅芷一个。大学校长里还知道高芸生被逼死。那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一时竟成了凶神恶煞，无人敢惹。开口闭口“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更不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文化，反正学校里念的都是。于是，先是把学校一律改名“抗大”，每日只出门造反，在家斗老师，不再上课。后来初中以上学校一律关门，学生全国去跑。然后大学“恢复”了，要高小毕业生去上大学，叫做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不必赘述。只说这些胡闹了二三年的学生们，最后结果是“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体赶到北大荒、云南边境、内蒙古、陕北边区……去种地去了。书，就是你想读也不让读。孩子们在农村里受够了苦，才慢慢明白自己那样对待父母和师长，是错了。明白自己把自己的青春白白扔掉，是难以挽回了。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想补回来十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 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
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 我看是还不够。
还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就是军队干部。这些人，一开始当军宣队，后来又当各级领导，可谓一直走红运，受崇拜了。不过，他们的美好形象，也不见得永远能保持。一开始，我们对于派来领导的军宣队，真是毕恭毕敬。后来在干校，发现一个军宣队与我们一个女打字员发生关系，另一个军宣队骚扰一位女编辑，她揭露了出来。当然使我们不再那么恭敬。湖北搞所谓“军、干、群”，一切单位必须以军居首位。但是后来也因林彪的垮台，而使这一体制垮台了。北京仍然长时期以军队统治我们文化部门，但是到最后终于站不住。这一段留待以后再讲吧。

本文系韦君宜回忆录《思痛录》中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