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索秘(三题)》(原文全文)

A.“着名作家”求解

“作家”的含意是什么? 它具有哪些特定的内涵? 笔者认为作家的特征，就是作品。
近两、三年内文坛怪事不少，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去年的一家文化大报上，竟荒唐地将无一篇作品面世的文艺行政官员和经常列席于文学会议的非文艺官员(亦无作品)，堂而皇之地列入作家行列不说，还在“作家”之前冠以“着名”二字。这实在是建国以来，文坛罕见的奇闻怪事。
何故?
一位评论家诙谐地说：当前召开文学会议，在会上难见作家出席。为了掩饰尴尬的文学局面，把萝卜、白菜一锅烩，显得体面一些。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实在不太像样子;多冠两、三个“着名”，以壮会议声色。此乃分析之一。
另一位作家分析，似也能成其方圆。他说：人家气魄大得很，心揣重新缔造文艺新军之宏志。“旧军”中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顺我者“革命”，逆我者“反革命”。以此门庭之规划线，自然不必关注其有无作品面世，一律冠以“着名作家”之桂冠;如筛之过细，不是自丧其志吗?
第三位愤然不平者，是在文艺机关工作多年的老者。他不平则鸣：这是搞的啥名堂? × ×怎么成“作家”，又平步青云成了“着名作家”了? 我在五七干校与他“同学”，写检查时他把“喝牛奶”的“喝”字，总写成“唱”字;“唱牛奶”之典故，成为五七干校的一大笑料。咋就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他要是着名作家，机关大院连打字员带汽车司机，就都成了“着着名”作家了? “文革”中也没有的稀罕事，当今却有了，这是咋回子事?
铅印在报纸上的奇闻怪事，不胫而走，一位蛰居在南方边城的文友，为此给笔者打来长途电话。他先是自惭形秽地说明自己孤陋寡闻，不知文坛又陡然升起两、三颗新星;然后又诚恳地求我指点迷津，告之新星之处女作以便一睹为快!
笔者愕然，继而汗颜如洗，久握听筒难以作答。现笔者将此闻披露于此，当成科学知识问答书中《十万个为什么》之外的“第十万零一个”，向作家、编者、读者求答。如果皆不能回答这“第十万零一个”，笔者这一纸文坛轶话，只好当成叩向明日文坛的一则“历史存照”了。

B.“布尔巴”的遗憾

月前，京城某家出版社的文学编辑来家组稿，谈及编辑难言之苦衷。他说他因坚持文学的审美标准，而退掉了一位“诗人”诗作后，而遭到痛骂之情景。不是他缺乏尊敬长者之美德，而是长者缺乏老一代作家如巴金、冰心之风范。
“喂，您是× × ×同志吗?”
“是。我是。”
“您什么时候在家，我想去看看您。”
“是不是来送校样?”
“……”编辑为难了一阵，选择了中性词汇回答，
“我想跟您去聊聊，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忙得很，你有什么事情就在电话中说吧!”“诗人”的声音里，流露出焦躁不安。
“您的诗作，我们拜读过了。”被逼上“梁山”的编辑，只好直言，“觉得总体印象是概念大于形象，您一定知道，诗是意象奔泻的结晶体;可是您的诗里，什么‘红旗忽啦啦飘’，什么‘我们必将赢得最后的微笑’……都不太像诗的语言。”
“你胡说些什么?”“诗人”吼哮了，“你作为一个编辑，是否知道现在特别需要扞卫革命胜利果实?你还能算社会主义出版社的编辑吗? 我要问你，你到底姓‘资’还是姓‘社’?”
编辑哑了。
“我告诉你，我这部诗稿得到过× ×同志的赞扬，是经他的手转交给你们编辑部的。你们要是否定这部诗稿，先去跟× ×同志去谈。政治抒情诗嘛，追求的是气魄，追求的是真理。你懂吗?”咔嚓一声，“诗人”放下了电话。
编辑沮丧地将情况向出版社如实汇报，并把诗稿交给了主管诗歌出版的负责同志，这位负责同志嘬开了牙花子。之所以如此，这部诗稿确实是一个知名诗人转交给他的，虽然交稿时留有“以质量取舍”的叮咛，但毕竟是经过这位诗人之手。于是，他再对这部诗稿进行审读，但读来读去，觉得诗稿是分了行的政治口号，内涵和文学二字无缘。怎么办呢?想来想去还只有退稿一条途径，他把编辑找来，两人进行了退稿的分工。主管诗歌的负责同志，向转稿的诗人呈述编辑部的意见，退稿工作由挨了训的编辑进行。
第二次的电话“交流”之前，编辑已作好挨训的准备。但未曾料到的是，此“诗人”不再提及诗稿质量，话锋一转，骂开了编辑部：“你们是怎么办社会主义的出版社的?嗯?你们的大方向对头吗?为什么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你们百般宠爱，出书速度和印刷质量又快又好;对我这样的老字辈，百般挑剔?告诉你们，我的诗稿有地方出，尽快把诗稿给我送回来，缺损一页我都要找你们算帐。”
编辑对我讲完他们的苦衷，对我倾诉心声说：“你看，倚老卖老还不算，居然对小字辈出书，流露出百般妒恨的畸形心理。多可怕!”
“一个文品正直的编辑，确实很难当。”
“这正常吗?”
我对他讲了果戈里一部中篇小说的开头，作为对他质询的回答：“果氏写了一部叫《塔拉斯·布尔巴》的小说。小说开头就是父亲和儿子的格斗较量。父亲的心态是：冀盼儿子能战胜自己，能超越父辈。果氏这一节展示了作家的博大胸襟，他 知道只有一代人比一代人强，俄罗斯才有希望!”
“这位‘诗人’的品格，使当父亲的‘布尔巴’一定感到遗憾了。”这位编辑说道。
我说：“让‘布尔巴’更为遗憾的是，他是果戈里在19世纪的小说主人公;身份是个鲁莽的‘哥萨克’，而我们的这位主人公是位‘诗人’。”

C.流氓与“流氓文学”

俄罗斯大作家托尔斯泰关于“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之说，上至中国文坛泰斗，下至文学小卒，无不认同。不管你是写主体感应的“新潮”，还是以客体为主轴的“写实主义”，从其本质而言，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折射社会感悟人生;因而“镜子”对文学含义之概括，超越时空而无所不纳入其中。
抗日战争中有“抗战文学”，因抗日战争诞生了一批汉奸文人，而必然有“汉奸文学”问世。近日，刘心武同志的长篇《风过耳》面世，因其小说内容是以近两文化界阴暗一隅为背景，触痛了文坛某些风派人物的灵魂，引起一读为快之热潮(见《作家报》韩小蕙写的《京城争读)〈风过耳〉》一文)，于是便有了“流氓文学”之说。
流氓者古代文中泼皮是也。依此意伸延，文化流氓即文化界中泼皮是也。如果社会确有文化流氓存在，“流氓文学”则会应运而生。问题之症结，在于儒林是否存在流氓：比如厚颜无耻地伸手要官，比如像旧社会黑道邦会那般在文坛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文化机构属于学术性群众团休，最高权利代表是主席团。但是可以将主席闲置一旁，几年不开一次会议，以“一言堂”取代“群言堂”。此外，在钻营术上百无禁忌，视真正对中国文学做出贡献者于不顾，自报“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这真是比吴敬梓笔下《儒林外史》中的芸芸众儒，形象还要低劣三分。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样的文化泼皮，还要侈谈扞卫马列真谛，这不仅是“为人民服务”的伪冒和亵渎，简直是一出出荒唐绝伦的新儒林之中的泼皮戏剧(为了不有碍读者的视觉卫生，笔者不想列举一桩桩、一件件事实了)。其实，刘心武小说《风过耳》所表现的内容，远远没能写出新儒林中的斑斑劣迹，只不过为几条小小变色龙，勾勒了一下他们的脸谱，远远没有涉及挂羊头、卖狗肉的文坛丑儒的灵魂本色;但仅此虚虚过耳之清风，就使得其中人惊呼，这是“流氓文学”了。岂不令人哭笑不得?! 不过这也算歪打正着，反衬着刘心武《风耳过》绝非空穴来风之作。
古人早有贤喻：已不正焉能正人乎? 东晋时期曾有一文官，因脸上长了疮疤，而怒摔镜子之典故。时至20世纪90年代，文学这面“社会镜子”，已成为面具有X光透视功能之时代荧屏，不管癌瘤患者如何顽固地讳忌X光射线之扫描，文学都不可能为此而嗫嚅退却。因此，“流氓”攻讦“流氓文学”之举，可谓自我曝光之外的唐吉珂德之举。然否?想读者自有明鉴……

1993年3月1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