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最后一课”老师》(原文全文)

每当我读到十九世纪法国着名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时，我总不免流下眼泪。小说描写了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后，一个学校再也不许教法语的情形;韩麦尔先生在为学生们上最后一节法文课的时候，他发给学生新的法文字帖，并把这些字帖挂在每人课桌的铁杆上，教室里静极了，只听见每个孩子的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韩麦尔先生坐在椅子里，一动也不动，瞪着眼睛看周围的东西，他在这四十年来，一直在这里教育学生，而明天大家都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可是，他有足够勇气把今天的功课坚持到底。习字课完了，他又教了一堂历史。忽然教堂的钟声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同时窗外又传来了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枝粉笔，使出全身力量，写了几个大字：“法兰西万岁!”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同学们做了一个手势：“散学了，——你们走吧。”……
“你们走吧。”这是这篇小说的结束句。但在我的脑海里，这篇文章始终没有结束过。“你们走吧。”他们怎么走呢? 走到哪里去呢? 韩麦尔先生脸色惨白，转身在黑板上写了“法兰西万岁”几个大字，然后头靠着墙壁，瞧着孩子们。……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形象啊!
1941年秋天，我从东吴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和几个同学一起考进暨南大学文学院读中国文学系，当时主持文学院的是郑振铎，在中文系教书的除了郑振铎之外，还有王统照、傅东华、吴文祺等人。其中王统照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中的着名小说家和诗人，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我很早就读过他的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霜痕》和长篇小说《山雨》。在抗战前，他编《文学》杂志，我也是忠实的读者。抗战初期，他还用“默坚”“息梦”等笔名在文汇报《世纪风》副刊写诗，写文章，也译过一些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的外国诗。所以一进暨大，我就向往能在他的指导下学点文学，恰好学校又分配我进他担任班主任的班级上国文课。
统照先生的年龄当时还只四十出头，中等身材，显得有些清瘦，头发略秃，戴着玳瑁边眼镜，经常穿着一件咖啡色长衫，脚上则穿一双黑皮鞋，看上去不像是个曾在欧洲法、德、瑞、荷诸国考察过多年社会文化的专家，也不像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过英国贵族诗人作品的文学家，倒像是个土生土长的穷书生。但是从他文雅的谈吐里，和他所选的教材内容中，可以看到他个人的爱好，并从而认识到他确是个作家和诗人。
他是山东诸城县人，有一腔浓重的鲁东口音，而且讲话时有许多“这个”，听他的课，起初比较难懂;但多听几次，就没有问题了，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陆机的《文赋》，这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第一篇完整而有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作者陆机是骈体文的创始人，他在二十岁就写出这篇辞藻优美、观点鲜明、内容丰富的论文。王统照先生一进课堂就给我们发下这篇文章的讲义，虽然学校刚刚开学，老师同学都互不相识，他也不给我们讲几句“开场白，”就摊开讲义向我们宣读起“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又以得其用心”来。他逐字逐句地讲解，在讲到“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愤。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的时候，他就谈到文学创作的缘由。他说：“一个人写诗作文，都要有感而发，无病呻吟最要不得。”
那时上海正处在孤岛时期，租界还没有沦陷，但四周都是敌伪势力，坚持抗日立场的报社屡遭敌人投掷炸弹，受到威胁;许多爱国人士遭到敌人暗杀，而党的地下组织仍然存在，领导着各条战线的爱国者继续进行斗争。王统照先生当时不但在暨南大学任教授，好像还在开明书店兼职，同时又经常在《文汇报》的《世纪风》副刊写诗。当我读到他用“默坚”笔名发表的《你的灵魂鸟》，有这样的诗句：“不要让黑暗阻碍了你，有多少烛光在天半辉耀;不要惊惶群狼狗的嗥叫，在你顶上，有你的灵魂鸟! ……八月夜的觉醒你还以为过早，可是茂生后血花已铺满广道。你莫呆呆望着林外那——一个两个似倾的鸟巢。趁东方黎明线的闪影叫破春晓，啄木鸟的血嘴点在树梢;要丰养起更有力的羽毛，可别被阻霾旋风把时间空空丢掉!”我曾在课余时间问过他这首诗是不是专为我们青年学生写的，他微笑着说：“也可以这样说吧! 你不看看我们学校里的同学，有些人不是正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吗?”
暨南大学原在上海真如，“八一三”抗战爆发，才迁到租界内的康脑脱路(现改称康定路)上课，当时这个临时校舍不过是一幢三楼三底的小洋房，不要说操场，就连学生休息的地方都没有。而上的课又不是一节一节的上，而是根据每人选的课程按学校规定的时间听课。这样课与课之间常有一、二个钟头空闲，这就招致有些同学在闲暇时间去逛马路，甚至有的人去咖啡馆、电影院等地方消遣，统照老师对这现象很不满意，经常劝大家抓紧时间学习，不要浪费光阴。他那首《你的灵魂鸟》，实际上是对孤岛时期的青年进行劝导。它的意思是叫青年不要害怕敌人，不要让敌伪势力吞噬，不要被黑暗社会腐蚀;“八一三”流血抗战已足够使我们从迷梦中苏醒过来，我们不要为家破人亡而惊呆，不要浪费光阴，趁这黎明就要来到的时候，努力学习，健全身体，壮大自己，为迎接新时代作好准备。
统照先生每天在学校时间不多，但他有课总提早一刻钟来校，我们几个同学就经常找这一刻钟时间向他求教。我们逐渐和他熟悉，他就有时也谈起他怎样开始与文学接近。他说，他在幼年时期就开始听家里老人讲《西游记》和《聊斋》故事，一到十岁以后，自己就找这类书看，《封神演义》曾经把他迷住，有时晚上连睡眠都忘掉。但是稍长以后，《石头记》就代替《封神演义》占领了他的心灵。他经常分析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对话、动作和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给他以后写小说，有很大帮助。当然，在这期间，他也涉猎了不少笔记小说，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但一直抓住他的心灵的，仍还是那部百读不厌的《石头记》。进了中学以后，他进一步学习古文，《文选》和唐诗对他有很大影响。他对我们说：“青年人不但要花时间读很多书，还要不断学习写文章。最好能每天写日记，这是等于逼迫自己每天交出一篇文章来。写日记既可以记事，又能抒情，还可发议论。这无异为自己打下写散文和论文的基础，也为写小说作好准备。”他笑着告诉我们，说自己在十五岁就开始写长篇小说，写了一本叫《剑花痕》的二十四回小说，虽然写得很肤浅，但对自己确实是个锻炼。其后就向《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投稿，他的第一篇作品《遗发》是在《妇女杂志》上发表的。
大家知道统照先生是五四时期着名的小说家和诗人，他是主张“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之。他写过二十多本集子，如《一叶》、《黄昏》、《山雨》、《春花》、《春雨之夜》等，他的思想随时代而进展，作品意境也因生活的积累越多而更加深远。在30年代初期，茅盾曾为王统照的十万字长篇小说《山雨》写过一篇一万多字的评论，对这部以山东农村为背景的作品，予以充分肯定。
我们做他学生的时候，他早已名满天下。而且战争年代的敌忾同仇的气氛，更使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位老师是一拉投身在现实斗争中的革命作家，决不是象牙之塔里的诗人。他不但在和我们接近、谈话的时候，经常勉励我们奋发图强;而且在批改我们作文的时候，也时时鼓励我们端正文风，而不要浮文虚辞。我记得他在我的第一篇作文上批过这样一句话：“记住，多少冗字本不必用!”这真是对我一个当头棒喝! 记得我那时在报上也写些稿子，从小学到中学毕业，作文簿上老是受到教师称赞，有时甚至被什么“颇有文学天才”之类的批语弄得头脑昏昏然，经他这一批，真是像头上浇上一盆冷水，不再飘飘然了。
不幸的是我正为有了这样一个老师而感到兴奋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的“偏安”局面也保不住了。12月8日凌晨，日本军队向太平洋上的珍珠港进行偷袭，当天上午，日本军队就冲进上海租界。上午九时，我们正在二楼上大学一年级的国文课。教师就是王统照先生。当时的气氛异常紧张，统照先生的神情也十分严肃，课堂上一片静寂，而我们从阳台望下去，康脑脱路上却是一片乱哄哄，但见日本宪兵队卡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卡车的喇叭声象鬼哭狼嗥。王统照老师像都德小说《最后一课》里的韩麦尔先生那样认真地坚持着讲课，然后剩下一刻钟时间，他破例地向我们讲课程以外的话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样严峻，又带着这样沉痛的口气对我们说：“同学们，刚才教务处通知;学校今天起停办了! 我们学校不能继续上课，更不能让敌人来接收，今天这一节是最后的一课，我们现在要解散了!”
同学们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但在脸上似乎都打起一个问号：“以后怎么办呢?”
统照老师看了大家一眼，然后又极其严肃地说：“同学们，你们都很年轻，都二十岁不到吧?我们的日子正长，青年人要有志气，要有能冲破黑暗的精神，学校可能内迁，你们跟不跟学校到内地去，这要看每个人的家庭环境来决定，学校不勉强。因为留不留在沦陷后的上海，这不是决定性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走什么道路，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是坚持抗战，还是向敌人投降，这要有个准备。……同学们，你们说是吗?”
我忽然想起他的诗句：
“不要让黑暗阻碍了你，
有多少烛光在天半辉耀;
不要惊惶群狼狗的嗥叫，
在你顶上，有你的灵魂鸟!”
这样，我们“最后一课”就这样结束了。学校就此停办，王统照先生在不久离开上海，回到山东他的老家去了。抗战胜利后，他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在国统区蓬勃开展时，他积极参与了这个斗争。
解放后，他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文联主席和山东省文化局长。1956年秋，上海《文汇报》恢复《笔会》副刊，我写信给统照老师，向他约稿。他很快就给我寄来了两篇《炉边杂谈》，后来在十月革命节来临的时候，我又约他为《笔会》写稿，他又给我寄来了一首诗。以后我们通讯很勤。他谈了不少有关他工作、生活的情况，也知道他这几年身体不好，气喘病愈来愈严重了。可惜这些信当时全为上海电影局欢喜积聚作家书简的一个姓沈的同志拿去，现在恐怕都遗失了。1957年3月，我从上海去山东济南采访顺便去省文联拜访统照先生，不料他并未上班，说在家病了。我到文联宿舍去看他，走上楼，只见他一个人卧病在床上，严重的哮喘病使他连话也无法讲，但他仍勉力从床上披衣起来，拿了一张纸和我进行笔谈。我见他形容枯槁，白发萧然，与我在1941年看到的潇洒自如的王老师完全是两个人了。他病得这样，还频频向我问起我的工作、生活情况，同时还叫工友帮我去安排住宿。最后又写字条，介绍我与山东省作家王希坚、王安友等同志见面。我在济南只住了十天，忙于采访济南市一个一门十个教师的教师家庭，和一个坚持勤俭节约办事的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最后一天，我接到家里电报，临行匆匆，竟未及去与统照老师告别，只留下一信，就回上海来了。不久，我即以胃溃疡出血进医院开刀，未能与他继续联系。同年11月29日，统照先生就逝世了。在他逝世的时候，正是全国“反右斗争”开展得最热烈的时候，只记得北京一位老诗人在《诗刊》上发表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另外的报刊好像都只发了一段全国文联为他开追悼会的简讯，新闻中称他为“文艺老战士，党的好朋友。”
在我的心中，统照先生永远是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我的“最后一课”的老师。他的平易近人，诲人不倦，肝胆照人，大节凛然的形象，是我难以忘记的。

198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