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原文全文)

自我诞生之日，我的父亲就用漂亮工整的蝇头小楷记录下我成长的历史。在第一页，父亲告诉我，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晨，二十九岁的母亲生下我，使我成为这个家庭的长女。伴随着屋外的绵绵春雨，父母亲听到了我的第一声啼哭。为了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父亲为我起名“霈霈”。“霈”字，上有雨，下有三点水，最贴切地表达了雨夜清晨的意境，形容了母亲喜极而泣的心情。足以见得，父亲是个博才多学、情感细腻丰富的人。

父亲出身于浙江绍兴书香门第之家。爷爷是位律师，远近闻名，不幸英年早逝，家境开始衰败。奶奶靠着爷爷留下的积蓄供养两个儿子求学。父亲是长子，毕业于辅仁大学文学系。叔叔肄业于辅仁大学政治系，因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被学校除名，直奔延安参加革命。父亲在叔叔影响下，也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活动。

经人介绍，父母亲成婚。时年，父亲三十岁，母亲二十七岁。母亲是京城赫赫有名的“西鹤年堂”药铺的大小姐，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说得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父亲身材修长，温文尔雅;母亲小巧玲珑，活泼可爱。双方家庭都满意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结婚后，父母亲与奶奶住在距现天安门很近的石碑胡同马神庙一座四合院里。这是外公送给母亲的陪嫁。偌大的四合院里，四个大金鱼缸养育着品种繁多的小金鱼，房檐下种着洁白的玉簪棒。夏天可以在院里乘凉，冬天走进温暖如春的正北房，打蜡的地板、落地的窗帘，将中式的红木家具衬托得光泽亮丽。

父母亲生活在这个温暖舒适的家里和谐美满。我的诞生给这个家庭带来莫大欢愉。更加让父亲高兴的是，平安到达延安的叔叔此时给父亲带来了令人激动的喜讯。在一封密信中，叔叔告诉父亲，抗日战争在前方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为了迎接胜利的曙光，父亲决定将我的名字改为及明。“及明”意味着天快亮了。

至今，我的名字常常被人误为男性，“及”字更不为人们熟悉。我无法向所有人解释这段历史和名字的内在涵义。可是每当我写下或说了自己的名字，我都会想起父亲。从霈霈至及明，蕴含着父亲当年对革命多么真诚的追求，寄托着他多少理想与激情。

父亲在叔叔安排下，很快与北平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在母亲家庭背景掩护下，他为解放区购买了大量药品，包括当时最难弄到的盘尼西林。通过地下党的秘密渠道偷偷运出北平。我们的家石碑胡同马神庙二十二号也成了地下党临时避风港。当年的马神庙是一条幽静胡同，一到天黑，胡同里几乎不见人影。父亲常常在晚上九十点钟，把刚刚从解放区过来的同志带回家中睡上一夜，第二天凌晨，再悄悄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有时，地下党的一些会议也在我家召开。奶奶做的一手好菜更为会议增添了光彩。着名音乐指挥家李德伦先生曾与叔叔、父亲一起参加学运斗争，常来我家开会。奶奶烧的狮子头及葱爆羊肉至今被李德伦先生称为一绝。

父亲的挚友林曾同(林则徐的后代)是北京地下党的重要成员。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已打入国民党内部穿着国民党少校军服的林曾同在父亲帮助下，开着美军吉普车大摇大摆进入北平西郊机场，绘制了一张详尽的机场位置图，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勇敢的地下工作者，“文革”中因为不能说出他身负重任的单线联络人，被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逮捕，惨死在我们自己的监狱中。

父亲的历史，是我长大成人后陆陆续续知道的。

童年时，只知道父亲疼我爱我。可能因为我是长女，生我时，他已三十二岁，比起小我三岁的妹妹，父亲更加宠爱我。解放后，父亲先在新闻总署后在中南海里国务院二办工作。每天早晨上班前，他都要亲亲我与我告别，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喊着我的名字抱起我。1953年，父亲去广西参加土改三个月。一天下学回来，刚进胡同，就见一个又黑又瘦的人站在家门口，像是父亲。还没等我看清楚，父亲就大步流星跑过来，一把把我抱起。那时我已上小学了，当着同学的面，很难为情。正当我不知所措时，忽然发现父亲脚下穿着一双奇怪的草编鞋，就势挣脱了父亲的怀抱，非要看看这双鞋。父亲对我的举动显然很失望，但他马上就明白了我的心思，高高兴兴绘声绘色地向我和同学们讲起他穿草鞋斗地主的故事。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即便是他的女儿。父亲对我寄予莫大的期望，但我也常常不争气。从小我就不喜欢数学，最简单的鸡兔同笼的题目，我也弄不懂，父亲对此颇为着急。有一次，父亲满头大汗掰开揉碎地为我讲解，我还是听不懂，于是就耍赖。我一边喊着：“我不听，我不听。”一边围着金鱼缸跑。这下，可惹恼了父亲，他在后面追赶着我，不知是什么东西绊倒了父亲，父亲踉跄着倒在地上。我吓坏了，哭着跑过去扶起父亲，那一刻，父亲一定非常寒心，那一双哀怨的眼睛，至今想起，都令我心灵震颤。后来，当他无端遭到怀疑和不信任时，他也时时流露出这种眼神。在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品尝过种种人间世态炎凉，我才懂得了这是一个人在他的理想破灭时，一种失望以至绝望的发自内心的悲伤。

可惜，我对父亲懂得太少，理解得太晚了。

父亲喜欢读书，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蕴极深。儒雅的书卷气令他气质不凡，但他又很平民化，尤其热爱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每当傍晚，街头路灯一亮，卖羊头肉老人的叫唱声就在胡同中响起，父亲一定把他叫到我家的院里，边与他聊天边买上一大包上好的羊头肉，还不忘了给我要上几副羊拐，让我和同学们玩。星期日，他常常带我到绒线胡同的小铺去吃卤煮火烧，炸灌肠。过春节，他拉着我和妹妹去逛厂甸，买大糖葫芦，抖空竹。由于他在国务院二办工作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父亲还会带我去怀仁堂看乌兰诺娃的芭蕾舞、梅兰芳的京剧。我后来学习戏剧电影，也正是得益于父亲从小对我的熏陶培养。

1955年，我家遭遇了一连串不幸。先是奶奶故去。父亲是个孝子，叔叔离家后，父亲一直奉养奶奶。奶奶的死，对父亲是个沉重打击。然则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那一年，在我和妹妹之后，母亲又生了个男孩。父亲欣喜不已。小弟弟6个月时，得了急性肠胃炎住院。当时，父亲正在外国专家招待所开会，母亲是一家中学的教导主任，忙于暑期招生，实在无法脱身陪小弟弟住院。万万没想到，小弟弟住院的第三天，就因为一次医疗事故使他过早地离开人间。这致命的打击使父亲顿时变得憔悴苍老。小弟弟死的当晚，父亲把自己关在屋内，任我怎么叫他，他也不应。直到我大哭出声，他才打开门，一把抱住我说：“我为什么就不能陪弟弟住院呵!”

一连几天，父亲都沉默不语。在中央机关担任要职的叔叔和婶婶都赶过来了，他们与父亲一夜一夜地谈话，小屋里亮着不眠的灯光。我还以为是为小弟弟的死劝慰父亲，后来才知道，父亲出了大事。

此时正值肃反运动。父亲被人揭发检举，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因为此人在一次国民党召集的重要会议上，看到过父亲出席。父亲被审查了。但是父亲不能说出这段历史的真相，他是受地下党委派打入国民党内部参加这次高层次会议的，他必须严守机密，遵守铁的纪律。他不说，就更引起一些人怀疑。审查升级了，由个别谈话到成立三人小组。父亲是个天真的知识分子，一个听组织话的共产党员，他无法忍受怀疑和不信任，他要用生命扞卫自己的人格尊严。

就在那一天，很长时间没有笑容的父亲，忽然亲切地对我和妹妹说：“我去上班，你们送送我。”父亲一手推着他那辆旧自行车，一手拉着我和妹妹。我们陪着父亲走了一条胡同又一条胡同。在胡同口，他停下来，摸着我的头说：“你长大了懂事了，不要任性。要听你母亲的话，照顾好妹妹。”我看父亲骑上自行车没走几步，又跳下车，向我们扬扬手，高声喊着：“再见!再见!”

谁知，这一去，竟是亲爱的父亲与我们的永别。父亲选择了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43岁的生命。他口袋里装满石头跳进北海，而在中南海的办公桌上，他给我留下了一块手表和一张写着“我是清白的”的遗书。

那一年，我十二岁。我失去了永远爱我的父亲。父亲死后，他被以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罪名开除党籍。母亲为了远离令人触景生情的地方，毅然卖掉了房子和全部家产，把我和妹妹送进学校住宿。从此，我没有了父亲，离开了温馨幽静的四合院，告别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

1978年，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我怀着一线希望，向中组部写了申述材料，为父亲申冤。中组部认真阅读了材料，多方查证落实，终于为父亲的历史和对革命的贡献重新做了结论，恢复了名誉。中组部部长秘书亲自找我谈话，当我望着父亲用生命换来的重新结论的薄薄一页纸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三十多年了，我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我仍然想念父亲。多少日日夜夜，我都仿佛看到父亲向我走来……父亲死后，我常常自责，如果那一天，我能发现父亲的异常，也许能阻止悲剧的发生。但是，如果父亲当年不惨死于当时的肃反运动中，他又能逃过“文化大革命”那一劫吗?他的早逝，也许正是一批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无法逃脱的历史与人生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