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横桥吟馆”》(原文全文)

去年生日，弃子周先生赠以七律一首：
还历才看甲子新，风光又老一年人。 饥来煮字贫非病，梦里��糟醉是真;白日当天三月半(原注：君3月15日生，此借玉溪句)，青春作伴四愁屯。燃犀烛怪吾徒事，振笔犹堪扫毒尘。
“青春作伴”之语，感不绝予心，因而依韵酬答：
华发酒痕每每新，可能蠲笔作闲人? 乡关梦里疑曾到，世事杯中信不真;白日当天三月半(亦借玉溪句)，黄钟弃地众嚣屯。何时归汲横桥水?浣我缁衣万斛尘。
“横桥”为横河桥的简称。我家自明末由皖南迁杭州，清初即世居杭州。《联合文学》制“土地与我”专栏，征稿及我，因而深忆“横桥老屋”，连日的心境，真如玉溪的诗，“悠扬归梦惟灯见，落生涯独酒知。”
厉樊榭在雍正初年作《东城杂记》，中有一条云：
横河，东运河之支流，西湖水灌市河，从城外过坝入焉。东西夹以双桥，如眉影窥镜。《梦梁录》云：“崇新门外，小粉场前普安桥，又名横河桥。”其东名广济桥，今但名东西横河桥，而小粉场则里人仍称之。
南宋的地名，清初的老屋，实在很能满足我的“考据癖”。小粉场今称小粉墙，往南即为葵巷，袁子才幼居于此，由葵巷向西，过官巷口，一直到西湖边，是我儿时最熟悉的一条路。
横河东西向，北南两岸称为大小河下。大河下并列四座大宅，我家是西面第一座，东邻即庾园，经始于顺治十四年，历七载而竣工，“千金叠一邱，百金疏一壑”，其中最有名的一块“瘦、皱、透”的巨石，名为“玉玲珑”，原来是宋徽宗艮岳旧物，居然亦南渡到杭州，先置于灵隐包氏别业，为庾园主人购得后，用数百人推挽，历时两月方始运到。园主本来姓沈，历经易主，最后归于我姊丈周家。园中已见荒凉，而正屋完好，曾经租给保安司令部当兵工讲习所，门禁森严，独不禁我，在那里结交了好些大朋友，有时甚至就睡在那里。那些大朋友的面貌如在眼前，华达呢军服上的气味，亦复缭绕鼻端，但他们的姓名却都记不得了。仿佛有一位叫吴国钧，以一瓣心香祷祝他健在。
这是我十一二岁之事，十三四岁以后，即无缘再访“玉玲珑”，因为庾园租给一位老小姐办行素女中，以校规严厉出名，即令我是房东的至亲，而且还不到追求她的学生的年龄，亦不得越雷池一步。
庾园之东，不知是何人的产业，从我有记忆时起，那里就是横河小学，据说是杭州办得最好的一座小学。又东，又是一座学校，私立清华中学，是我曾祖姑丈，清末直隶总督陈夔龙先生的产业。
回头再谈我自己的家。先为读者介绍一幅收入《武林掌故丛编》的“横桥吟馆图”。同时还要引录杨文杰所着《东城记余》中的一段“许氏科第”：
陆定圃师以湉《冷庐杂识》云：嘉庆道光以来，仁和许氏科第最盛，驾部谨身闱墨，房评云：“数来望族，寰中能有几家;问到科名，榜上视为故物。”称许可云允当。又潘文恭太傅《思补斋笔记》：钱塘许小范先生学范，乾隆戊子举人，壬辰进士;子乃来，乾隆癸卯举人;乃大，嘉庆辛酉举人;乃济，嘉庆庚申举人，己巳翰林;乃谷，道光辛已举人;乃普，嘉庆丙子举人，庚辰榜眼;乃钊，道光戊子举人，乙未翰林;乃恩，道光癸卯举人。七子登科，海内所未有。伯兄、季弟先后同年，尤科目中所罕见。
此非我自炫家世;式微世家，亦无可炫耀，而是必须如此，才能将我的“土地与我”，以及它的特色说清楚。例如前引文中“仁和”、“钱塘”，到底是哪一县?
杭州府附郭两县，以市河为界，亦即是以横河为界，南为仁和，北为钱塘，横河桥桥面上如果发生命案，常会引起管辖权的争执。所以杭州有句俗语：“钱塘不收，仁和不管。”我家大河下属于钱塘，对面小河下则是仁和，一河之隔，故易误会。
学范公官至顺天府治中，我家称之为“京兆公”。他生八子，第四子早夭，其余七子，四举人、三翰林，有一方御赐的“七子登科”匾额，悬于“中左门”;中门是一方直匾：“榜眼第”。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状元是三元及第的陈继昌。榜眼乃普先生，即为“横桥吟馆图”中题识的“滇生”，行六，我家称之为“六老太爷”，官至吏部尚书。乃谷先生行五、字玉年，官至敦煌知县，生前有惠政，殁而为神，相传是敦煌的城隍，清人笔记中数载其事。
我家的特色就是匾额多，五开间的门楣上就悬了五方，有一方是“传胪”，还有一方是“会元”，六老太爷长子彭寿先生，原名寿身;据说六老太爷梦见“开天榜”，状元名许彭寿，因而为之改名，结果状元没有中，中了会元。殿试是二甲一名“传胪”。这一榜的状元是张之万。彭寿先生有个极阔的同年，就是李鸿章。
老屋中的匾额分两种，一种出于御赐，金底蓝字或黑字，四周饰以龙文，正中上方有一方御玺。一种是白地黑字，专记科名“进士”、“举人”、“生员”，以出身迟早排列。御赐匾额中最大的一方是竖匾，宽约丈余，高则总有两三丈，窠巢大书“福寿龙虎”四字，为慈禧御笔，因为彭寿先生久任南书房翰林，故蒙此赐。
竖匾两旁，一副木刻的楹帖，写作皆出于我的高祖信臣先生，讳乃钊，行七。七老太爷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翰林，官至江苏巡抚。上海“小刀会”刘丽川闹事，把他的顶戴闹掉了。在此以前，当七老太爷由广东学政任满回京时，中道奉旨在江南大营帮办军务，与张国梁同事。平剧三本《铁公鸡》，照说应该派他一个脚色。
七老太爷写一笔米字。用极软的鸡毫，写得力透纸背，当时也是达官中有名的书家之一。那副作为家训的对联，全文失忆，只记得有“兄弟休戚相关，则外侮何由而入”的句子。倒是柱子上梁同书写的一副抱对，却记得很清楚：“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金底饰龙文、钤御玺的匾额还有好几方，每一方都有一个令人艳羡的故事。有一方文曰：“谊笃宗亲”，是我一位堂房伯父做盐官发了大财，捐购义田，设立义庄而获得的御笔褒扬;但受赐者却是我的一位叔曾祖恭慎公，他是五老太爷的第三子，讳庚身，字星叔，咸丰年间以内阁中书考派为军机章京，在内阁票拟“题本”二百余件，一夕竣事，“辛酉改变”时升为“达拉密”——军机章京领班。同治元年春闱获售，殿试二甲第二名，本应入翰林，但因其时洪杨军事正急，恭王对江、浙及长江上下游的情形所知有限，因而对曾、左、李的军报必须有人为他讲解，而指授方略，更非精确了解山川形胜者不办，所以仍旧将他留在军机处。光绪十年，以刑部右侍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未几升为兵部尚书，以迄十九年冬天病殁，始终掌管军政。
他是翁同龢“拨房”的门生，但翁为六老太爷的门生，所以他对恭慎始终以昆弟相待，恭慎当时颇得醇王赏识，在军机处与孙毓汶并称有权;孙毓汶与翁同龢不和，而恭慎与孙为儿女亲家，其间明的调停、暗的回护，对翁的帮助极大，此在翁同龢日记中有明确的记载。甲午之役，翁同龢与孙毓汶主战主和，各趋极端，势如水火，而皆不能折服对方，以致国事决裂至不堪问的地步。我相信其时恭慎倘仍健在，一定会在翁孙之间协调出一项为国家最高利益着想的大政方针，以他之精于兵要地理，且最了解李鸿章的海军与淮军的“实力”，对翁同龢必能发生说服的作用。恭慎长孙，家叔云衢先生前几年告诉我，恭慎当军机大臣时，逐日有记，应为研究近代史最珍贵的史料。而此十余册日记，在大陆易手时，未及携出，不知流落何方，或竟毁于劫火，真堪痛惜。
我家的义庄，在创办时，为易于获得官方支持，所以由恭慎出面申请。民国初年，先父经族人公推为义庄“庄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横桥老屋”，八房同居而各炊，在保留着许多古老传统生活方式，及雍雍睦睦的气氛笼罩之下，四时各有乐趣，过滤记忆，难以忘怀的不是春秋佳日，而是岁时伏腊。
我家一过冬至，年味就慢慢浓了。先父在日，一过冬至，也就是他最苦恼的日子到了，清寒的族人，往往一大早上门，要求先父在义庄照例支给的钱米以外，额外通融若干。有时很容易应付，有时颇费唇舌。在这些族人上门时，先父都不准我们出现他面前，不过有些悲喜剧是可以“耳食”的。有个族兄，大约一年有两三次的“表演”，先听得一声：“二叔”——先父行二，然后“扑通”一声跪倒，接下来是：“二叔，你老人家要救我。”有时候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劈劈啪啪，发声清脆，同时自责：“侄儿荒唐，侄儿该死。”每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得赶紧跑远了，因为怕笑出声来，让先父发觉了挨骂。至于“表演”的结尾，往往是我那族兄用响亮欢愉的语声，在谈馔饮之乐。
对孩子们来说，一过冬至，最关心的一件事是哪天“烧纸”? 挑的当然是黄道吉日，时间总在午后两三点钟。大厅上用四张特大号的八仙桌拼在一起，桌脚与桌脚缚紧，桌上除了“锡五供”以外，祭品分两种，一种是用五寸口径的高级锡盘，陈列各种黍米干果，不知是四十八样，还是六十四样，反正沿着桌边密密麻麻摆满了，如为这张“超级”大方桌镶了一道花边。
另一种便是“猪头三牲”，上插一面竹骨纸糊、有赵玄坛骑黑虎画像的大纛旗，这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目标，能夺得这面旗可以在人前夸耀好几日。不得已而求其次，是四角所插、三角形的剪花彩纸旗，但是也只得青红黄黑四面，非眼明手快，不能到手。
由于这个祭典是酬神，所以拜垫设在里面，即是朝外，也就是由北朝南行礼。至今想来，与其说是酬神谢天，不如说是感恩后土。如为祭天，则如“天子南郊”，应该自南朝北行礼，方位始合。
既云“烧纸”，少不了一个大火盆，朱漆木架云白铜，中设圆形铁栅、矗立在铁栅中经过选择的长条木炭，四面受风，炽旺异常。那时族中十二岁以上的男丁，都应该到了，大人们长袍马褂，双手笼在袖子里，三五成群地小声交谈，显得火盆中干柏枝必必剥剥的爆裂声，格外醒豁。那种肃穆而带些神秘的气氛，非常动人。
行礼时，由族长上香。公推庄正是选贤，族长则论年辈而自动产生。在我儿时，族长是我们老七房一位七十多岁的叔祖，他居长，但老屋中不论上下都叫他“三太爷”，因为他的号叫“足三”，不知是谁称之为“三太爷”，一下就叫开了，居长变成行三，他亦居之不疑。只有我母亲，当面叫他“三叔”，背后称他“足大太爷”。
这位三太爷每逢祭祀磕头，都要将眼镜摘下来，捏在手中，礼毕再戴。有一回我问他是何缘故? 他说：“不恭敬。从前皇上召见，也没谁敢戴了眼镜上殿的。”另一位堂伯，也有此习惯，他给我的解释是：“明末清初的老祖宗，没有见过这东西，你给他磕头，他不认识你。”最后我明白了，是为了安全。有一回看人戴着眼镜磕头，不知怎么掉了下来，光线幽黯，此人又是高度近视，满地乱摸找他的眼镜，以致失仪，还是摘下来比较保险。
族长上香后，依行辈、年龄，轮次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个漫长过程终了，便由年轻力壮的族人，抬着那张超级方桌连同祭品，缓缓移转一百八十度，炭盆与拜垫亦互易其位。原来祭神时，女眷是回避的，此时由外向里磕头，变成酬答家神土地，女眷方能出厅礼拜;而与男性族人见面问讯，一年中也只有这样一次机会。
全部仪式结束，往往天色将暮，于是孩子夺旗而归，大人们聚饮散福。这都归“值年”的一房办。
所谓“值年”是负责掌管这一年的公共祭祀，包括京兆公以上祖宗生辰忌辰的拜供等等，一年可自义庄领一笔丰厚的经费，各房大致都以此来调剂本房较清苦的孤寡。在祭典中最花钱的是过年“供祖宗”，规定是在二厅设祭席，依昭穆次序，悬挂彩色影像。明清的官服，绝不相同，一望而知;但命妇则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清兵入关，“男降女不降”，清朝命妇依旧是凤冠霞帔，只是明朝妇女额上的刘海，样子怪怪的，为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过年“供祖宗”，自除夕至人日，每晚拜供，以后是上灯、元宵、十七各一次，次日便收起神像，结束祭典。祭器是有盖的锡碗，下有齐碗沿的方形底座，内盛热水，以便保温。祭菜不外鸡鱼鸭肉，供毕分送各房散福。孩子们对拜供都不大感兴趣，因为要守规矩，易遭呵责。唯一的例外是元宵，这晚上祭祀终了，照例要放花筒，又称烟火;火树银花，璀璨绮丽，孩子们没有一个不迷的，只是繁华转眼成空，想到正月十八收起神像，垦上空落落地，一片凄清寂寞，心头总有一丝难以言宣的空虚，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
不过，毕竟少年乐事多，尤其是夏天。每年漫长的暑假，我都有一次随父兄旅行的机会，不是上海就是莫干山，或者两地皆至，可是总觉得避暑最胜之处，还是横桥老屋。
说实话，我实在不知道如何来形容在老屋消夏的恬适? 仔细想一想，惊异地发现了一个五十年来所不知道的秘密，原来是因为没有时间上的心里负担，也就是从来不必去想明天。在平常的日子，参加任何热闹欢乐的活动，到了该上床的时候，就必不可免地要被驱逐“出局”，那份凄凉寂寞，每一次都会兴起倒不如根本不在局中还好些的感想;久而久之，在未享受欢乐以前，只要一想到“时限”，就会心悸。但在漫长的暑假中，可以将两天，或者三天，当作一天来看待，父母兄姐亦采取放任的态度，随你睡懒觉亦好，整夜看《江湖奇侠传》也好，不闻不问。但有时候会说：“去睡! 明天天不亮去吃‘羊汤饭’，你叫不醒，起不来，没有人管你。”那样的驱逐出局，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憧憬着一醒来便有件有趣的事在等着你，真是魂梦皆甜。
吃“羊汤饭”总是在夏天。此为南宋“羊饭”的遗制，一口白煮的羊，从头到尾，由外而内，各部分都有特定的名称。其实也不怎么好吃，只是那种气氛令人难忘。自清静无人的街道上，踏入在昏黄的灯光下，蒙蒙的热气中，有人影往来的这个热闹的小天地，任何人都会在心头浮起一种无可言喻的温暖。
有时候吃“羊汤饭”是在游湖回来。西湖四时皆宜，但夜间游湖，只宜于夏天，且又宜于后半夜，因为前半夜的湖水，蕴含着白天所吸收的大量“日光能”，吹来的是“暖风”;只有后半夜的西湖，尤其是月夜，才真是“波心荡漾，冷月无声”的“清凉世界”。此时泊舟于里湖荷花丛中，遥望沿湖别墅高楼中疏疏落落的灯火;偶然有呜呜咽咽的箫声，随风微度，入耳令人兴起许多幻想——实在是绮想。这种只有在两宋词人笔下才有的境界，不知何时复能领略?
老屋消夏，另一可爱之处是热闹，在北平、上海、南京念书的大学生都回来了，加上本地放暑假的学生，年轻人的许多活动，为老屋平添了无限生气;不过并不影响上了年纪的人的生活秩序，每天日上三竿，家家放下芦帘与竹帘，在清凉的阴影中，各自安排一天的乐事，或者是约人下围棋;或者是兜牌搭子;或者安排昆腔的“同期”;或者请平剧票友来清唱;或者打算晚上游湖或看戏。于是门房阿皋父子三人就要开始忙了——阿皋本来是“轿班”，年过五十，依然健步如飞，不识字而文字对他实在没什么作用，因为他有过人的记忆力，这家要买方裕和的火腿，那家要买戴春林的鹅蛋粉，只要说清楚了，从没有出过错。
午饭一过，各寻消遣。占了是孩子的便宜，除却接近牌桌有时会受呵责外，其他任何场合都可以悄悄地溜进去。大学生比较不欢迎我们小学生，尤其是当他们在打桥牌或谈女朋友时，话虽如此，大学生也有好处，他们认为小学生亦可同乐时，会想到你，譬如自制“荷兰水”，一定每个孩子都有份——汽水何以叫“荷兰水”，未考证过，只记得是用特别制造，内有一粒玻璃珠的厚玻璃瓶，灌以冷开水，加上小苏打、糖精等等，产生气体，自动将玻璃珠顶起来封住瓶口;到喝时，用支筷子将玻璃珠凿了下去，倾水入杯。再有就是玩挂耳机的矿石收音机，爬上屋顶去架竹竿、安天线时，常会找小学生来帮忙，一是“牵线”，二是“望风”，上了年纪的人，最头痛的就是他们上屋，一则危险，二则会将瓦片踩碎，所以常要找小学生“通风报信”。
在我，觉得最惬意的是，找个四面通风之处，躺在藤椅上看闲书、吃零嘴。闲书值得一记的是《红杂志》、《红玫瑰》、《礼拜六》，此中作家，后来被封为“鸳鸯蝴蝶派”。这些杂志的出生年分与我差不多，到我能够看得懂时，它们都已夭折;看的是我早逝的二哥留下来的旧杂志。记得其中还有《语丝》，但作为小学生及初中学生的我，是不可能对《语丝》发生兴趣的。
到得夕阳衔山时，又另是一番情趣，家家汲井水将青石板铺的天井打湿，暑气一收，移桌天井中开饭;饭后彼此“串门子”纳凉闲话，我家每每成为“聚会中心”，这不仅因为我家天井大、走廊宽，主要的是我母亲好客而健谈。我的外祖父曾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的幕府，与我的祖父是磁州知州的前后任，磁州在邯郸之南，为由河南入京必经之地，缺分“冲、繁、难”三字俱全。光绪廿七年冬天，两宫回銮，驻跸磁州。其时我母亲新归先父，回銮的情况，亲见亲闻，所以常有人问起。
有一次一位伯母问我母亲：“听说你们当时的新床，原是光绪皇帝用过的‘龙床’。光绪没有儿子，偏偏你们儿女这么多。”
我母亲否认其事，她说：“不是的。如果御用过的，别人不能再用，要封存在库里。不过，事情也不是全无影响……”
听母亲说，两宫回銮，早有诏旨，“办皇差”时，先祖所遣派的采办官员，定造了两架床，预定供光绪所用的那一架不知出了什么问题，决不能用，但为期已迫，不及重制，因而以预购办喜事用的一架红木新床，留供御用。我母亲又说，当时袁世凯新接直隶总督，派人来关照：“磁州是进直隶的第一站，差使一定要办得漂亮。”先祖因此而扯了一个大窟窿，交卸时须从老家汇钱去完亏空。
还有一次“三太爷”问先父：“太监解小溲，到底是站着的，还是蹲着的?”先父答说：“既不是站，又不是蹲。每人一口绿釉小磁缸，上面扣一个筛子，太监跨在筛子上解小溲。”问是何故为此? 答说：“要这样才不会出声音。”
像那种绿釉缸，我家很多。磁州出磁器，但很粗糙。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夏天用的磁枕，形状是一个胖娃娃在地上爬的模样。当时不知其来源，后来才悟出是从磁州带回来的。我家楼上有两间房，专堆杂物，暑假昼长无事，常去翻翻看看，有先曾祖当云南迤东道带回来的普洱茶;一位叔祖当山东东阿知县带回来的“阿胶”。有一回找到一个土黄色的磁瓶，里面装的是锯木屑样的末子，上面贴一张泥金笺的标签：“酸味洋烟”。问我母亲，才知道那就是清末大书家赵之谦为它写过专书的鼻烟。
打开尘封的记忆，像这样的琐屑，不知凡几，写不胜写。我答应彦明写八千字，算算字数差不多了，录一首近作，略加解说，作为结束。
这首诗是七绝，题作：“偕若千子新两兄从佛老壮公饮于市楼，偶话侪辈荣枯，感而赋此。”诗云：
周郎已去王郎健，犹有江郎画笔雄;
珍重留身阅世变，可知一瞑万缘空。

1984年10月15日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