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金婚纪念(节选)》(原文全文)

1.活着的人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人

越是朝思暮想，越是认为不可能，越是蓦然回首于灯火阑珊处，越是固执如抱梁柱而死的尾生。第六年间，她居然一个人找到秦城来，探望过我一次。那种决心和勇气及其所体现的爱与信任，几乎胜过当年一个人千里迢迢从沦陷区走到大后方来找我，充分证明上述的心理怪圈的合理性，是我终身难忘的。

据她后来告诉我，她因长久得不到我的音讯(正如我得不到她的音讯一样)，接连几夜做着一个相同的怪梦，梦见我掉进了河里向她呼救，而她伸出手来，却怎样也够不着我，于是醒来泪流满面，再也安不下心来靠幻想过活了。她大着胆向有关机关申请探监，机关里总是这样安慰她：“他很好，你放心吧!”可她明明看见我淹死在河里，找不到根据把梦和现实区别开来，于是再三恳求，终于被批准。

有谁探过监吗? 那可是一桩奇特的孤单的竞赛运动，它以参赛者本人的希望和疑虑为对手，不能走得比前者快，也不能走得比后者慢，在不快不慢之中得不到任何鼓舞，孤单得非亲身经历是无法体会的。她一清早搭车出了德胜门，到小汤山下了车，向路人打听秦城的所在。经一个农妇含着诧异的目光指点，她走上了一条整洁而清静的林荫小马路。没有走过那条路的人，想像不出它是多么整洁而清静，走起来又是多么漫长而遥远。说来并不奇怪，这条路从来只有小汽车和匣子车往来，一般没有步行者经过。两旁是高大的白杨，拍掌欢迎“来客”似的摇晃着宽叶，发出单调而萧森的一片哗哗声;树行两边则是广阔的种满庄稼的田野，一望无际，看不见一个农舍，看不见一个人影，但偶尔会出没着一两支一律着黑服的小队伍，没有一般自然村落的任何迹象。她在这条路上走着，一个人走着，怀着飘渺的希望和沉重的疑虑走着，不知怎么走到这儿来，也不知会走到哪儿去。走到林荫路的尽头，抬头望见一座山，后来打听，据说那是着名的通向山海关的燕山。山麓是一大片现代化建筑物组成的大院，大院门口有四个武装警卫人员挺立着。

她走近了院门附近，正要开口发问时，一声喝令：“站住! 转过身去!”把她吓了一大跳。只见四条卡宾枪一齐举起来，她忙服从着，把背对着大院站住，一动也不动。但也没有人上前盘问她，她就那样呆站着，刹那间，让她产生了一系列幻觉，仿佛前后左右都是死，只有呆站在原地才是唯一的活路。注意力凝聚在空间上，她忘记了时间——不知那样站着站了好久，才有一个便衣人员提着水壶从她身后走来，走近了她的身旁。灵机一动，她忙把手上捏着的城里机关给开的介绍信递过去;那人一看，点点头，转身把她引着，从警卫人员面前走过，走进了大院。

大院进口是一大片熊熊燃烧的串儿红花坛，花坛过去是一排普通的办公楼。那人把她引进了其中一间，里面只摆着一张空桌和几把椅子，好像是或者可以当作一间接见室。空旷、简陋而整洁，无从产生固定的印象，除了壁上贴着“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大字标语，没有一点监狱的色调。原来深邃而严峻的囚室还在后面，离大院进口怕有几百米之遥。经过隔壁办公人员的联系，我由一位管理员陪着，从里面走了出来。分别了六年多，虽然经常梦中邂逅，在这窘人的屋子里乍一相见，彼此仿佛面对陌路人，有说不出的生疏感，过一会儿才恍然恢复久已模糊的影像。她还是从前那样持重，也许是周围气氛使然，没有一点激动的表情;细看才看得出，眼角漾出了几根鱼尾纹，虽然我们这时四十岁都还不到。

我们隔着桌子面对面坐着，一问一答地谈着，管理员在旁边拿着一张报纸陪着。不知她见到我会有什么感想，是不是治好了她的恶梦的后遗症，还是觉得我变多了，根本不是她在梦中见到的那副符合她的想像的模样。是的，我被关了这多年，对外界生疏而淡漠，习惯了一套隔离生活所要求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在生活环境改变之前是不会从我身上消失的：这一点她应当不难理解。但是，另一方面，即使排除可以理解的这一点，我也实在不愿意让我们重逢的梦想在这个特殊环境中兑现：这又恐怕是她在被恶梦困扰之后很不容易理解的。首先谈几个孩子的情况，连最小的一个也上了学，谈着听着忍不住都有点兴奋。谈完了孩子，似乎再找不到话题，我便不等对方开口，连忙说“我很好! 我很好!”这时连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我一下子又变得冷淡起来，像赶任务似地急于结束这场机械化的谈话。难道我忘记了平日对她的痛苦的思念，还是认为不见面比这样见面更能医治思念的痛苦? 反正沉默了几分钟，我便以“天色不早”为借口，硬着心肠催她早点回去。对于我的冷淡态度，她一定是又诧异又失望，但仍保持着平静的表情起身走了，她自己的情况终于一句也没有吐露出来。辛辛苦苦来一场，只见我还活着，总算放了心;但活着的人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人，她不可能没有一点伤感。

转身跟着管理员回到囚室里去，我边走边想像：斜阳正照着她长长的影子，在走过一次的路上踽踽独行，也许会走得快一点吧? 步行到小汤山，怕已暮色苍茫，赶不赶得上回城的末班车呢? 要是赶不上，又该怎么办? ……这些疑团一旦形成，又不知会在我的心中浮动好久，更不知哪一天才能当面从她得到破解。回到了囚室(其实是一层铁门加铁锁的筒子楼)，连忙去揽活儿干(附带说一下，每个犯人为了将来自食其力，都得学一门手艺，我属于修鞋组)，便抓了一把分钉在一双破鞋底上使劲钉了起来，仿佛要把刚才所经验的一阵心灵骚动一锤锤钉进鞋底去，好尽快把它踏灭。事实上，那是白费，她走了好几天，我的心都没有平静下来。

2.活像列宾的那一幅名画

她去了一趟秦城回来，一个月还不到，我就揣着一张释放证回家了。那是1962年的春末，天气照样晴朗而滋润，人群忙碌着，谁也顾不上注意周围多了谁或者少了谁，就跟七年前我“上班去”的那天一个样。但是，“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不但对她来说，就是在我自己，都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这种出乎意表的心理过程相当复杂，远不止反映了祸福无门的迷信观念。原来不久以前的秦城见面，虽然留下一些遗憾，却使我们的相思之苦多少得到了缓解;这种难满足的感情要求便像一个饥饿的活体，又准备随着时间向前伸延自己的生命，似乎习惯于把渺茫的期待作为唯一的生存方式;想不到这个习惯了的方式被我的突然回归打破了，而新的方式还没有准备和建立起来，于是刹那间出现了不知所措的心理真空。人的潜意识真是个望不见底的眢井，恐怕十个弗洛伊德也说不清楚。

然而，渺茫的期待毕竟实现了。我们一家人，包括孩子们养的几只小动物，都是十分高兴的，都忙于迎接和适应多少年来不断通过幻想设计的新生活。我进屋时，只有她的大姐和两个小的在家，两个大的还没有放学;她本人昨天已得到有关机关的通知，请了假回家等我，此刻到粮店买米去了。大姐流着泪把我的提包接过去;两个小的围着我叫爸，流露出理智的亲切和本能的生疏;一会儿，她扛米回来了，放下米袋，浑身白灰，一面拍着身，一面凝望着我，我在她的视线下变成了一块石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这个场面加以定格，便活像列宾的那一幅名画。

这是一间阴暗而潮湿的长方形的屋子。住着大小六口，摆满小桌、小椅和几件似曾相识的碗柜、木箱和木床，墙上贴着一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红领巾标语，屋子里显得有点挤，对于相依为命者，再挤也住得下去。孩子们都长高了，小的长得像当年大的一般大，大的长得有点认不得，于是我有时忽然迷瞪起来：怎么家里多了两个，又少了两个——多了两个陌生的少年，而那两个哭着不肯上托儿所的小不点儿到哪儿去了? 几天以后，一家人才逐渐消除生疏感，恢复了旧日的熟悉和亲切，有说有笑地坐在一起喝茶吃饭和聊天。两个大的上了中学，多少懂得父母的一些事情，常常收敛着笑容，倾听我和她的谈话;两个小的小学也快毕业了，有时仍流露出当年的娇憨，诉说前些时去机关看电影被撵了出来的委屈。吃完晚饭，和一家人围坐着在昏黄的灯光下，看孩子们有条不紊地准备明天的功课，不由得感激地想到，这个小家经历了多少次狂风暴雨，终于箍在一起，支撑过来，没有散掉，不知耗费了她的多少体力和心力啊。

回来头几天，我得硬着头皮忙两件大事：一到派出所呈交释放证换取户籍，二到有关机关见有关领导联系工作。但是，在正式跨进社会之前，我得理一次发，得换一套衣服，得照几张半身相……她陪我上了几趟街，买东西都是她掏的钱，我手头当然一分钱也没有。几次顺便问了一下她的经济情况，她先没有细说，只是简单地回答“有政府照顾”。这是一句真话，想当初我的工资停发以后，到困难时期两个小的一顿只吃得上半拉窝窝头，如果不是政府在可能范围内予以照顾，单凭她一个月几十元的工资，怎么养得活四个孩子和寡姐母子三人呢? 严峻的局面明摆着，所谓“照顾”当然很有限，只是共产党从不让人饿死，这种政策精神毕竟在她们身上得到了体现。再说，她这次所以能够让我脱掉那套当年穿走、穿了七年的旧衣，换上一套不惹人注目的普通蓝色新制服，正是前几天得到通知的同时，从那里领了一百元临时补助费的原故。我现在回来了，好歹多了一双手，今后再有山一般的困难，相信我们也能够像愚公那样把它移掉。

我回来不久，虽说遵嘱尽可能足不出户，还是免不了引起隔壁左右的好奇和注意。这里原是某名牌大学的“西斋”，现在名义上是某机关的宿舍，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个大杂院，一直住着不相干的百来户人家。一星期左右，某机关的行政部门(这片宿舍的产权所有者)找她谈话了：“某某已经回来，有了新单位，你们应当搬出去，不搬怕影响不好。”接着还找补一句：“这是部务会议的决定!”原来我一住下来，门口天天有人走过来走过去，甚至没事也找由头进屋说几句话——早已料到，我将像一头稀有动物一样，在各种盘究的目光下开始“重新做人”的长途。对我来说，要说不方便也真有点不方便，但又不是黑人，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呢。她却比我敏感得多，一下子明白过来：大概是整个案子还没了结，怕人们看见我这个问题人物，会有什么流言蜚语吧。于是她带着乞求的口气回答说：“我们没有理由不搬，只是搬到哪儿去呢? 他刚去新单位，怎么要得到房子? 一定要我们搬，还请组织上帮忙交涉一下才好。”果然，不久交涉成功，我们就要搬走了，搬到了一个新地方，唯愿从此告别大人小孩所共有的一个梦魇似的过去。

新家在城南，影片《城南旧事》取景的那一带，劳动人民麇集的门脸儿，据说《红楼梦》手稿最初就是在这儿被发现的。我们将要在这里，在这个人人都不认识我们的新环境，小心翼翼地开始我们不曾被污染的下半生。结果，这条偏僻而古旧的胡同一住又住了十几年，它从我们早出晚归的匆遽形影见证了我们另一个身不由己的人生阶段。

3.“悲剧只能败坏人心!”

那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坏的日子;那是希望的岁月，也是绝望的岁月;那是最纯洁的年代，也是最混浊的年代;那是马克思主义大发扬的革命十年，也是践踏马克思主义的疯狂十年……何必模仿狄更斯绕弯子，直话直说吧，十年“文革”对于任何人都是一场灾难。老革命家不例外，革命小将也不例外，所谓牛鬼蛇神更不例外，每个人都有一大堆故事，每个故事都有大同小异的结局，仿佛最终谁都不是胜利者。犬儒们认为，整个过程倒从最悲观的意义上证实了伯恩斯坦的名言：“最终的目的渺不足道，运动才是一切。”不过，对于经过1955年或1957年劫数的人们，“文革”的阵势诚然更可怖，却未必像当年那样叫人活不下去。这是因为，这些“死老虎”本不是这次运动的主攻对象，他们只作为“走资派招降纳叛”的罪证而陪斗，低头忍受各种侮辱以衬托革命的气焰，就可算是完成任务了;或者因为旧日的经验起了抗体的作用，使本身麻木下去，从而习惯于同样或者更大的压力和侮辱，不致像当年那样痛不欲生了。真的，比我们更糟更苦更惨的多着呢，她和我这十年的风风雨雨不说也罢，倒是她常讲到的几点花絮使我难忘。

一开始，我们十分紧张，每晚碰面相互叮嘱：千万不能乱说话! 经验主义告诉我们：祸从口出。其实这一次，祸并非从口里说出来，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横扫”的社论一发表，我被揪进了牛棚;几年后又被下放干校，离开了北京。真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整个“文革”期间除了头一年，我和她基本上又不在一起，并没有实践出狱重逢时的誓言。运动初期，她随大流写过几张空洞的大字报，表示自己也要革命，但是很快就高兴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靠边站着才是。就是说，除了埋头劳动，跟着大伙儿喊口号(哪怕是“打倒”自己的口号，最好也大声跟着喊)，其余一切都可以不闻不问。由于她的劳动态度一贯“没有说的”，革命群众尽管决不会表扬她，但也不在她的身上找茬儿，因此一段时间内，她竟从喧哗与骚动之中享受到一点希罕的安宁。到了清队，劳动态度不管用了，她被勒令自己做一块黑布条，用白线绣上“黑五类”三个字，佩在自己的衣襟上，以免混淆阶级阵线。不得不照办，同时又提心吊胆，她便硬着头皮向部门一个群众组织的小头头请示说：“这黑布条，我在厂里一定戴，出厂门就不敢戴了。街上小将们看见，会把我打死的! 我还有四个孩子哪!”那位组长似乎颇明事理，同时又像不在话下似地答道：“出厂门就摘掉吧!”——看来如果不叫摘，她还会遮遮掩掩，趔趔趄趄，戴着它走上大街的，那时的百姓是多么听话喽。和同时流行一阵的嚎歌一样，辱人的黑布条作为一种革命游戏很快失却新鲜风味，再也没有谁来监督佩带了。她这才把它彻底摘掉，像护身符似的保存起来，一直和一大堆红像章放在一起，准备随时拿出来应变选用。

接着，街道上也开始清队。我们住的那条僻静胡同，有一位造反的老大娘，找来房管所一个同派大汉，天天在我们窗下指桑骂槐，逼我们让房子，说是“反革命比革命群众住得还宽，简直翻了天!”我们连忙答应让，随即搬到隔壁大杂院由厕所改建的一间小屋里去，每天接受一个据说在旧社会戏园子摔把子的积极分子的监督。于是，她的“两点一线”的生活方式逐渐规律化：到了两点，自然而然地低头走路;走在一线上，又自然而然地多少可以抬头挺胸起来——这难得的一线包括：坐一小时公共汽车，到副食店买点小菜，以及在人行道上赶路等三段路程。她后来同我谈起，要不是赶着回来为孩子们做饭，她真情愿在这一线上走来走去，走到天黑了再进门。她说，不是过来人，谁也不会相信，在那些着魔的日子里，只有陌生人才是最亲切的，至少会把你当作一个人。

除“四旧”期间，有一天，她在汽车上抓紧横杠站着，看见上来了一个老太婆似的乘客，低着头，戴了一顶灰布制帽。正是那顶帽子引起了售票姑娘的注意，便叫她取下来看看，她支吾其词答道，“感冒了，怕风。”这回答更引起革命售票员的警惕，伸手一下子便把那顶帽子掀掉了——嚯，原来是个阴阳头，有半拉头发刚刚给剃光。售票员的革命义愤于是油然而生，拿起话筒向全体乘客宣传起来：“革命乘客同志们!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敌人不打是不倒的! 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我们面前这个地主婆，她想蒙混过关，我们革命人民眼睛雪亮，决不能让她溜掉!”但是，下面的主意怎么拿，她也不知道，便启发性地找补一句：“我们应当怎么办?”一下子，全车沸腾起来：“把她轰下去! 轰下去!”这大概是个最好的办法。于是，到了下一站，那个“地主婆”(这个身份也不知怎么判断出来的)连忙光着阴阳头溜了下去，那顶帽子也不敢要了。她下车之后，将怎样从人群中间走过，那就不得而知，但是也可想而知。——回家给我谈起车上这段见闻，她似乎还心有余悸，仿佛那个阴阳头就是她自己，同时却又笑着说，“想不到我在汽车上还当了一次革命群众!”

运动初期，我虽然进了牛棚，还经常可以回家，和她互诉一下自己的遭遇;不久下放干校，离开了北京，此后我们就只有各自保重了。一天上班，厂门口公告牌通知召开全厂大会，她忙沿着边儿向厂里走去。走到进口柏油过道上，忽见迎面拥来一群人，一边高喊“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一边把一个穿浅蓝色制服、蓄平头的瘦个子推推搡搡，朝厂内广场冲撞而去。她远远朝那被推搡的人影望了一眼，浑身血液陡地停止了流动，“那不是他吗? 怎么把他从干校揪来了?”原来她从那件浅蓝色制服、瘦个子和平头一下子认出了我，那件制服不正是她当年为我买的吗? 她的脸煞白了，马上预见到她和我一起，挂着大黑牌，站在台子上，低头弯腰接受批斗的盛况。但是，她不能停步，必须跟着去参加这次以自己为靶子的批斗大会，于是大着胆子向前走去，嘴里机械地应和着“打倒反革命分子!”随时准备迎接革命群众的拦截和拉拽。等走拢去，朝那个人影仔细一看，她那颗跳到嗓子眼儿的心才像块石头一样落了下来：原来它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一个青年人。那是谁呀? 别人告诉她，她才知道，就是写过一篇《出身论》而名噪一时的“反革命分子”遇罗克——他在她们厂里当一名铣工，成天戴个大口罩，埋头劳动，什么话也不讲，谁也不认识他——这次是外面来人把他从厂里揪出来的……她后来给我谈起这件事，不禁感慨万端地说：“你总告诉我，阿里斯多德说什么悲剧使人净化，我看是扯淡!真正的悲剧是净化不了人心的：为什么我看见不是你，神经就松弛下来了呢?”后来听到遇罗克被害的消息，她又难过又惭愧，硬说自己当时的一段情绪变化正是对阿里斯多德的反驳：“悲剧只能败坏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