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亡书，我得之——喜《死水》、《烙印》联翩归来》(原文全文)

“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
裴多菲把“希望”看成“虚妄”是消沉的，但他把“绝望”说成“虚妄”是有意义的。
在我心中，有一件“绝望”的事，突然像“希望”的金色果实送到了我的眼前。
我展开心胸，伸出双手，欢迎失去五十一年的两本心爱的书《死水》和初版自印的《烙印》联翩归来。
对我说来，这堪称人间奇遇，双喜临门了。
1930年，我进了国立青岛大学成为中文系的一名学员，系主任是闻一多先生，在我的生命史上这是一件大事。我从中学时代就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酷爱文艺，习作新诗，崇拜郭沫若先生。遇到闻先生之后，我焚去了一大本旧日的习作，走一多先生《死水》的道路，同时受到徐志摩和其他新月派诗人诗风的影响。闻先生成为我崇拜的对象，每有新作，便跑去请教，慢慢地成为心灵交通的良师和亲切的忘年之交了。有一次，我到“大学路”他四壁图书的书房里去，吸着“红锡包”香烟，清茶一杯在手，对坐谈诗，清兴正浓，我忽然想起一件心事，对闻先生说：“《死水》您手头还有吗? 我想要一本。”听了这话之后，他立起身来，从身后的书架上抽出了一本《死水》来，马上磨了墨，拔开笔，在扉页上题上了“克家惠存”，下款只落一个“多”字，盖上了一小方阴纹自刻石印：“一多印记”。这方印，我没和闻先生刻的其他石印比较，但和他给我写的小中堂上的那方石印是不同的，虽然大小差不多。
《死水》，不但内容好，订装、设计、纸张、校对都不平凡，特色鲜明，一看即知出自一个艺术家的高手。一体通黑的封面，标着《死水》书名的二寸宽的金色签子横跨脊背，长度恰是封面的一半。版本是大三十二开，用的厚道林纸，全书不但无一错字，连标点符号也各安于最美的艺术之位。
这本《死水》是一本诗的杰作。
这本《死水》是一本完美的艺术综合体。
我得到它，如获拱璧，天天读它，小心翻它，珍惜它，热爱它。把它放在宝贵的处所，把它放在心头上。虽然其中二十八首诗我全能成诵了，还不时拿出它来，托在双手上，看看它也是一种高尚的美的享受。
1932年闻先生到清华大学教书去了，二年以后，我也大学毕业，到临清中学为人师了。
这本《死水》什袭而存之，随身携带之，如良师，如益友，伴我远行;在如磐夜色中，好似灯火一点，成为我凄怆悲愤心灵的伴侣……
芦沟桥一声炮吼，抗战开始了。1937年10月，石友三的队伍不战而倒退到临清，学校宣布“放长假”，师生相对，惜别，慌乱，悲愤，激昂，各奔前程，重逢何日?!
我把一架书包好，托给一个学生，她的家距城甚近。我严肃而又有点仓皇地对她说：这些书，交给你了。前途艰险。你便是它们的主人了。不得已时，可牺牲它们，只有两部，你要全力保存，希望将来有一天物归原主。一本是《死水》，我珍视它、热爱它的心情你是知道的;另一部，《昭明文选》，是我翰林六曾祖父对照六臣本亲手校勘并写了题记的。这两部书，在不得已、只能保留一部的情况下，那就保留《死水》。
学生谨受命，拭泪而去。
八年民族抗日战争，我奔走战地，流浪天涯，《死水》的金光，不时在眼前闪动。心中怅惘地想：“我的《死水》已化为飞灰，还是尚在人间?如果尚在，知落谁家?”解放后三十二年，对于这本心爱的诗集也还是“无处问死生”。越是绝望，越是想它!
踏破铁鞋，何处觅《死水》?
突然天外飞来一纸书，突然不速之客来访，突然今天收到挂号一件，打开一看，《死水》归来了! 我用手轻轻抚摩它，看了它的面容，好似睽违已久、生死两茫茫的一位好朋友，突然站到了自己的面前。相对而视，默默然心中有多少话要说，感情把泪水点点催落了。
书，虽然有点残损，但“称名忆旧容”。印章的颜色，依然殷红如血。见到《死水》，自然怀念它的作者，抽不断的是回忆的丝，当年把它赠给我时的情景又活现在眼前了。
《死水》有情才归故主，而闻先生，却不能再回人间了。
读者一定急于想知道它的种种遭遇，这一点，我自己也不甚了然。感谢河北农学院一位负责同志(他谦虚，不要我写出他的大名)，他把《死水》完璧归我。他是老延安，抗战时期在冀南一带工作，从乱书丛中检存了它。扉页上有一行印记：“冀南书店编辑部资料室”。从中可以窥见这本书的流离、坎坷的命运了。
一个大故事，套着一个小故事。
1933年，得到王统照、闻一多先生的大力帮助，我得以自费出版了初版的《烙印》。那时我和卞之琳同志还没有见过面，他代我向闻先生要来了序言，和李广田、邓广铭(中学同班)两位老友弄纸张、跑工厂、订装、设计，花了大力，使得这本小书终于出世。黑封面，红短笺，完全仿照《死水》，也是厚道林纸，而且有花纹。当时只印了四百本，分赠给诗人、作家的不少。我手头早已没有这初版本了，心中想着它的样子，有点怏怏不乐。人间的好人真不少呀! 突然一位素昧平生的读者，把它给我寄来了还附上了一封热情的信。这本书从签名上看，是赠给陆志苇先生的，现在他的名字虽然已经被挖去，但尚有残迹可寻。
这两本诗集，有密切的联系，没有《死水》，可以说就不会有《烙印》。它们不但在内容上、艺术上有一脉相通之处，在感情上也有千丝万缕的牵连呵。《死水》璧还了，闻一多先生呢，却不能再生了! 《烙印》归来了，将来谁知又将落到何处?
“楚人亡弓，楚人得之。”这是宽怀的话。
“我亡书，我得之。”这是大快人心的现实。

1981年8月20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