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毛主席的两次“字”缘》(原文全文)

在人的一生当中，常会迸发出像火花一般的瞬间，这瞬间珍贵得使人永生不忘。

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冉冉升起的时候，我正在城楼上伫立在中央首长们身后，偷偷抹掉兴奋的热泪。一个多月来的疲劳一扫而光。

那时我还是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干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担任会场布置科科长。开国大典的会场设计、布置，证件的设计、制作是政协第一届大会会场设计、布置后的最重大的政治任务，方案都是经周恩来总理审批后施工的。为此，我已夜以继日地忙了两三天了。天安门城楼上现在悬挂国徽的地方，因当时国徽还没有通过正式公布，所以只是悬挂着一条横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天安门两旁各有一幅大标语：西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东边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一边是九个字，一这是八个字，为了对称，只好把字多的一幅间距缩短一些，使总的长度相等。这三幅字，是我写的宋体美术字。每个字有整版报纸大小，再加以放大制作出来的。

使我至今激动不已的是毛主席在开国大典时佩戴的红缎条。说来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1949年10月1日，我正在忙着布置大典的休息厅，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志急匆匆来找我，说是毛主席开会时要佩戴的红缎条找不到了，叫我想想办法。如果是毛主席的入场证件丢了，倒不要紧，但胸前佩戴的红缎条是必须有的，因为其他副主席、委员们都有，单单主席没有是很不妥的;况且这是一次向全世界宣告的庄严时刻，历史的画面与镜头不能有任何纰漏和缺憾。我说，我现在就去赶制。当时，距开国大典的时间已很短了。我跳上一辆吉普车飞速回到中南海瀛台的工作室，找出一个红缎条，用胶水写上“主席”二字，再撒上金粉，飞快赶到天安门，把缎条交给了叶子龙。这时正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沿着西马道走上天安门的时候。在纪录片中，开国大典毛主席上天安门时，旁边有一个穿灰布军装的小伙子匆匆跑过，那就是我送缎条给叶子龙同志。叶子龙同志当即为毛主席别在了胸前，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所以开国大典时中央首长佩戴的红缎条都是烫金印制的，只有毛主席胸前红缎条上的“主席”二字却是我手写的。真是感谢叶子龙同志，他一时的疏忽倒成全了我莫大的荣幸。我写了半辈子字，这“主席”二字现在想来是最为光辉、最有意义、最难忘的了。

我在写字这个问题上，似乎和毛主席有奇特的缘分。早在1942年毛主席发表的讲演《反对党八股》里面，关于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中，就提到“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字。 人字呢? 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字。 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这段话批评的不是别人，就是我。当时是1938年深秋，我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生，受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之命，在延安城墙上写了十几条标语，这是其中的一条。这个批评给我的震动很大。我和毛主席下围棋，在中南海工作时也没敢和毛主席提起过。直到1951年，有一次在勤政殿，主席接受某国大使呈递国书前略事休息时，主席身边的一位同志介绍说：“主席批评过写标语工字拐弯、人字加三撇的，就是钟灵同志。”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说“现在你还那么写吗?”我连忙说：“自从主席批评以后，我哪里还敢那么写呢! 不但我不敢那样写，连写隶书的书法家也不敢那么写了。”主席笑着说：“那就不对了，隶书作为一种书法艺术，该怎么写还应该怎么写，大篆、小篆、狂草不是更难认吗，也应该尊重传统的写法。我是批评你用的不是地方，为老百姓写标语，而且写在延安城墙上，这种写法就不大合适了嘛!”这真使我口服心服，毛主席说得多么好啊! 这教诲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