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逃避》(原文全文)

萧斯塔科维奇在莫斯科的诺伏杰维奇公墓落葬的时候，棺椁的四周站满了人，除了他的亲朋故旧之外，尚有令他生前死后都胆战心惊的人，他的论敌、艺术上的对手、政治上的迫害狂、罗织他的罪状的暗探和告密者，这些人数量之多，使得他的亲人们无立足之地，被挤到一边去了。这些让他一辈子寝食不安的人，假惺惺地摆出愁苦的脸，口中念念有词读着貌似公正的悼辞，群集于他墓穴的周围，参加他此生此世最后的盛会。萧斯塔科维奇生前没有因为是名人而沾过多少光，死后却因为是名人而蒙受多一层痛苦，看着他的那些仇人皱眉蹙额，一脸肃穆，装模作样，他的痛苦足够用来写一部《第十六交响曲》了。

这颗一辈子栖栖惶惶战战兢兢的心终于安息了，就像这之前的许多俄罗斯精英们——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斯妥耶夫斯基、阿赫玛托娃……等等，走完了他们坎坷多辱的一生。他们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上备受迫害、诬告、欺凌和污辱，为俄罗斯精神扬名世界，为黑暗中的正义，为绝望中的艺术，他们像雪原上饱经风霜的老树，把最后一片树叶都用于温暖俄罗斯冰冷的躯体了，可是俄罗斯的寒风却毫不吝惜地把它的天才们一个个花朵般摧萎，清扫。这是一片诞生天才的土地，也是一片滥喝天才鲜血的土地，然而天才们依然一代代冒出来，顽强地顶开坚硬的冻土，不屈不挠站立在俄罗斯的地平线上，像一棵棵倔强的白桦树，绝不屈服于凛冽呼啸的冷风。

如今，1975年8月9日，萧斯塔科维奇曾经沧海，曾经坎坷又倒下了，将和他的前辈天才一样化成一块泥土——来于尘土，归于尘土。按照中国人的看法，寿终正寝而非夭折瘐死是一种福，萧氏得以享尽天年，在他几十年的生涯中，他并不暗暗庆幸自己命长，度过那漫长的分分秒秒，他只应了中国的另一个成语——寿则多辱。他一生都生活在随时可能被逮捕，随时可能被处死的预感里，在俄罗斯，他如处冰窖，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等待着下一刻的大难临头，大灾没顶。

1936年以前，他还是一帆风顺的，几部交响乐的成功演出，他被喻为天才，他有点踌躇满志了。一切都肇端于《麦克白夫人》。如果他没有创作《麦克白夫人》，又如果即使创作上演了《麦克白夫人》，而斯大林却无暇去剧院观赏，又如果即使斯大林从头到尾看完这场歌剧，心情愉快，神情舒畅，而不是一腔怒火，他的命运也许就不再是后来那样坎坷了。1936年1月28日《真理报》在斯大林口授下发表了一篇《混乱而非音乐》的社论，其中有言：“听者从歌剧一开始就被接连不断的故意安排得粗俗、混乱的音响惊住了。片断的旋律和刚萌芽的乐句被撞击声、挤压声和嘶叫声淹没，刚逃逸出来又再次被淹没。这种音乐令人无法卒听，要记住它是不可能的。”

俄国在1917年之后，对文化界的控制是日益紧迫了。1918年春，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参加一个上流社会的集会，竟发现一个左翼革命党人拿着一叠空白逮捕证，只要他看着宴会上哪个文化名人不顺眼，他便会把他的名字填上，然后就地逮捕，甚至拉去枪决，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比起后来的大清洗丧命过百万人的运动，实在是小巫了。在那一场运动，许多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再没有了他们的身影音容笑貌，也听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他们一夜之间从俄罗斯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了，他们的躯体，他们的着作，就连他们的名字，也不再被人提起。这其中包括萧的两位挚友——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和名导演梅耶霍尔德。据说，他们俩在被捕时几乎都后悔自己没有成为小提琴家，他们几乎都说过同一番话语。65岁的梅耶霍尔德带着辛酸和恐惧说：“我不如现在坐在乐队里，拉我的小提琴，那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了。”图哈切夫斯基说：“我小时候多么想学小提琴! 爸爸没给我买过小提琴。他一直没有这个钱。我要是成了小提琴手就好了。”这位显赫的元帅不再想显赫了，他说这番话，时年44岁，这哪能责备埋怨爸爸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萧斯塔科维奇上演了《麦克白夫人》，他激怒了斯大林，他自知闯了祸，他惊得目瞪口呆，预感到天将塌下来了。他周围的人和他的朋友们都认定他这一回必死无疑，他们和他拉开了距离，都不敢和他过于亲密，怕惹火上身。他收拾了一些必需的物件，塞在小提箱里，因为当局一般是在夜间抓人的，他就每夜躺在床上，等待着他们去捉他，心惊肉跳，烦躁不安，睁着眼，谛听着门外的动静，等待着……可是，判决书迟迟没有下来，这种漫长的等待持续了40多年，使他更加难熬，更加焦躁，最后这种等待几乎要变成期待了，他知道始终有一天会落下来的，他焦灼地等待着落到头上的那一闷棍，他说，我一生都在等待被处决。

他经常做噩梦，梦见报纸铺天盖地，报纸上的文章称他是人民的敌人，他在梦中感到害怕。他说：“你没法洗清自己，没人听你的，也没有人为你说一句辩护的话。你环顾周围，人人手上都有这张报纸，他们全都沉默望着你，当你想说些什么时，他们就把脸转过去。他们不听你的，那才真正害怕。我经常做这样的梦。”(我不知道文革时，我国那些被批斗靠边站的臭老九们有没有做过这种梦。)萧终于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人，一个彻底被遗弃的人，一个被俄罗斯像秕糠一样拨在一旁的人，他在绝望中几乎要自杀了。

是艺术，是音乐拯救了他。艺术和音乐使他能够承受巨大的苦难，使他坚强有力。令人奇怪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当年的苏联，一个人民敌人的音乐作品，竟被允许在音乐厅上演，如若在中国文化革命时代，这是绝不可能有的事情。1937年冬，他的《第五交响曲》在列宁格勒上演了，当天的报纸上写着：今天上演人民的敌人萧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这样的报道大概也只有充满骨稽和戏剧意味的俄罗斯才有。很多社会名流都赶来了，作曲家、作家、画家、演员等等，他们都来趁热闹，看萧再一次惹祸，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前来听首演。可是，当第四乐章最后一个音符完毕后，全场爆起了雷鸣似的掌声，他们为一个正直的人，为一个敢于说出自己心声的人鼓掌，许多人潸然泪下了。

半个世纪之后，我第一次听萧氏的《第五交响曲》，我被惊呆了，我想不到竟有这样的交响乐，像一股高压电流，冲击向我的神经，与我以前听过所有的交响乐完全不同。第一乐章一开始弦乐就奏出揪心悲怆的主题，仿佛是俄罗斯大地上哀鸿遍野，空旷荒凉，一片肃杀，尔后乐曲渐渐变得哀伤而悲天悯人，接着竟是呼天抢地了。这是灵魂的哀泣，这是悲伤的独白，这是在重轭之下发自心底的呼喊。乐曲紧张，焦虑，狂躁，神经质，时而声嘶力竭，时而忍气吞声，时而歇斯底里爆发出阵阵痉挛，时而又小心翼翼摸进，好像是在躲闪，在逃避，在寻找出路，在探头探脑，瞄准方向，然而刚一逃避出来，又马上被其他乐器一齐围上来，把它压下去，掩埋掉，使它无处逃遁。整首乐曲是悲剧性的，充满了不安和撕裂，第四乐章的结尾处令人窒息。鼓乐长鸣，由二号长号、大号在猛烈的定音鼓之上奏出回旋曲迭句，高潮早已到来，但是定音鼓还在敲击，弦乐还在加入，单调的节奏还在延长，音量还在增加，不断上升，上升;你总以为该结束了，可是没有，单调的节奏始终如一，永无休止，亢奋不已，还在不断敲击着你的神经，让你喘不过气，让你精疲力竭，心力交瘁，神经错乱。然后，突然间，它嘎然而止了，无声无息了，令你猝不及防，犹如经过一番垂死挣扎之后，它终于断气了，魂归离恨天了。一切都已停息，苦难、柔情、隐忍、躁乱等等，等等，萧说，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入土为安了。

有人说末乐章结尾处就像是在“思想的煤气室”里，我以为这种比喻真是绝妙。这使我想起一位女犹太人回忆二战时奥斯威辛的情形，纳粹把几千几千的犹太人赶进毒气室里，毒死他们，然后在焚烧炉火化掉，尸体源源不断地运来，焚烧炉日夜不停地焚烧，烧剩的骨灰就用来铺路，或者倾倒填满附近的池塘。我想，人类在“思想的煤气室，”被毒死的思想，倘若焚化，倘若也能化成灰烬，也可以铺很多路和填很多池塘了。

在前苏联那个禁锢的时代，许多艺术家都流亡到西方去了，有的名正言顺出去，有的是偷渡，最出奇的方式是被驱逐离开自己的祖国。在萧斯塔科维奇辞世前3年，即1972年，青年诗人布罗茨基，被强迫塞进一架不知飞向何方的飞机，“欢送”这位“社会寄生虫”离开俄罗斯。15年后，这位与萧一样出生于彼得堡的诗人，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个奖再一次证实，俄罗斯这块土地盛产天才，却唾弃天才。在历史上离开祖国的名人，在世界上我想俄罗斯要算是最多的，别林斯基出走了，斯特拉文斯基出走了，萧的恩师格拉祖诺夫也出走了……他们在外边过得称心如意。可是萧不行，他不能跟着他们的足迹走出去，他想起要到国外去就害怕，提起第一次到美国就心惊。并不是说他有多么热爱俄罗斯的雪野和白桦树，也不是说他有多少的热情要献给俄罗斯大众，不，他仅仅是因为畏惧外国，出于本能的畏惧，他出国访问期间，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回到俄罗斯。在俄罗斯他觉得如同是在地狱里，惶惶不可终日，但是一旦离开俄罗斯又使他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就如一只被光柱笼罩着的猴子，在光柱里，因为强光而烦躁不安，惊恐不已;然而光柱外边是无限的黑暗，要逃出去，又令它充满恐怖的幻想——他注定是一个无处可逃的人，注定是一生等待被处决的人，这个萧斯塔科维奇啊。

1995.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