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和《海瑞罢官》》(原文全文)

英国哲学家培根讲过这样一段话：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真理因为像黄金一样重，总是沉于河底而很难被人发现;相反地，那些牛粪一样轻的谬误倒漂浮在上面到处泛滥!
社会现象也正是这样的复杂，它有时会出现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甚至邪恶压制正义，谬误驾驭真理。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总是无情的，它运用其特有的方式，惩罚邪恶，伸张正义，推倒谬误，显示真理。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四人帮”曾经一度横行无忌。在江青、张春桥具体策划下，由姚文元首先发难，一手制造了旷古未有的《海瑞罢官》的大冤案，开“文化革命”以来文字狱之先。从此株连网织，冤案遍于中国。这一奇冤，不仅使吴晗同志身死家破，我国文化艺术领域也遭空前浩劫。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以及其他知识分子，惨遭迫害。
今天，《海瑞罢官》这件长期悬而存疑的大冤案，平反昭雪了。含冤饮恨十三载的吴晗同志被恢复了名誉。但是这件浸透了血和泪的冤案，人们记忆犹新。人们在思考、在总结，要求前进。曾经繁衍了中华民族和哺育了光辉灿烂的文明的伟大土地上，人们再也不许重演这样的悲剧了。

一

《海瑞罢官》是怎样写起来的? 对吴晗同志来说，完全是凑巧的机会促成的。
1958年，世称大跃进的年代。整个民族好像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之中。人们“解放思想”，但因生产力低下而产生了非科学的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恨不得一夜之间进入他们所简单理解的共产主义。当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都是流行的时髦口号。特别是一些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也在“热气”中飘飘然起来，为了追求高标数字——放“卫星”，不惜弄虚作假，唯浮夸是荣。有些同志目睹现状，明知虚假浮夸会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但是怕犯右倾错误，不敢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不肯讲真话。1959年初，毛主席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不敢讲实话、真话的不良思想作风提出了批评，说：应当提倡魏徵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一次毛主席在看《生死牌》时，又讲要宣传海瑞的刚直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事后，一位领导同志把这个意思讲给了吴晗同志，鼓励他写些这方面的文章。吴晗是着名历史学家，对于《明史》又素有研究，自然欣然应命。他很快就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上。
同年9月，吴晗同志又写了《论海瑞》。时值庐山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八届八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吴晗与彭德怀同志既无工作关系，也素无私人往来。由于知识分子小心谨慎和对政治运动不可测的恐惧心理，吴晗在《论海瑞》一文的尾梢上加上几段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话，以此表示自己提倡的是真海瑞精神，并与彭德怀同志“假冒”海瑞问题划清界限。虽然这些外加的话用在彭德怀同志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但在当年特定条件下，吴晗同志实为一篇又一篇的“海瑞”文章避嫌，为自己挖了条防空壕。后来被批判的时候，吴晗和他的家属，就不止一次地用这几段话来证明吴晗写海瑞与彭德怀同志是无关的。继《论海瑞》之后，吴晗同志还写了《海瑞的故事》等几篇文章，很受读者的好评。吴晗始终认为，海瑞是个历史的存在，他的精神值得提倡，从现实而言，海瑞精神是早为人所倡导的。
1959年下半年，北京京剧团马连良先生和一些朋友，因为读到吴晗关于海瑞的几篇文章，就来找吴晗，请他讲海瑞。谈完之后，又请吴晗同志搞个提纲，准备编戏。吴晗同志愉快地允诺下来。但是写什么，怎样写? 破天荒第一遭的事，没个底。写了几次，吴晗同志都自己予以否定了。就在正费踌躇时，马连良先生又不断托人转告，要他一定写出来。吴晗同志尚信义，重然诺，凡是答应人家的事，他从不翻悔的。提纲未成，吴晗索性试着写戏，想写出个底子，剧团的朋友们修改时，也更方便些。
吴晗同志毕竟是历史学家，写起戏来不如写历史论文那样顺手，费了不少力气，才搞出个底稿，交了底稿，吴晗同志如释重负。剧团的朋友们看过之后，提了一些意见，鼓励他重写，于是，与吴晗同志愿望相反，不仅不能下马，反而要跑下去了。
吴晗同志自己说：“我不懂戏，也不大看戏。特别是京戏，虽然住在北京多年，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却一次也没有看过。这些年来，看戏的机会比较多了，但是总会有这个缘故，那个缘故，不能不放过机会。以此，可以说对京戏是个道地的外行。”但是，吴晗同志认为外行内行的界线是可以打破的，“只要敢，总可以多少做一点事，当然，成绩的大小以至成功或失败，那是另一回事。”这位历史学家终于“破门而出”，一脚踏进戏剧界的门槛。
《海瑞罢官》原稿名《海瑞》。在创作时，吴晗想取海瑞生平的一段，但为避免与以往海瑞戏有重复，就选定了海瑞五十四岁那年，任应天巡抚七个月中除霸退田的事迹。剧本创作从1959年年底到1960年11月13日第七稿完成，花去了近一年的时间。这中间从主题、故事情节以及收尾，前后变动很大。每一稿写好都是普遍征求懂戏的朋友和其他同志意见，边听边改，到后来是边排边改。如1960年3月的第二稿，许多人认为有历史事实，但没有戏味，缺少曲折，高潮不突出，矛盾不尖锐。直到第四稿，吴晗同志加上了“见徐”一场，深化海瑞和徐阶的矛盾，人物性格得以细致刻划，大家才认为有点戏了。在主题思想上，第四稿前，即1960年5月的稿本，主题是强调退田，引起乡官们联合反夺，被罢官回家。除霸线索只是作为故事穿插，作为退田的陪衬。对于这种安排，一些同志认为，尽管这是历史事实，但是海瑞改良主义的政治措施，也没有多少意义。吴晗同志接受了同志们的建议，从第五稿改为以除霸为主题，把“退田”作为陪衬。从这个剧本主题确定过程中可以看见，这里没有丝毫企图影射现实的影子。
剧本原来的构思的结尾，是让海瑞罢官之后，再复官，重新穿上大红袍，人们认为这样落了俗套，于是改了几次，写成处死徐阶，海瑞举印离任的收场。这个稿本送到了吴晗的挚友、植物学家蔡希陶手上，他看了后，认为剧本写的是海瑞一件事，并非一生，剧名叫《海瑞》显然不贴切，于是大笔一挥，在封面上“海瑞”旁边又添上了“罢官”两字。
《海瑞罢官》经过剧团几次彩排，听取了许多专家的意见，1961年初于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演出，由马连良饰海瑞，裘盛戎饰徐阶，李多奎饰海瑞母亲。同年，《北京文艺》1月号全文刊载《海瑞罢官》剧本。廖沫沙同志以繁星笔名发表致吴晗的公开信，他欢迎吴晗同志“破门而出”，并提出一个理论问题请教吴晗：历史真实与戏剧真实之间的关系如何? 吴晗同志回答以《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一文。当时历史学家侯外庐同志，也以常谈笔名，发表自己的历史剧观。由于历史学家动手写戏，引起了史学界、文艺界的注意。报刊上很快展开了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也引起了清官问题的热烈争鸣，学术领域一时也活跃起来。吴晗同志曾把自己的剧本比做一块砖头，说可以抛砖引玉，倒是激起了在一些学术问题上的各家争鸣。
但是，当人们在热烈地争论那些学术问题的时候，江青等人却是磨刀霍霍，暗中有组织、有计划地准备在吴晗和《海瑞罢官》上打开一个缺口。

二

早在1962年，江青找到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拒绝。但是江青未能甘心。1964年上半年，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汇演，企图抢夺“京剧革命”的旗帜;下半年，江青找李希凡同志，授意批判《海瑞罢官》，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毛泽东同志曾经对江青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但是，江青执意违抗，依然胆大妄为，蠢蠢欲动，尔后竟然得以一逞。
用江青的话说，在北京是攻不开《海瑞罢官》的。因此江青潜行蹑踪于京沪道上，借用上海攻打北京。1965年初，江青与张春桥在上海拍板成交，开始策划炮制批判吴晗的文章。为掩人耳目，他们以上海京剧院为密谋策划的主要据点。然而，张春桥装得好像他与姚文元是从听到反映、看了剧本……而自己出来“批”吴晗的样子。他说：“看了剧本、评价文章，读了《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这里隐瞒了江青从中拉线搭桥事先密谋的真相。这个隐瞒，与姚文元不惜篡改史实，歪曲剧本，一口咬定《海瑞罢官》的主题是“退田”有关的。因为定下这个主题，是江青的主题。他们以为只要硬安上这个主题，自然就会与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就能证明《海瑞罢官》是影射现实，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他们就很有“理由”地能“抓”了。但是，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写于1959年年底到1960年11月，怎么能“影射”1961年的现状呢? 这个显而易见的漏洞，江青等人居然“视而不见”，恰好说明他们批吴晗是另有企图的。正是在这种政治企图驱使下，张、姚等人发疯一般地向吴晗同志泼出污秽，加紧炮制诬陷文章。1965年8月底，定下初稿;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抛出用姚文远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十稿。在整个炮制黑文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阴谋的特点。姚文远九易其稿，每一稿都由张春桥把它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江青自供说，张春桥每次来，都装着为的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而“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他们鬼鬼祟祟，这样“保密了七、八个月”，并且约定对周恩来同志封锁消息。江青恶狠狠地说过：“不叫周恩来看”。但是，后来周恩来同志看到载有这一问题讨论的《文汇情况》时，张春桥十分惊慌，马上命令改出不编号的《记者简报》，限印十二份，直送张春桥，由他控制分发，对周恩来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继续封锁消息。
这篇黑文出笼后，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应。当时彭真同志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坚决予以抵制。北京市委调查了吴晗同志的政治历史，证明吴晗历史清白，为保护吴晗同志作了政治准备。由于北京市报刊十九天不予转载，发难者要出版小册子，以扩大、加强攻势。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署名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这个“按”语，是经周恩来同志修改过的，其中大段引用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贯彻“双百”方针，讨论问题应“采取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周恩来同志曾经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然而由于形势向险恶发展，这种保护没有能得以实现。
在姚文元的黑文抛出一个多月以后，吴晗同志迫于形势，发表了一个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文中除了一些违心的承认错误之外，大量是引用史料同姚文元据理力争，并用肯定的语言申述自己“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是，江青、张春桥一伙极力使批吴晗“升级”。他们密令关锋、戚本禹等悄悄赴沪。关锋其时窃踞着《红旗》杂志编委职务，读了姚文，表示竭力支持，说“不要怕孤立”，甚至表示：“要是干起来，我们一定支持姚文元。”戚本禹则时刻准备赤膊上阵，表示“若有人攻姚，我们就出来反攻”。关、戚等人一到上海，与姚文元多次密谈，张春桥亲自接见，进行政治勾结。返回北京后，关、戚又向与江青关系极深的康生作了详细汇报。关、戚于1966年4月抛出两篇比姚文定调还要高的黑文，也是经康生审定的。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1966年4月2日《人民日报》)认为：“《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红旗》1966年第5期，4月5日出版)讲得更露骨：“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志又‘破门而出’(挺身而出也)写《海瑞罢官》……实质上都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吴晗同志的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这两篇黑文比起姚文，更为老谋深算，阴鸷恶毒。吴晗同志于庐山会议前或后写的作品，都被与彭德怀同志罢官一事硬联挂起来，《海瑞罢官》的主题从“退田”突变为“罢官”，吴晗同志的“问题”，立即具有“反党”性质。据揭发，最早指摘《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正是康生的发明。这样，不仅完成了对吴晗同志进行南北夹击的态势，而且，对曾经保护过吴晗同志的北京市委进行全力打击，就有了一个突破口。
江青一伙所谓批判吴晗，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选择的一个反党乱国的突破口，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因为紧接着，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以显着地位刊载了江青“写作班子”署名为“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文章;同日，《光明日报》也以显着地位刊载了署名为“何明”即关锋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文章。仅隔两天，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抛出又长又臭的《评“三家村”》，戚本禹则在《红旗》杂志(1966年第7期，5月11日出版)抛出《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几篇文章，交织成一张猛烈的火力网，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尔后，由江青、陈伯达一伙插手的那个文件批判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认为这个“提纲”主要错误之一，是不提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就由组织从政治上给吴晗同志定了性。《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联名以编辑部名义发表题为《伟大的历史文件》的社论，说：这个文件“揭露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使这个集团破产了。这是一个突破口。”所以，组织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斗争”目标，早有预定，而吴晗同志不过是一系列突破口中的第一个突破口而已。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完全是由“斗争”目标需要而定的。江青曾经踌躇满志地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呵!”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只要达到这个既定目标，就可以不择任何手段。这就是林彪、江青等人批判《海瑞罢官》所做的一切。
但是，天理昭昭，众目睽睽，江、张、姚等人岂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 姚文元的黑文抛出后，元史研究专家翁独健教授曾经仗义执言：“姚文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 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着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单就上海《文汇报》编辑部，就收到三千多件来信来稿，批驳姚文元的黑文。即使吴晗同志被迫作了“自我批评”后，还有同志(钟杰《〈海瑞罢官〉不是毒草》1966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公正地认为：吴晗所以这样作自我批评，“是因为，最近许多报刊接二连三地登载了批评和指责他的文章”，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可见批判《海瑞罢官》之不服人心，到了何等程度。而这种强烈的民愤，使江青等人想把《海瑞罢官》顺理成章地造成一个突破口的企图受到威胁，因此，他们设计诱捕残酷打击持不同意见者，施行“钳口术”，而知识分子首先撞网。
江青、张春桥一伙用“钓鱼”术。
且看江青关于名为展开《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指示”：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战场。”
这里“指示”大量使用军事术语，完全是对待敌人的一套。持有不同意见者自然是“敌人”了。
张春桥对文汇报社说：“要放手贯彻‘放’的方针，要让反面意见放一个够。”于是相继发表马捷、蔡成和、芜人、林丙义、张家驹、羽白、郝昺衡等同志批驳姚文元的文章。1965年12月31日，张春桥亲自策划，由文汇报社出面召开上海史学界、文艺界座谈会，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会前说明：内部谈谈，听听意见，不算账。但在会议结束时，却突然宣布要整理成文，公开发表，与会者目瞪口呆，惊呼“上当”。张春桥看到座谈记录狰狞地狂笑，竟说是“引蛇出洞”了。
同时，张春桥指令报社把“放”出来的各种论点排队归案，凡不同意姚文元论点的，都被列入“右派言论”，发言者和文章作者都被视为“右派”，成为打击对象。
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的马捷，写了一篇题为《也谈〈海瑞罢官〉》，对姚文作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被逼承认自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因而成为“反动学生”。北京一个青年徒工遇罗克写了《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1966年2月13日《文汇报》)，受到迫害，因他非常鄙视姚文元的文痞作风，在日记里写了“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之类的话，遂致死难，其年才二十七岁。西安市的米曦亭，当时仅二十多岁，写了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章寄给《文汇报》，因此在万人大会上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严刑拷问，定时逼供，家庭遭到破坏，本人受摧残而双目失明。老教授翁独健横遭迫害，翦伯赞则含冤而死。李平心被姚文元化名为“劲松”、“伍丁”猛打不舍，以致饮恨而逝，他曾恨恨地说：“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 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
在对吴晗同志进行政治陷害的同时，江青、张春桥一伙制造了擢发难数的冤案，被投入他们设置的陷阱的，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不同意姚文元观点，为吴晗鸣冤叫不平的，如上述的马捷、李平心、羽白(张习孔)、翦伯赞、遇罗克、米曦亭等等，不是被整死，就是遭到令人发指的残害。
第二种，虽然批判了吴晗同志，但没有按照姚文元调子唱，也被打成假批判、真包庇，也成了“反革命”。
第三种，曾经在舞台上演过海瑞的，编过其它海瑞戏的，也被罗织牵连，遭受迫害，株连家属。甚至为编剧提供一本参考书的，也被批斗。
第四种，看过《海瑞罢官》这出戏，说过几句好话，如常谈、方三、繁星、曲六乙等，被诬蔑为“破门而出”、“称兄道弟”的牛鬼蛇神。
第五种，和吴晗同志合作写过文章，或只在文章体裁 风格上和吴晗等人的文章相似，也被说成是“三家村”、“四家店”，一批一批被揪斗。
第六种，不同意吴晗同志某些学术观点，曾写文章和吴晗同志进行过学术讨论，虽然是多年以前的事，也被扣上折中主义等帽子。
等等。
在现实中，由批判吴晗同志开始，不仅大批大批无辜者被投入地狱，而且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进行了拉网式扫荡，什么“清官问题”、“让步政策”、“道德继承问题”、“民族英雄史可法”、“好皇帝朱元璋”，除秦始皇外，几乎所有值得研究探讨的学术问题和历史人物，都被株连批判。难怪周予同教授痛心疾首地呼喊：“五千年祖国优秀文化从此将被淹没了!”从此后，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如恶风卷地，说假话、搞迷信、打砸抢，愈演愈烈。“黑线专政”论肆虐横行，文化专制主义毒雾滚滚。国力衰惫，民气戕伤。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曾经叫喊过：“要高举批判《海瑞罢官》的旗帜!”历史证明，这面旗帜，是他们反党夺权、亡国灭种的黑幡，它造成了建国以来空前浩劫。

三

吴晗遭到江青等人陷害。但直到1966年初，北京市委还没有在机关发动批判吴晗。同年3月，市委要求吴晗同志下乡搞社教运动，化名李明光。下乡后，社会上批判吴晗同志的声势日壮，上纲也猛。吴晗同志日益困惑，思想包袱沉重。他的秘书劝慰说：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总有一天会弄明真相的。吴晗同志也坚定了信心，说：对，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想事实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但是，吴晗下乡不到一个月，就被调回北京，在民盟接受批判。
尔后，北京各大专院校里运动兴起，吴晗同志如被横扫的“四旧”一样，被各院校、单位揪来斗去。
吴晗同志被揪斗间隙，意志没有消沉，他对女儿说：“我只要不死，要与姚文元斗争到底的。”他还尽量抽时间阅读被抄家剩下没有人拿走的马列着作，尽可能在残剩的史籍里搜集有用的史料，还准备与姚文元进行“文斗”。
然而，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在江青等人看来，还不足以置他于死地。于是，江青等人施展更卑鄙的阴谋。1968年3月，当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以“叛徒”罪名，下令将吴晗逮捕审查，从此吴晗锒当入狱。但是由于北京市委早已做了调查，以确凿证据，证明吴晗同志没有历史问题。上海所提供的一个吴姓的叛变的材料，实际是另一个姓吴的人的问题，而非吴晗。就是江青等人一手控制的中央专案组，也无法“坐实”吴晗的“叛徒罪名”。然而，康生却说：“吴晗没有叛徒问题，还有一个特务问题嘛，你们查去!”一言定罪，吴晗便由“叛徒”变成了“特务”。
吴晗同志入狱后，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周总理得悉吴晗同志吐血后，立即指示要加以保护，采取措施抢救。但是周恩来同志越是保护，“四人帮”越加摧残，说：趁他没死，叫他供认。吴晗同志保持了刚正不折的气节，实事求是，决不苟且偷生。1968年10月11日，吴晗同志被迫害致死。
在吴晗同志死前半年，即在3月，他的患难与共的妻子袁震同志已先被迫害致死了。吴晗之女吴小彦，由于双亲惨遭变故而深爱刺激，她说要跟姚文元拚。她写信给周总理，托周荣鑫同志转呈，后来周荣鑫告诉她，周总理要她们姐弟俩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万里同志在北京市工作期间，尽可能给予她们照顾。即使是与吴晗家庭很少来往的袁熙之(袁震的堂妹)，在经济上，每月都接济吴小彦。1975年8月，吴小彦给中央专案组写了封信，提出三点要求：给吴晗作结论;要吴晗骨灰;发还抄家抄去的书籍。几天后，北京市某区公安分局奉上级命令，逮捕了吴小彦。吴小彦于狱中在纸条上写着：“我现在又一次想起爸爸说：‘彦，你大了，就知道爸爸是好人了’。爸爸真是好人，是最好最好的好人，我永远爱你——亲爱的爸爸”。“你和妈妈是：生前不能共罗帐，死后天上成双对”;“我敢大声说，我爸爸妈妈是最好的，天底下再没有比我爸爸妈妈更好的了，他们没有辜负‘爸爸’‘妈妈’的尊称”。吴小彦在“犯人家属”送物收据单上，写着“胜利”署名“吴晗”，但“晗”又给划去，写上自己名字。由于折磨、刺激而疯，以致自杀。吴小彦留下遗嘱：把她骨灰与母亲骨灰埋在一起。
“四人帮”被粉碎后，给吴晗同志作出正确的结论，理应不是件难事。但是出现了人们意料之外的曲折。直至1979年1月，三中全会后，北京市委组织部全部推翻了原专案组关于吴晗同志的“结论”。
时当新春，风和日丽。吴晗同志虽遭覆盆之冤，但毕竟得到了昭雪。“四人帮”的魔杖，阻挡不住人民的春天的来临。吴晗曾经在《春天集》里说过一句话：
“这是春天的诗。
我们生活在万紫千红的春天，让我们为春天而歌唱吧。”
是的，吴晗歌唱的春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