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武汉，我终于回来了!》(原文全文)

武汉，武汉，我终于回来了!
但是，武汉变样了。
长江的水和三十年前一样地流着，江上的木船和三十年前一样地荡着，江汉关(编按：江汉关解放后改名为“武汉关”)的钟楼和三十年前一样地矗立。但是，江上架起了双层大铁桥：汽车在上层桥上跑;火车在下层桥上跑——钢铁的力震动了龟山和蛇山。
小桥流水是古代的诗，铁桥大江是现代的诗。我很惊奇：我竟然没有怀古的幽情了!

* * *

我们住在汉口的德明饭店。不，现在叫做江汉饭店了。沉重的德国式楼房还是老样子;门前老树一大篷树叶的绿也还是老样子。我提着旅行袋，恍恍惚惚走上那一抹又宽又长的楼梯……
小时候，家住在汉口日租界;大热天，我和弟弟去买雪糕;我们得走过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长征五个租界，为的是吃一根雪糕! 扎红头巾的印度巡捕、矮小凶悍的安南巡捕，拿着棍子赶黄包车和叫化子。德明饭店在德国租界边上，我们走到那儿，一根雪糕早已舔光了! 门前那一篷绿色的荫凉没有我们的份儿! 饭店里住着洋人和中国买办，“闲人免进”。汽车一声不响地开到饭店门口，穿白制服、戴白手套的“汽车夫”跳出车子，打开车门，哈着腰站在一边;高鼻子洋人向德明饭店里走，皮鞋打在水门汀上得得响，一直走上大门里那一抹又宽又长的楼梯，走进那沉重神秘的大楼里去了。
现在的江汉饭店并不神秘了! 短发白衣的女服务员、说黄陂话，黑黝黝的乡下汉子，现在成了饭店的主人了! 他们听见我说武汉话，脸一亮：
“咦，你在什么地方学的?”
“我是武汉人。”
他们半信半疑望着我。
“我是从美国来的武汉人。”
“离开武汉多少年了?”
“三十年了。”
“三十年? 你想吃什么家乡菜吗? 只管告诉我们。面窝? 豆皮? 喜头鱼?”
“喜头鱼!”我叫了起来。抗战离家多年，回到家乡，我就是用那口吻向母亲点菜的。

* * *

蕙妹家住武汉。大哥、蕙妹的孩子们早就从河南、襄阳赶到武汉等待我们。我们一到江汉饭店，侄儿、侄女们就涌来了。他们先到薇薇和蓝蓝的房间里;我和安格尔一走进那间房，就听见唧唧喳喳的欢笑声——年青的一代已经溶合在一起了。
“别作声! 让她猜!”大哥按住五个兴奋的孩子。我从没见过他们。只有惠妹的大儿子建建在广州见到了。
“这是小刚!”我指着那个黝黑粗壮的汉子叫出声来。他是大哥的大儿子，曾下乡四年，在十年以来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中，考取了洛阳农机学院。他看上去就像个风吹雨打、日晒夜露的农夫，透着北方大地的土气和原始的粗犷——一个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新中国生长起来的年青人。
“对! 对!”所有的年青人笑着叫着。
“这是小兰!”我点着那个北方大姑娘——大哥的大女儿。她鼓鼓的脸、大大的眼睛，打着两条小辫，穿着绣细碎小花的白衬衫，微笑着叫了一声清脆的“大姑妈”——她是从新中国的画片上走下来的：不是脂粉修饰的美，而是健康明朗的心态闪烁出的那种美，很自然，很温暖。
“这是小斌!”我点着大哥的小儿子;他明净高朗的额头，聪明而又害羞的大眼睛，在那一群年青人之中，他年龄最小，但最沉着，不大讲话。他很像我们失去的弟弟汉仲，我愣了一下。
“对! 对! 全猜对了!”笑声、鼓掌声;十四个人挤在一间房里，乐成一团。
“My name is华华!”惠妹的小儿子走到安格尔面前用英文自我介绍——这一招谁也没料到，立刻引起一阵哄笑;他眼睛闪闪烁烁，非常灵活，却又透着点儿不安。他也得意地笑着。
安格尔大笑着把他搂在胸前，那一句“乡音”立刻把他们挂上钩了。
最后剩下大哥的小女儿小燕了，没等我说话，她叫了一声“大姑妈”，就扑过来搂着我，好像我们只是分别了一阵子，早就很亲很亲了! 她又转向安格尔用英文说：“My name is Swallow.I’m an English teacher.”她说完乐得格格笑。
“Oh，you are the teacher!”安格尔大叫，很高兴又有一个人讲他的“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