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外人间一诗人——怀潘伯鹰先生》(原文全文)

潘伯鹰先生是我敬重的师友之交，1966年“文革”前夕去世，年寿六十三岁，至今三十年了。我常常想念到他，他的言谈风神还清楚留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诗集《玄隐庐诗》收古近体诗一千余首，近日翻阅，更增怀思。黄山谷有两句诗：“物外常独往，人间无所求。”若译成白话，大意是：“思想(或精神)常常不受羁束，世俗的名利全不在心上。”以此移赠伯鹰，可作他生平写照。
伯鹰是真诗人，这是相对以写旧体诗为时尚出现许多假诗人而言的。真诗人方有真性情。潘受序《玄隐庐诗》，论伯鹰诗道：
伯鹰诗思深意远，境高语妙。其感其情，皆今人之感与情;而其体制，其格律，其声调，其色泽，则无不古。直与时代相氤氲，相磅礴，相呼吸，相歌哭，而甘苦之，而性命之。会通天人，咳唾名理，用古而不泥古，超物而不遗物。真能兼众长，集大成，耐吟味，娱独坐，而与古为新者也。
潘受，字虚之，1942年与伯鹰订交，是伯鹰老友，现居新加坡。他这篇序写于1987年，序中推许伯鹰诗感情深厚，体制古雅，道出伯鹰诗的特点，是有见地的。
伯鹰早年从政，且曾接近高层，因不热中，故没有做什么显要的官。他的文名诗名和书法名，超过了他的官名。他写过一部旧体小说《人海微澜》，先在《大公报》连载，后单行，吴宓作序，以曹雪芹、萨克莱(《浮华世界》作者)相比。名士吕碧城、黄稚荃称为“凄动心脾。不自知其掩卷而丸澜”。他写的《隐刑》等五部笔记，据说得曹聚仁推荐，受到鲁迅赞赏。抗战中，他主持饮河诗社，“声气所泊，应者万里”。1949年，他随同章士钊、颜惠庆等赴北平，任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秘书，参与国共和谈。全国解放后，他被任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市府参事，虽属优遇，却是闲职，从此不务他求，以书法和写诗自娱。他的诗集《玄隐庐诗》共十二卷，近半数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伯鹰的诗号称“非唐非宋，亦唐亦宋”(潘受语)，但他最服膺的诗人是黄山谷;在山谷诗的研究者中，他最服膺的是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有一段记载：
少年负气，得间戏取山谷诗天社(指任渊)注订之。多好无恒，行衢不至，补若干事而罢。出乎一时技痒，初不笃嗜黄诗也。《谈艺录》刊行后，偶与潘君伯鹰同文酒之集。伯鹰盛叹黄诗之妙，渠夙负诗名，言下几欲一瓣香为山谷道人，云将精选而详注之。颇称余补注中欧梅为官妓等数则，余虽忻感，然究心固不属此类尔。
这是钱钟书纠正任渊误注山谷诗，将官妓欧、梅照字面注成了欧阳修、梅圣俞，为伯鹰所折服;而伯鹰之崇拜山谷，也于此可见。又这里说伯鹰打算对山谷诗“精选而详注之”，这个愿望后来是实现了的，这就是1957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黄庭坚诗选》。由于这本书，我与伯鹰相识，并建立了相知的友谊。
我那时负责出版社编辑部，所以这本书从选题、约稿到审定、出版，我都是参加的。这本诗选有几个特点：一、确是精选，山谷诗共一千五百多首，本书选一百五十首，为总数十分之一弱。二、详注，不仅是注典故，还有串讲(即评述)，指点读法。如有一首诗的注末串讲：“其中要诀，须将句法练得坚挺，把不相干的转折字虚字删得干净。这样才能将意思的转折藏在里面，因而耐人寻味。凡研究山谷诗的人，必须首先从这里钻研进去。这是须要细心长期体会的。”三、书前有一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导言”，评价山谷的生平、人品及其文学成就，作者说：“拚命捧山谷的人，未必即真看到他的深处，搔着他的痒处;信口骂山谷的人又往往是不细读他诗的人。”这篇导言即是还山谷以真面目。四、标点有创新之处，将五七言诗点断，如“欲嗔，王母惜;稍慧，女兄夸”。“才难，不其然;有，亦未易识”。喜用破折号，如：“想见沧州白鸟双——马龁枯萁喧午枕”。多用惊叹号，如“千丈寒藤绕山崩石!”“本落知风饕!”这使我想起钱基博的《韩愈志》一书，满纸惊叹号。大概老先生们用新式标点，都有这种自己的习惯用法。伯鹰在此书前致谢语中，提到“古典文学出版社诸公，颇多扬榷”，我们是充分尊重作者意见的。
《黄庭坚诗选》随处可见伯鹰的真知灼见，灵感妙语，其精到处不逊于钱钟书《宋诗选注》，应是传世之作，却因不合左的教条，出版次年就受到了上海一家大报的批评，说它只讲艺术性不讲政治性。彼时批评即判决，这本书从此遭遇冷落，无人再提，也没有重版机会。我倒相信，总会有慧眼独具的出版家(不是出版商)有一天会发现这本书的价值，重新给以出版。
伯鹰的诗，意在言外，情寓境中，须细细玩味，方得有所领会。这用得着他所说的读山谷诗的方法：“这种诗体的特点在以很少的句子，很窄的韵脚，写出高广的境界，深远的诗路，又要自然，又要变化，又要有风神，这工作是很难的。读者须要虚心仔细去玩味作者用笔用意的方法”。(《黄庭坚诗选·戏呈孔毅父注》)我这里从《玄隐庐诗》中举两首诗为例：
吴门秋更热，触绪况多惊。短榻心相语，空庭影共行。棋经阴计换，诗赖背吟成。仗马须衔勒，先防万一鸣。(《触绪》)
仗马真堪羡，犹容噤不声。可怜婴武舌，字字苦分明。(《作前诗而悲之再为一章》)
这是五十年代伯鹰应召去苏州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习时所作，这种诗若从表面看，似乎看不出什么“须要虚心仔细去玩味作者用笔用意”，读者方能品味出诗中含蕴的深沉心情、感想和当时的环境，而这又是不易言传的。
《玄隐庐诗》中有赠我的一首七律，题目是《钱君伯城见示所述唐宋古文之作，题以奉赠》：诗如下：
着书岂必穷愁事，历世终看倜傥传。尚论韩欧微喻指，不离形质妙忘筌。霜飞转益岩松茂，火蚀无伤璞玉坚。握手相期青眼在，浮荣自古例浮烟。
诗题中说的“所述唐宋古文之作”，指的是我在1962年写的一本小册子《唐宋古文运动》，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之一。当时出版后，送请伯鹰留念的。隔不了几天，他就派他的一位学生(可惜姓名已忘)送来了他书写的条幅，写的就是赠我的这首诗。这是对朋友的慰勉，洋溢着真诚感情。“霜飞转益岩松茂，火蚀无伤璞玉坚”，这既是嘉许，也是期望。我想伯鹰的原意，恐怕不仅是对我个人，应该也是对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而说的。“握手相期青眼在”，这是伯鹰交友的自道。他对朋友始终如一，不以贵贱荣辱而改变态度。1957年的“扩大化”我也未能幸免，他是最早叩门看望我的，其时许多亲友已是避我唯恐不及了。
家中一只老式的大镜框，伯鹰的条幅正好镶配在内。我就一直挂在陋室中，朝夕相对。伯鹰是名书家，他的书法遒劲雄浑，自成一家，为我的陋室增辉不少。
不过50年代末以后，我同伯鹰平日往还不多。随后那些年政治风云起落不定，工作之外就是不断的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几乎每天精疲力尽，朋友间互戒来往，难得见面。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伯鹰，是在听说他患病卧床，我同妻子去他胶州路住宅看望。大约是1965年底或1966年初。
那天，他精神很好，见到我们夫妇，十分高兴。我们看他双眼仍是那样炯炯有神，透过近视镜片发出闪光;讲话的声音也仍如平昔那样宏亮。那天他谈了许多话，现在回想，大部分也忘了。只记得他虽在病中，还在关心朋友们的生活处境，其中特别提到因遭“扩大化”而被遣送回籍的Y君，想要助他一臂之力。
这次一面，遂成永诀。待我听到他的逝世消息，已是“文革的风雷滚滚而来之时，什么友谊人情道义等等，一概“横扫”而光了。“文革”初起时，我还不知伯鹰已逝，他写的条幅，我怕因我而连累于他，不敢保留，慌慌取下烧掉了。至今我还感到后悔，但在当时无人能免于恐惧的时日里，这样做却是理所当然的。
《玄隐庐诗》原为手抄本两册，存章士钊处。1972年，章至香港探亲，携稿拟影印出版，未果。后由周颖南、何焯贤和潘夫人荷君女士共同协力，几经校阅定稿，于1987年由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排印出版，印制精美，为非卖品。

1996年4月于上海观景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