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在移民》(原文全文)

流动是人类的基本命运。
似乎人类不曾走出摇篮的时候，便踏上了选择生存地的漫长路程。《圣经》里“伊甸园”的美梦刚刚破灭，亚当、夏娃的子孙们便不得不争登“诺亚方舟”，向地中海，向爱琴海岸，向整个欧洲土地迁徙;翻开中国第一部史学典籍《史记》，中华大地上最初王朝的子孙们，没有一刻不跋涉在选择生存地的颠沛流离中。当今领导世界工业文明巅峰的美国，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居民是欧洲、非洲、亚洲移民的后裔;美丽的南太平洋经济王国澳大利亚，在上帝缔造它的时候，胸膛里没有一丝丝白皮肤人的血液，如今外来的白种人已占她居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在中国，尽管古老是它最为辉煌的荣誉，上海、广州、深圳……如今一切繁华与发达的土地，到处都是曾经被岁月泯灭了洞穴和庵棚里走出的子孙……
流动，人类正是在流动中发现并开辟了无穷的“新大陆”，在流动中孕育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继续在流动中保持着人类的活力。
然而，人类的能量一旦进步到能够在定居中生存并发展的时候，流动与迁徙，便不再是田园诗，旅行曲，它似乎又是人类整体悲剧命运的代名词。
时间远一点儿，山西洪洞县有棵有名的大槐树，至今中国东西南北的土地上，千万计的家族把它认作明朝时的故乡，然而，枯槐旁悬挂的一幅历史画，描绘的是铁链、病史、饿殍、眼泪和天朝官兵的刀枪;时间近一点儿，则有轰闹一场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里酿造的苦难和委屈，使当初那些青年移民中的执笔者写了近十年的控诉书，如今还在洋洋洒洒;距离远一点儿，不说那美洲土地上救命的火鸡，不说西伯利亚曾经用冰雪堆筑的尸库，前不久电视屏幕上沿撒哈拉大沙漠的西缘走着的，那是一支多么冗长的移民队伍——毙尸相伴，烂衫如幡，步履蹒跚，遍野哀声，西非的太阳把眼泪烤干了，但前方几乎没有目标的路，仍然没有尽头……
然而，不论自愿还是非自愿，不论满怀希望还是弃满绝望，不论是幸福还是痛苦，如今地球上居民的相当一部分，仍然不得不为了更好地生活或仅仅是为了生存，去自动寻找或被迫适应一块崭新的土地。
几十年来确信“人定胜天”的中国，在理想天国翻了几个跟头回到地球上来，也开始重新思考她的居民们的命运，突然意识到还是“人得适天”，还是得遵从一点人类的生存环境——大自然的意志。
1983年春，一次由国务院专会批准，由中央财政支持的移民计划，在中国西部诞生。按照这个计划，到1993年的十年期间内，甘肃中部以“陇中苦，甲天下”为称的定西地区，宁夏西南着名的西海固干旱地区，将有七十万生计无着、衣食艰难的百姓，或西上千里往河西走廊定居，或迁出重岭往新开垦的黄河河谷灌区落户。五年过去了，如今已有二十万人终于离开了他们的家乡，开始在他们完全陌生的土地上谋生。
那么，这项旨在消除贫困、缓解人口与生存空间矛盾的移民工程，究竟是悲是喜是幸福还是痛苦是希望还是绝望呢?

上篇 上帝的弃地

8月的兰州城真美。
那白兰瓜蜜甜蜜甜，吃上几块，使人喉咙里痒痒的;那西瓜真爽口，刀子轻轻一挨，便“嚓”一声裂成两半;那水蜜桃真水，紧着用嘴巴吸吮，浓浓的水浆还顺腮帮子顺手指滴哒;那牛肉面真香，货真价实四角钱一大碗，让人觉得深圳城里两块五一碗的无味面像地狱的入门汤;那气候真叫爽人，早儿晚儿那凉快，夜里睡觉你都不用操心什么劳什子蚊帐;至于衣裙鲜艳、仪态幽雅的兰州女孩子，则要使北京城里大大咧咧、喉咙赛响锣的姑娘少了许多的韵味……
见鬼了——西部?!
见鬼了——贫穷?!
难怪以天下为安乐窝的“候鸟”们一时聚来，使这8月的古城人满为患，并非开会，旅游而正经出差办事的人们，不得不住到浴池里去。
然而，当你咽下甜抹下蜜拉开了架势上路，当你沿着景泰、静远、同心、海原、庄浪、会宁、定西、榆中……几千里路上划个大圆走过去，站到岭上，钻进沟里，闯进窝庄，推开土窑门的时候，你即使不跟任何人说话，你就是完全面对着大自然，你也会立刻沉入一个完全别样的感情世界里去。
城市是虚伪的。她用她娇女子般的手段，极为简便地把她们仍然依托着的大自然的真情实貌掩蔽起来。
不用去寻找，一架山梁就会代表千万架山梁这样横在你的面前：
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丝绿，从头到脚全是路——羊或别的牲畜踩下的羊肠小道。白色的、弯弯曲曲的“路”，像一张大网，罩住了岭，罩住了坡，罩住了谷。我让司机停下来，久久静观这人与大自然搏斗的奇迹：二十多米高的斜坡上，排满了六七十条“路”，纵横交织，“路”的面积占山的面积的三分之二。那剩下的坡土上，长了些瘦弱的小草，由于干旱，已经从头到脚枯黄无神，伸手一拨拉，便脆脆地断了尖。
不用去假设，让人心酸的故事便迎面而来。
车到宁夏、甘肃交接处。渴了，大家停下来，蹲在公路旁吃车上带的西瓜。在路面上摔碎的西瓜，直吃得满脸满手西瓜汁。见路边一个学生模样的半大小伙子过来，我问：“能给我们找点水洗洗手么?”他点点头，转身走了。
过了七、八分钟，他来了，端着一个铝盆，盆底一层不到寸高的清水。洗完，我伸手想把脏水泼掉，小伙子扑上来：
“不倒! 不倒!”
他接过盆，端起那点洗过四双手的脏水，沿着来路走了。
看着他谨慎地走着的身影，我突然为自己洗手净面的“文明”，生出几分羞耻感。我记住了，张忠，静远县刘寨科乡村中学的初一学生。
穿行于千里赤地般的西部8月，我一遍遍地叩问山峦，叩问土地，叩问自己：人类和一切生命最基本的生存资源——水，究竟哪里去了呢?

一 沿着水的踪迹

灵魂干渴么?

7月的烈焰里，这个山村比阳光还要沉默。
牛在山坡的背影里卧着，努力感受肚皮下的一丝阴凉;狗趴在门洞里，舌头伸得半尺长，口里不时发出的抽吸声，像一架繁忙的风箱;日复一日的阳光，把山阳山阴处几乎所有的绿色都舔食了，用不着下地，无须把锄荷镰的人们，全都待在“冬暖夏凉”的土窑里，节省体内的水分。
“嘀嘀”，那只是几声对城里人来说，单调得不算什么声音的汽车鸣笛。然而，这个会宁东北角的山村，激动得打起颤来。“汽车来了!”“汽车来了!”先是孩子由于干渴而失却许多童音的嗓门，接着是哐哐啷啷的铁器、木器的碰撞声和几乎是全村人的脚步声。山村的男女老少，上百人在几分钟内，便手持铁桶、木桶、瓷盆、瓦罐齐聚于村口。
不过，他们还是迟到了。似乎在所有的生灵中，住在窑洞里的人是最迟钝的：拉水的油罐车黄尘飞扬的屁股后面，已哒哒哒地跟着一队黄牛，跑在前面的，伸出长舌，舔着水箱胶管零星滴哒的水滴;不知栖在何处躲避阳光的鸟儿，一群群环绕于缓缓移动的汽车上空，像轰炸机群一样一阵阵地俯冲……
干渴已极的人们，似乎是最无情的。他们迅速作了分工，将他们之外的生灵全部围隔在停稳的水车之外，代表每个家庭领水的每双眼睛，喷着希望，喷着火，盯视着村长手中那只称过分量的水桶，静声屏息中，偶尔发出一两声沉闷的叫喊：“小心洒了!”“添上些，我这桶还不满!”
他像往常一样，站在打水的队伍末尾。他知道，汽车里水的容量，村里人口牲畜的数量，都是精确计算过的，晚一会儿，也少不了他三天每天五斤的配额。当他提着一桶水走回自家窑洞门口，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他家那头花脖子犍牛，先是瞪着圆圆两只血红血红的眼睛，挡住他的去路，然后毫不客气地走上前来，把嘴巴伸进了他提着的桶里。他想躲开，又怕把水弄翻，结果，那只桶终于被呼呼吮吸着的嘴巴捺在了地上。他火了，伸手抄起一根木棍，抡圆了，要照那只贪婪的脑袋砸下去，他却看见，那平素挨怕了他鞭子的牛，身子向后躲，嘴巴却仍然塞在桶里，两只眼睛向上斜视着主人，好像它要逃走，只是身不由己，嘴巴被什么牵着。
没有道德约束的动物，终于作出了比主人更勇敢的选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举着棍子愣住了，然后，他把棍子扔了，一屁股坐在黄土泥地上，两眼流着泪，眼睁睁看着花脖子把他三天的配额吸完。
那三天里，除了喝几碗亲戚接济的水熬的稀饭，他没喝一口水。这个马家窑村数量不多的初中毕业生，躺在四壁如洗的窑洞里，又一次思索他的命运，似乎他是这个干渴的山村唯一灵魂干渴的人。
他听见他的父亲又在跟村里老人们商量着祭天，到那“云楼子”脚下烧香。他无动于衷。一切他都做过了。前年大旱来临，村里最后一眼水窑(坡上挖了一个大洞，底部糊了防漏的胶泥，下雨时灌入山坡上的流水，等待沤绿了的窑水终于见清，便是山里人唯一的水源)干涸，还是他和同村的伙伴们，将“文革，中被砸剩下的“云楼子”从队里库窑抬出来，安放在塬头最高处，然后，由他的父亲——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宰了一对羔羊，用那生灵稠乎乎的血，祭那淡淡的终于毫无表情的蓝天;他听见邻家有人来“匀水”，要结婚，娶媳妇，还要上席，自家的水不够用，要在婚席上上汤水宽宽的长面，他的心颤抖了：生了儿子，让他喝什么?
他躺不住了，来到会宁县城，来到县水利局，他算了一笔账：二十多里地，修个水管子，要比长年汽车拉水合算。当他得知邻村、邻乡、邻县有一百四十多万人像他的家乡这样过活，当他知道单是给这些人送水，国家每年要花近千万元的时候，他绝望了。回到村，他打起铺盖，扔下村里忙着祭天的人们，走过荒秃秃的山坡上一处又一处新的或陈旧的关公祠、龙王庙，他独自来到了白草塬——新开发的黄河灌区移民点。
我从他新盖的泥坯小屋里出来，正是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柳应江抬头看着太阳——火辣辣的太阳，一层阴云飞上了他年轻的脸。
这时辰，正是马家窑村分水的时辰。

无情的放逐

傍晚，在会宁县委招待所的阳台上看天，同伴惊叹：这天，真美!
是的，当今中国“大地方”人难见的蓝天，碧蓝碧蓝的蓝天，映照得人心里一阵阵发欢。这纯净、幽深、宁静的天色，顿然将人胸中的一切积虑驱除干净，突生身轻神荡之感。
迎着西天还未敛尽的阳光，四下里细细地端详，心里却渐渐升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或许，这是贫困和落后赋予这块土地唯一美好的景致。然而，这片似乎总是如此晴朗的天空里，那数百万人翘首渴盼着的云朵呢，它哪里去了?
地是天的注释。
我们还需要到土地上，来寻找被放逐的云朵和雨滴。
他是中学生了，住校在离家十多里的乡中学的窑洞里。讲起他的童年，那故事令人毛骨悚然。如果与他交谈的不是一个记者，而是一个关于自然、关于环境的学者，似乎可以认定，这个名叫三秋的少年，刚刚学会走，学会跑，就成了大自然的刽子手。
张庄没有煤，山上没有树，只有坡上还长草。每天上午、下午，他都提了篮子、拿了铲子，到山坡上去铲草，连根儿连土成片地铲过去，把铲离地面的板块弄碎了，抓住露头的草身儿抖一抖，塞在他那并不沉重的篮子里。这只小篮子，是他家七口人作饭、烧水、煮猪食、烧冬天的火炕等一切所需的能源库。先是跟着姐姐铲，后是带着弟弟铲;先是在村头路边铲，后是跑上十里八里铲，有时为了填满肘弯里的篮子，一天要铲一亩多的坡。他和他的姐弟，和村里数十个孩子和成人，用数十个巴掌大的铁铲(大人有时用锹)，把张庄周围数里、十数里的沟和坡，铲成寸草不生的无生命地带。年复一年的草皮战，不单是人与自然的对抗，也是人与人的对抗，每天天还不明，三秋和他的对手们便去围地圈坡，圈他和她一日劳作的场地。在记者的追问中，他曾不自在地摸摸额头上的一块疤——那是为了争一块草稠的坡，被邻家二小子“铲”的。……于是，张庄难得落地的雨水，变得毫无落脚之处，雨点儿稍急一些，就顺光坡形成径流，卷着黄土毫不留恋地顺沟走了，一去而不再回头;于是，张庄的沟更宽，田更薄，禾更稀，铲世界的铲儿更多，无以蒸发的土地赐给他们一片洁净的蓝天，也赐给他们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
这片善于遗传生命的土地上的人们，或许永远不曾意识到他们继承的饥饿、寒冷和贫穷的来源，或许永远不曾思量过：以后怎么办? 作为人类中的一个小群体，他们与周围无数这样的小群体一样，仍然处在一个创造饥饿、创造寒冷、创造贫困的历史阶段。
在这片需要救世主的土地上，近年来，为了停止植被破坏，当地政府都颁布了对破坏者的“处理办法”，同时为了解决居民确有困难的燃料问题，每户每年低价供应一吨煤。尽管如此事情却难以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马塬。在孙家灶头前，我看到主妇正往烧水的灶洞里填一团团细碎的根叶，我认真地问：“这是啥?”她为难地一笑：“草皮，老二昨个才铲来的。”“你们还铲呀?”“不铲烧啥?”“不是有供应煤么?”“十几块钱呢，还要几十里路雇车拉，花不起……”
越铲越“花不起”，越是“花不起”越是铲。我看看她家那只缺了一只耳子的铁锅，炕上用十几种颜色拼起来的棉被，似乎又明白了什么深奥又简单的道理。国家没有能力免费给千家万户农家供煤，农家也拿不出那补助过的煤价。
人赋予自然或自然赋予人类的悲剧，往往就生存于这样难以解救的夹缝中。

艰难的偿还

抱着一个简单的愿望，按照县里领导的介绍，我来到了靖远曹砚——一个“吃水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山乡。
这个乡只有八千多人口。分布在县城西南，黄河正南四十多公里处的二十多平方公里上。吉普车在一个多小时的颠簸中，大自然以深深的沟和高高的崖，向来访者翻开一页又一页悲惨的记录：每一坨可以立足的地方都被开垦出来，赤裸在阳光下;每一片坡地里，作物都被炎夏摄去了灵魂，若有几丝还未死尽的土豆秧苗立在田里，叶儿也焦卷了，热风中偶而传出一阵干脆的哗哗声。
乡政府的老傅，带我去看塬顶上的涝坝——八千口人和上万大小羊畜赖以生存的饮水工程。那是一个大凹坑，一只铁管子从黄土中伸出来，隔几日发动机抽一次，把几十里外的黄河水抽到涝坝里，再由周围的居民用担挑，毛驴车拉，一吨五角(成本一元五角)买到家里去。先前，全乡也是靠黄河车每天跑近百华里送水的，最多时一天八十辆大卡车在这乡的黄土路上折腾;后来，一位说话管用的领导到这里来了，回去拍了一板子，拨了一百三十万元，建了这个多级小型扬水工程，另外每年还补助上万元电费、修路费。
站在塬上，指着一片片的焦土，一条条的沟壑，老傅也似十分感慨：唉，一年一年，也就变成这样子了。旁边的马塬，那是因为清朝时的马场，才落下这名字;那边的水沟子，解放前还有水，水跟名字一样哗哗响的，可现在，水毛儿也没了;解放初，这塬、这沟，草有半人深，哪里像现在这样旱过? 天呀，地呀，就这么一日一日地不养人了，要没这根水管子，鸟儿也不知要渴死多少! 他还告诉笔者，这里的人们光觉着天下雨少，县里开趟会回来，才知道这黄土坡已严重收支失调：平均年降雨量不到三百个毫米，年蒸发量近二千! 他们乡也开始抓种草种树，每年要为此补助数万元，他说这里的老百姓也想通了：还要在这疙瘩活人，就得养这疙瘩的水土。话头一转，他又显出几分沮丧的神情：“难哪，种起来容易，种活可就难了，你看坡那边那块黄拉拉的地方，那就是大前年种的草，三年了，今年这一旱，连根都枯了……”
看着那巨蟒一般的山塬畔蜿蜒伸上来的一根发丝般的水管子，我似乎听到了大自然毫不留情的回声：忍受得过于久了，一切索取都需要偿还，天下没有不付代价的赐予。

没有胜利者

铁面无私的大自然，不光缔造了人们活下去的贪婪，也锻造了人们求生存的坚韧。
老人叫魏振道，今年六十二岁，满脸皱褶，皮肤枯黑，头发花白，似乎早已是古稀迟墓之身。白天，他仍然在背百多斤的石头，扛与他个儿差不多高的口袋，在四十多度的斜坡上拉架子车，辛勤操持一家二十五口人的衣食;夜晚，躺在窑洞里只铺了一条席子的土炕上，盘算子孙们未来的生计。
他出生以前，三百户庄的树木便早就被战火烧尽、被祖宗砍光，旱灾已是隔年就来，频繁地袭击山坡上的薄地。于是，七岁时，他就开始背上芨芨草编的背兜，往返于干砂沟与荒山坡之间，马不停蹄地铺垫他注定艰辛的人生。
那代代相传的活计叫“压砂”——把沟里的青石子背出来，在荒山坡上铺半尺厚，用来遮挡灼热的阳光，屏护土壤里稀少的水分。这是聪明的西部祖先创造发明，并与生命一起遗传给他的抗旱措施。到旱年，黄土地里寸草不生的时候，这压砂地里，偶尔还能成熟几把稀疏的糜谷。
背呀背，压呀压，他把他的童年，他的青春，他的整个人生，都割碎在这没有尽头的压砂路上。一亩地要在里把路、几里路的山坡上，背两千背兜，这辈子他背了多少，压了多少呢? “上百亩吧!”他扳起指头算了算，粗略地说。
为了把砂石背上远处的山坡，他曾经用一把镢头，在一个冬天里，在黄土山崖上开出七百多米长，一米多宽的弯弯曲曲的路，挖土量超过一万方;在洪水冲出青石的深山沟里，他用铁锹(早些年没铁锹时用木锨)，掘了一个又一个几十米深的大坑;他吃着土豆面做的干粮，咽着水蓬草籽磨的炒面，在没有穷尽的岁月里，用他瘦骨嶙峋的脊背，将上万方砂石搬往遥远的希望之地;他背着上百斤的砂背兜，身子与坡路平行，任汗水在脖颈上搅拦泥浆，用整个人生雕刻下人类企图征服大自然的不屈形象……
他的肩上是背绳留下的两道永远不能平复的深沟;背上和两肋是厚厚的难以消褪的茧子;两条大腿布满了挖砂时锹把挤压的永久的青紫色……当然，在压砂的生涯里，他还算是幸运的。他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他却留住了他的生命，而同村的魏宝才，不到五十就死了，什么病也没有，压砂路上一头栽下去就没了气! 邻家的儿子还未成年，腰就成了罗锅，像是永远在背着沉重的砂背兜……
虽然用血汗铺出来的砂地“是个宝”但它不是永不陈旧的宝。种的年代久了，黄土翻上来与砂板结，还得把旧砂挖坑“窖”起来重压。今天，他的儿孙们也无可选择地走上了他们压砂之路，1982年底“责任制”以来，他领导他的家族，在五十六亩“责任田”里，又压了四十亩青砂。
然而，1986年至1987年持续十三个月的干旱，留给魏老汉，留给三百户庄，留给定西、西海固地区数百万亩压砂地的是什么呢? 旧砂地里已是颗粒无收，新砂地里的籽瓜(一种抗旱经济作物)，只有小孩拳头大。
渗透了劳动者血汗的土地，突然拒绝支付应有的报酬。
三百户庄往县城去的青石路路畔，山野一片白碱色。在无情的太阳烤灼下，几乎一切生命都被驱逐了，使人连呼吸都不敢十分大胆——你会担心吸进肺里的是火而不是氧气。然而，吉普车在崖畔沟头转弯处，黄土崖壁不时会举出一支或一丛野花，黄灿灿地向路人微笑。
这是生命与大自然艰难共存的杰出艺术。一株花儿，除了细瘦但却有力的茎干。一片叶儿也没有，高举着大若米粒的凝结了活力和生气的花朵。当地人因这花儿的形状和色彩极像丰收年景里吃的黄米捞饭，因此把它叫做“捞饭花”或“干饭花”。驻足远观，我仿佛听见她笑吟吟地向大地、向蓝天、向来访者高傲地宣示：我是自然竞争中的胜利者，我是这块土地的“适者”……可是，三百户庄的老魏呢? 他和他的子孙们如何不懈地抗争呢?
人毕竟是人。或许，在大自然面前，它从来没有彻底地胜利过。

二 富饶的生命

黄昏，我坐在一处山坡上，注视着黄土道上悠悠晃动的人影，黄土梁脊上密密如筛的窑洞，心里翻腾着那些如雷贯耳的数字，对自己理性的能力充满了失望。
前面的靖远县，解放初只有十五万人口，目前已是四十八万(合新划进来的一个区)，增长了三点二倍;再前面的会宁县，1986年一年就生下近万婴儿，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千分之二十(计划指标为千分之十四);整个定西、西海固地区，建国以来人口增长超过一点五倍，还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这样一个人口波折;依1978年国际沙漠化会议科学推断，像“两西”这样的干旱、半干旱地带，每平方公里人口临界指标为二十人，而今天这里的每平方公里已上了二百人的超十倍界……
不论科学怎样在教导我们，这块土地终于以它顽强的能量活跃着它的惯性，贫困与繁殖似乎在两不相让地竞跑。
于是，我坐不住，走下山坡，走进窑洞，想在这块神秘土地的深处，探究关于人生哲学的另一种秘密。

十女之悲

她今年四十一岁，但生活的重负和心灵的重伤，已在她额上挤压出稠密的皱纹，难得洗一洗的脸庞和手臂，由于过于缺少脂肪，更增添不少衰老的征象。
不到二十岁嫁到下安沟来，她是一个鲜活活的姑娘，个儿不高，但身板结实，上山下地，里里外外全拿得起来，也真帮男人过了几年不愁饥饱的日子。这两眼窑洞，就是新婚那年，她与她的丈夫，用年轻的双手掘成的。在时光流逝中，一个女人的责任，终于把她抛入没有一丝阳光的人生底层。
结婚第二年，她生了第一胎，是个女娃。尽管头胎生女不是个喜事，倒也没有成她心头的负担。她年轻，她相信能生出男娃来。第二胎终于生了，又是一个女的，男人的脸开始阴了，坐在垫了一层厚厚的黄沙上的“月婆子”倒悄声细气安慰他：“下一回该是男娃子了，不急!”第三胎怀上不久，她和男人一起察觉了与前两胎的不同：反应强烈，身子也重，尽管有人说肚子显大是女的，但他们自己有比较，断定了是男娃。于是，她过了一段让人怀念的日子：男人天天问几声;原先坐在炕上等她端饭的他还能亲手端送一碗汤水;从来舍不得吃的那只老母鸡下的蛋，也舍得让她打几个荷包;他只喝汤;用筷子把那白花花的“包包”全挑给她。
不幸。生了，双胞胎，一下子生了两个女的。男人一生气走了，到平川煤矿背煤，去挣钱，去喝白干，也是懒得再见“没出息”的女人。杨家家族里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斜着眼睛看她，她开始低着头干活，低着头走路。族人给她气受，她倒主动为他人开脱：“咱没养下儿子，腰不硬，争啥呢?”
当然，他们的唯一的前途还是生。男人此心不灭，不能没有儿子;她希望不死，是要寻找一个女人的“出息”。男人一阵气生过，终于从煤矿上隔三间五地回来，她呢，不顾虚弱的身体，吃着土豆野菜，拉扯着四个幼女，接二连三地怀孕，接二连三地生。
第四胎，又是双胞胎，又是两女性，第五胎，又是女的。1984年起，这山沟里也开始抓计划生育了，她鼓起勇气，一年一个，又连生三胎，可乒乒乓乓落在她膝前的，是整整十个女娃。
本来，她还没有绝望。她才四十岁，她还可以生。因此她安慰未老已衰，腰已半驼的男人：“人家能养的四十七、八还怀呢……”不幸，去年秋天，她生下第十个女儿不久，她的男人在煤矿事故中死了，她最终成了下安沟村最没出息的女人。

遗传的幸福

在景、孙两大姓占主宰的这个村子里，合作化时，他单名独姓从五里外搬进这无景的景庄，可谓根浅底薄。然而，三十年过去，他已拥有一个王国般的大家族。
也就是十来年时间里，他从遥远的外省娶来的媳妇，表现了卓越的生育能力：十年左右时间，媳妇为他生下六个孩子(不包括“糟”了的一个)，并且那结构也是最为优秀的;五男一女。孩子辈们也继承了父母优良的品质，各个成家另室，近些年总共为他生下十九个孙男孙女。今年六十岁的“王爷爷”，为这块温饱不济的土地，缔造了二十五个生理健全的生命。
刚进景庄，他属于不为人知的角色;常年在四十里外的芦草井给集体放羊，人前难得走一走，几乎只有会计分拨回销粮的帐簿上记得他，随着儿子一个个来到人间并长大成人，他变了，变得操心自家之外的事情，队里开会不甘坐墙角角，终于还当了两年的队长，成为上百户的景家团庄不可小觑的人物。而他那媳妇，脱变得更其引人注目。由于她是这里少有的外省人，说话的腔调“太难听”，在这个婚姻大事以封闭为正宗的山村里，她便自觉地成了一个不敢多说一句话的弱者，而今你再见到她未老的王老太太已是全然不同了。她领了这个孙子或那个孙子，走到哪里嗓门都硬硬的，腰板都直直的，如今村人说起王家夫妻的变化，一个个赞叹：“养下那么多大儿子，麻杆腰也能变成牛腰!”
其实，这两位老人，终生与贫苦相伴着。王爷爷初来景庄时，住的是一孔人家废弃的破窑洞。他兄弟甚众，到他长大分家时，在舅舅监督下摆在老家院里的长龙阵中，他只领到一只缸、三只碗、一个小碗柜、十二根拳头粗的椽子和一卷破铺盖。 几十年里，为了养家��口，他养羊、上山抓发菜、大山沟里背石子压砂，亏了有个好身板，从没歇过一天，也没敢吃一顿稠些的饭食。他把他的全部心血、汗水，都积攒起来，给儿子娶媳妇，为有了孙子的儿子盖新房——二十多口，一孔土窑里总是盛不下的。70年代初，连着三年大旱，这个嘴巴见稠的家庭实在拖不下去了，他咬咬牙，把四儿子“另”给了别人;他妻子挎个篮子，成了景庄第一个抹下脸外出乞讨的女人……
今天，儿孙满堂的老夫妻俩，仍然没有到享福的时候，或者永远也无福可享。他们老五的房还没个下落，按时下的光景推算，五间泥皮小房(前几个儿子相同的规格)，需要他们勒紧裤带再熬个五六年。于是，他腿本来已落下寒症，“跑不动了”，却又揽下众人几十只羊(放一只羊一天三分钱)，扶住膝盖上了山;他的老伴，则赶着毛驴，扛着杠子又下了地。
他们那老三，读过几年书，脑子“开活”，生了一男一女不想生了，要去作手术，王爷爷听见挡在了儿子门口：“咋了?”
“养那么多吃啥穿啥呢? 我日后可盖不起五个儿子的房!”
王爷爷瞪着眼睛骂：“老子还没死呢，还苦得动，你养不了，老子给你养!”
人劝他少管些儿孙的事，王爷爷悠悠地说：“人生在世，富呀，穷呀，苦呀，甜呀，啥都是空的，养下人是实的……”当然，说这番话时，他脸上洋溢的是一般浓浓的幸福感。
我得知他这辈子没进过县城，没坐过火车，没吃过饼干，我突然想，或许就因为生活的幸福过于少了，遗传的幸福才如此强烈……

断子绝孙的事业

在曾经以“三军会师”闻名天下，如今人口难以遏止闻名甘肃省的会宁县，我跑到拥有十一名专职干部和两名兼职人员还“忙不过来”的计划生育委员会，拉住一腔愁相的王主任，作了两个多小时的长谈。
“说啥呢?这份子工作，没说头，老百姓说我们是‘断子绝孙’的，别的部门干部到了村里杀鸡，打荷包蛋，管计划生育的干部下去，没个人给你好脸看，不说老鼠过街吧，也差不多，我屋里的也劝我呢：‘什么事不能干，非要弄这管人家生娃娃的事儿，阴曹地府里也挨咒呢，哪怕不当官，咱干别的吧!’就连我们有的干部，也跟人说自己干的是‘断子绝孙的事业’。不管断不断，绝不绝，党员，这是事业，就得干。
“可说实话吧，人说这难那难，我说天下没有比这管生娃娃的事更难的了，你说你咋个干法呢?”
“村里头现在生娃娃，都红了眼了。谁家致富冒了顶子没人眼气，谁家儿子生得多人人眼气。如今是偷着生：整个年头串亲戚，回来后怀里就抱上了，你还能把他咋了呢? 罚吧，哪个家里有几个子儿呢? 还能拆了窗门不让他住，扛了粮口袋不让他吃? 抢着生，村里人如今学下个城里习性，生孩子的不奶孩子了，娃娃一落地就断奶，接着就怀孕，最快的三年就能给你呼啦呼啦弄出三胎来;顶着生，只要落地不是儿，就准备着生下一个了，管你改革不改革，工作不工作，没有儿连命都不要了呢，还能要你什么道理? 四、五个丫头一炕头，你上门去作工作，那是个啥光景呢：大人淌眼泪，小人抱大腿，那十岁不到的女娃娃能哭着求：‘叔叔，叔叔，你行行好，就让我妈养个弟弟吧!’心软的连句硬话都说不出来了，还做啥工作? 也有那厉害的，结成伙儿，街头都给你放上哨了，干部一进村，叮叮当当敲犁铧的，喊媳妇叫爹呼娘的，男人拿杠子顶门，女人翻墙头出村，连个人影你都抓不住! 那村干部也多是一个鼻窟窿出气的，要说是出公差挖沟平房子多吧，二话不说给你喊人找家伙，一说计划生育，笑眯眯大半天跟你磨牙，连个路都不肯引一引……
“这不，上头又批了，咱县里指标连着三年没完成，这‘事业’，咋个干法呢?”
拈着老王递过来的一摞材料，嚼着他讲的另外一串串不便笔墨的故事，我突然想到远在美国的威尔逊先生。在他扬名天下的《社会生物学原理》中，向人们冷静地述说了这样一个凄酸的道理：人，知甜辨苦能言善辩争上弃下的人，不过是生物运动的一个简单过程，如同鸡子对于鸡蛋来说，只不过是把那个无知觉的蛋卵遗传下去的过程一样，人之作为生物的人，也不过是它身上无以计数的基因要求遗传的结果……按这个已在西方学术界哄扬一时的学说，我们在会宁、在中国西部为之痛心的人们，似乎倒是最有生物本能的“人”，他们忠实地执行着造物主赋予他们的责任。
那么，“过程”中的人的幸福呢? 人的集合体不能不有的富强呢? 世界上的“道理”太多了，往往终于不能理喻。
走下计划生育委员会所在的那幢小楼，在它的底层，冲楼梯口，是一个简便而繁忙的手术室。在我坐在楼上谈时，它已开门“上班”。门口的长椅上，坐了一排十多个农村中青年妇女，等待室内的大夫为她们依次施“结扎”术。她们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泪痕或正在流泪，好似她们都坐在地狱的入口处。
注视着眼前的场面，我愣住了：这是一个手术室么? 不，它是一个关于人类命运的方程式。个人与国家与民族的矛盾，个体意愿与群体利益的矛盾，将不得不在这里以痛苦的方式进行调节，实际上无需讳忌：任何高明仁慈的伟人，为了这个十亿之众的国度能够在地球上生存下去，他都找不到第二条出路。
与当地有关方面同志晤谈中，顺着这块土地并不很长的历史，我又获得如下事实：1949年前，这里的人口发展速度并不快，原因是医疗条件差，婴儿死亡率就达出生率的一半以上;解放后，我们在这个制度美好的宗旨之下，终于使由来已久的穷乡僻壤“卫生站村村有，赤脚医生遍地走”，医疗卫生事业的普及，新生儿死亡率一下子降至不到百分之一，人口平均寿命也成倍增长。然而，在医疗卫生事业在国家的力量和社会的崇高精神作用下飞跃发展的同时，与这里的生产条件、物质生活水平相适应的生育观念，却几乎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大约谁也没有想到社会的“优越性”，终于在人口问题上带来的群体面临严峻的生存局面。那么怎么办呢? 关心人民的健康，是社会的基本责任;顽强地追求生育，又是人民的基本素质之一。
无可选择，才是人类社会的最大悲剧。

三 活 着

贫困素描

这个从基层上来，现在在地区机关工作的女干部，一说“贫困”两个字，本来年轻的脸庞骤然严肃得像个沧桑老人：
“穷到啥程度呢? 土窑没有门，土炕上没有席，盖一床没有里面的破棉絮;五、六十岁的老人，没饱饱地吃过一顿白面馍;小孩子肚子一个比一个鼓得大，透亮，你觉得指头一捅就能捅个窟窿，野菜糊糊成年累月地喝，就是这样了。通渭县农村妇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有妇女病，大多是子宫脱垂，好多人成年用个布袋子，把脱出来的子宫持在身上，那袋子、裤子常常都血糊糊;妇女过月经期，使的是穿破的鞋子上拆下来的鞋帮子，上面有人组织去宣传讲卫生，提倡用卫生纸，可卫生纸得花钱，有的人家买盐还巴巴地等着母鸡的屁股下蛋呢……
“去年，不，是前年，我们陪北京来的一帮记者去定西县黑山沟，随便进了一户人家，那情景今天想起来还想哭：破屋里，炕上躺着个老大爷，不住嘴地吭吭，说是病了，好几天了就这么躺着，吃了几片阿斯匹林，还是从队长家里借来的。身上盖一床被子，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堆，已经辩不清是什么颜色了，一问才知道，这是1974年周总理说了话，兰州军区来挨户救济的军用被子。地上跪着一个老婆婆，怎么劝也不起来，好不容易把她扶起来，才知道老人家穿的裤子只有半截，裹过的三寸小脚没有袜子，她是怕让人看见了丢人。姑娘十八岁了，一直躲在土坯砌的厨房里不出来，我跟两个女记者挤进去说话，女娃娃哭了：大热天，她穿个棉背心，膀子露在外面，腰也露在外面——背心太短了;穿条好几种颜色的裤子，已经说不上是穿，像个门帘子，挂在身上……
“去年我下乡，在渭源罗家漠村，住在姓贾的老太太家里，睡着睡着，那老太太就下炕出去了，一夜下去四、五回。问是干什么，她说听见狗咬，两筐子土豆埋在院子地下，留着明年作种的，怕叫人偷了。她家确实再没有更贵重的东西了……。”
另有一位地区干部，跟我谈了许多同样让人心酸的故事之后，劝我自己去看看：“这几年是有变化，比前些年好多了，可根本不是像领导们和报纸里说的那样好，好多地方一个人不到二亩旱地，好年景也就四、五百斤粮食，又没有什么副业，哪来那么多人均收入?”
看了，我必须用我的眼睛去看。
静远，我走进了王家：夫妻，三个孩子，一眼黑乎乎的旧窑洞里，炕上一团破棉絮，灶头只有三只粗瓷碗，一口没了耳子的铁锅，墙上挂几样镰、锄之类简易的农具，整个家当不值三十元……
在会宁，我走进了赵家……
当然，土地太广阔了，在庄浪县里得到一个数字，我才知道，这里的贫穷我没有能力一一打量得过来。这个拥有三十四万人口，人均只拥有二点六亩山坡旱地的县份，在年景还算不错的1987年，吃不饱肚子的贫困户约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几乎一无所有的“特困户”则占百分之七，即四千二百多户。
上年，定西一些文化人忽动心思，带了摄像机和照相机，实地拍了许多让人惨不忍睹的镜头，要为现实的贫困“留历史资料”，想办个展览，但终于被领导挡住了，认为“这不是主流”。今天我把上述内容简约地写出来时，还是要耐心地劝一些有“成绩”的领导同志安定一下情绪：贫困，作为脊薄的土地与繁荣的人口的私生子，尽管它不合我们的时代观念，但它毕竟出生了。一时的政策可以使贫困缓减或加剧，而要消除它，只能历史地面对历史。
转瞬之间，没有任何一个伟人能够给予这块土地回天之力。

千里“讨”字歌

陇西的“讨饭”大军，起码征伐了大半个中国。人们在贫困面前，为了活着，找到了最容易的生存方式。
讨，单人独身地讨，一只打狗棍，一只大瓷缸，一个布口袋，村村是店，家家是食堂，呼大爷，叫大娘，劝导整个天下“行行好”;讨，成群结队地讨，城门洞子里挤成团过夜，饭店的餐桌旁个挨个检查碗碟，稀的当下喝了，稠的倒进随身带的永远装不满的口袋;讨，拖家带口地讨，孩子在讨饭路上添年，老人在乞讨途中加寿……
笔者曾与青海湖边军营里的陇西战友在兰州城里不期而遇，坐下来，也说那“讨”：
“七、八岁的娃娃，本该上学的时候，首先接受的却是讨饭教育，母亲们一遍遍地告诉他：在乡下怎样开口，在城里怎样伸手;普通人跟前怎样讲苦情，‘公家人’面前怎样说理由;怎样的人家该去，怎样的门洞子莫进……
“前些个，有的村庄还出了这样的事：有几个农民出去讨饭，没证明，叫当地‘拉网’的公安人员给‘拉’住了，关了好些天，回来说了苦情，党支部开了个会，决定给所有出讨的人开介绍信，盖支部委员会的红砣砣……”
当地人说起讨饭之辉煌壮烈，一定会给你介绍陇西火车站的景象：并不宽敝的候车室里，扶老携幼的乞讨者，几乎占据整个空间，夜来便你枕我，我枕你睡满一地，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们没有钱，但他们需要现代化的运输工具把他们送上遥远的乞讨之路，不少人能这样白天讨口，晚上睡地铺住上半月一月，直到有机会爬上东去或西去的火车。
几年前我在西宁往西安的夜车上，途经陇西时有一段令人难以忘记的经历：车厢里挤满了身背口袋的人。他们是在车到站时，从开着的车窗爬上来的，查票的一到，他们从车窗扔出口袋，然后人也从运行的列车上翻出去，使人联想到电影上的铁道游击队。一位小伙子，记得他告诉我姓刘，将一个口袋塞到我的座位下，求：“大哥，麻烦你给我看一下，我没票，查票了我躲一躲，再来。”查过票一聊，知道他有一个妹妹在西宁讨饭，他负责往家里送妹妹讨来的果实，家里爷爷、奶奶、两个弟弟都期待着他的到来。打开口袋看、里面有半拉半拉的馒头，有晒干了的熟大米粒粒——那是从饭店餐桌上收来“加工”过的。
其实，陇西人也觉得“委屈”，因为相邻各县的人出去讨饭，人问起不愿说自己的家乡，都说是“陇西的”。不论怎样，乞讨作为这块土地上的谋生之道，一直在伴随这块土地上发展着的贫因而发展着。你说他“不劳而获”也好，说他“不知廉耻”也好，肚子饿了还要讨。
活下去的愿望，会使所有美好的社会伦理都失去约束力。

天堂之路

在超级贫困县会宁，如果你得知这里每年以全省第一的能量，将四百多名中学生送进大学的时候，你将会惊叹些什么呢? 我想，不论哪个人，只要他勇于深入这被报纸上赞而特赞的“贫困地区发展教育的成果”的内里去看一看，听一听，他心里就翻腾不出这里的领导说起“清华北大落山沟”、“中关村有我们四十多个会宁毕业生”时的甜甜笑容。
正午，高考考场的战斗暂停，一旁的饭店里来了两个学生：“大叔，行行好，我饿了，没钱……”他们手里亮出的，是高考准考证。
老君乡兄弟俩一起考取了，将上兰州、上北京的人生天堂里去的时候，年事已高的父母，把藏在箱底的全家唯一一条薄褥剪成两截，一人给他们一段，算是“行李”。就在考前的补习班里，兄弟俩几乎每天中午都上街讨要果腹。
在如今对高考这条独木桥，千军竞起，城乡纷争的社会大潮中，会宁农家孩子以更顽强的精神投入了战斗。或许，在他们眼里，“独木桥”那边不光有“干部”的天赐，有“月月麦子黄”的工资收入，有进入社会创造和个人成才的金阶玉梯，“独木桥”那边首先没有旱灾，没有饥饿，没有乞讨之苦。
县二中，这是会宁高考率最高的荣誉学府。站在那静静的场院里，听老师们讲着农家学子求学的故事，宁静之夜，我分明听到青春与贫穷决斗的铿锵之声。
——钱青，十七岁，家穷，因此他算是拿最高助学金，每学期九元，而学费呢，则是十二元。为此，他为了学下去，从来不吃菜，不吃油，黄米饭上抹盐，玉米面糊糊里搅几滴酱油，晚上自习，买不起煤油点灯，他到大街上去，站在路灯下成半夜地背单词，记公式。怕生病——同学中生病误学的太多了，他每天早上坚持锻炼身体，大夏天跑一身汗水，就穿着汗碱白花花的衣服去上课——他没有第二件可以换洗的衣服。眼睛近视了，但没钱，只好任凭书本与眼睛的距离越拉越近……看着他那一米五刚刚出头的个头，已是少年花发的脑袋，你会把他的奋斗看作生命的奇迹呢，还是贫困的奇迹呢?
——张尚，十九岁，家在九十里外的花家崖。他每个月用那条是他的全部物质生活来源的布袋子，去背他一月里全部的伙食——三十斤面粉。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任何副食，吃不饱，这使他学会了一套未经营养学家研究的营养术：“早上饿过了不觉饿”，就不吃，中午吃干的，晚上喝稀的，星期天不上课，能躺在床上看课本，做作业，“消耗少”，全喝稀的……当他端起一喝呼呼响的粥碗，你会从中看到生命的智慧，还是贫困的智慧呢?
我找到了今年的落榜生小周。二十一岁，已经考了三次了，都差那么几分。哥哥问他还考不考，他只说了一个字：考! 于是，假期，他回家帮助父母收拾了几把没旱死的庄稼，前天放下镰刀，昨天就赶到教育学院找老师补习了。我问他明年再考有没有把握，他低头闷了一阵，突然抬头说：“没把握也得有把握! 除非愿意像老爹那样过一辈子：天雨了笑，天旱了哭，年关上千里路上去讨口!”我没有再问下去。天下没有比这更充足的理由了。
教育学院有个青年教师，观察高考及高考皮鞭下的中小学教育，突然意识到县里提倡的，“教师苦教，学生苦学”是教育的“慢性自杀”，写了文章到处投寄，呼吁社会重视，我得知后去登门夜谈。的确，就教育来说，后果太严重了：死记硬背，设题猜题，加班加点，整月整年，每一个活泼的生命都在失去背和记之外的一切活泼……然而，想起钱青，想起张尚，我默然了，这位青年教师的着眼点有些高，在会宁已完全超越了人们的基本追求。最初我听说这里的领导大会上讲抓高考是“高级劳务输出”，“送出去一个学生就实现一个脱贫”等等还觉得惊讶，而现在我理解了这简单又复杂的社会算术。
夜，我被二中几位老师送出来，站在学校外街道的“龙须沟”上，思索着小王老师为学生背了上百元的医疗债，班主任们在新生入校时，拿了尺子为三个或三个半学生分一块床板并训练他们胸靠背一起躺下去睡觉的“经验”。举目之间，一座高耸入云的红军三军“会师塔”突然映入眼帘(县政府一负责同志曾风趣地告诉我：这座塔与“配套”的县委新招待所，幸亏于去年盖起来了，晚一年碰上“双增双节”，这百万元就花不成了)。月光下，我注视着那造型精致的塔楼，心里自问：在这块标志革命的土地上，还有比高考竞争更宽阔的出路么?

另找出路

1982年7月，赵紫阳总理来到兰州。总理本是如期到龙城会晤尼泊尔国王的，但由于气候原因，国王的飞机不能起飞，拖期三天，因此，总理有机会往定西贫困地区亲临视察。(日后再来，看到国家帮助当地农民建设和移民的初步效果，赵总理曾风趣地对当地陪同同志说：“你们应该感谢尼泊尔国王。”)
本来，这次视察的地区也有争议，但紫阳同志决定去看最贫困的地方。在第一站榆中，尽管县里将他们的“先进”提前精心作了打扮，但总理一日三改路线，到山坡上与牧羊人拉呱，到土窑里与面有饥色的村民交谈，掀开毫无准备的农家灶头上的锅盖察看饭食，坐在老乡炕头上询问年景、收成、生计……风尘仆仆，回到兰州，他对当地负责同志说：“我动感情了!”
此后的几个月里，国务院对定西、西海固、河西走廊三个地区(即“三西”)的农业建设专题进行了综合研究，决定为当地难以维持生计的人口“另找出路”国家资助，将他们移往可开垦地带。
1983年春，一次旨在调节人口与大自然矛盾的宏大移民工程，在“三西”土地上全面展开。

中篇 艰难的出走

国家每年拿出两亿元资金(计划十年内共投资二十亿)，用于当地生态工程，农业设施建设，用于黄河河谷和河西走廊地区移民点开发，用于每个移民的迁移补助;国家批准对移民在新的生活地的家庭建设给予木材、水泥、钢材的计划指标;各级政府动员河西地区利用过去的农场、“农转非”等调整出的土地直接安插移民;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调查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纷纷给予正在建设的移民工程实物资助，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移民与移民机关的工作，以过去不能设想的速度，表现了今天的西部不同于往常的活力。
那么，一声“移民”，从者如流了么? 没有。关心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命运的人们，不得不沉下去一遍遍作“动员工作”。
社会运动，往往就是这样地不合逻辑，没有规则。

一 美好的祖宗之地

不能流亡的灵魂

旱沟村，真叫旱。就因为曾经有一眼泉，泉水流淌的两侧，开出了可浇可灌的“宝地”，旱沟坡上的人口便在数十年里成百、上千地发展起来。
不幸的是，这似乎无穷无尽的泉水，流到70年代末，终于彻底穷尽了，紧接着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山水”满沟灌下来，把数百亩“宝地”荡涤无余，旱沟村也名副其实成旱沟了，千把人口连年眼巴巴盼望着老天爷赐好日子，老天爷无动于衷的，年景，就上千里路上跑饥荒，乡政府门口争救济。前几年大型黄灌工程兴堡子川上水，这村里的人经不住白面馍馍的诱惑，一户、十户、几十户、上百户，渐渐就搬得村寒人稀。
等整个旱沟村已迁得只剩一片断垣残壁的时辰，李百年老汉家的矛盾也终于无可调和。已多次到川里看了种水田人家的好处的儿子，死活不陪着父亲守祖坟了，吵架干仗，一定要搬：“谁不愿走谁留下来!”
儿子媳妇打点了行装要赶了毛驴车上路，老爹真个就不见了。跑到山背后祖坟堆跟前，见老人家半跪半坐在坟地上淌眼泪，嘴里喃喃自语：
“不孝的，贼不孝的，都走了，多少辈子，旱沟哪见个这摊场，连祖宗都不要了，还要祖宗的魂魂也讨口去么……”
儿子无可阻挡地走后，老人却坚决独自留了下来，守着李家祖宗的坟墓。种不动地，天旱，种了也白种;没有人跟他聊天，整个旱沟已经搬光了;锅里有吃的，儿子不是不孝，为老人家留了充足的口粮，于是，旱沟坡上不光李家祖坟，就连跟李家沾一点亲带一点故的人家的坟头，全都被老人家拔去了杂草，培了几遭新土，孤寂的阴魂受到了比往常更加细心的照料。终于无事可作的时候，老人家就坐在窑顶上，看着一坡断墙弃院，一遍遍地喃喃：“都走了，都走了，不孝的都走了……。
秋过，在水田里打了八千斤麦子(旱沟人家三十年里头一次)的儿子，用新麦蒸了一口袋雪白的“头面”馒头，昼夜兼程地赶来看老爹时，百年老汉正独自坐在窑头上流着浊泪喃喃。
儿子一头跪下去，号啕大哭：“爹，你莫这样，你真不想搬，儿子就是穷死，也回来守着你!”今年初夏，在干部、亲戚的劝慰下，百年老汉终于还是搬了。儿子向他承诺了如下条件：每年清明、腊八，一定不忘祭祖宗;日后真看这川里“地气”好，就把祖宗骨头也迁下来……

对有情的无情决斗

陡地沟人的祖先究竟以什么理由选择了这块土地繁衍子孙，今天已难以考证。有读过史志的推测，这山旮旯里住上人，与宋朝初年的“征西”有关;县里有学识的则认为，大半是明朝末期战乱的结果，因为定西、渭源的许多山缝里繁衍下来的人家，祖宗都是古时候的逃兵。唯可证实的是，别说到县城，离乡政府就隔了五六十里，修了多少年的路，花了数以万计的钱，如今路仍然未通;电线杆子这乡已村村有了，偏就这陡地沟远得“划不来”，如今还是煤油灯照夜，没进过县城的孩子生来不知道什么叫广播喇叭。还可证实的是那陡：死了人，找阴阳先生看下块“风水”，集中了半村的小伙子抬了棺材过山梁，一个人脚下没站稳，整个队伍都哗啦啦被扯倒，那棺材连尸体一起咕碌碌滚得成了片片，石板路上陪哭的也便真地哭了起来。一辈子又一辈子，一代人又一代人，在山缝里递过来，每一个生命都以其粗大的膝盖，所有关节处的“大骨节”，证实了这沟里清亮亮的泉水里还有些多余的东西，以至于年轻人平路上也跑不起来，有的孩子五、六岁还要大人扶着走路。至于那穷，看一眼窑洞、一间棚房就足够了，因为全村六十户人，包了地以后也没添什么家当，最“富”的人家能估算个百把元钱。
其实，陡地沟被人们想起来列入移民计划，也是十分偶然的事：一位省委负责同志下来视察，执意要看看最穷的地方，来了。过后与当地领导讨论陡地沟的“扶贫”，竟然没个聪明的脑袋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只好留下了这样的意见：省里出钱，安排移民点，年后全部移出去。
大概一是由于陡地沟太陡太远，二是干部们算定了移民的好处，因此也没有担心被移者还有什么愿与不愿，这边派人打了个招呼，那边认认真真，紧锣密鼓地便作上了“安排”。时至阳春三月，县长、农工部长，还有地委有关部门干部一行十数人，开上陡地沟来，准备一气儿将这二百口人全都搬下去。
村头上的动员会刚开了个头，县里领导刚把那边“平展展的田”、“一年浇四次的水”、“公路就从庄子旁边过”说了个大概，村里打头的呼喊一声，小伙子们手里事先就准备好的家伙便都亮出来了。干部们先还劝，见前头真有人挨了家伙，十数人调转身从公路上往回跑。事后一位身临其境的女干部向笔者说起那场面，道：“亏了他们都得了大骨节，跑不动，要不追上来，那天非出事不可!”
原因呢? 尽管之后再也没人敢进陡地沟作移民“动员”，消息还是多多少少传了出来：上面要把全村人移出去的事儿进村后，村长与长辈、晚辈们在羊粪烧的热炕头上也开了一世界“会”，年老的说外面再好也是“人家的”，这陡地沟才是“自家的”，真有那好地方，一时半会可能过得去，有一天当地人“找后账”，弄不好真连个“地方”也没有了——陡地沟人还没有什么国家意识，只有占地为王的“地方”意识，在他们的心目中，就像这陡地沟属于他们自己一样，天下的水土都是有“人主的”。至于青年人，跑过外面的回来传出一道风：天上飞的“火箭”发现陡地沟有宝了，把我们弄走是要开宝呢——究竟是什么“宝”，如今年老年少的都说不清。
不论怎样，今天的陡地沟还是先前的陡地沟。盛夏里一场冰雹，收成几乎等于零。如今陡削的山道上，一日不绝到几十里外粮站背“供应粮”的人，大骨节与粮口袋一起在深山中颤抖着，向外部世界显示着一种生存。

马塬的幸福

“真没办法! 越是偏，越是穷，你就越是移不动他。”
在省里、在地区、在县里，听着一个又一个移民干部苦闷的感叹，对人和生活，人与幸福等等的恍惚便时时挤压着我的大脑。迎着八月的热风，迎着当空的骄阳，我钻进更多更深的山沟里去，想读懂北京的学府里丰富的逻辑体系不能解决的课题。
静远县的马塬村，俨然一个哲人，以它自然朴素的陈述，教导、开化着我的思维。
这个十六户人家的山村，差不多能说是自然与社会共同创作的一个传奇。它居住的一个大塬，高高低低，约有两平方公里，朝东是更高更深的山，而南边、西边、北边，是岁月和山水掘下的深深的沟。离乡政府一沟之隔，顺风时这边的大喇叭叫唤，那边就听得到，可要跨过去，你得在六、七十度的山坡上爬三个半小时——这还必须是当地人的速度，如果要绕过去，黄土路上需要跑七十多公里! 一代接一代，从解放初六户三十来口人，繁衍至今天的八十六口，他们在这塬上耕，塬上种，塬上的窑洞里享受他们的劳动果实(也常常享受七十里路输入的他人的劳动果实)，一半以上的男人没进过八十里外的县城，一多半女人没到过沟对面的乡政府，仲家老太太今年七十八岁了，自民国初年嫁过来，不曾出过马塬一步。
然而，移民动员了三年，他们不移。
吉普车七危八险地开进村子，那场面像一幅内涵丰富的哲理画：全村老少全从窑洞里跑出来，夹道挤在路两边，孩子喊：“小汽车，小汽车!”大人则个挨个把脑袋从小车窗里伸进去，拈量里面个到底，他们的脸上全是一睹新鲜的幸福的笑脸，没有一丝丝城里骑车的看见坐车的那种情绪和心理的不平衡;大姑娘、小媳妇，穿着老式的对襟衣，踏着家做的百纳鞋，或施着弟弟，或抱着幼子，站在一边打量来客身上的绸衬衫、脚上的皮凉鞋，目光中没有分毫城里人留心到“人与人不同”时的失落感，好似面对着与己无关的天外来客。
依常理，年轻人是最不安分的，我找了几个半大小伙子，坐在黄土路上“说日子”。孙二坐下，又站起来，背靠窑墙提了提羊毛编的裤带，“嗨，闲了耍啥? 打石头呗，就是把石片片支好了，划好了杠杠，从裆里头扔，十几种样儿呢，谁赢了谁就跳楼。”他说着，拉过仲家石栓，作了个从人背上双手一撑飞过去的架势。
石栓抢过话头，兴奋得都不大像十七岁的小伙子：“夜里抓鸽子才有意思呢，找个前辈子的旧窑，拿片烂毡，一下子把门捂住，划个火，那鸽子就走亮了，一阵棍棒瞎甩打，也能打十几个，肚子里包上些盐，羊粪火一烧，可香了呢……”
孙二家炕垴里挂把二胡，我问：“你拉么?”他点点头。“拉些什么?”“拉曲曲呗!”“什么曲曲?”他摇摇头。
“十五的月亮?”我问。
他摇摇头。
“血染的风采?”
他摇摇头。
“一条大河?”
他摇摇头。
“白毛女?”
他还在摇头。
要他拉一段，他调调弦便拉了起来，那“曲曲”究竟是什么，相随的乡干部也说不清。传了他“曲曲”的爹也记不清。
仲庭祥，五十出头，马塬大姓中男人群里的长者，不当村长也是村长，他请客人到他家十多种颜色拼成的炕单上坐稳了“吃干粮”。一碟腌韭菜，几块干馍馍，一盆盐水鸡蛋汤。乡长说，“这是村里最上等的吃头了。”
边吃边说，当我谈起移民区移民们日子的变化，想转到马塬的前途上来，老仲十分爽朗地把话接住了：
“嘿! 人这东西，不能比。人比人，活不成，人哪能都比着好的活人呢?静远城里有开汽车的，北京城里人家还开飞机呢?”
他吃口干馍馍，挟一点点(他只挟一点点)腌韭菜，继续阐述他的见解：“这辈子，也就成了，老娘七十八了，没病没灾，也没让她老人家饿着;大儿子媳妇也娶了，窑也箍下了;再抓挖上几年，老二成个家，女女子找个婆家，也就成了，人么，还图啥呢，只要老天给场雨，吃的喝的，全全的，图啥呢?”
他的自足感和安稳感，就如他稳稳地盘腿坐在炕上的高大身板一样，给人不可动摇的感觉，我完全失去了“说服”他的勇气。
“人比人，活不成”!? 他旗帜鲜明地拒绝比较。大约人类一切似乎多余又似乎必须的欲望与不安，都是在那无限制的比较中无限制地发展的。似乎老仲和马塬人正是因为天然又顽强地拒绝比较，才使他和他们生活在这个几乎完全独立又十分安静的世界中。甘肃民勤五个女孩子，进城看了一趟电视，回山沟想想“都是姑娘与姑娘，咱就这样不如人”，一块自杀了;北京城里的智者贤者们，隔海望了一眼美国、日本、西方，连中国和外国的“月亮”，也苦闷不堪地琢磨起来了。然而，天然锁在沟里的马塬，还没有一丝这种压迫人类的不安感。
或许，马塬人真是幸福的。或许，我们这些坐着吉普车进来，想以北京城里或兰州城里的生活目标和幸福标准去影响他们的人，最终只能委屈我们自己。

二 风雪回头路

好人不如好神

想想，这关山真也不是多好个地方。地少，不够吃，年年，月月，天天，就操心一张嘴;山也太深，老婆得了病，肠梗阻，急抬慢抬，离乡卫生院还有五、六里，咽了气了;养了个儿子，脸上的皱皮一天天长展的时候，那不该长的地方也看得显显的了：大骨节，硬梆梆的，一辈子接一辈子的水土病……好几个晚上没睡，和续娶的媳妇盘算这关山的难，那河西的好，总算是心下定了，家当能打发的三元、五角全打发了，一口木箱两个被卷，就上了西去的千里火车。
陪送前去安置的乡经委王主任“再好不过个好人”，领了十二个，在金塔县村村领着一个个地“插”，哪个看看不合适，领上再走。他赵炳录算个“事多的”，看了几处都“不合适”，终于在那十一个安顿完后被又一次领到了一个村——古城乡的头凤村。
机会真好：别人都暂住村里的公房，等天暖了，田里收了才能盖新家，他老赵一到就有房子：这村有户人家转城市户口走了，一院新房等买主呢，“价格对付就成”;地是这家人多年种熟的，退后留着等移民，五口人的地他老赵可以三口人种，比当地农民地都宽。
那头凤村的干部、老乡，个赶个地“好人”，春节还没到，一家二斤凑着背来一面袋细白面——这在关山过三个年也有余头了;村长上门时手里提一条猪腿，是村长送的——“那肥，膘有一寸厚”;烧的柴，用的家伙，春来的籽种，头凤村人什么都给他想到了，凑齐了——他今天说起来还叹：“想想，这样待个外路人，真不易!”
无奈日子一多，人也就熟惯了。村里人把村里有限的新闻，无限地向这对带了个七岁孩子的夫妇发布：你那房，去年死了人的，那家女人好好的，半夜里悄悄上了吊;咱这村，过些年总有人家要出趟横祸——有毛鬼神，钻进谁家里谁家好些个年头不得安宁……
老赵心里打横，脸一天天的阴了;好端端的六间新房，突然半夜听到过去从没听过的声响，扫把放在院里，没风，半夜三更“叭”一声就倒了;老婆大白天不敢一个人在家，丈夫到哪，她就跟到哪，跟得他一个男子汉也只想回头看身后。
事也凑巧，又过些是日子，小儿子在院里玩，一脚踩在玉米杆上摔个跟头，锁子骨就摔折了。给儿子包好了伤，夫妻俩一夜没有合眼：这坏神，怕真缠上这房子，缠上我家人了，你说小娃娃，平平的地上摔个跟头，我们小时候谁不摔个百回千回的，这一下下就骨头也折了，怕这地方，真住不得。天亮了再想，又觉着这地方真好：人好——几个月了，没一个娃娃给你气受;地好——家家都说一亩地打一千斤庄稼不是个难事。可夜一来又想那毛鬼神，终于觉得，人留神不留，还是住不得，人不得安宁，一亩地打二千庄稼又能咋呢? 于是，再一个黑夜，夫妻把被卷儿捆成挑子，男的挑了;孩子和值钱的小东西打成背包，女的背了，踏着月光出了村，上了路，——他们记着村人的好处，怕碰见人没脸面告别。

黑风回旋曲

玉门。花海。数百万元一花，真就有点花海的意思了：几万亩土地平展展地推了出来;总长几十里的水渠笔直笔直地砌了过来;河西人的命根子——祁连山雪水，哗啦啦地流了过来。金钱和劳动铺垫的这个移民点，终于展开双臂迎接定西移民的到来。一个秋天，这花海乡平空里就增加了八百来口居民。
世界上的事，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移民前脚到，一场三、四十年不遇的“黑风”，后脚跟着也就上了花海。那是一场真真的风：初到时，看它像顶天立地的一堵黑墙，在隆隆声中，扑天盖地倾塌下来;黑风所到之处，路人伸手不见五指，捂着嘴巴才能勉强地呼吸;大风过后，根基不深的大冠树，斜躺在路边，年岁久的土屋，顶飞壁垮，金沙黄土，涂抹了所有物体的表面，花海、玉门、河西，的确遭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洗劫……
移民办的老刘，大风稍歇就往移民点跑。大风刮了几天，招待所里都摸着门框发饼干，移民们新来乍到，缺东少西，不知怎么个过法呢? 他想去看看，力所能及地帮帮忙。
看到的场面，使他愣住了：在临时集中住移民的生产队仓房办公用房里，起起落落全是忙忙碌碌的人影，——男的忙着扎行李卷，捆绑被子，女的流着眼泪忙着给孩子擦眼泪，收拾包袱，全都要走了!
进了一家，他拦住劝：这大的黑风，河西人也是几十年碰一回，一个地方就这样，有好处，就有不好处，山上雪水淌粮食，滩里沙多就好刮风，这一过去啥事也没了。
这家女的说：淌金淌银，这一风还不都卷干净了! 她不相信刮风还讲时辰。
进了另一家，他堵住门开导：多好的地方也有天灾人祸的，上海、广州多好个地方，三年五载还有个台风吹屋顶呢? 河西还不刮场黑风了?
那家作主的男人呛他：上海叫它上海去，广州叫它广州去，保住这条命了，咱还平平安安回渭源。
又进一家，按住老人家肩膀头，他说：不信，你老好孬住一年看看，年里头再刮这一场，我个人掏腰包给你买回老家的车票……
老人家截住他的话：干部，让咱走吧，就算三、四十年刮一回吧，咋偏就赶上我们来了刮，人留天不留，哪来的回哪安生……
不听劝阻的人流，终于谢绝了一切挽留，拖儿携女，挑担子背背篓，涌向火车站。三天时间里，光花海就走了二百六十人，大大超过西部移民回流十分之一的平均比率。河西各县各乡，安置移民是有“指标”，领了“任务”的，半年一载都要写报告，作总结。大风之后，花海乡政府干部们研究上报移民“跑了”的原因，也真费尽了脑筋：你说照顾不好吧，咱的确尽了力了，大到住处，小到烧柴，哪样没想到? 你说人家跑到这里是躲计划生育吧，十来天时间，谁还能就养个娃娃走了? 你说人家是为了骗补助金吧，钱却还没发到个人手里……这些别处都有的“理由”他们一点儿也没有，只能令人难以置信地写上：风刮跑了。
在庄浪，笔者有幸与多家“刮跑”的人们交谈，大坎子沟里那个王大爷充满哲理一席话，好像使我对那场大逃亡的原因有了些理解。老人家蹲在炕头上敲着铜烟锅说：“啥孽怪不是天?咱这搭活不精爽个人，还不是天不下雨?”老天的事，说不成成，它咋着你就咋着，人能算计了人，人算计不了天，别跟天耍性子。你想着河西好，弄不好，一场黑风把你也卷走了呢! 你说这庄浪不好，走了弄不准明年一场透雨，收上茬子也能过两年呢……”
无限信赖“天”;又无限恐惧“天”，这是完全生存于大自然喜怒无常中的人们的基本性格。

只有一个世界

含着泪笑?
含着笑哭?
不，什么样的字眼，都不能表达那些千奇百怪的奔逃给人的心理感受。
他和她，抱着六岁个儿子，为了逃离他们自己选定的新生活地，连夜跑了七十里! 儿子走不动，拍打着屁股赶——他背着一卷铺盖，铺盖卷上还有一袋子面粉;她背着风箱(那是从老家背过来的风箱，舍不得丢了)，手里还提一个包裹。赶到火车站的时候，儿子嘴发青，母亲一屁股坐下去，几个小时才捶打着大腿站起来。为什么这样匆忙，这样急切? 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头天早上，男人为谁家先浇地，跟邻居吵了，吵着找队长，队长说他没道理，要他按规矩轮。中午吃着饭，两口子就把规矩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在老家吧，穷是穷，有个事了，三亲六故的，还有个靠头，这单名独姓千里远，出门短三辈，真有个事了，向谁哭，跟谁讲呢? 为了这不能不有的“靠”，为了近在老家李庄八里方圆的“三亲六故”，他们扔下了六亩麦苗青青的良田，扔下村里准备作个价日后卖给他们的三间砖房，永不回头地跑了。
她病了，一到河西就病了，开始躺在炕上不起来，见丈夫认认真真在那借住的房里操持起“家”当，真就闹着住院了。看，治，“心口痛”，“耳朵嗡嗡响”，“脑门子蹦蹦跳”，越治越“厉害”，只好领上她回。回到老家北山的窑洞里，那“病”立下全都好了，走近邻串远亲，门挨门地说这旱北山的好：“回来呀，咱这墙头上的鸟鸟子都叫得好听!”人说她这是心病，这山乡女人的话，还包裹着浓浓的哲理：“人不就活着个心么，心病了不叫病，啥还叫病?”
他正在院里收拾架子车——用一截草绳绑那断了楔头的木架，见人来，就势蹲下来，卷上烟，倒上茶，拉开了说他的河西之行，说他这一辈子最辉煌的“出门”经历：“地? 好不好，光是听人说，雪有半尺厚，我也没去看，平倒是平，一眼都望不到边，就是住不惯。在这搭，到晚上闲串门，日子一天不觉就过去了。到河西，一天就愁熬不落个日头;去串个门吧，那话说得跟咱不一样，能说个啥呢? 一天到晚守着个灶头，啥都生生的，住了二十天，实在蹲不住了，就回来了……”
他，她，他们，她们，一个村跑回来了一大帮，村长一起喊来了，聚在王家屋里，听笔者和同行的省里的处长，县里的县长，乡里的书记，你起我落的问原因，随随便便地聊心思。那些丝毫不加掩饰的七嘴八舌，如果不作铺垫和交待，独独地拿出来，真难以明白他们究竟是在贬斥，还是在颂扬：
“河西那地方，平的呀，望你都一眼望不到边，哪像咱这边，走几步就有个转势?”
“好好个房，你住就住呗，盖就盖吧，还糊上一顶棚纸(河西的房子多自家糊天花板)，不小心就戳个窟窿。”
“都是个种地，你不知道那河西用的都是啥家什，锹把直筒筒的，连个弯儿也没有;镰是个片片子，拿了手里没有三两重。扬场的叉，倒是铁的，一上手尽是叉头的分量。”
“好好个麦子，你不知道那河西是咋磨的? 连个头遍二遍都不分，一趟子就粗的细的另开了;吃罢，也不会揪，也不兴拉长面，就是个厚片片子，嚼着软不软，硬不硬的亏了就是个粮多……”
榆中县移民办的老李，上南山一家跑回来的移民屋里了解情况，那汉子竟然说：“不说了，不说了，咱宁肯兰州城里舔碟子(讨饭)，也不上河西吃麦子。”老李跟我说起这个“宁”与“不”，心里十分恍惚：“麦记者，你说这叫个啥帐呢?”当初我也恍惚不已，无法回答这不是数学的加减乘除，时下听着这些难辨味道的闲说，看看男人、女人们议论中毫无自愧，甚至有点洋洋自得的神情，似乎明白了许多难以明白的道理。
中国的土地上，“习惯”铸成的观念，贫困凝结的精神，或许是最坚强不过的社会堡垒。读过马列，坐过飞机，能摸桥牌作娱乐的人们，当初还不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么? 这“宁”与“不”不是也长久地流泄为十亿之国的精神旗帜和行为准则么? 那么，这些足未出村，在一道狭窄的山沟里便积累了几乎全部的人生的人们，排斥一切自己不习惯、不熟悉的东西，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宁”与“不”是拒绝的公式，是弱者的逻辑。
一个人，一批人，一群人，自我生存的天地越小，与之对立的世界便越大;自我生存的能力越弱，排斥外在的欲望就越强。对于只拥有自己熟悉的世界的人们，只把自己的精神领地和物质领地当作世界的人们，我们要理解他们，需要读一部还未写出来的社会玄学——中国式的。

三 唯一的事业与繁荣的动机

移出去与移进来

板镢头村，刘老太太手里攥着把菜刀，站在家门口的小巷里，冲着要来她家动员移民的支书咬着腮帮子，声音发直：“来吧，谁不怕开口子谁就来吧! 我老婆子哪怕成年价要饭吃，死就是个不走，谁要硬想赶我老婆子出门，我杀了你个贼孙……”
青瓦村里的李老汉，乡干部一出村就大步流星走在村巷上：“狗日的，我看比国民党还坏呢，连日本鬼子都不如，这强声硬气的，不是来赶我们么……”他在一瞬间就召集了一个会，比乡干部一上午拉下的那个“动员会”更有气派。会后，全村家家锁上门，狗栓在大门口，严阵以待，等待乡干部上门。
宋铺村，大汉子杨先洲在移民动员会后，听人说乡里那迁移的单单上有他，一气之下，躺倒起不来了。躺到第七天早上，一声“狗孙们……”没喊个句整词全，背过气去了，堂兄邻侄抬了奔卫生院，张扬得一山沟的肃杀之气……
面对此情此景，乡村干部们惊魄不定，有的可以说是丧魂落魄，艰难和委屈便全都集中到党委李书记和政府魏乡长的办公室里来。
这是两个执行型的干部，从他们当了永宁乡的主要领导之后，任什么事也没有拉下亏空，但要上面有精神，有布置，他们可以不睡觉，不吃饭，扛着自行车一气跑三、五架山梁。因此，县里移民的文件一下来，数额不小的“指标”一领受，他们便雷厉风行，几乎在同一天，宣传移民的黑板报，一块块立在了大路口;乡里的有线广播，一遍遍播送他们关于移民的“紧急动员”，除了留个看门的，他们亲自带全体乡干部到各村开动员会，分配指标。按县里的“精神”，他们如实传达：“一大半都是要移走的，竖横是个移，迟移不如早移”;按照他们自己的设想，他们不无浪漫地向全乡宣称：到河西是“早上栽树，晚上乘凉”，“伸手就抓个热馍馍”，至于根据么，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找到，其中一位向笔者解释说：“上面叫去的地方，总差不了……”
有关移民的倾盆大雨，一下把毫无精神准备的老百姓冲到对立面去了。整个永宁已弥漫着胜于“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气氛。然而，“任务”在身，“指标”当头，他们没有时间研究“情绪”和情绪的原因后果，两个人商量了小半夜，产生的是更为强硬的方案：兄弟俩人的，一定去一户;老子不去的，儿子顶上，儿子不去，老子顶上;说不通道理，推三阻四的人，写了纸蛋蛋抓“阄”：哪村哪个来横的，带上民兵……
老百姓毕竟是老百姓。李贵清跑了，李平耳为去与不去闹了半场子离婚，张二张三尽管分了一回家，折腾过去该移的还是得移，七十五户强拉硬派的移民，终于被集中到乡政府大院里来了。怨愤化作悲哭，白天黑夜，串沟走岭，不停不歇。
11月14日晚，当县里接移民的汽车开到永宁乡政府门口，先前已泪干嗓哑蜷缩在院里的移民们，一个放声，个个应和，老的少的，哭成一院;不走的本来还在劝走的，劝上几句就跟着大放悲声，于是走与不走的哭成一街，连“硬着肠子干事情”的乡干部，也个个泪流满脸。两辆大轿子车(永宁乡人大多数都是第一次享受)，塞满痛苦的肉体，塞满更为痛苦的灵魂，山路上摇摇晃晃地走了，留下一片经久不息的哭声……
如今，这些移民们的绝大多数，“踢蹬”了家产千里路上旅行了一周，终于又返回永宁——他们割舍不下的家乡。迎接他们的是从贫困到“特困”，不少人家归来已是上无片瓦，手无一根缰绳，只好借住处，借牲畜，借粮��口。
本来，对于西部移民，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里都强调“自愿”——在人的问题上突出“自愿”两个字，这的确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历史性进步。然而，事情到了县里，到了乡里，怎么就搞起“硬指标”，搞起“强迫命令”了呢”也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干部素质差。那县里一听“移民”，道理还没翻腾清楚，就下面派“指标”，上面要“指标”。省里担心工作量大，说头年先搞一千，等有经验，群众理解了再铺开，他们却不，一张口就要下五千。在有些领导干部心中，这“积极性”背后的道理复杂了：人能移出去，耕地、产量、总产值是不移的，这一少一不少，表面上移出去的是贫苦困扰着的农民，而移进来的，则是长了尺码的“人均收入”，当领导的“政绩”。个别人心思这么一歪，永宁和永宁之外的土地上，“移民大旅行”的悲剧便你起我落地上演。
与当地有关同志谈起永宁、郑和、颉岩“强迫”造成的景况，笔者听到这样一种意见：既然强迫了，就强迫到底，不让他回来——这是好事，又不是坏事，群众素质太差，这种情况下，不强迫可能就干不成事情。
然而，在永宁乡能够“强迫”，在兰州，在北京也就可以“强迫”;在“好事情”上可以“强迫”，在“不好的事情”上，也就可能“强迫”。为了“尊重人”这个模糊的社会原则日渐清晰，我们已经付出了比物质贫困更加惨痛的代价。

无代价实验

骆驼城，顾名思义，这片河滩，曾经有水，有草，有骆驼。只是由于旧年皇朝朝朝“征西”、战祸连连，水枯了，草绝了，上百年里黄沙如海。如今这片土地的主人们也进步了，能几百里外引雪山水了，能几十米底下钻窟窿打井了，票子出去机器进来，年把头功夫，一个移民基地也就有了些规模。只是开初来视察的某领导留下句话，河西移民，应该多搞点试验，看看能不能搞喷灌。领导那意思，或许是为了更好的经济效益，也或者是为用个“喷”的好看，不管怎样，一言之下，这骆驼城与任何别的移民点比起来便热闹非凡。
中国的“拍脑袋试验”，从来就没有“试”和“验”的意思，那是铁打了、铜包了要成的事情，如果有个官大的给官小的下属吩咐个“摘星星”的“试验”，弄不巧也会连声唱“喏”的。因此，这边当地机械厂真正试验着生产出来的喷灌机刚刚送来，那边必须有粮食果腹，有衣服裹身的活生生的移民，也六百、三百、二百地弄来了。
不成想，这河西走廊的地，这河西走廊的天，就真个与别处的天和地有些什么不同，有些弄不明白的怪脾气。日头那个厉害——年降雨量只有五十多个毫米，年蒸发量却二千五百多个毫米，一年无遮无挡地照它个三千来小时。你喷吧，喷成雾，不等落地，全给你晒成蒸气上了天，喷成水，落下地来，那沙土里没有一点腐植质，水点儿汇成小溪，全都淌走了，着水的地方，半个时辰就结成硬块块，喷的次数越多，它板结得越结实。于是，今天“雾”，明天“流”，流流雾雾，雾雾流流，八千亩土地总也不理会那辛苦，就是不长庄稼，不结果实。
试，认认真真，排排场场，有始无终地“试”，谁也不用算计花了多少钱，国家的口袋里多的是，谁也不用计较用了多少工。只是苦了那近千移民，春里种，夏里耕，忙得季节都颠倒了，看着块平展展的田，听着那“哗哗”的水，就是吃不饱个肚子。数以百计的人家泥坯砌好了墙，买木头上好了房梁，连着三年等那“试验”的结果，这头，那头，一年里千里路上两头“抓挖吃的”，没那耐心的，一年过去不等二年，干脆就卷起铺盖回老家了，加起来是一支二百来人的回流队伍。
当笔者到来的时候，这骆驼城的试验已进入第二阶段：一部分地退出试验，改用当地通用的渠浇式，果然种了这地的移民便家家收成，还有了交售余粮的，就连县农建办围起来种“招待瓜”的“专田”里，白兰瓜也一窝比一窝长得欢实。另一部分呢，还架了那半死不活的机器，大约是为了给有关领导同志留下些“安慰”。当地上上下下的移民干部，巴望着今年能不能全部都改成渠灌，不光现有的移民能稳定下来，还可能安排后续移民，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这“试”的结果，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真真切切地传上去，“不试”的“意见”，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痛痛快快传回来。
采访之后，有同志劝我别写这骆驼城，说它“复杂”，“原因很多”，“不是那么简单”，我想，写还是要写，因为事情的经历就是这样子，我用的是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当然，如果再动动脑筋，是不是可以作这样的讨论：喷与不喷的试验，你只管搞就是了，但什么时候也不要把百姓的生计拿来搞什么试验，近千口子人的命运这么一句话之间就贴了进来，事情才真正的“复杂”了。

西荒地的生存奇迹

陈德耀、刘见华、刘平子，个个携妻拖儿，十二口人。三道沟站下了火车，地不分南北，时不辩晨昏，稀里糊涂地上了一台拖拉机的拖斗。东倒西歪地走，前仰后合地摇，天已麻麻黑的时候，终于来到了三十多里以外的一处破羊圈。开拖拉机的帮他们把随身带的行李卸下来，顺手往圈里看羊的棚棚指一指“突突突”地便走了。这时他们仿佛明白，他们落脚安身的“西荒地”，到了。
在初冬已觉刺骨的寒风中清醒过来，丢下妻儿，三个男人急忙去看他们的家：前后两个羊圈，共有三处看羊的草棚(看来，这是当地干部对移民的生存作过的唯一考证)，四处透风;有三间土炕，炕上，地下，全是半尺厚的羊粪，大约羊也久不居住了，炕上的羊粪结成了片，需要一块块扯下来;圈里圈外转了几遭，在一个角角里，找到了一眼井，还好，扔块石头下去，“咚”一声响，有水;出了圈四下里打量，方圆目力所见，看不到一处人烟(后来他们才知道，方圆三十里，他们是唯有的生命)，东边有垮了的水渠和长满芦草、早已丢荒的土地，那将是他们日后的责任田。
当晚，哭声打住，三个人家守着一口随身带的铁锅，用随身带的面粉，煮了一锅糊糊，没筷子，就用折来的干草梗，轮流在锅沿上吸吮;炕上铺一层柴草，十二口人挤在两个炕头上，拥着仅有的两床薄被，半睡半醒到天明(他们托运的行李三十五天后才到，他们就这样熬了三十五个夜晚)。
接着而来的日子，就只能捡其中紧要的说了。不然，这里的故事完全可以拉扯成一个不用虚构的长篇小说。
——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井里打上来的水是绿色的，一股羊粪味，便把所有的绳子、带子甚至两个男人的羊毛腰带结起来，刘见华的弟弟下去掏井。人刚下去，井壁上垮上来一块土，把十八岁的小伙子肩膀骨砸折了，拉上来，哥哥帮着捏了捏，用包袱皮吊起来，躺了两个月;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德耀踩着初冬的新雪，寻着拖拉机留下的轮印，到三十里外的镇上去买粮。背了五十斤重的面袋子回来，离西荒地还有五、六里，一脚踩空，连人带面都掉进一个大坑里。坑是雨水下渗冲下的，近丈高，四壁光滑，力量耗尽也没能爬上来。时近半夜，羊圈里空着肚子等粮的人们终于耐不住，打了火把沿路寻过来，听到了坑里声嘶力竭的呼叫，七手八脚弄了出来。三个男人抱头大哭一场，站起来时，竟然没一个能背动那个面袋子;
——不到半年，他们新开的麦田里苗儿寸把高的时候，平子的媳妇生产了。儿子落地，用干渠里的沙子在土炕上铺了个小“床”，没剪子，是见华媳妇用镰刀割断了脐带……
初夏，他们老家的赵县长千里西上看望和慰问移民，不知怎么就摸进了西荒地。一听是“自己的县长”，老老少少拥过来，羊圈中央哭成一疙瘩。全要跟了县长回。老赵也哭了，擦擦眼泪看了棚棚和田，觉得这地方“地宽展”、“水也能浇上”，熬个年头就能“有出息”，一再动员他们“咬咬牙扎根”。临走的时候，县长把吉普车后箱里的一截麻绳留下，要西荒地居民换了棍子与布条结成的井绳……
当我沿着赵县长走过的路来到西荒地，的确看到的已是另一番景象了。羊圈里的粪，已被勤劳的主人起出来，堆成小山，那将是他们日后多年用之不竭的燃料和肥料;看草的棚棚顶上，四壁都抹了一层泥，已不再走风漏气透星星见月亮;几十亩地已开发出来，尽管燕麦与小麦竞长，芦草和玉米争高，一时半会儿还除不尽，收成却是不愁的，过去“学大寨”修下又丢弃的水渠也修补得有了个模样，虽说浇一次跑几十里路请求村长“给水”是个辛苦事，一年跑二、三趟也就对付了;他们三家伙起来，用移民补助款买了一头毛驴，一匹骆驼，算是畜力;羊圈里各家还养了五、六口小羔羊，依见华的说法，三、五年就成群了。
我们在屋里说过客气话出来，坐在圈外的黄沙地上聊天，聊过去，聊将来。见华作为他们中间“最会说话的”一个，已经是在完全“向前看”了：
拖家带口人生地不熟，跑不了，要不当初我们也跑了。现在不，难时候已经过来了，庄稼收了两茬，粮食足够吃的，使的用的也都添了些，再也不想走不走的事了，闷下头就在这活吧。今年秋再开几亩田，草好，好好侍候这些羊，过日子也就够了……”
时至今日，那三道沟镇和三道沟村的镇长、村长，仍然没人想到要来这西荒地里看看。
或许，“置于死地而后生”，“许多照顾甚周的移民，最终还不是一夜之间回了老家么? 艰苦绝境之中，西荒地移民终于全部顽强地生存下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了他们必须依赖的土地。
然而，现代移民，毕竟不是一场战争。西荒地有效的移民“模式”，——当地干部“疏忽”般造成的事实，或许并不是20世纪的人类道德所能够接受的社会行为。

下篇 另一种富饶与另一种贫困

一 新大陆漫步

从一团棉絮就是一个家，山坡上挖个黑窟窿就是一户人的土地上跋涉出来，我感觉自己已经浓浓地沾染上贫困的意识，从心底里不断涌腾出对富裕、对丰衣足食的生活的深情渴望。于是，我不管这家的变化与那家的翻身究竟有什么不同，不惜时日，在河西，在黄河河谷，一村一寨，一家一户，尽可能地看过去，好像囤里有粮，炕上有毡的让众多世人早已不屑一顾的生活，真的就是天大的幸福，以至于到太原、到北京，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里之后，突然意识到当时自己多少失之于把持。然而，伏案静思，那些摆脱了精神和旱灾的双重困境，终于衣食有所着落的人家，总又像多情的初春花朵一样，鲜艳地绽开在我的眼前。
李玉平，三十不满，却是河西金塔第一代移民。我们见面，是在他新房建设的工地上，一个大院子，砖脚，土坯墙，六间新房已基本落成，主人正忙着砌院后的猪圈。在定西的山沟里，祖祖辈辈住土窑，传宗接代多少辈，他是这个家族里第一遭架新房，因此，他请了村里人作“顾问”，媳妇在还没抹墙泥的厨房里用一口差不多二尺大口径的铁锅下面条。坐下来说话，小李搓着巴掌上的黄泥，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说：“人，还是挪动挪动好。老家熟惯，也轻省，就是没啥干的，吃的穿的都紧巴。刚来时心里也蹦蹦的，这三年过来，就踏实了，盖新房，光靠自己的收成是不成的，村上帮了些木头，国家拨料，四口人千把块移民款，凑起来就差不多了。住啥么，也不是个太大的事，要紧的是每年都不用为吃肚子发愁了……”说话间，他四岁的儿子跑过来，靠在父亲的膝盖上，冲着客人眨巴着一对虎虎有神的小眼睛。
或许，这并不容易的“挪动挪动”，对他这个家庭的定义还在将来。有朝一日，他的儿子能回老家的旱沟里瞄上一眼，就知道父亲为他做了些什么。玉平不用为吃穿发愁了，他的儿子在这不愁中若进一所书声呀呀的学堂里念上些书，学些他没有学过的东西，他的家庭就该为这个民族创造出另一代成员了，社会可能就这样实现着进步。
杜永贵，从生下来就没有“贵”过，在通渭夹山的缝缝里，古来只有雨水和窝窝头是金贵的。上了这河西，他真的就金贵起来了。队上家家种瓜，不论西瓜，哈蜜瓜还是白兰瓜，都甜得像加了蜜，就是发愁卖不出去，拉到旁边的部队基地，三分、五分一斤也要不了多少，这时杜永贵出来了，兰州、西安、武汉跑了一圈，全村的西瓜一下子就上了火车，全都是八分的价格。想不到，他少年时讨饭、青年时千里背粮，遇人遇事拉下脸皮磨的经历和耐心，如今全都成了不同凡响的本事。因此，村里刚建成的元明粉厂，选了他这个外来人当分管经销、采购的副厂长，一日价火车、汽车，县里、省里地跑世界，连皮鞋也穿上脚了。村长说起永贵来，脸上笑吟吟的：“人这东西，看你把他放在个啥地方，世上有本事的聪明人多了，就是生对地方的不多……”永贵没“生对地方”，终于在千里挪动中，“挪对了地方”。一旦抛弃了对生身之土的依恋，将有多少生命因此获得勃勃生机? 尽管社会学家与数学家都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但在杜永贵身上，我分明获得了我所期望的答案。
谭生民，一个六十三岁的老人。我在他不久前的故乡，会宁县任岔村的山岭上，细细地品味过赶着毛驴车拉水的老人艰难的步履和挟着锄把望天的大爷渴盼又凄酸的眼神，因此，在河西西岔村一处新房的炕头上，看着这位花甲长者笑纹稠密的脸庞，心里便生出一种难以言说又不能忘却的情绪。当年走，左掂右量，总是拿不定个主意，老人家卖了几张准备过冬缝皮袄的羊皮，便一路风尘来看河西地，来看河西人。一到这西岔，他就心动了：会宁地里种上几棵棒子，夜里人不看也得拉条狗，不然不等成熟就偷光了，可这河西田里西瓜多大个头，田旁边也没个看瓜的棚棚，场上麦子堆得黄拉拉的，夜里人都睡觉去了，也没个人去“摸夜”，就冲这不愁吃不愁穿处养出来的“人气”，老人家跟村长说妥，回去就连老伴带儿子全搬来了。进屋老人家一听是北京的记者，生怕你看不到移民的好处，领进套间里看存麦的囤子，拉到厨房里看他摞成一尺高的“锅块”，然后又蹲在炕沿上叹长嗟短地说“人气”：“唉，活到老了，这才算有个安生，这辈子，懂事的那天起，哪一日不是牵肠挂肚过来的。”或许，谭老汉引为完满归宿的“安生”，对时下的读书人家来说并不是什么有味道的“观念”，但对一个刚刚从饥寒中解脱出来的农家老人，大自然与社会，还能够赐予他什么呢?
……
不幸的是，在被誉为大西北粮仓的河西同一片土地上，在人民币铺出来的黄河河谷灌区移民基地，不时地有一些意外的人和事突如其来，敲击着我们美好愿望的灵魂。
上午，县里管移民的老高领着我走进白草塬移民新村，是十点一刻。出了王家，进了文家，主人与客人便笑不出来了。当老子的拦住老高，说“没钱花”、“粮食也还不够”，进了屋里看，那生得像头犍牛的儿子，却还躺在炕上睡大觉。喊起来，蹲在阳光灿烂的院里眯瞪个眼，没有半点不好意思的神情。老高对文家父子说：“你没钱花，没粮吃来找我要嘛，地是一样的，人家户户都存粮，难道你就没有下种子? 那头地还没平完，一个劳力一天能干两个工，一个工六斤美国挂面，三两蔬菜油，就不值得你父子挣?”那父与子便不作声，让开路叫我们走。出得门来，乡里的老王说：“你们相信不，那小伙子回头又给你躺下了!”看完全村我绕过去瞧，果然炕头上响着浓浓的鼾声。
河西上庄，这三个移民之家，移来两年了，还没有盖新房，也没准备盖新房，仍然住在村办公室里。我挨家串户走进这个原是村委会的四合院，三个媳妇，两个躺在炕上睡觉，三个男人气喘吁吁地刚刚赶集回来。他们分别用移民补助款买了自行车，一日价不是东头赶集，(不卖什么，也不买什么，只是赶热闹)，就是西头看戏，几乎天天都往外跑。村上干部劝他们有空打上些土坯，等有了力量把房盖起来，也好好过一份整锅整灶的日子，但两年了，划给他们的宅基地一锹土也没动过。海家和史家都说“不够吃”，嫌“这河西救济少”，不够吃的原因又归罪于“地不好”。一听“地不好”，村长动气了，执意领了我去看。看到的土地是这样的情景：老户的地里，玉米长得一人高，田埂上都不长一棵杂草，锄得干干净净，紧挨着的海家史家的地里，同样品种的玉米身高不到一半，杂草盘成地毯，铺盖得整块田地看不见土，一些蔓草顺着玉米杆左旋右盘，微风中四下里向来客晃脑袋……
这是另一种贫困，是一种通过地理上的迁移不能解决的贫困。
我品味着这贫困的滋味，回过头来，想看见它人性的执着与社会的反光。

二 “优越性”叹息

“老儿子”速写

“老儿子”——这是多年来(具体说是解放以来)，当地人对他们相当一批同胞的概括性称呼。如果简单地作了名词解释，大约可以这样表述：“老儿子”，穿衣靠救济，吃饭靠救济，住房靠救济，绝不或很少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谋生的人。谁的“老儿子”呢? 共和国的，共产党的。
当然，你必须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人物，能够对这个名词有准确的理解。
“老儿子”之一：
探望这个家，是公元1987年8月22日上午十时三十分。院里没有路，我们踩着柴草哗啦啦地迈进门。厨房里，十一岁的女儿正在擀面，脚下垫个木头墩儿;炕上，主人孙永明正在睡觉(他是日前太阳落山时进被窝的)，听到说话声，侧身爬了起来。因为这个五十岁的壮汉一团破棉絮下的身子什么也没穿，我示意他继续躺着，别起来。他的炕头上有个纸糊的高台台，放着两样东西：旱烟纸盒、竹杆烟锅，一盒火柴，烟锅头磕打过的炕沿前，可观一堆烟灰;另一样是当地的特产，煮“罐罐茶”的铁罐罐，里面一半是砖茶渣，伸手摸摸，发热，问主人，果然是“刚才醒来”抽了喝了一气，又侧身躺下了。问擀面的小姑娘：“你爹平时啥时候起来呢?”小姑娘笑笑：“饭煮好就起来了!”
同行的乡长老单问：“你一天这么睡着，地谁管呢? 这都是割麦子的时候了!”老孙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娃他妈上山了，几把麦子，也没大活。”又问：“前头沟里有金子，人家都淘呢，你就没看见?”答：“弄金子，家什一大堆，我到哪弄家什呢?”又问：“山上的蕨菜能出口，上面收的，这提个筐筐，拿个铲铲就能干的事，咋说了多少回也不动身?”老孙“嘿嘿一笑，不再回答。
老孙地道的“贫农”，这两间房子，就是土改时分地主的;年年吃救济，是本乡自然条件最好的马鞍子村的“救济大户”，同行的乡干部都是三年前“换届”来的，不知道他究竟“吃”了多少年，那老孙插话说：“打解放，咱年年就是国家养活的。”大约他看我不是本地人，像“上面”来的，冲我“表扬”乡干部：“咱一年一年过下来，多亏了政府好，政府的干部好!”老单回头喝一声：“躺下睡你的吧，你还明白个道理了!”老孙不恼，笑笑，真就又躺下了。见我们要走，他急了，一侧身拥着棉絮坐起来：“乡长，你先坐会儿，我还有话呢，今年的救济下来，可得多给一点儿，不信你揭开盖子看看面缸，只剩三天的了，田里几把麦子，能对凑上一个月……”
乡长没理他，还是大步出了大门。
回乡政府的路上，单乡长狠狠地说：“我是可怜那几个孩子，要不是，我豁上犯错误，一个小钱也不给他，饿死这不死的龟孙!”
我知道，他这是说说气话而己。看老孙的架势，不救济兴许真能饿死在炕上，如果真要饿死了，这是作乡长的负不起的政治责任。
“老儿子”之二：
他已经死了，但不是饿死的。究竟是什么原因死的，谁也说不清，村里人只说是“睡死的”。人们发现这个年轻生命去世的时候，是这样一个场面：横着躺在炕沿上，那是他习惯的躺法，为的是上下方便;一条破军用被子，尽管已经难辨黄绿，但仍然盖在身上;一只毛线口袋，就放在他手边的炕角角里，里面的麦粒，还没有吃完，一只黑瓷水缸，与口袋立在一处，里面的水还没见底;死者活像是睡着了，脸上很平静，没有笑容，也没有痛苦……
小伙子叫什么名字，我们不用再过于认真，甘肃永登县里，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生命，来去匆匆三十四个春秋。
按说，他为国家还作过贡献：二十岁时应征入伍，也在西部边防线上当过几年炮兵。部队搞实弹演习，他的一只耳朵的耳膜震破，算是三等残废，穿着军装捧着荣誉证书，便理直气壮地回到了永登，回到当年家家吃救济的山庄。
回家后的前几年，他还出门走走转转，——到乡里领残废军人补助金，要救济款，救济粮，回到家里动手煮了吃熟的。日后就越来越懒得走动，不光不耕地种地，连那伸手可得的钱和粮也懒得跑路了，一天二十四小时躺在了炕头上。父母早逝，兄嫂也因了他的懒再也不愿见一面，好心的队长——后来的村长，不得不为这小伙子代领补助金，代领救济粮或代购供应粮。
他睡着，人们一直看见他在睡着。除了排除大小便(小便也常常排在窑洞的地上，冬夏都能闻到一股浓浓的尿味)，除了到井边，借人家打水的桶往窑里提几桶生水，他就这么躺着。饿了，伸手在羊毛口袋里抓一把生麦子嚼，渴了，伸手从水缸里舀半瓢凉水喝，那口袋和水缸并排立在炕角角最方便的地方。
他这样过了三年、二年? 村里人已经记不清了。当人们正在议论这个“吃生的”、“喝凉的”的生命的顽强旺盛的时候，惊叹他“就那么睡着，吃着，也没个病”的时候，他却一个早上再也醒不来了……
或许，永登人不该这么容易地就忘却了他。他才死了刚刚一年。那眼窑洞，那只羊毛口袋，那只水缺，应该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纪念：一个年轻力壮的人，为什么能够这样活着，又这样死去?
“老儿子”之三：
沿着一道流水潺潺，绿树成荫的山沟(这地方在定西真算是沙漠中的一块绿洲了)，我在乡党委书记南延宿带领下，终于爬上山坡，面对这座“救济”的新房。三间，砖脚泥墙，顶上的新木还散发着植物的芳香，只是屋里几乎空无一物：炕上一堆破棉絮，厨房里一口有裂纹的大锅，与人口相等只有五只碗，筷子是去了皮的柳树枝，各有各的弯儿，拿起来捏不到一块儿……这反而使三间新房显得极不协调。
主人就在门前面的山坡上拔麦子，听老南吆喝了一声，便笑吟吟地颠了过来。南书记指着门口一袋水泥(那是书记亲自为这家“贫下中农”送来的)，问：“叫你把炕沿抹一抹，要不三天就叫娃娃把炕爬成坡了，怎么还放在这?”李志功(对这栋新房毫无功劳的主人)，搓搓手：“就抹，就抹!”南书记又指指门口忙着叼田里麦穗的五只鸡：“这鸡怎么也不管管，你家就这富，鸡和人合着吃麦子?”李志功抬起胳膊哄了几下，又回头应付：“回头我就把它们圈起来。”南书记又问：“今年咋样?”李志功说：“粮没了，这就拔了麦子接呢，看这庄稼的样子，能吃到10月……”老南听了叹口气，领了我走。
由于人们对李志功过去的住处，讲了许多童话般的故事，我便执意现场去看看。那是山崖下一眼小得可怜的窑洞，不能设想，一家五口怎样在这里面生活。长不到三米，宽不到二米窑眼里，右边掘了不到两平方米的炕窝窝，单身时，李志功就一个人弯了腰蜷曲在这窝窝里(他个高，一百八十厘米还挂零)，娶了媳妇，就两个人窝在这窝窝里，生了孩子，全家就横过来，上半身挤在炕上，下半身耷拉在炕沿上，五年、十年、十五年，如今四十二岁了，在乡里为他盖好新房前，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花点力气，把这窝窝掘得宽展一点……
出来，站在这拆了门框的窑洞门口，这个三角形的窟窿好像一个关于社会，关于人性无可解析的一个黑洞，使人觉得肌骨发硬，血液发凉。
在颠簸的吉普车里，老南继续给我说贫困，继续给我说救济(作为东岳乡的党委书记，他就掌握着这两样东西)：“今年解决了十二个，明年的钱还没下来，还有四十多个等着呢!”
我怀疑这样给钱、送粮、盖房的“救济”是不是个脱贫的办法，老南双手一摊：“那怎么办呢?你总得让他活!”闷了一阵子，他又诉说他当书记的苦处：
“懒，真懒得怕人，你看看这路边的田，有几块是除过草，拔过燕麦的? 乡干部下去挨村喊，你喊你的，我晒我的太阳，谁管谁? 田少，可这山里的石头，烧石灰成色好，外乡人都来拉，一天挣个五、六块没问题，可东岳人就是不肯受这个苦。那人都干啥呢? 前面集上你去看吧，路边小摊摊上两毛钱吃一碗浆水面的，随便问一个，包了是东岳的，几十里路上为碗面赶集，一个也拉不下;到了年关你来乡政府看吧，要救济的挤成个堆，有的队干部带着来要，不解决根本不走。咱这乡八千口人，1973年到今年十三年时间，你知道救济吃了多少? 五百九十万斤救济粮，十余万救济款，还有卡车拉的棉布、衣服、被褥!”
其实，这南书记还不知道，整个甘肃，建国以来的救济款项是数以十计的亿，救济粮则以百亿斤计。社会在分发它的优越性的时候，不知不觉把人的品质中腐朽的依赖性充分地挥发出来，使大片土地物质的贫困又陪伴着精神的贫困，使人性的沙漠浩瀚无垠。或许，懒惰成性，不是一天两天，勤快起来，也不能寄希望于一年半载;既要让每一个人都有饭吃，又要让每个人都振作起来自食其力——共和国遇到的难题都是真正的难题。或许，我们束手无策，只能靠无始无终的时间的延续，来化解这三十年培植起来的精神死结。
可以讨论的问题是不给粮，怕饿死，有政治责任，可这东岳的“救济”却上了台阶——盖起房了! 转了好几个弯儿我才弄明白，“救济”也是双向“效益”：东岳穷得出了名，外面的人，上百的人来了就要看，县里怕没个“变化”……

乞讨艺术家

黄九? 我怀疑这个名字是不是个小号，乡干部十拿九稳地说：“没问题，生下来老大、老二、老三地排，这人就没个大号!”
作为艺术性的乞讨者，在定西他也算是有名气的。少时背上布袋子进县城，串兰州，确实是为了糊口，后来他就有了别的心思了，不管田里收不收，老天下不下雨，粮柜子是满的还是空的，他别的什么营生也不作，还是穿一身尽可能破的破烂，背上布袋子出门。更与以前不同，他根本不再去兰州，不再去西宁，只管在定西城里转，并且专爱打问书记、县长、专员的住处。原因是偶然的，一次他到地区一位主要负责人家去讨，那领导问：“哪里的?”“杨庄的。”他背着布袋儿回去没几天，乡干部找上门来送粮送钱了。他摸准这上面的“行情”后，三月两日便准要到定西城里这么“要”一下子，弄得乡干部吃了不少冤枉批评。
乡长一次还就黄九的人品作解释，那电话里说：“不管怎样，有讨饭的，工作就不算作到家(多么简单的推理!)”于是，这黄九在上面领导金贵的“面子”下头，就得了终身的实惠：乡里每月按他家人头每人给三十斤口粮，一年给二百元钱，条件是“莫再出去要”。当我来采访时，这乡里领导掰着指头算了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就五个月没出去了!”

富农儿子的自白

河西临泽。农民杨德礼的家。在整个临泽县，这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万元户：十二间青砖瓦房，绕院排成一圈;院子里一个花园，花谢了，梨树却果实累累，伸手就可以尝鲜;后园是畜圈，这厢骡子驴分立槽头，那厢母猪带小猪哼哼抢食;前院是家庭铁器加工厂，小车床，大虎钳，打成的镰刀，还未完工的拖拉机挂钩，一派繁忙兴隆景象。进正面屋，是客厅，大沙发，小沙发，长条茶几，全是城里人的讲究;进偏房，儿子、女儿分别在自己的单间里作功课，是两个用功的中学生……在这样的农民家里，或许省委书记来了也要羡慕那日子的安泰和富足。
然而，主人不过是十年前被社会抛弃的一个“富农儿子”。在政治歧视和不受社会救济保障的旱灾压迫下，他携妻儿出逃，于十年前从定西庄南公社来到这块地广人稀的落脚处，靠着勤苦和诚实，隐姓埋名挣扎了四、五年，直到1980年才以杨德礼的名字正式落上了户口。
坐在他那宽敞的客厅里，品着他十年前逃来不久栽的梨树上摘下来的鲜果，说起他眼下的日子和定西动员移民的不易，这个今天被统计为“自流移民”的汉子，一番话令人心颤：
“想想，咱吃了富农帽子的亏，也沾了富农这黑帽子的光。想想，当初咱要是多少能过得去，谁还愿领上娃娃千里路上瞎跑呢? 那是一口口讨要着走过来的呢;想想，也真后怕，在临泽遇上好人好地方了，要在别处，谁知道人家收留不收留呢! 想想那些年也真活不下去了，天旱了，吃供应粮，人家贫下中农有救济款顶着，吃不饱也饿不死，咱这当富农的，拿着供应指标也没办法买那粮食。这还不算，还要隔三间五地批呢，斗呢! 想想，现在那搭人多天旱都过不下去了，我这倒当万元户了，咱这真是吃的富农的亏，又沾了富农的便宜，要不是咱现在弄不好也在南庄沟里窝着呢，去年我去看了看，那穷，根本就没个长进……”
在这习惯性“想想”、“想想”中，在这“亏”与“便宜”的计算中，我突然发觉，关于社会和关于人的哲学，有时竟就是如此简单。
简单是命运的轮回么?
不，不论人还是人的集合体，要保持正常的活力，都不止需要依托，而更需要生存的压力。生命在母腹孕育的时候，就带上了富于理想的人们不大喜欢的基因。

结 束 语

坐在甘肃省移民机构的办公室里，议论西部移民的成败得失和未来前景，这里辛勤工作的同志充满信心：难，但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在河谷、河西定居，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脱离贫困，获得温饱和走向富裕，就会产生比任何动员都有说服力的社会影响，十年内完成七十万移民任务，将不再是不敢打保票的未知数。
然而，会宁县移民干部老高一句话，却使我火泼泼的情绪瞬然冷却。那天晚上，我们从白草塬移民基地回来，谈论着移民村今非昔比的“大多数”，兴奋之中，他突然说：“有时细一想想，真也没劲，你一年移上千把人，他一年给你生下一万，这移个什么劲呢?”
顺着老高的思路再算一笔账，我真正地茫然了：定西、西海固出移地区二十八个县(区)，共计人口七百二十七万，略去超生的不计，单以百分之十四的计划出生率计算，十年中将生下人口一百多万! 十年中将就完成了七十万移民，对于今天这些地区的贫困，我们究竟作了些什么呢?
玉门镇。公共汽车站，我与一位等车的长者随便聊天，说玉门人，河西人赖以生存的祁连雪水，说那近在眼前又神秘莫测的祁连山。老人家顺南边的山麓指点着，言语给人一种人的生命之外的迟暮之感：
“我小的时候，这时节的雪线在山腰那搭，这些年一年一年高上去了，看，如今只剩下个雪帽帽了!”
是的，人类在地球的另一面创造辉煌的工业文明的时候，地球的这一面气候也在转暖。以祁连山融雪为源的黑河、疏勒河、党河，河水流量每年都在明显减少，有的近年来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祁连山脚下的民乐县城，追随着不断上升的积雪线，解放以来向上迁移了两次……将来真有那么一天，祁连山不再积雪了，一片沙漠戈壁的河西，今天的移民和原本的居民们，又将移往何方?
傍晚，我站在靖远黄河大桥一侧的山头上远观静思。我感到黄河在我脚下哭泣、呻吟。它面容枯瘦，声音凄楚抑人。
上面的景泰第一期引河工程已经完成，又在搞第二期引水工程;静远则沿着一百多公里的河岸，开了三个口子，插了近百根粗大的管子;以下的中卫、同心……几百个口子、几千个管子上都在干渴和贫困的磨难下伸向这条苦难的河流，一个比一个贪婪，有力地吮吸着。
近年来，由于沿黄引水工程的不断上马和上游降雨量的不断减少，黄河水位明显降低。中游内蒙甚至出现大河浅可见底的时日;上游的大量引流、提取，中下游的秦渠、汉渠和众多依赖于黄河的工程，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来适应黄河降低的水位，上下游引黄战只不过刚刚开始……
黄河，你会干枯么? 你下游的子孙也会干渴么? 黄河不堪负担的时候，西部将会如何，中国将会如何?
我们生活在一个只能充满忧虑的时代。

1988年1月12日——22日
草于青岛市储水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