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是不祥之物》(原文全文)

“侠”的观念，今昔颇有不同。司马迁有几句话：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正义”不可作今日的“公理正义”解，只可视作“当时社会公认的正常手段”的意思。如作现代解法，违乎正义，那么侠之为侠，竟无是处了。

可注意的是：“赴士之厄困”。无论什么人，能济助有为之士于困顿艰危中的，即是侠。与“士”对称的是“庸人”，即平常人，也同样济助。而前者是主。

所以司马迁把侠分成两种：一是“王者亲属”之侠;二是“布衣之侠”(也即是匹夫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换句话说即贵族与平民。

他把吴季札、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列为贵族之侠。吴季札让国，挂剑徐垄，是个重言诺的人，也称之为侠。孟尝君等养天下士，皆从困顿艰危中投之，自属于侠了。

这些贵族之侠，《游侠列传》中不过略提，作一陪衬，主要是讲平民之侠，而“游侠”即是此辈。于是写出了朱家、田仲、剧孟、王孟、郭解等一连串布衣之侠的名字，分作小传，记其侠行，战国以前，即有侠者，更叹其失传云。

大抵此辈少小无赖，横行乡里，实是流氓，能仗剑杀人，睚眦必报，啸聚不法之徒，颇负恶名，为人所畏惮。此时势盛，或受官府禁制，乃翻然变更作风，即所谓“改邪归正”，于闾巷间为人排难解纷，在法制简陋而漏洞百出的社会中，颇有作用。这也是自存之道，比之动不动杀人报仇更受人重视。他们不单在闾巷之间，作横面的来往，也能出入于富贵之家，有纵面的交接，通行于社会各阶层，以明取与，重言诺，“一句闲话”，能急人之难，而舍死为之，有功不居，建立“侠”名。于是他们的地位就稳定，而衣食也不缺了。

韩非说：“侠以武犯禁”，法家绝技，这句话是扣帽子。犯禁动武的时候，都还不成其为侠，成为侠的时候，多不仗武了。即使如此，皇帝有时也要禁，因为有僭权之处，借个因由，捉而杀之，并不是“以武”的缘故。不过持高标者少，投到统治者座前，成为爪牙的还是居多。不在闾巷之间，虽不成其为游侠，但统治者仍可利用侠名，为其服务，不必杀的。

清代固然有展昭、欧阳德见之于小说，民国后也有帮会头子、大流氓做参议、董事长之类，到处吃干俸，那是“流氓而优则仕”，借侠名来招摇了。

由此可见所谓侠，只是流氓的蜕变过程中的一阶段。司马迁则陈义甚高，好像贵族之侠为自己打算，平民之侠只是助人，是可以独立的一个社会阶层，其实是不然的。即使以广交游，明取与，然谦让，轻死生，重言诺为侠的基本态度，但儒者墨者何尝不能如此? “赴士之厄困”，“趋人之急”，儒者墨者又何尝不能如此?如此而以侠名，必曾先前为无赖，为流氓，曾经干犯法纪，以此鸣于时的人，一旦摇身助人，便称任侠则甚明。韩非将儒侠并称，原是卑劣手段。

司马迁之文，一千几百年来，流弊也大，成为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横行闾巷，武断乡曲的护身符，弁髦法令，加强了“人治社会”的落伍作用，一有纠纷，便说“请某爷来讲一句话”，当作金科玉律，一般人复誉之为任侠仗义，推波助澜，巩固了这种“制度”，实际上是绅权与流氓的结合而已。

但在政治混乱的年代，赞扬朱家、郭解之流，自有其良好的作用，朱家“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政治清明，会有这种事吗? 如果大家有事可做，何必投身到孟尝君辈门下做食客? 社会上有侠名者在，那必是混乱的时代。

如稽耸庄官之卫救丞相文天祥，被称为侠。宋亡之际，混乱自不待言，这中间道出多少悲辛! 侠的出现，岂非不祥之物?

1982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