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北大》(原文全文)

一

几年前读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觉得其中写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几章很可玩味。虽然我个人的经验不同，却无端地以为冯先生的三校比较极精彩：或许正是这一类的前在经验，把我的个人感觉淹没了。
1964年我考入北大时，北大大而无当的校园里全无浪漫气氛。那正是“四清”时期，校内一派革命景象，只令我感到不适。倒决非不想革命，只是觉得吃力而已。我的同学的姿态气概，以往都只在电影小说里看到过。我这才知道，我所读过的中学，在我的家乡也近于“贵族学校”的，比起京城或其他南方大城市的学校，实在只能算作乡村中学，我自然是十足的乡下人。记得当时喜欢穿农村妇女式的大襟衣服，中学毕业照也是穿这种衣服拍的;报到那天，先到的同学半开玩笑地说，看了照片，以为是个很老实的农村妇女。又说，人还没到，信倒是来了。那是同考到北京的中学同学写来的，无非约着一起玩玩。但我不久后就知道，我们那所“乡村中学”在男友交往方面，又似乎风气超前了。而那正是革命时代，即使年轻的男女革命者，也不便随意往来的。至于“文革”期间风气一变，则是后话。
尤其令我敬畏的，是大城市且名校出身的同学，那些器宇轩昂的男生和风度不凡的女生，他们的见识、口才，都更令我自惭形秽。“仪态”这玩艺儿是难以描述的，但就有那么一种味儿，今天叫做“派儿”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到很晚的后来，我才看穿了那种“北大作派”，或者说“派儿”。大言，大姿态的后面，也许竟是一无所有的。但大校的确能造出这一类的“派儿”，令你即使到了陌生的远方，也能凭着那味儿，辨认出你的校友来。
你很难将大言的“大”，与大气魄的“大”剥离。大校的大，确也系于气魄。我疑心那“大而无当”的校园，也参与了气魄的制造——谁说得准呢? 风气因陶染而成。至于我自己，虽在进入北大前已习惯了抑制，也似有某种情欲被唤醒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是“后来”，我又相信了北大的“大”对其间人物的致命影响。那种对大境界的渴望很可能就此悄悄地伴随了你一生，即使最终只落实于大话，只成为对你的纯粹嘲弄。其实不唯北大，通常名校学生，都有几分狂。我所读过的中学也如此。其积极效果，是有可能使你逃脱委琐。纵然落到了极不堪的境地，骨子里的那点傲气，也够你撑持一阵子尊严，所谓“倒驴不倒架”。消极处却也在此：你或许要为你的不肯趋附付一点代价。这令人约略想到贵族的命运，虽然明知有点拟于不伦。我的确发现我的校友在北大北京之外，比起别个更难于生存。当然这或许只是由于我观察的粗疏。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个民族留给狂狷者的生存余地从来狭窄。至于校园文化，与“社会”向有疏离，纯粹的校园动物，很可能永远地失去了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当然这多少也属危言耸听。
话说得远了，再回到前“文革”时期我所在的北大。我还得承认，对新环境的适应不良，自惭等等，多少也因了女孩子在那个年龄难免的虚荣。最初一时，我的那些女伴在我眼里是那样耀目，即使因风气所限，她们不得不将美好的躯体裹在简陋的衣着里，也能令人感觉到美的辐射似的。美而革命，实在是一种幸福。
令我倾倒的还有高班学生。记得曾有一位沈姓女生领我们做操，那自信与干练，就令这一群中学女生羡慕不已。其实她并不美，吸引了我们的，是所谓“风度”。这沈姓女生已不在人世，是“文革”初期自杀的，我并不确知原因。听到这消息时，似乎也并不震惊。只是恍然记起那身姿，怅然了好一阵子。
“浪漫”与“革命”向有宿缘。倘若浪漫而又封闭，“革命”几乎是激情的仅余的出路。我至今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文革”前夕北大校园中躁动不安的气氛。刚进入一年级，我所在的班里就组织了批判小组，“靶子”是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当时我们叫它“蓝皮文学史”，以区别于那本“破字当头”的红皮文学史)。游先生不可能对此氛围无所感觉，否则他不会在每次课前先将毛主席语录一丝不苟地写在黑板上。也有照旧用了响亮的京腔讲他的宋词元曲，且在李清照的“愁”字上回旋不已的，只是这位先生肯定不知道，他的学生正格外起劲地记笔记，以便备足批判材料。即使已入老境，我也不想说这只是些儿童游戏。当时的我们是十足庄严的，虽然未见得真以为天下兴亡在此一举。
今天的年轻人已不能想像那一代人的话题。其时也如眼下青年的说刘德华、张国荣，有几个时时挂挂在口头的名字。挂在我们的口头的，是一两位年轻而笔势凌厉的批判健将的名字;其中的一位，即后来进了“四人帮”的姚文元。偶尔在晚饭后，有男生找我聊天，谈的无非是这一类的大题目。我们绕着未名湖，有时竟绕着校墙一圈一圈地走——这已在当时的风气之外。但我知道，那话题实在是很革命的。
这是“前文革”时期。充斥在空气中的激情与暗示，令你时时有所期待，对于笼统的“变动”以及具体的“事件”。尤其“事件”。你的期待总不会落空，即使那只是小小的事件。比如某家刊物的封底油画中埋伏着几条反动标语以及人像等等。晚间在寝室里，一伙人仔细研究千方百计找来的这刊物，事件的神秘性令人兴奋不已。这种期待此后更被“文革”所鼓励，又被“文革”所消耗。持久的兴奋与期待之后，多半是刻骨的疲惫。到70年代初下乡插队，心境已一片冷漠。那两年里像是很少读报纸。那地方缺纸，大字报一上墙，就被农民一块块撕下来卷烟抽了。无所期待，也不大有好奇心——除非有关再分配或回城的消息。直到1970年9月那个爆炸性的事件辗转传递到偏僻乡间，才重又具体地感觉到了“政治”。此刻的北京怎么样了?
“前文革”之为“文革”的前奏，或许只有在北京且北大这样的所在，才能令人感知。身处此境，你才相信一切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那张大字报正属于你所期待的，虽然你的期待并不这样具体。你等着那终究要来的，你等着有什么炸开那充满虚伪的平静。你等来了。
而我自己却在“等来”之前先已崩溃。这是另一回事，先不去说它。
我不能假惺惺地说我有什么“先觉”。事实是，我体验了那浪漫的“革命”对一个心性柔弱、决无革命气概的女孩的吸引;此后更有对于这种与其说是“革命”毋宁说是知识者的“革命想像”的持久迷恋。这似与我的性情不合，但这是真的。还记得1964年的“一二·九”，班里开晚会，我请求熄了灯，在黑暗中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革命实在是“青春事业”。十几年后重回北大，读现代文学的研究生，由30年代文学中，读到的就是青春浪漫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尽管文字粗率，那属于年轻人的热烘烘的气息，是我所曾经熟悉过的。五四则是北大的青春时代，生机淋漓。我一再觉察到北大人保有青春的努力，却相信大校亦如大国，也会衰落的。这样说或如枭鸣，只让人厌恶，不说也罢。

二

1978年考回北大，实非我自己所愿。“文革”中期离开北大时，我曾打算和这个鬼校永别的，却如鲁迅《大酒楼上》所写，苍蝇般绕了个小圈子，又飞了回来。人的想到所谓的“命”，多半也在这种时候的吧。
刚回北大时，我甚至怕走某些太熟悉的地方，比如原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或是五院?)。那一带在我，有种冷酷的味道。但我还是渐渐安下心来。这一趟“重来”，使我有机会进入另一个北大，是我已往疏于了解的。我只是到这时，才注意到燕南园的西式住宅，留心弥漫在燕南园、郎润园一带的不易描述的气氛。而我十几年前进入北大时，也如我的同学，眼光总是由这种所在漠然地掠过的。后来我更走进王瑶先生的客厅。我与师长辈打交道一向局促，但这间客厅影响于我此后的生活是这样大，从我第一次走进它时就注定了。由遥远的事后看来，不也是“命”?
我仍然不大能和老先生来往。读研究生的三年里，曾因人之托，去过一趟宗白华先生家。宗先生的家陈设似乎极简陋，两个老人(?)，在室内昏暗的光线下。全不记得当时问了些什么，只记得宗先生正如通常形容的那样，很“慈祥”。临毕业时，送硕士论文，又去了一次吴组缃先生府上。当时天气已热，我被他的家人请进屋时，吴先生正穿着背心短裤，于是便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有点狼狈。我倒因此而松弛下来。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老人，像我的父亲那样。直到我毕业，其他老先生，只是远远地看到过。大家合影，王力先生到得稍迟。笑嘻嘻地迎着大家走过来。还有一次，和同伴们一起，见到林庚先生打不远处大步走过，外衣被风吹开，觉得很飘逸，目送着，议论了好一阵子。三年下来，我所熟悉的，只是王瑶先生的客厅。
但在我，这才是北大。我终于进入了北大。
“北大”系于人物。我得说，我的“进入”北大，多半因于当初偶尔(也一半是不得已)选择的专业。第一次打动了我，唤起了某种“骄傲”的，是蔡元培长校的北大，鲁迅、周作人等等执教的北大。这北大在我三年读书期间愈重愈大，终于将我原来的那个“北大”遮蔽了。后来我又仔细地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的《北大感旧录》，对其中人物、由“人物”构成的人文环境更不胜神往。那即使算不上最称辉煌的学术文化时代，也是一个其人物最富于魅力的时代。而“魅力”由知识背景更由性情造成。这也是我所要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一代人的魅力所在。
当着文献资料不再能使我的想像餍足，我即自然地在王瑶先生、吴组缃先生们那里搜寻“那个北大”。他们毕竟是距蔡元培的北大更近的一代人。应当承认，我是在这些先生处境最狼狈时，开始注意到他们的。我看到了他们的被羞辱，被公开批斗，排列在阶梯教室的讲台上示众，听说过他们的或软弱或顽强，现在也还记得流传在学生中的笑料趣闻。却正是这些故事，最终使他们的形象生动起来，以至我1978年因研究生复试而重返北大面对王瑶先生时，那些旧事并未使我有什么不敬，倒是有一点因熟识而来的亲近之感。但你大概想像不出，初回北大时，甚至称呼“先生”也有点别扭。这称呼像是废止已久;“文革”期间，我们是直呼“王谣”的。
此时我们已是中年人，自以为有了充足的世故与阅历。研究老师从来是学生的一种功课。二三好友在一起，不免将其先生作为话题，以至未曾亲聆那先生教诲的，也似在想像中熟悉起来。在“文革”后宽松的环境中，我们首先恢复的，似乎就有对于人的鉴赏力;而我们的教师，则提供了最适于鉴赏的对象。吸引了我们的，首先是“性情”;而这性情保存之完好，甚至令我们迷惑——它们是怎样避免了戕害的? 这种避免怎么可能? 我还记得“文革”“清队”期间被安排在班上接受“群众监督”的林涛先生。即使在那个野蛮时期，林先生的优雅风度，也像是有某种感染力，比如令人不忍粗暴。去年冬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里遇到了林先生夫妇。那是一个晚饭后，我走在由食堂回宾馆的路上。路灯与树影下，穿着白色西服的林先生笑容可掬。我在那一瞬，想，大陆出席所谓“国际学术会议”的，岂不正应是这等人物!
“鉴赏”也包括了对弱点的鉴赏：即使这些先生显而易见的弱点，也有着更为深厚的人性内容似的。这大约因为那性情几乎始终未被柴米油盐等世俗琐屑所销磨;在其形成中，也不曾像其后人那样，被置于无休止的摩擦争斗中。此外当然还有早年置身的人文环境。文人的“性情”从来赖教养、习染而成，所谓个性魅力中已包含了知识学养的魅力。
“文革”之后人们想到了弥补。但有些东西的缺失，是无从弥补的。比如那不可名状的所谓“气象”，以及境界等等。贫窭会令人猥琐，无休止的摩擦争斗则有可能让人忮刻褊狭。这还是一些最浅层的。我还不敢及于某种政治文化造就的人格。在这种时候你所想到的“命运”，就不再只是纯粹个人的，那是一代人，一代知识者，一代文人的命运。可叹的是，还不止于一代。至于文化荒芜学术荒落的后果，将在更长的时期显现出来。你难道不认为，这里有整个人文的劫运?
于是在这个大校里，我有了一种萧条之感，想到了“大校的衰落”。北大是越来越被作为象征了，在“衰落”这意义上，不也可以被视为象征?
1989年底，在上海，我目击了王瑶先生的死。那在我，是重回北大以来最黯淡的一段日子。似乎不止先生，还有一些东西，在我心中死灭了。我突然感到了衰老——在这之前，“老”还只是我喜欢的话题而已。我自知某种状态，某种心境，已永远离我而去。我的生命中的有些东西，永远地流走了。
近几年，仍时而听到某位老先生病倒或去世的消息，已不再如王先生的死，有那样刻骨铭心的痛感，只感到一种茫漠的悲哀，不知这流逝与衰蜕将伊于胡底。
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在北大的校园里，引人凭吊与追怀。那是北大校园内最美丽的所在，却非北大而是燕京大学的旧址。不知蔡先生在那里感到安适否?

1993年1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