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原文全文)

之一

那片沙土地甚至从未入过我的梦——中州腹地的那一大片沙土。但我知道那是我血缘所系的一片沙，知道那沙的金黄，那沙上的枣树，枣树下田垅中的花生，也想象过夏日里如霜如霰的枣花，秋天村外东岗一丘丘的沙上家家晒枣、家园后场上女人们群聚剥花生的热闹。
我未曾梦到过那一片沙土，却熟悉沙。豫南那条浉河岸上的沙，开封城外直堆上城头的沙，春日或冬日，卷过中原城市，落在你发间、衣服折襞里的沙。那条挟着泥沙的最稠浊的大河，由我的童年、少年岁月中流过时，留下的也是一层层的沙。还记得童年时，在四叔任教的大学附近一个大沙丘上，曾颈上吊着花环，收不住脚狂奔而下，一头栽进沙窝里，让姊妹们笑出了眼泪。
我试图搜索这家族历史的杳远与深邃，却一无所获。这家族的历史传说太“大路”了：榆林赵村的赵姓，是打山西洪洞县迁徙而来的——那洪洞县大槐树的传说流传太广，竟如民族起源的神话那样，将无数家族故事覆盖了!
父亲说，他童年时的那片沙土并不就干旱。正如寻常村落，村西有河，有荷塘，村中有水很旺的井。秋雨连绵的日子，村东岗以西的路旁，甚至到处可见咕咕吐水的“翻眼泉”。我于是像是听到了水声，见到了小河近岸处的芦苇，觉到了水面上的沁凉。有水就有人聚，有了榆林赵这聚族而居的大村落;有了村东的“老坟”和村南的“小坟”，坟地上阴气森森的柏树与藤萝;有了庄稼，麦子、高粱，有了地头的西瓜与豆子，和供家中女人纺线织布的棉花。
隔着深而又长的岁月，我看到了那院落，看到了那第二进院呈“品”字状紧紧挤在一处的三座楼。那相互遮蔽的楼，也相互倾听，其挨在一起定有几分紧张。那楼中即使白日里也必是昏暗的，洞开的门内可闻切切的低语。我还能看到父亲度过童年的那座东楼，薄薄的楼板上，堆放着晒干的花生。入夜，这品字状的三座楼里，铁铸的灯盏中的灯草，各各在窗纸上涂抹出一小片昏黄。前院则听得“伙计”们蹲成一圈呼呼噜噜喝汤的声音、清脆的啐痰声、棚中的牲口不安的蹄声，和“大板”① 低声的吆喝。
或许正当这时，本村出身的土匪头儿锁妞②大步走进了院子，随手将马拴在桩上，伙计们仍自顾自低头喝他们的汤。暗中有人含糊不清地打了个招呼，听得锁妞那漫不经心的回答。这应当是这块土匪出没的沙土地上最寻常的风景。但我想，那些锁妞们，必使这乡间的空气饱含了血腥，而不安也就在血腥的空气中传递。
这静夜里自然在演出着种种故事。其中就可能有如下的一幕：有土匪将说书场上一个精壮的年轻人叫出来，就在村头一枪撂倒了他。父亲说，那是因了家族中一个女性长辈垂青于这伙计，而家中有男性长辈告知土匪，说常常看到那年轻人磨刀……父亲讲述时，仰在沙发上，语气平淡，以至听起来很像个纯粹杜撰的故事。坐在他对面，我也只是漠然地想着，那说书场上的乡民得知了这一幕，会不会若无其事地将那书听下去的? 多半会的吧。
据此很可以敷演一个凄艳的故事。但在我的想象中，那沙土地上的风流故事也是干燥的。那土地只宜于生长粗陋的情欲，不大像是会滋养柔腻的风情。
父亲的父亲之死，竟也有类似的暧昧气味。据说他死于他所部民团中团丁的黑枪。那人是“门上”(即村中近邻)一家的女婿，我的风流倜傥的爷爷，可能和他婚娶前的老婆有过一点什么。父亲也说不清这“一点什么”是什么，他说，或许只是“调戏”之类。这故事听来也有一种干巴巴的味道。父亲得知上述情节，必是在他父亲故去一些日子之后。也许当时就只是传闻与猜测，无从查证。我倒是更关心其间必有的告发，以及家族中人神情诡秘的谈论，尤其是否有过某种策动、谋划。然而事情也很可能是：那邻人家的女婿出去暂避了一时，村子则照旧生活下去。虽然这像是不大合理。爷爷毕竟是负有地方守御之责的体面的绅士!
父亲的这一类讲述，都略去了故事的舆论环境。或许那乡村舆论，是一个早年即出外求学的过于正经的少年难以知晓的。我却隔着时间，听到了一派私语，灶下、井边、墙根处，如小鼠的营作，窸窸窣窣，切切察察。而当切切察察声渐销，事件即更形模糊，那个年轻壮硕的躯体已化成虫沙，乡村人生则继续着大混沌。但沙土下毕竟有过故事，与埋在沙下的身体一起埋着的故事。
这家族与土匪的缘，到此也还没有尽。我的一个爷爷(父亲的三叔)，终于死于土匪的劫杀，甚至尸首也无着落。那事发生在1937年冬。
我60-70年代之交插队的地方，也曾是土匪出没之地，村里残留着寨墙和寨沟。由村子去公社，可见当年土匪的炮楼，赫然矗在一马平川上。也有人指给我看村里的前土匪，那不过是个干瘪的老头子，全然看不出匪相。我家乡沙土地上的土匪，在我的想象中，是十足世俗化的，嗅不出任何荒野气息。那漫不经心的破坏，只为那片沙土染了点血污。中原民风，似与“雄强”、“犷悍”无缘。土匪只是使生活原始，原始得粗鄙。
据父母说，我被带回那片沙土地，已是1949年的夏，我四岁。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与乡土亲近。那之前父母带着一群子女，已由西北辗转返回了中原。乡间几天的停留，在我的记忆中了无痕迹。那些长辈陌生的脸，那些庄稼汉粗糙的手，一定使我惊惧过。我不能确知是否这样。但在我最早的记忆的碎片中，却有着夏日的庄稼地，汽油味掺和在庄稼的气味中。这掺和着汽油味的庄稼地的气味，成了我“怀旧”的永远的诱因。

之二

场院边上那所私塾改良学校，开设了“历史启蒙”、“地理启蒙”、“国文”、“修身”一类课程的，该是这块沙土地上最醒眼的时代标记的吧。据父亲说，那是四间茅屋，只因粉刷之后，搭了顶棚，吊起了带罩的洋油灯，竟让村民眼界大开，说是“金銮殿一样”。这间小学是我爷爷的作品。爷爷，那个上过民国初年县办的“高等学堂”，读过“格致”、“算学”的新派绅士，是这沙土地上的漂亮人物。我能想象，当这位县教育局视学员身着黑提花缎子马褂、银灰提花缎子长袍，与他的同事乘马轿车来自己手创的学校视察时，村民尤其我的家族的兴奋与荣耀。
在这块沙土地上先开风气的爷爷，一定不曾料到，他的儿子们，竟就由这所他创办的新式学堂，走到了县城省城，又走到了“革命”。这乡村绅士也决不会料到，若干年后，当他在平息地方叛乱① 中受了枪伤，临终之际竟见不到他的长子，——他尚未读完初中的长子，我的父亲正在不远的城市漂流，因做“地下工作”而行踪不定。
无论他对儿子的选择作何感想，儿子们的血管中，都流着他的血，那不安分的男人的血。虽则他们不曾像他那样，衣着考究地奔走于省会与地方头面人物之间，竞选省议员，也不曾徒劳地投资开矿，或收编土匪。我的父亲不记得爷爷对他有任何干涉，只听说那人在临终前的痛楚中，反复念叨着他，说“恒现在在哪儿呢?”
爷爷当然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的儿子中唯一如他一样风流倜傥的那个，就死在他埋骨的沙土地上，死得毫无诗意。这父子均可作为良好资秉易为造物所憎、被“命运”苛待的例子。我的四叔是因“历史问题”而被从大学教席驱赶到街道，又被由城市驱赶到家乡，在他栖身的庵中服农药而死的。其时正是文革中。致他们于死的，就有这同一片土地上的暴戾之气。
我最后一次见到四叔，是50-60年代之交。那天他带了女儿，捂着个大口罩，与父亲在另一间屋子压低了声音交谈。父亲没有让我们过去见他，我们也不曾想到这样做，虽然他对于我们，曾经是风度翩翩且善诙谐的四叔。父亲始终接济着他落难的弟兄，却绝对避免他的子女与那些长辈间的接触。直到年长之后，我才能懂得父亲保全这个家的良苦用心。那时的我，自然不可能由如此谨慎的父亲那里，看出早年那个热血青年，那个以十几岁的年龄即从事地下活动，独自在异地漂泊、经受酷刑、领略“铁窗风味”的父亲，那个在大学校园以“左翼”学生而与“右翼”对垒的父亲，那个在县中校长任上，悬挂毛、周(当然还有蒋)的画像，以武汉《新华日报》为国文教材的父亲，那个将手枪拍在县党部头头面前，斥责他不武装民众抗日的父亲。打从我记事，父亲已是这样恂恂如村夫子的父亲了。我只是由他批评某种弊政时以掌击案以至声泪俱下的姿势，依稀辨认出过当年的父亲。
一些年之后，我见到四叔在延安拍的照片，和我的一个姑姑、另一个叔叔一起。据父亲说，他的四弟不到16岁，就已有了坐牢的经验。那照片上的四叔一手叉腰，英气勃勃。由这个英俊少年，到那个瑟索于庄稼地里的书生，中间的路几乎无从测算。在那不蔽风雨的破庵里，倘若四叔想到当他被指控被宣判时，那些曾被他庇护过的人们的意味深长的缄默，他是否仍会迷惘而寒栗的? 或者他早已对苍茫人事一派漠然。我还禁不住要猜测，倘若静夜里，游荡在田垄间的四叔与他的父亲相遇，他们将说些什么。那死于枪伤的父亲，与他的死于农药的儿子，多半会相对无言的吧。
我自不曾见到临终时的四叔，却从他的儿子脸上，读出了粗粝的沙石打磨的痕迹——那本应是一张如他盛年的父亲一样光润的脸。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堂弟曾到宿舍找我，我们有绕未名湖的长谈。当时文革刚过，血色尚新，余痛犹在。对着那片湖水，不禁怅然久之。
父亲似乎没有想到过他的性情中的家族遗传，也不曾解释他的弟弟们以至其他亲戚得之于他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传递，在家族成员中，几乎是无迹可寻的。但那些弟弟们，竟一个接一个地由家乡走了出去，走到晋西南，走到延安，有的就如此地走到了解放战争的战场、朝鲜战场，也有的走了一程，又折转回来，在此后的路途中颠踬，终于死于非命，如我的四叔。也有一两位，走出之后，渐渐消失了踪迹。其中就有我的大姑父和一个表叔。家乡收到的大姑父最后的消息，是由江西发出的，当时正是红区反围剿中。父亲说，一个操着北方口音的人，在那地方，终究无从隐匿的吧。于是我想到了暗室中无名的死——甚至无“烈士”之名，想到了那死者最后的寂寞。在幽明之交，大姑父是否想到过我的姑姑，他年轻的妻子此后漫长的寡居，和他的与父亲未有过一面的儿子的?
当然他们所有的人也都不会想到，一些年后会有戏仿的“革命”，如文革，终于将庄严化为对庄严的戏弄。然而即使这戏仿的“革命”，在我看来也只是弄破了革命之为“神话”。我不相信父辈当年有明晰的理念，“革命”在他们，首先是一种生存形式，是生命借以自我肯定的形式。他们乐于体验有限个人与某种“广大”相融汇的感觉，那种惟爱欲可比拟的对生命的诗意感受。他们为此而遭遇了残酷与血腥，经历了噬人与被噬。文革不过将上述种种，以夸张的形式重演罢了。即使经历了那疯狂的年代，我也仍然厌恶于随时准备着将鼻梁涂白的“反思”，厌恶于那永不吝于“向过去告别”的轻浮，尤其不能忍受对“历史”对前辈选择的轻薄的嘲弄。在我看来，那是对生命的亵渎，对他人生命的轻薄。那一代人毕竟经由“革命”，寻找过人生之“重”。即使在理念的外壳被抛弃之后，甚至在“污秽与血”毕见之后，仍有这“重”在。
或许受了那条我在其边上长大的稠浊的河的暗示，我总不能摆脱那个可疑的字眼，“历史”。虽无意寻访，但我知道家乡的那片沙土地上，有过一道灼热的生命之流。“家族遗传”自然是神秘且无微的东西，我却仍忍不住要以此诠释自己，比如对动荡对变动的渴望。当着激情的潜流已在岁月中平复，这代际所悬的那一线，反而像是变得清晰可见了。
十几年前的一夜，我独自看一部有关现代革命史的大型文献片，那天播出的，是有关大革命的一集。屏幕上映出一张张年轻而俊秀的脸。我突然流泪，然后失声恸哭。我久已不曾这样出声地哭了。我在潮水般地乐声中大声地抽噎着，让泪水淌了一脸。这突如其来的激情，事后甚至令我自己惘然。我何尝真了解自己!

之三

我想，我父亲的爷爷，这大村落“首户”的男性长辈，手持长竿烟袋，将自己与祖宗牌位一起供着的老人，该是家族中也是村子里最孤独的人的吧。父亲在他的回忆文字中，曾写到这老家长的威严：“他大部分时间坐在前院客屋里，家里家外出入的人都逃不脱他的眼睛。一有人经过，他总咳嗽一声，表示他注意到了。母亲她们没有特殊理由，是不便出入的。我们儿童常常像老鼠躲猫一样，探头看看又缩回去……”孤独，也是所有“家长”的命运，是长者尊严的代价。这老人决非像他自以为的那样，是乡村智者。这家族中没有智者。除有数的几个例外(其中就应当有我爷爷和四叔)，照片及我所见到的长辈，无不有得自遗传的诚悫的脸相，相貌资秉均像是不逾中材。我这一辈则更其庸下。尤其不复有前辈年轻时的意气。倘若那老人由幽黯的时间深处看过来，不免要感慨系之的吧。
那老人或许是家族中最属于这块土的人物。他的儿子辈已不安于乡土，孙辈更像是为了出走而到这土地上来的。我最感兴味的，是这严厉的家长怎样看他那些不安分的孙子们。听表叔说，当我的三叔处境危险时，这老人亲自将孙子交给女儿(我的姑姑)，并对女婿厉声说，如若出了差错，就找他要人。父亲则说，他曾试图向他的爷爷解释;但老人对他及他的兄弟们的事不干预，并非因了他那些不大像样的道理，只是由于亲情。
我曾一再问过父亲，那大家族中的客房，对于他，长房长子的行为，是否有一致的评价;即使不为家族的安全考虑，他们对陌生人穿流不息的光顾，也应当感到厌烦的吧。至少父亲没有这类印象。他所记得的，是乡民式的淳厚朴素，和乡土所给予的天然的安全感。当然这乡村地主家庭的忠厚的长辈，决不会想到自己正属于孙辈和那些陌生人所意欲“推翻”的阶级，他们只是恪尽他们的待客之道而已。很可能，有客人进出，反而满足了乡民式的虚荣心的? 然而事后看来毕竟有点讽刺，甚至令人感到某种残酷意味。
那老家长，显然有某种未必明晰的野心，否则就无法解释这奉朱子治家格言为圭臬，自奉甚俭的老人，对儿子的竞选省议员，不惜倾其所有。至于长孙，或许竟让他有几分敬畏：他未曾得过功名而又敬重才学，自不难私下里认可那个读过大学、任了堂堂县中校长的年轻人的权威性。
所幸这庄稼院中的老人死于1948年，当时他的孙辈已出走殆尽。几年后他的儿子中仅余的一个，即被“翻身农民”押上了土地改革的审判台，作为“恶霸地主”为一族“偿债”。而他的这个儿子，不久前还赶着大车，深夜护送过地下工作者。“讽刺”还不止于此。这被迫为其族人还债的“二掌柜”，是这“新发户”中唯一长年从事田间劳动的人物。他一年里有三季赤膊穿一件棉袄，与伙计们在庄稼活上争强斗胜。颇有几分傻气的父亲的二叔，我的二爷，其有限的智力自不足以应付上述剧情的转换。据父亲说，风暴过后他见到二爷时，那老汉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这是显魂来了!”他或许对他为之效力过的人们心怀怨恨，其实他们确也爱莫能助。就在他护送他们时，他先已被选中了为那个地主之家背十字架。他的命运早经注定了。
还应当说，四叔及二爷在家乡的死，未必比之这沙土地上其他的死更凄惨。“历史”岂不就凭借了这生生死死而运行?
留在乡间的女人们，土改中被从家宅中逐出，赶到东园。风暴过后，陆续迁入城市，依子女过活。在二爷与四叔于文革中死去之后，家庭终于四散，如纷扬的沙。近数十年改良土壤，那黄沙也应无存的吧。沙土地上的饮食男女、生死轮回，以及沙土中的故事，不消说久已湮没在了岁月里。我发现父亲对此并无惋惜。不止父亲，母亲也不大有对乡土的沾恋。作为被五四哺乳过的一代，他们似乎早已体认了“漂泊”之为“知识者”的命运。只是每当秋熟过后，窗下叫卖“枣花蜜”的乡音，仍像是叫人怦然心动。我猜想，此时的父亲，眼前当恍惚有那片如霜如霰的枣花的吧。

之四

在父亲的叙述中，母亲的走进这家族，像是并没有引起戏剧性的反应。这家族的态度，十足有农民式朴素。一个有知识且“在外边干事”的女人，甚至赢得了一家之长的尊敬。父亲的回忆文字写到母亲曾因儿子的病，不得不辞去工作在老家暂住。“孩子病愈后，祖父就催着妻去工作。妻一直以为祖父太冷酷。我则认为那是出于他的虚荣心：他将在外边工作视为荣耀，而非将在家吃闲饭看作负担。”
但我仍不相信事情会有如此的简明。
我不便想象当母亲出现在老家那些女人面前时，能否毫无倨傲之色。较之那些从未走出过那片土的女人们，她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她所阅历的，哪怕只是一点点，也足以令她们惊倒。她不可能向她们讲述自己，比如讲述她怎样只身走出她出生的小县城，以半工半读，完成了师范的学业;她怎样在前夫被国民党枪杀后强作镇静，那时他们已有一个女儿;她怎样坐牢，她怎样在与这家族的男性结婚后，一再离了丈夫，到外地外省作示范性教学;怎样携儿子骑骡子过关山，由中原逶迤赴西北与丈夫团聚……
我宁愿相信那整个村子都在盯着她的背影窃窃私议，在厨下灶火边，在井边河边。评论者会说到她的瘦削，她的比丈夫年长，她的教员的职业神气。他们少不了将她与我父亲早已亡故的妻子比较，含意隐晦地夸说那女子的美貌，感叹她的薄命。我的母亲未必不曾察知那种微妙的敌意，但这一定不会让她过分在意。她是个自信的女人。她压根儿不会将自己与她们比较——包括那个据说漂亮的女子。她知道她与她们是不可比的。她也绝对无须嫉妒那女子的美貌，她知道赢得了丈夫的一往深情、体验了婚姻的成功的，是她。如果她更大度一些，她或许会怜悯那女子。那时的丈夫还是个“热血青年”，为政治与左翼文学所吸引，无暇爱抚她志趣不同的妻子，也无力将她的妻子拖进他的世界，使她分有他的热情与向往。
在我的想象中，母亲不属于任何意义上的乡土。她拖儿带女，在卡车、长途汽车上，在江轮上，在骡子背上，在火车的车厢顶上，证明着自己生来就是个惯于漂泊的女人。她从不惮于只身远行，而且当着决定时毫无游移，如同决定去一趟附近的集市。这一切宛如天性。且每在一处，就创出一份自己的事业。父亲说，什么事也没难住过她。他说，当着最初与母亲相遇时，她令他倾心的，就有这独立不惧的气概。母亲自己的陈述要乏味得多：小学教员的方式，将一切都“标准化”了。只有一次，她说到她如何面对前夫之死，使我感到了些微震撼。她说，当时她正在师范读书，校方有意将刊有她丈夫被捕与被枪杀消息的报纸贴在阅报栏上。我相信她站在阅报栏前，那眼神确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冰冷甚至傲然。她说，我不给他们看到软弱。但我后来又问起这件事，已不再能听到同样生动的讲述。
我为她打印的那一本“顺口溜”中，只有写坐牢的一首略有新诗意味。
……
牢房里除了乱草一堆，
　一条破旧的棉被，
只有一只肥胖的蜘蛛，
　不声不响，
日日夜夜做我的伴侣。
我有千言万语
　无处倾吐，
我想用无声的语言，
　没有纸笔，
我从铁门上小小的方洞，
向老人诉说我的衷曲，
老人投来慈祥的目光，
一会儿，递过来一叠纸一只铅笔，
我用高兴得颤抖的手，
接过纸笔
……
当然我也听说，1942年春，当父亲面临再次被捕的危险时，促成他决心赴西北的，是母亲。家族中的长辈曾遗憾于父亲的仓促离去。倘若事情果真如此，我倒宁愿欣赏母亲临事的这一番决断。虽然逃往西北，未必就逃离了恐怖。①
与父亲恰成对照，母亲的性情在岁月中竟像是无所磨损——她的子女由她二十余年的“右派”生涯中，看到的是她早年的坚忍;由她衰病中顽强的生存挣扎，由她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于骨折后又站立起来，看到的是同样的坚忍。当子女们已满面沧桑颜色，他们的心先已苍老，聋而半盲的母亲，却愈加单纯如儿童。陈述往事，几乎是她与世界仅有的交流。在她的日见模糊的视界里，那些图景想必更生动异常，比之当下的世界更“现实”也更“直接”：谁又知道盲与聋在她，是不是一种幸福!
母亲的旧照片，有些销毁在了文革中。保存下来的照片上，母亲身着白旗袍，或长袍马甲，眉目精致，姿态妩媚。这些旧照片总使她的女儿们自惭形秽。她们即使当同样年轻时，也不曾有过这样的神采，后来则一律形容憔悴。她们也都不曾赋有母亲的强毅果决，她的自信，当然更没有她的那一派单纯明朗。
下一代可不会作如是比较。祖母或外祖母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干瘪唠叨不合时宜的老太婆。他们要有极大的耐心，才能忍受她职业性的训诲，且当聆听时彼此交换着嘲笑的眼神。他们或白皙或微黑，但一律结实而精力弥满。他们即使噩梦，也与那片沙土地无关;即使阴影，也不像是由“历史”深处拖了过来的。他们仍在纵横的血缘网络中，却难得想到那个古老的字眼，“家族”。他们彼此亲昵却对长辈缺少敬意。我当然知道，如若那片沙土根本不在他们的念中，那它就真的永远消失了——即使为“家族”计，这也未见得是不幸的吧。

1995年8、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