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乌台诗案》(原文全文)

“立此存照”

有同志主张编印大批判文集，同感之余，不禁想起朋九万编的《东坡乌台诗案》和周紫芝编的《诗谳》。假如我们真的想编大批判文集，大可仿这两本小册子的体例，编出一套类如《〈海瑞罢官〉剧案》，《三家村杂文案》、《〈燕山夜话〉案》一直到《评〈水浒〉大观》的丛书，把被告的原作和发难者、主攻手的大批判文字都收集进去。若干年后，人们读起这些专集，想必比我们今天读《东坡乌台诗案》会有更多感想。
我常常觉得，尽管苏东坡身受其害，却又还有不少值得我们羡慕的地方。
首先就是有这个集子。据我所知，《海瑞罢官》和《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少数几株“大毒草”，尽管编辑时态度未必客观，但总算是出版过专集，把“正”(批判者)、“反”(被批判者和个别不知深浅的反批判者)两方面的文字都搜集了一些在里头。手头保存有三联书店出版的《关于吴晗〈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第一辑)，里头就收有姚文元那篇遗臭万年的大批判文章，有《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和吴晗同志关于海瑞、关于历史剧的文章，有《海瑞罢官》遭难前赞扬这出戏的文章，有姚文元文章出来后竟敢“与姚文元同志商榷”的文章。可惜的是不知是否出了第二辑、第三辑，因而好些可能比姚文元更姚文元的“佳作”有了遗“珠”之恨。现在好些出版社都喜欢出丛书，真希望有哪一家有魄力的出版社出版这一套丛书。这，对于总结经验教训，对于编写我们的历史，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最少也可以起到“立此存照”的作用。
苏东坡就捞到这个好处。编在里面的“正”面文字，全都是某某监察御史、御史中丞之类向最高当局送的状子，并非一般公诸报端的文章。这点就更加难能可贵。就如我们编《〈海瑞罢官〉剧案》，假如不仅把报刊上的文字，而且把那些“小报告”、大字报、“简报”等等或策划于密室，或背后使拳头的“佳作”都能编辑进去，肯定对后人会更有教益——最少它可以使人们看到，有的人，那两副嘴脸的差别竟是如此地大，从而对某种人适当地提高警惕。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乌台诗案》，那揭发者是什么人物?李定，是个“母丧不奔”的官迷——在我们今天看来，母亲去世，当然不必辞职;但是，按那时的规矩，作为孝子，李定隐瞒母亲去世的消息，继续赖在朝廷当官，是官迷心窍的小人。舒亶也是一个“气焰熏灼”，靠喝人血长大，靠整人发家的恶棍。关于《塔前古桧》这首诗的是是非非，更记录下一张丑恶的嘴脸。这首诗的原文是：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这顶了不得是一首借桧树的“凛然相对”、“直干凌云”来抒发自己挺拔不屈的情操的诗。有一位当了副相的王珪，是一个“惟上”是从的庸人。这位“三旨宰相”，不知是看错神宗的脸色，还是受李定、舒亶的指使，竟破例地上朝不仅仅“取圣旨”而是想有所发明了。他向神宗提出这首诗，分析说：“陛下龙飞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这是相当于“恶毒攻击”、“刻骨仇恨”一类的罪名，只要此说成立，苏东坡不独自己完蛋，抄家灭族也有可能的。幸亏神宗也觉得这种解释太牵强，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 彼自咏桧，何预朕事!”章惇也在旁边说公道话：“非独人君，人臣亦皆可以言龙。”退朝后，章惇质问王珪：“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王珪说：“此舒亶言耳。”章惇说：“亶之唾其亦可食乎!”
历史的耻辱柱上已经记录下制造乌台诗案的一批人的恶名，还记下其他一些无事生非靠诬陷苏东坡过日子的人的恶名。这类人无非也即是十多年前的姚文元之流而已。从他们的过去、现在，我们可以预见这一伙的将来。

为的是“有补于国”

元佑四年，苏东坡被群小诬陷攻击得主动要求离开京城，出任杭州大守。临行时，八十三岁的老臣文彦博特地来送行，劝他不要乱写诗。苏东坡已经跨在马上。他笑着说：“我若写诗，有一大堆人正等着替我注解呢!”乌台诗案后，他是知道诗文惹祸的;但是，正派的文人大概都有这个习性：一边说“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也即是“心有余悸”，一边又仍禁不住继续写下去。而且，“心有余悸”这几个字就是不招人喜欢、可以让人“注解”为怨谤的“文字”。——苏东坡这句话，就曾被人抓小辫子，幸亏神宗认为他这话并无恶意才罢。
果然，四年之后，苏东坡继乌台诗案之后，又一次倒楣。从定州(河北定县)而英州(广东英德)而贬到惠州(广东惠阳)。在惠州时，他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说，“子由及诸相识皆有书，痛戒作诗”，他自己也觉得“其言切至，当焚砚弃笔，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违其忧爱之意，遂不作一字”。其实，就像一些抽烟的人不止一次发誓宣告戒烟一样，表决心不写诗，苏东坡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对于诗人来说，戒写诗，恐怕比抽烟人戒烟要困难得多。
为什么? 苏东坡幼时，父亲苏洵曾教育他两兄弟不要为写文章而写文章，“非能为之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不能不为”，苏东坡的诗文好也好在这里。苏东坡在给一些知心好友包括他的弟弟苏子由写信时一再讲到，他见到害民害国的坏人坏事，总是“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他还在一封让收信人“看讫便火之”的信中，表示并不因被贬而从此悔改。他说，我们都是“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的汉子，希望对方不要“见仆困劳便相怜”，而是“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在给苏子由的诗中有“贪恋君恩退未能”句，也是这种心情的写照。在他看来，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来，报答君恩的正确途径就是为民请命。
在这里讨论王安石的改革派和司马光的反改革派的是是非非，确非易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改革派当中混进了相当一批借改革以升官发财的类如吕惠卿这样的奸佞，而反对王安石的也有正派人，那反对的重点也并不一样——例如苏东坡同司马光的分歧，似乎不小于苏东坡同王安石的分歧。读乌台诗案的有关诗文以及后来使苏东坡第二次倒楣一直被发配到海南岛的诗文，可以感到，除了一些被捕风捉影如《塔前古桧》这类同改革、反改革毫无关系的抒怀诗之外，又确有一些对当时的现状流露不满的。 舒亶揭发他“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上纲过高;但所举的诗，就连苏东坡本人在检查交代(那时叫“供状”)中也承认是“讥讽文字”。当然，在强大压力下，他也做了一些违心的过头检讨，认为自己“多年未甚进擢，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所以与轼不同，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意图众人传看，以轼所言为当”。用当年写“认罪书”惯用的话来鄱译，就是个人主义升官发财的野心没有得逞，于是散播反动情绪，妄图影响别人。这样说当然过头。读一读揭发中提到的那些诗，其中确实反映出他对改革的思想不通，也反映出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的现象：农民流离失所，水旱蝗灾带来的饥荒，山民吃不上盐……苏东坡的不满，主要在于：在他看来，或者他所接触到的事实使他得出印象：改革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反而引起一些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舒亶比“文革”式的乱咬乱攀，又似乎仍然正派一些。
知子莫若父，苏洵早就看出苏东坡的缺点：“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朝云也看出自己丈夫的“一肚皮不合入时宜”。苏辙在给哥哥写的墓志铭上，说他“见事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亲人们对苏东坡的评价，使我们见到一个完整的苏东坡。他的缺点，同他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比，无论如何不占重要位置。

五个月结案

乌台诗案全过程可以列一张时间表：
元丰二年三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发难揭发苏东坡，七月二日、三日，舒亶、李定等相继揭发;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被逮捕审查;
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案，贬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
读着有关乌台诗案的材料，不知怎地总联想起“文革”的那场灾难。用得着那时兴用的一句话：何其相似乃尔! 当时朝廷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王安石罢相又再度为相;暴露了野心家面目的吕惠卿被贬陈州，反咬一口，说王安石欺上耍君，曾写信嘱他“无使上知”。王安石终于彻底垮台。苏东坡就在这种紧张的斗争气氛中被揪出来的。奉旨去逮捕苏东坡的皇甫遵到达湖州时，直奔公堂，傲慢凶恶。苏东坡认为这回准得赐死无疑，要求允许回后堂与家人诀别。苏东坡被逮走后，御史台又抄了他的家。他的夫人，一气之下，一把火把家中残存的苏东坡诗文烧掉。在狱中的苏东坡准备好了可供自杀的青金丹。……这一切，使人联想到“文革”那时报纸上今天不见了这个人的名字，明天又不见了那个人的名字，联想到红卫兵、工宣队、军代表的突然登门，联想到夜间悄悄烧日记和文稿，联想到足够的安眠药……
但是，值得羡慕的是那效率：总共才五个月就审查完毕。需知这个案件牵涉到三十九人，被审查的诗达一百多首，同每一个人的关系，每一首诗的写作动机，苏东坡都得一一交代，有牵连的人也得把保存着的苏东坡的诗文交出供审查之用，这些，负责审查的官员得一一核实，有的还惊动到请皇帝表态。对比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仅仅五个月时间就解决问题，是令人羡慕的高速度。苏东坡如果晚生九百年，没有五年时间，肯定做不了结论，甚至超过五年也未必做得成。别人我不知，在下被认为有“严重问题”的“大毒草”约三十篇，就审查了将近八年才终于做出一个虽然错了但总算是结论的结论! 有一种人，是一看到“今不如昔”这几个字就跳起来的;但是，这种速度，实在很难让人口对心地说一句“今胜昔”! 无它，是宋朝那时倒比九百年后更讲究实事求是之故。
我还发现，尽管苏东坡被扣上的罪名相当重：“讪上骂下，法所不宥”。同“恶攻”罪不相上下，是“比反革命更反革命”的大现反。照理，应当是人人都必须同他划清界限，揭发之，批判之，打倒之。当时也确有一些人落井下石，一些人远远躲开。但是，敢于站出来讲公道话的人又还不少。苏辙是他弟弟，也敢上书替哥哥辩护。张方平曾经当过参知政事，以《诗经》也有讽刺诗为例，认为应当把出于忠心的批评同恶毒攻击划清界限，皇上应当容忍坦率的批评。宰相吴充、王安石的弟弟王和甫和病中的曹太后都不是王安石派，他们出来为苏东坡辩护，也许可以理解。而章惇和王安石本人，尽管在执行新法这个问题上同苏东坡有分歧，也出来替苏东坡讲话。王安石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据说，王安石的话起了决定作用，诗案是“以公一言而决”的。这些人都不怕犯“右倾”罪，不怕被指为同党，那胆子实在大得出奇，是我辈想像不到的。难道他们都不怕入“牛栏”? 另一方面，根据一些材料看，老百姓对诗案也很关心。御史们如何追捕讯鞫，苏东坡如何答辩，“好事者往往争相传诵，谓之诗谳”，而且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手抄版本，大有天安门抄诗的那种劲头。周紫芝编的《诗谳》，就是选择其中一个“比昔所见加详”的善本整理出来的。从这里，我们也不难见到人心所向，找到神宗终于没有听信舒亶、李定的杀害苏东坡这个馊主意的重要原因。
当然，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关心和营救苏东坡，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神宗的态度。后来苏东坡再度被重用，宣仁太后告诉他，这是神宗的主意。这是真话。

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