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絮叨》(原文全文)

已故张寿镛先生的《约园着作选辑》中，有一篇《四明丛书凡例》，其中说：“是编之刻，虽由寿镛发起，而吴兴张君秉三首先赞助……最后则忻君绍如专任其事。”这里提到的忻君绍如，就是先师忻江明先生，恰好手头有一篇旧作《旧简》，便引起我对师门的回忆。
我是私塾出身的，所以连小学的文凭都没有，进塾的头几年，只是认识了几个方块字，后来读《古文观止》了，也只是选几篇背诵，老师从不讲解，《唐诗三百首》也没有读过，只读了“云淡风轻近午天”的《千家诗》。
私塾的弊端，大家都知道，我曾经写过《忆三家村》和《我与书》，那是带着厌恶的情绪写的，现在看来，或有偏激之处。我引用过孟子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的话，用在三家村的塾师头上，也有些冤枉，他们只是为了��口而已。
到了十几岁时，全家都迁到上海，我便成了十里洋场的少年闲汉，眼界却也睁大些，经常看到几种文学期刊，还有《东方杂志》。一度进了两家商行，都是资力雄厚的，由于读书的时间太少，白天更不能逛书店，就此不告而别。接下来是结婚，进入了人生的又一阶段，按照常理，便是到成家立业的时候。可是婚虽结了，业又如何立? 要立也只有经商，却是我可怕的克星。
不想这时遇到了忻师，原是很偶然的，只能说是缘了。
忻师的原籍是鄞县，和我是大同乡，但本属素昧。他是光绪三十年甲辰进士，与高云麓(振霄)先生是同年同乡。曾任皖江知县，未到任，后以亳州知州而结束宦途生活。辛亥革命后，以遗老之身退隐乡间，所以，他为人写碑志等，从不写民国二字。他的书室中，挂了一幅横幅，上面写着“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的话，也便是有憾于“国变”了。
约在1936年时，他主持的《四明丛书》已经完成，又因编修《四明清诗略》来到上海，认识了老中医郑雪塘先生，雪老也是我们的乡亲，逢到有病，必请他诊治，普通的感冒发热，一帖而愈。
这时忻师已收了一位学生，是雪老介绍的，每年学费六百元，但应付一家三口生活，便觉拮据，却不想多收学生，只想再收一个。雪老因而向我父亲来说，希望我也去读。雪老所以这样热心，也有他个人的打算，因为他白天诊病，晚上必看医书至深宵。中医着作，都是古文写的，还夹杂些典故，有的很艰深。医生是治病的，看不懂不能就此囫囵而过，便常去请教，因而想让忻师生活稳定些，可以长住上海，这是雪老的苦心，也是上一辈中医业精于勤、好学不倦的不可及处，其实也与医德相贯通。
父亲向我说了，叫我自己决定，我则以喜以惧：这样一来，岂非又要我进私塾了么? 我这时已略有写作基础，和阿英先生等常相往来，在《大晚报》的英公编的“通俗文学”上偶亦露面，平时爱好的古典作品，也是晚明小品之类，经史非我性之所近，其实也说明我学无根柢。但我如果不到忻师那里去读圣贤经传，万人如海，一身何藏? 僵持下去，如前所说，只有从商了。
我去和阿英先生商量，他以为老先生也有老先生的长处。古书并非不可读，读了之后，如果能采取批判的态度，与阅读新文学作品未必有什么冲突，他还举了好多例子。凭他几句话，使我于依违之间决定下来了。
过了几天，我就进了鹤巢(忻师的斋名)，穿了长袍黑褂，行了弟子礼。马褂先放在布包中，临时才穿的，我一生就穿过三次马褂，都是在违心状态下穿上去的，我实在见了讨厌，还有那瓜皮帽。但长袍倒觉得不讨厌，每到寒冬，夜来欲雪，就想起裹紧了的狐皮长袍。
课本是杜林的《春秋左氏传》。《左传》是读过了，但读的是白文，这时才知道杜预和林尧叟的名字，忻师为我讲了“春王正月”的微言大义;另外还有《尚书》、《毛诗》等，总之都是正统书，并且还要高声背诵，背诵有背诵的好处，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却是苦事，何况我这时心的一半，已在新文学上了。
忻师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儒学的实践者，严肃而又慈祥，对我们确实做到循循善诱，用在这里，绝非陈词。我记不起他几时有过笑容，同样，从未见到过他的疾言厉色。与其说是风范，不如说是气象。有一次我和同学切切私语后，不禁发出笑声，他本来在看书，便抬起头来问：“你们笑什么?”语气却很温和，我们连忙用书声来搪塞。本来，听到没来由的笑声，一般人也会问的，这一次的夫子问笑，却也成为师门怀旧的鳞片。
因为是遗老，所以忻师与高云老对革命党人是歧视的，云老是书家，有人请他书碑，碑中有褒美秋瑾文字，他就拒写。对章太炎，他也带着轻蔑的口吻说：“何谓太炎?”但我向忻师问章氏“菿汉微言”的“菿”字意义时，他一时答不上来，却化了许多功夫去查考。他没有叫我不要读章太炎文章(实际上他们也未必看)，却劝我不要读晚明小品。我在鹤巢，起先临的是李北海(李邕)的帖，云老看见后，就把他自己临的《礼器碑》手本送给我，教我改临，即应由碑入手，我问他能不能临《兰亭》，他说：“太早”。
还有一次，我问忻师顺治太后下嫁事，我出口后，已在懊悔，这很使他为难，也会责怪我为什么要问这些事情，不想他回答说：“入关初期，也说不定。”这很出于我的意外，觉得他的头脑还是开通的。这样，我们之间的距离也缩短些，但我的这位同学，却不安于冷板凳了。
这位同学的父亲是富商，他到鹤巢，是自己开着小汽车来的，对古文无甚兴趣。当初上学，因慕忻师之名，也算进了进士先生之门。我们两人学习的动机都不纯，后来他就不想再读了。这一来，忻师的收入就要减去了一半。
我父亲问我是不是想读下去，我因畏商如畏虎，别无选择，于是就由我父亲独力负担双重学费，然而如果我的家庭不是经商的话，又怎么负担得起这笔学费(这时币制未贬值，一元就是一元)?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其人弗能应也”。
由于朝夕相对的只是一师一弟，每天的午饭又是师母烧的，感情上的积累却超过了学问上的收获。这时我一面在看新文艺作品，开始重视人物的性格。午饭之后，忻师便睡觉，我则临碑，我看见他床上一双布鞋，总是放得端端整整，天天如此，简直可以拿尺去衡量，这双鞋子里就有他的学问，他的性格。我母亲曾经做了一双拖鞋送他，他叫我拿了回去，说：“我是素来不穿拖鞋的。”
后因抗战发生，人心大乱，他只好回乡终老了。
他离沪后，我曾经写过一封信向他问候，不久，他复我一笺：
性尧贤弟青览：别后一接函问，以匆促未复。战事他移，想家居自修，定增功课。读书本分，入则顺亲，出则择交，至为要事。晤对两载，契合良深，因事暌违，未审何时重得相见也。小兄已定居鄞东港陆旧宅，信件由江东东胜路北号会馆转递。此问侍祺百益。小兄江明顿。十月廿九日。
师弟通问，上写夫子大人函丈(席前一丈地也)，下写受业姓名。此通例也，不可不知。(按，标点为我所加。)
我的上款确是写夫子大人，下面的尊称，却不知道应写函丈，当时写什么，已经忘记了。
他在沪的寓址，旧时叫白克路，现在不知道改成什么路，懒得查了。因为在大光明电影院后面，从前时常经过，在他住的弄堂前略作徘徊，现在也难得去。好多旧地，不复重临。别人的世界在扩大，我的世界在缩小。颓龄伤逝，老人怀亡人，感觉跟着走，在不相干的人看来，未免觉得絮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