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究慨世》(原文全文)

大概是在清代吧，有一出戏风靡北方。戏是保定的一位廪生所编，名叫《教学》。戏中一读书人找不到教书的馆地，饿得饥肠辘辘，于是手拿仿圈，用镇尺在街上敲动，大喊教书，以广招徕。上场的开场白是：
斯文不值钱，饿得眼发蓝，有人成了馆，便是救命仙。
所谓“成了馆”，也就是找到了教书的地方。他接着唱道：“买卖人吃的是香油白面，小炉匠在一旁锯碗锯盘，惟有我读书人无衣无饭，饿得我一阵阵腰痛腿酸。陈仲子三咽李螬食过半，孔夫子有陈国绝粮七天，君子人固其穷小人斯滥，莫不是天丧予就在眼前。”
正说着，一老农夫上场，碰巧要请一位先生，两人一拍即合。不过，农夫有几条附带条件。他首先唱道：破庙中一间房作为书馆。
读书人旁白：在陋巷人不堪，回也不改其乐，这正是圣贤所为——有何不可?
老农唱：睡觉时盖稿荐枕一大砖。
旁白：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有何不可?
老农唱：小学生遇落雨要背来背去。
旁白：此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轻而易举——有何不可?
老农唱：在佛前带敲磬不得偷闲。
旁白：敬鬼神而远之，正是圣贤所为——有何不可?
老农唱：每日里有三餐只是稀饭。
旁白：我非图��啜者也——有何不可”
衣食住行条件艰苦当先生兼作保母庙祝，条件固然苛刻，读书人饥不择食满口应允。不过，老农最后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吃稀饭拉稠屎，一日三筐，筐筐挂尖。读书人曰：我亦有一条件。老农忙问有何条件，他说：我目不只丁，可以不可以?老农答：这倒可以将就。
在明清时期，私馆在全国各地都有，倡办者多是举人，贡生、廪生亦偶而有之。即使是教最初级的学生(当时称为“开蒙”和“开读”)，也还必须教他们认识方块字，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之类。至于说教馆的对象如果是“开讲”、“开笔”之类的高级学生，那对先生的要求就更高了，所以不识字的私塾先生应当是没有的。戏文中的旁白所引都是《四书》中的句子，说明这位读书人绝非目不识丁。不过，个中所反映的私熟先生的待遇，却是北方各地极为普遍的现象。
北方原是中华礼乐文明的发源地，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准。然而，自从公元10世纪以来，先是契丹，接着是女真，而后又是蒙古人，一茬接一茬地鱼贯而入，统治了中原将近400年的光景。从此，北方文化陷入了一种空前的困境。尤其是那位“一代天骄”和他的龙子龙孙，一直忙于攻城略地，构筑欧亚大帝国的美梦。于是，“九儒十丐”成了社会上臧否人物的标准，教育也就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忽视。到明代开国之后，居然发现儒家的基本经典在北方各省普遍奇缺，奇缺的程度甚至连无赖出身的朱洪武都颇感震惊。因此，明太祖和明成祖在位期间，都曾一再下令调集南方的四书五经，分发给北方的学校。然而，长期不重视教育所形成的文化断层，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愈合的。直到清初，游历天下，并在北方生活过多年的着名学者顾炎武，还不无忧虑地提及北方的“二患”，即“田荒”和“人荒”(《日知录集释》卷十七《北卷》)。所谓“人荒”，也就是人们今天说的青黄不接的人材断层。可惜的是，在读书人眼里顾亭林虽然高山仰止，但他的疾声力呼，在肉食者听来不过是人微言轻的迂腐之见。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能够短期见效的“田荒”问题——每逢朝代鼎革、新主登基，正史、实录和会典等官方史料，都不厌其烦地详载历年耕地面积的增加，也就是荒田的重新开垦，以炫耀“盛世”的德政”。至于一般的无识小民，也就步亦步，趋亦趋，乐此不疲。《醒世姻缘传》第33回说，山东有一种营生是拾大粪，“整担家挑将回来，晒干，轧成末，七八分一石卖与人家去上地”。由此我恍然大悟——《教学》戏中的那位老农，你说他不注重智力投资吗，他还是请了先生，似乎也有意解决“人荒”问题。但实际上，请来的先生要与解决“田荒”能直接挂上钩才行——他主要着眼的是如何多攒大粪，以此为准绳，先生自然是只要能拉稠屎就成，学问如何倒在其次。这样的“办学方针”，真的能培养出“跨世纪的一流人才”? 难怪17世纪的顾炎武会有“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的感叹!也无怪乎过了一个多世纪以后，龚自珍仍在吁请悠悠苍天“不拘一格降人材”!
稍后于顾炎武的着名小说家蒲松龄曾指出，在他的家乡山东，私塾蒙师的素质和教学质量，令人叹息不已。他以阅历中人现身说法，作有一首白话韵文，题目叫《学究自嘲》。韵文一开头就这样写道：
暑往寒来春复秋，悠悠白了少年头。半饥半饱清闲客，无枷无锁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有时随我平生愿，早把五湖泛轻舟。
蒲松龄一生常年充当乡村学究，除了在才人狐鬼悱恻缠绵的虚构中潇洒地走过一回外，从来不曾得遂泛舟五湖的平生之愿。他有不少着作，都真实地反映了私熟先生的命运遭际。
比起上引那出戏的读书人要幸运些，《学究自潮》的主人公一出场就是正月灯节过后，也算是开门大吉吧，“新岁东家来请我，蚂蜡驴驼着癞呆货”。“蚂蜡驴”大概是山东方言，指的是很小的意思;“癞呆货”则指没有学问的人，普通作不称职用。这两句为人们勾勒出一幅反差强烈的画面：在一元复始、万物欣欣向荣的早春时节，矮小的毛驴驮着个一脸菜色、瘦骨嶙峋(在下可以肯定，不会是位面色红润、脑满肠肥的壮硕汉子)的冬烘学究，面对着沿途的盎然春色，似乎无动于衷——“心内揣摩，心内揣摩，今年东主更如何? 问来人，说是也不错。”
等到了东家，学生前来磕头，主人相与拱手寒暄喝酒，也算尽过了贽见之礼。但东家主人的性情还是难以揣摩。“上了学以大后，东家全不把影凑”。“以大后”也就是很长时间以后，主人连面都不曾再见过。笔者私下揣度，或许，东家只是在夜深人静时蹑足潜踪、悄悄地来到茅坑边，看看三筐里的稠屎是否“筐筐挂尖”。至于学究的学问如何，教学质量又怎样，那倒也无所谓。
较之戏文中的那位“三餐只是稀饭”的老农或许要慷慨些，蒲松龄笔下的东家似乎倒是让学究吃上干饭，不过，“俱是济饭不济人，那管先生够不够。都说俺这东家好，谁想是块拧筋肉”。根据此前笔者的推断，学究既非壮实汉子，想必饭量不至硕大无朋，由此反衬出那块“拧筋肉”之悭啬刻薄。
不过，你要说东家完全不体恤学究，那也说不过去。二月仲春，大概是春光明媚的时节。“先生馆中好闷哉，闲散心，欲把朋友拜”。学究处馆，虽然心猿牢锁，怎奈意马难栓。承蒙东家恩准，快去快回，“去得快，来得早，喜坏了东家老——这个师傅想是好，轻易不肯出学门，工夫一定做不少。明日咱就出豆腐，管这日的一个饱”。“出豆腐”，是指北方乡间常自己制豆腐。在古代，农家一年内难得吃上肉，想解馋只能吃些豆腐，当时有“纵口腹之欲，打半斤豆腐”的说法(齐如山：《中国的科名》)。 “日的”应作㒲，骂人用语。 由此人们仿佛看到，“拧筋肉”似的主人恶狠狠地一跺脚，不惜倾家荡产，下决心豁出一块豆腐奖励一下这位尽心尽责的优秀学究。在改善学究待遇的同时，挟杂着一句“日的”，倒也衬托出古人粗野的质朴和直爽的可爱。
好不容易捱到“三月清明到”，到了该发束修的时候了。“先生馆中暗计较，黄边钱，想得两三吊”。“黄边钱”也就是铜钱。据晚明时人谢肇淛描述，自明代中叶以来，由于南方海外贸易的持续发展，白银大批地输入中国，使得铜钱使用的范围不断缩小。到万历年间，山东就是银、钱混合流通的地区(《五杂俎》卷十二)。及至清代，山东市面上含金量较高的是细丝白银，黄边钱则是不太顶用的通货。然而，束修虽然微薄，寒酸学究已是“心乐陶陶，心乐陶陶，打算籴米又治烧”。“烧”也叫“烧刀子”，是元代以来盛行于北方的烈性酒。看来，学究早已做好了拿到束修后的预算——除了买米喂养嗷嗷待哺的妻儿老小外，自己也想咪上一顿，奢侈一番。但左等右等，直等到“满腹心焦”，还是“神思徒劳”。士人的矜持，又自觉必须“顾体面，恁好开口要!”主人自然是不慌不忙的——“东家说是款款着，无奈何，只附干赔笑”。“款款”，是指因经济困难，再宽限几天，俟充裕后即照办，故曰“款款”。常言道：“敢怒而不敢言”，此乃弱者之常情。学穷辛苦数月，拿不到钱，不仅不敢言，甚至不敢怒，还要干赔笑，或许正是吃准了读书人的这种懦弱，主人才故意拖欠的。
拖人学究束修，虽然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但在主人看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只是我担心，学究“今日当了裤，明日当了裙”，时逢落雨纷纷的清明时节，当了裙、裤后的先生又如何为人师表?
好不容易过了清明时节的“倒春寒”，转眼就到了初夏的四月间，“长天老日好难挨，过一天，如同三秋迈”。虽然日子是一天天地长起来，但东家供应的馆谷却一天天地逐渐衰少。阳光照在东南隅时吃的早饭，要到晌午太阳西斜时才吃中饭。吃的又是卷着曲曲菜(一种可食的野菜)的粗面饼，过不了多时肚子就咕咕作响。这时候的学究，既然吃的是与和尚相似的长斋，也就脱口而出“南无弥陀佛，从今受了戒”。想来用不着先前的那位老农叮嘱，他也会“在佛前带敲罄”，恪尽“敬鬼神而远之”的圣贤所为。到了这种境地，学究不由得想起了圣人的教诲：
圣贤千言万语叫那读书人乐道安贫，所以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其仕进必不可苟”。我想说这样话的圣贤，毕竟自己处的地位也还挨的过得日子，所以安得贫，乐得道。但多有连那一亩之宫，环堵之室，负郭之田半亩也没有的，这连稀粥汤也没得一口呷在肚里，那讨疏食箪瓢? 这也只好挨到井边一瓢饮罢了，那里还有乐处? 孔夫子在陈，刚绝得两三日粮，那从者都病了，连这等一个刚毅不屈的仲由老官尚且努唇张嘴，使性傍气，嘴舌先生。孔夫子虽然勉强说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我想那时的光景一定也没有甚么乐处。倒还是后来人说得平易，道是“学必先于治生”。(《醒世姻缘传》等33回)
好一个“学必先于治生”! 学究终于认识到，如果连卷着曲曲菜的粗面饼都不能管饱，那么，古哲圣贤所强调的道德修养是不是有点迂阔? 到那时，不仅是小人斯滥，即使是君子也难固其穷了。于是，有点家底的读书人兑些银两，外出跑单帮，到苏、杭一带批发些时调话本淫词艳曲，满足有钱人家食欲之外的其它原始饥渴;至于穷困潦倒的秀才，只好也干起拾大粪的勾当，搞点“创收”。这难道不是斯文扫地么? 最后，剩下的那些读书人，“不教书，可也无的干”。思前想后，还是留下吧，只是希望拖欠的束修早日发下，馆谷也有所提高。
至于拖欠束修，馆谷渐衰，东家都可以找出许多充足的理由：一是因主人家经济困难，前文已经谈及;再者就是年景饥荒，不仅猪肉无人卖，就是葱韭和蒜台也买不到。杏花村(假设的酒店名)离得又这么远，所以馆谷只好差点喽。就东家而言，不管是督课子弟，还是积攒大粪，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还是希望学究能安于教馆，不要“跳槽”或“下海”。不过，大概是急于要让先生“休把馋癖害”，话说漏嘴了，一下泄露了天机：“东邻家杀猪，西邻家宰羊，酒肉不到口，日日却闻香。”原本想说尽管闻的不是韶乐，但先生想来也可“三月不知肉味”。不料想却反证了年景饥荒云云，全属谎话!
直到五月端阳节，学究才时来运转。主人家送上黄边钱“一抗”(制钱用绳子串的，多时可用肩抗着)，又送了枣儿粽之类的一大筐节敬。一下子，真地让学究一家欣喜若狂——“喜坏他师娘，喜坏他师娘，东家多情怎么当! 嘱来人，十倍多拜上”。想来师娘总是位容易被感动的妇人，“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于是，她赶紧捎话给学究说，主人的“情谊难忘，情谊难忘，用心教他小儿郎，读得好，也是你名望”。但仔细想来，本来是主人应有的贽敬，现在补发了束修，倒好像是额外的恩惠。其实，乡村学究对生活原本就没有过多的奢望。你看，这位学究拿到一抗黄边钱后，“沽上一壶酒，买个咸鸭蛋，俺也做个自在仙”。在学究眼里，咸鸭蛋犹如冰糖葫芦之于《霸王别姬》中的小癞子，实在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如果再灌下数两烧刀子，的确可以让人飘飘然起来：“到而今，世道反，重财利，敬衣衫，师傅绰号叫‘穷酸’。谁想也有这一番。”仿佛此前所受的种种委屈，都可以一笔勾销似的。……
就在蒲留仙数着黄边钱嚼着咸鸭蛋啜着烧刀子的同时，在南方的一些城镇，虽然那里是否真的有资本主义萌芽迄今仍是仁智互见，但大款们却实实在在地富得流油，他们在暴得的横财面前简直是手足无措：
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拾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或好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城内出，暮自城外入，五花灿着，观者目炫。或好兰，自门以至于内室，置兰殆遍。或以木作裸体妇人，动以机关，置诸斋阁，往往座客为之惊避。……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江草树之间，不可收复。又有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有喜美者，自司阍以至灶婢，皆选十数龄清秀之辈。或反之而极，尽用奇丑者，自镜之以为不称，毁其面以酱敷之，暴于日中。有好大者，以铜为溺器，高五六尺，夜欲溺，起就之。一时争奇斗异，不可胜记。(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六)
身居僻野乡村的蒲松龄是否听说过扬州盐商的奢侈和繁华，笔者不敢臆测。不过，他一定看到过“吃香油白面”的买卖人，一定见到过“锯碗锯盘”的小炉匠，也一定看到过“无衣无饭”的读书人。顾影自怜，只好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让自己笔下一位逃学的顽童，道出内心的酸楚——“世界万般皆上品，惟有读书是下流。”(《逃学传》)这种下层文人的心声呐喊，迄今听来仍感撕心裂肺!
太平盛世的18世纪过去了，迎来的是19世纪的多事之秋。晚清时期地处五口通商前沿的福州，有一首《慨世》白话文这样写道：
风俗衰，由于轻读书而重生意。自铁钱行而寒儒起饿。写红丹糊口，单柯者卖犍卖担，束修那几节都毛。柴米莽百般昂贵。店头好过，广东帮南北，七处都叫大商家。当前石腹文章，反说书呆厌气。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何日回春也!
这首榕腔白话文的最末一句话既有徒唤奈何的倾诉，又有殷殷期盼的憧憬。这位“石腹文章”(一肚子学问)的读书人大概终生都不曾盼到“回春”的日子。否则，《教学》一戏何以不曾出现这样一段结尾?——或许有那么一天，老农多收了三五斗，忽然良心发现，于是乎，先生被请出了危旧的破庙，类似于喝稀粥屙稠屎那样的要求从此不再提起!

1993年初秋于复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