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夜》(原文全文)

她的名字叫……还是不说出名字为好。
她十八岁那年，一位老先生带我去她家，约她爸去钓鱼。老先生是位古琴家，她爸是梨园行的名旦，二位都极雅，人也随和。两位老前辈健步走着，谈笑风生。我拿着渔具在后边跟着。西山霭霭，烟雨蒙蒙，在往玉渊潭的路上，我小声唱苏北老家的《道情》：老渔翁，一钓竿，傍山崖，靠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板桥居士的词儿，曲调舒放，散淡飘逸，一笔三折。她爸听见了，十分高兴，说是“特别有个味儿”，要跟我学，弄得我直出虚汗。这位南北驰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还要跟我学唱，岂不折煞小生也么哥?! 一来二去，我成了她家的常客。她爸还跟我学过没骨花卉，我示范画给她爸看，她给磨墨，她一边磨墨一边歪着脑袋瞧我画画，看到会意之处，只是抿嘴略微地那么一笑，也不言声儿。她爸天分高，学得快，画过不少扇面儿，一面是画儿，一面是字儿，翻过来调过去地看。她爸写得一手清丽的行楷。慢慢他爸挺喜欢我，也挺器重我，认我做干儿子，我趴在地上“咚、咚、咚”磕仨响头。那年我十九，在中央美术学院上二年级。既然是儿子辈的，跟她在一块儿，兄妹之间也就显着十分自然。
她承父业，攻刀马旦。嗓子好，扮上戏特别漂亮，把子功极好，做派也帅。看过她给内部观摩演出的昆曲《盗草》，白素贞的那段唱：痛煞俺好夫妻变了仇，恨煞俺惊夫主三魂走……哀婉凄楚，绕梁三日。她妈是位小有名气的小说翻译家，中国文学功力也深，不主张她下海唱戏。大家闺秀，掌上明珠，反正也不指望她去挣钱养家糊口。
没事儿时候，她教我起霸、趟马。起霸一开始是提甲出场亮相，接下来是云手、踢腿、弓箭步……整袖、正冠、紧甲。做提甲亮相我总好耸肩，她抚摩着我宽宽的肩膀往下按。我左撇子，云手做不好，她就站我身后拿着我的腕一遍遍地练。她骂我笨，是个榆木疙瘩! 有一次，我后脖根儿被她的刘海和她喘的气弄得怪痒痒，我刚要回头，她紧紧地搂住了我，滚烫的脸紧贴在我后背上。当时，我俩站在院子里的大枣树下，天刚擦黑儿，枣花好香，我腿发软，心通通直跳，半天迈不动步。我没经过这桩事不是嘛。她爸眼真尖，在屋子里隔着玻璃给瞧见了，弄得我挺那什么的。那天晚上，她爸她妈领着我俩去萃华楼吃了一顿美食。她爸喝了一小杯茅台，平常那是滴酒不沾的。没话，只是笑眯眯的。我和她不知所措，两人偷偷地相互瞟了几眼，她脸特别红。她妈紧着给我夹菜，叫我多吃。
她还教过我几段昆曲。有一段是《下山》里的，戏文是：男有心，女有心，不怕那个山高水又深，约定在夕阳西下会，有心人对有心人。南无佛，阿弥陀佛。我说我一米八，不适合唱小和尚本无的丑行儿。她抢着说：肖长华肖老坐科唱老生，不也改唱丑啦? 保不齐将来你也唱丑，你就得跟我唱《下山》! 她脸又红得跟什么似的。
无可言状的初欢，像酒那么醉人，像枣花那么芳香，像满树压弯枝条的大红枣似的一片红霞。
叆叇的红霞忽尔散去。 1966年，枣花落的时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红色恐怖中，她爸被揪斗、毒打，没几天就“畏罪自杀”了，她妈被剃了阴阳头关进“牛棚”。那个往日恬静的小四合院，改做了革命造反指挥部，门口的砖木雕刻的垂花门被砸得荡然无存。
你在哪儿?
我像个游魂，不知道饿也不知道困，白天黑夜到处找你。你在哪儿呀!
不久，我也倒了霉，被“专政”、毒打，然后给发配到北大荒的一个劳改农场，先种地，后来放马。老做梦，老梦见她，还有那棵大枣树，梦见她教我《下山》，我用苏白唱着《赏宫花》：和尚，唉，出家，受尽了，波查……
“文革”后期，我还在北大荒放马。算半“专政”，外出可以，得报告。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西北风搅着鹅毛大雪，我在沈阳火车站挤上了开往加格达奇的列车。车厢里特别冷，灯也暗。我对面坐着一位棉大衣、厚棉裤、狗皮帽子、大头鞋“全副武装”的人，又捂个大口罩，整个头缩在大衣领子里，看不清是男是女。这人一直死盯着我，半天说了句话：请问他大哥，去哪嘎搭?我说：加格达奇。这人摘下口罩，瞪大眼睛，问道：你是姓陈? 冷不丁叫我一愣。风雪凄怆，天涯沦落，前路茫茫，尚能有识君者，又是谁人? 是她? 是她! 她惊喜着大声说：是开民! 是开民! 我听话音儿就是! 我一把抓住了她那双变得粗糙的手，她滚烫的泪珠儿滴嗒在我手上。
说了会儿话，我才知道她后来随她妈去了“干校”，“干校”在白城子不远的烧锅镇。改年她妈也病故了。
东北农活重，一条垄十来里。一次割麦子，她累倒了，几天水米没打牙，躺了半个多月。“干校”军宣队的一位领导对她关怀备至，亲自去看望并送去水果罐头，和颜悦色地讲领导上不会抛开任何一个靠近组织的同志嘛。在“干校”第一次听到称她是“同志”，特别感动，她流了泪。过后又安排她烧茶炉，她和老赵头两班倒，挺清闲，身体养好了，也水灵多了。我问她那位领导心咋这么好? 为啥这么关照黑五类子女? 她涨红着脸，期期艾艾，语焉不详。手冰凉，从我的手里慢慢地抽了回去。老大一会子，都没话。她眼泪莹莹地看看我，端详着我，又说：那时候我妈进了牛棚，我无家可归，天天我找你，找你! 满世界找你! 找，找，找! 也不知你躲到哪儿去了! 也不知你死到哪儿去了! 我天天都想死，如今……停了一会儿，问我：你怎么样? 结婚啦? 有孩子吗?
我把我是如何给打成了她爸的“孝子贤孙”，如何跟揪斗我的红卫兵打架，又如何为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打了个半死，直到今天还在劳改农场放马，还在打光棍儿等等细表一遍。她呆呆地看着车窗上白蒙蒙的冰雪。
我一直在看她。她还是那么好看。只是白净的脸上略微虚胖了些，鱼尾纹明显了些。
火车在白茫茫的雪野上奔驰着、嘶叫着。
我又去拉她的手，她把手缩了回去，插在大衣口袋里。她还在看着那白蒙蒙的车窗，眼睛有些散神儿，说不清她在看什么。昏暗冰冷的硬座车厢里挤满了表情木然的人，劣质烟的灰雾弥漫着，有些人在打呼噜。
她到站了。我跟着她下了车。大雪纷飞，风像刀子，人们的眉毛，胡茬儿上都是白霜。车站离镇子还有五里，下车的人不多，都坐上拉脚的毛驴车赶路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呼啸的冰天雪地里走着，四顾茫茫，空无人迹。走进了一个大高墙的黑影之中，我俩都停下了脚步，坐在我的大提包上。她一下子抱住我，隔着两个人厚厚的大衣、棉袄紧紧地拥抱着。两个人又那么急切地亲吻着。她的嘴是那么凉。她的手伸进我的衬衣里，抚摩着我后背上滚烫的肉。她的泪水弄湿了我的脸，和着我的热泪。大雪厚厚地包住了我和她。我们俩久久地抱着、亲吻着。静静的雪夜只有两颗热血澎湃的心发出的澎澎声。她的头发散发着枣花的馨香，黑暗之中我眼前又真真亮亮地出现在大枣树，小蜜蜂们嗡嗡飞着，小蜜蜂抱在枣花上。她似笑似嗔地骂我笨、榆木疙瘩。她背着她爸妈，没早没晚地亲我。约定在夕阳西下会，有心人对有心人，她边唱边做身段，她紧拉着我的大手，看着我，冲我那么回眸一笑……
天麻麻亮了，两个快要冻僵的小蜜蜂从那温馨芬芳的五彩云层上又跌落在这冷冰冰的雪野里。
没过多久，我找到了她那个黑糊糊的烧茶炉的屋子。
她失神地呆坐在她的床上，脸色苍白。我告诉她，我要娶她。她无力但又断然地说：不。接着她像个孩子一样失声大哭。正在这时，听到屋外吼着：娘拉个臭×! 还他娘的敢到这个地间来挂马子(乱搞男女关系的意思)! 原来是那位好心的领导骂骂咧咧，他带来的几个人上来劈头盖脸地朝我打来，虎落平阳，我的脸给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鼻子嘴流着血，五花大绑被押送了回去。半路上，押送我的一位仁兄说道：你小子胆也忒大呀，烧茶炉的那个小嫩娘们儿是人家团长的军用品，那谁敢有啥咒儿念? 团长他三姨夫在中央文革里头陪銮伴驾，碎了你，那不就跟碾个臭虫差不多吗? 那小娘们儿死过一回没死了，领导哪能叫她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哪? 烧茶炉的老赵头的政治任务就是看着她。
打倒“四人帮”之后，我调回北京，1979年，我在新建的北京机场候机楼画壁画。有一天，意外碰上几位她爸过去的学生，我问她们来干啥? 她们说：吆! 别跟我们揣着明白说糊涂的啦，你以前那位她去美国，我们来送行的呗。我赶忙往登机舱跑，可那架飞机已经慢慢地行进着了。
我站在跑道外，大声喊她的名字，使劲儿挥动着手臂，飞机在晴空里远去了。
她有个姑妈在美国一所大学执教，姑父是一位负有盛名的建筑家。打那以后，再也没听到过她的一点消息。
她家那个小四合院还那样儿。听说要建个她爸的纪念馆，房子重新修葺过，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又去过几回。院子里的大枣树也还是那个样儿。每年秋天还挂满着大红枣儿。每年春天，枣花还跟我学起霸时那么香。小蜜蜂儿们也还是那么样儿的“嗡、嗡”地飞着。

1994年7月26日凌晨1点于白菜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