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失去的会面——新波逝世十六周年祭》(原文全文)

十六年，不是一段短时间。许多事情发生了又被遗忘了;老的一代消失，新的一代诞生;科技的进步超过了一般人的想像，结果连自然现象也在改变——我们头上天空的臭氧层穿了洞，全球性气温升高，隐藏着冰河时期再度来临的威胁。无中生有，有复归于无，似乎世上万物都离不开这个规律，海也可枯，石也可烂，然而有些东西是永不改变也永不消失的，比如说，友情。奇怪的是，在我的印象中，“新波已经永远离开我们”这件事，却一年比一年淡化。老朋友偶然见面，仍会禁不住说新波如何如何，仿佛他不过在另一个城市或甚至另一条街。这样计算，从最初认识的那一年到现在，我们的交情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这篇文字就算是半世纪的回顾吧。
此刻我手上有一份文件的复印本，是1967—1969年新波在五七干校时所写的交代，我在这里抄下其中关于我的一段。时隔一个世代，相信已无保密价值，而且到了今天，新波的无产阶级战士形象以及对革命的贡献已经无可置疑，而内容中提及我与他之外所有人的姓名都已略去，所以把它公开，应该也不牵涉道德问题。
……是在1945年1月在昆明英帝“东南亚盟军心理作战部”开始办公后认识的。她在那里的职务，我知道她是任日、英文翻译员，我与其他译员、会计、出纳同在一个办公室……
从那时起，我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使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去看待一切问题，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观念，更没有以无产阶级对敌对阶级的阶级警惕观念了，所以一直没有(按：此处有几个字不能辨认)是否为英帝作间谍和有其他反革命反动活动，只当她是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人物的玩物，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后来了解她爱好西欧资产阶级古典文学作品、音乐作品，而又从她平常的谈吐间，表露着搞艺术的人就是得专门搞艺术，不管其他，而以艺术从什么良心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社会的不平，崇拜贝多芬和罗曼·罗兰那时代的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自由主义的精神，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作为个人、艺术家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她这种否认阶级斗争，就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和艺术的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感情，这和我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思想感情完全是一致的。因此，就在这基础上和她成了朋友。……
我为抄下这一长段噜苏的文字道歉，这样做有两种用意：第一因为它属于一个特殊时期的典型文体，即使是干校外面的人，用的也普遍是类似的文体，抄下来也算是一种历史的见证;第二，只要删掉其中所有的定性形容词，新波所说的基本上都是实话。但有一点必须说明：我并不属于资产阶级。我父亲早死，母亲虽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却非正室所生，况且“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在家中毫无地位可言。我自有记忆以来，小小年纪已懂得向亲友告贷的屈辱。好不容易念完中学，除了不能变卖的家具之外，可说已家徒四壁。这是新波不知道的。
回到正题。我与新波往来比较密切，是1945年秋至1947年秋之间，前后不过两年，但交情之深，都达到披肝沥胆的程度。“人间画会”和“人间书屋”就是这个时期先后成立的。1947年秋，我因病情恶化，医生主张易地疗养，因此离开了香港，次年回港即在一家周刊出版社工作，闲暇时间少了，有时“人间书屋”聚会，都是大伙儿在一起，直到1949年新波离港，很少两人单独见面。
1951年我回广州参加“人间书屋”聚会，是解放后第一次跟新波见面。参加的有十多人，大家嘻嘻哈哈的，意气风发，倒是新波似乎不像以前那样爱笑爱讲话，成熟了不少。我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走了。
第二次见面是1961年，时间是9月或10月，新波跟蒙田兄一起到我在郊区租住养病的地方探望我，我们在沙滩的茶座坐了一会，我送了一件或两件从马来西亚带回来的民间工艺品给新波，此外就没有什么印象，大约也没有怎样深谈。根据新波的交代文件，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蒙田兄也这样说，应该不会错，因为这以后一直到新波去世，我再没有回广州，而新波也没有再到香港——假如有，蒙田兄不会不知道。
可是，在我记忆中还有更清楚的第三次会面，年份说不清楚，只知道是个秋凉的日子，我记得自己穿一件长袖的夹旗袍，下班后从香港乘渡海轮到九龙蒙田兄的家去跟新波见面并且一起吃晚饭。我的印象是跟新波已经有几年未见面，觉得他身上米白色的外衣好像还是解放前在香港常穿的那一件，人显得胖了些也稳重了些。蒙田兄和他的夫人海涛大概各自在忙自己的事，不见露面。客厅里并排放着两张有扶手的藤椅，向着临街的一排窗。新波和我就坐在那里谈话，他在左，我在右。这次他说话比较多，讲无伤大雅的政治笑话，讲文山会海的烦恼，讲行政工作和艺术创作的矛盾，等等。后来提到我的情况，他忽然靠过来就着我搁在椅子扶手上的左手按起脉来。我对这次会面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因为他这个意料不到的动作，感激他多年仍然记住我的病，而且做梦也想不到他会跟传统中国医术沾上边。到了晚上，他送我去乘公共汽车，路上行人稀少，有点凄凉的味道。车子开出之后，转弯时我看见他仍然站在那里。
蒙田兄说，那次晚饭是为了提早给新波饯行，时间在1948年夏秋之间。问题是，那一年我们还不时见面，有按脉问病的必要吗? 可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是，1961年之后我们不可能有第三次会面。
1983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写过少年时在大英博物馆的一段奇遇：某个冬天的下午，博物馆一个管理员注意到戈尔丁对埃及展品的浓厚兴趣，问他愿不愿意帮忙处理一具木乃伊。戈尔丁马上答应了，跟他走到地质学室一个临时隔成的小房间里，除了放在临时架起的木板上的木乃伊之外，他看到房间里有许多绿色的文件柜，一排书架放满巨大卷册，书桌上摊开一本有彩色插图的古埃及《亡灵书》，有人在一个希腊小碟子里留下一根完整的香烟灰和一小片烧了一半的纸头，还有许多古代文物、一座破的石祭坛。木乃伊后面靠墙放着一个开了盖的石棺，里面绘了白色的神像，但头部的阴影里，看不清楚。他们首先解开木乃伊外层的布条，揭去大块的裹尸布，然后解开分别包住手指、脚趾、四肢和躯干的布条，捡起藏在布条底下各种形状的护符——上过蓝釉的小陶片。尸体在木板桌面上翻动时会发出木头互相碰击的声音。最后，戈尔丁摸到尸体坚硬的骨头和已经革化的皮肤。之后，他飞奔回家，为家人详细叙述这次奇遇，并且写成作文。可是他念念不忘想看清楚石棺神像的面孔，于是在白天再到博物馆去，回到地质学室的小房间。一切都改变了，里面只有一卷一卷的地图。他晚年回忆这件事，一切细节仍然清晰，但无法解释那个冬天下午自己身在何方，只好认为是骗自己的一个谎话，称之为“失去的周末”。
至于我的经历，最方便的解释是做了一场梦，但也或者是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偶然受干扰而出现的错乱。谁知道呢，毕竟世上还有些奇怪的现象尚未找到科学的解释。梦也好幻象也好，我不会忘记这一次“会面”。虽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见面与否并不重要，但多见一次总比少见一次好。
我想用悼念新波的一首挽歌结束本文。那是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后几乎一口气写成的，当时只想到再没有机会去探望他的病而无穷悔恨，因为我当年住院时，他是我病房的常客，因此首先出现的就是医院的形象。现在读起来不免觉得肤浅，因为没有经过咀嚼、反刍、消化、酝酿，不可能表现出深度，但那感情是真的，就让它保留原来粗糙的面貌吧。
多么熟悉的颜色
多么冷的颜色
白的长廊白的床
白的墙壁围住
白的被单盖住
而白枕头上
是你的面颜

或者你像我一样
有时也揣测过
阴间的路有多长
有多黑有多窄
有什么诡异的眼
窥伺在闪烁的磷火间
有什么风景
出现在奈何桥的尽头
有什么旅舍
供新来的亡魂歇息

他日，当我走上
这没有回头的路
亲爱的朋友呵
可否请你提一盏白灯笼
在路口相候
伴我走最后一程
前往最后安息之所

也许你已忘却
太遥远的旧事
那么等一个月黑风高夜
让我们再度结伴
拾回往日的脚步
让我为你指点
山上那白色的大楼
是我住过的医院
在肺结核给看成瘟疫的年代
在刮风的日子，或者
下雨的日子，或者
酷热的夏天，或者
严寒的冬天就在那里
你伴我呆望过
多少次日落
以温言笑语
教我忘记
死亡的恐怖

让我们回到那灰色的房子
第四层便是，昔日
你为我绘像的地方
有多少个小时
彼此默然相对
你凝望构思
你说我是雕像

让我们从半山走下
熟悉的斜坡
到路口小茶店的旧址
说不定空气中
尚有往日的笑声
在暗暗鼓荡

吾友吾友，你可知道
你可听见，如今
我最后一次与你道别
而这首歌
是我唯一的祭品

1996年3月，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