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君左与黄四娘》(原文全文)

易君左原名易家钺，父亲是有名的龙阳才子易顺鼎，别号哭庵，小时被称为神童，长大以后，才思横溢，文名籍甚。君左有这样一位鼎鼎大名的父亲，幼受庭训，秉承家学，从小受到文学的熏陶，自然舞文弄墨，早成家常便饭。他在中学时代，凡有所求于父亲的，都是用书面提出，以纸笔代喉舌，来回辩论，习以为常。那时新文学运动已经开始，他所不同于父亲的，就是常采用白话文来写作。
他和我的三个哥哥，同在长沙明德中学第八班肄业，那时他已经显露出他的文学天才了。我还记得他写了一部白话文的小说，书名叫做《他和她》，用油印印出来，分赠友好。我当时是用不胜钦佩的心情来阅读的。内容无非是叙述他和黄四娘缔婚和相爱的故事，末尾是说六十年后一个白发老翁和一个白发老婆，扶着手杖，相偕归隐。
黄四娘是他姑母的大女儿，原名学艺，晚号君略，我们就称呼为略姐。君左的姑母是一位女诗人，从小就教女儿作诗。与君左结婚后，夫妇时相唱和，自不待言。可惜世乱日亟，劳燕分飞，晚年君左居留香港，君略则同女儿住在台湾。因为她儿子在海军供职，而我正好在海军官校任教，所以和略姐见面的机会比较多，有次我生日请客，也请了略姐，她写了《月圆》一阙词在报上发表：“华堂深处神仙侣，帘卷日初斜。琳琅满架，幽花静院，藤蔓轻遮。豆肥瓜熟，蝉声送夏，世外人家。邀来明月，茶甘酒馥，相对天涯。”
君略在诗词中常署名花蹊，是原于杜工部“黄四娘家花满蹊”的诗句而来的。我说的黄四娘，当然也是同一出处。她分明是大女儿，为何排行第四，我就不得而知了。
学艺弟名学武，妹名学仪，都和我稔知相熟。学武后改名黄卓，号公度，燕京大学经济系出身。1926年尾我从东京高师卒业，回到家乡湖南教书。黄卓在古稻田二中和我同事，他教英文，我教国文。每天见面，课余交谈，极为投契。后来他赴英深造，我也就到上海进入文化出版界。
1932年我第一次去燕京，是以参加学术会议的名义去的。那时黄卓已回燕大教书，我就下榻在他家里，学仪也在，我们一同出游名胜古迹。那是我和学仪第一次见面，也许是最后一次。不过从那以后，我们常有书信往还，尤其是我在上海主编《新中华》的时候，她还投稿。1939年我从海外回到战时首都重庆时，公度去机场接我，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他妹妹死了。事过二十多年，君略在台湾写有哭妹诗见示，我和诗以慰，最后两句说：“何堪回首年时事，品茗犹疑在玉泉。”因公度兄妹曾带我去玉泉品茗，记忆犹新。
我在海校授课完毕，便由左营遄返台南，途中偶然忆及昔年曾问学仪是不是也常写诗，她回信说，“母虽有才，其奈不传何”，我因以其句演成短章：“念年离散后，旧雨已无多。花事三春了，犹自苦吟哦。交情清似水，文笔细如罗。原是诗家女，其奈不传何。”
君略有次曾对我说，她妹妹是爱我的，否则她不会把她的单身相片送给我。我却不能相信，因为我生平只和她握过一次手，通信中也从来没有涉及过一点儿女私情。我赴欧途经新加坡时，拾到许多红豆，于是寄回国内分赠友好，当然学仪也不在例外。我在信上特别提醒她不要上唐人的当，说此物只是好看好玩，没有任何可助相思的本质，现寄赠两颗，别无用意，请勿误会。当然，我听到她早逝的噩耗，自不免伤感，忍不住要写文悼念她。
提到黄四娘便不知不觉地写了许多关于她弟妹两人的事，现在应该言归正传，来说君左夫妇才是。
君左比我大四岁，我一直以兄长看待他。因为在中学时他就和我三个哥哥结拜兄弟，所以从小两家一直来往不断。我个人和他接触最有纪念性的一次，就是30年代时期，君左写了一部“闲话扬州”的散文作品，交上海中华书局我负责的新文学部门出版。书中说到澡堂子中擦背的和修脚的，大都是扬州人。于是他们认为这话侮辱了扬州人，一时群情激愤，最后告到法院，正式打起官司来。因为君左那时正在镇江江苏教育厅当主任秘书，所以法庭在被告的所在地开庭。那本书的发行人中华书局的总经理陆费逵，也是被告之一。因此我们书局的人也要前往镇江，共同处理这场官司。结果在君左方面，只是登报道歉了事，真正吃亏的还是书局。不仅市面上的书要全部收回，不得再行售卖。而且书版及存书都要加以销毁，永不发行。当时有人出了一个上联征对：“易君左写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于是许多下联发表出来，其中最好的是：“林子超任国府主席，连年主席国府，林子超然。”
当时我曾到君左在镇江的家中去作客，黄四娘的弟弟公度也在那里。入门不久，除君左的女儿外，我还发现一个小姑娘，是我从来未见过的。公度私下告诉我说，君左已和她同房过了。我问是谁，公度回答说是他姐姐刚从家乡买来给君左的，免得他出外去妓院子。我随口应道：“你姐姐真是体贴。”但心里却大不以为然。在旧社会正妻没有生儿子的，常要自动为丈夫纳妾。但君左早有了儿子，而黄四娘仍要为丈夫添置小室，用意只在笼络，她当时满以为她是可以控制的，殊未料战争使社会秩序紊乱，既种下了祸根，受祸的就是她自己，晚年孤寂，自取其咎。
抗战期中君左带了他的小妻在成都，他俩曾为我们夫妇导游武侯祠、薛涛井一带名胜，又招待我们吃“不醉无归小酒家”。我们回到乐山以后，自不免要写信去道谢，信尾用了“俪安”的字眼，不知怎样被黄四娘知道了，还对我不满，说了闲话。
总之从“七七”抗战以后，君左就带了小妻远走高飞，再没有和黄四娘住在一块儿了。抗战胜利他们一度去了台湾，我也常去他家聊天。他们住得不久就迁居香港了。大概是接了香港浸会书院之聘而去教书的。他在香港置有房产，作永居之计。其间他曾三度去南洋，初次在1959年，二次在1962年，他第三次去时，我正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那是1971年的事。他每次去南洋都开了诗画个展，我还为他写文介绍。他最后一次从南洋返回香港不久，又去了台湾，但不幸在1972年3月17日竟病逝台北，享年七十有三。
黄四娘在50年代初期，由大陆辗转去到了台湾，据说过港时还遭遇到吃闭门羹的痛苦，到台后生活清苦，自不待言。后来去了南部才算安定下来，因儿女都有家可以奉养了。我在南部时和她过从很密，直到1964年我应聘去新加坡从事侨教，才和她相别，未料一别竟成永诀。她住在女儿家随时搬迁，我们从新加坡把信寄到香港请君左转去，不意君左原封退回，说略姐已在台作古，有儿女在旁送终。想到她六十岁时，我曾以小诗为寿：“六十年间事，何处话沧桑。平生多患难，举止未佯狂。清词追七子，归梦入三湘，北望龙江渚(时寓台北龙江街)，遥祝九如觞。”她归山时应该快七十岁了。
君左是一个好游的人，战后曾着有《西北壮游》一书，住香港时三次图南，也曾多次去台。在我离开台湾前不久，他也到了台湾南部，并用宣纸亲书赠我诗幅：“凤山云起处，策杖访歌川。手足怜同病(君适伤臂，余适伤腿)，诗文许并传。羡君雏凤美，有妇大家贤。久别情何极，相看一惘然。”我当然奉和一首：“风雨归舟客，依稀十载前。交情今益固，持论久无偏。手足怜同病，浮沉喜独贤。海隅欣再见，斗酒更诗篇。”
1960年他们又到台湾，这次是我先赠诗给他的。小序上说：“共和后首逢庚子，复值中秋，雨甚，因偕家人赴屏东，假黄莺俱乐部招宴君左，两家共集，赋赠一律”。

正值惊飙警报中，轻车饮食下屏东。
两家历劫欣无恙，初服从心乐有终。
记取黄莺寻后约，漫将修竹倚寒风。
季长事业堪娱老，台港经帷一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