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一次杰作》(原文全文)

清代的雍正，大概算得上是一个颇有发明创造的皇帝。例如处理曾静一案，就确如他自己所说，堪称是“出奇料理”。其实在此之前，处理钱名世案，早已显示出这位皇帝的别出心裁，不同凡响了。

钱名世，字亮工，康熙四十三(1699)年进士，官翰林院侍讲。他之获罪是受了年羹尧案的牵连。雍正二年(1724)，年羹尧进京，钱名世曾赋诗相赠。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鼎钟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当时年羹尧平定青海，正深得皇帝信用，恩宠无伦，雍正自己就说过许多好话。钱的这些话，虽有某种吹捧巴结的气息，但在当时条件下，出之于官场酬酢，原也算不得十分出格。问题是过了一年，行情骤变，煊赫一时的年大将军以九十二大罪被雍正下令自裁了。钱名世送给他的诗被查抄了出来，于是那些诗句便成了抹不掉的罪状。

雍正加给钱名世的罪名是“曲尽谄媚，至以平藏之功归之年羹尧，谓当立一碑于圣祖平藏碑之后，悖逆已极。”据说当时大学士九卿等曾主张对钱“合加重处，以彰国法”，但皇帝偏不来充军、坐牢、杀头这些老套。他只是革了钱名世的职，把他押送回籍交地方严加管束。但皇帝并非真的要从轻发落，而是另有高招。他亲自写了“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制成匾额，命钱名世奉归并悬挂在宅门上。目的呢，也说得很清楚：“其人为玷辱名教之人，死不足蔽其辜，生更以益其辱。”皇帝要无休止地在精神上折磨他，在人格上侮辱他。试想有这么一块御制匾额挂在家门口，“路人指点罪人门”，“直教遗臭到儿孙”，钱名世所受的精神酷刑，较之喀嚓一声掉了脑袋，恐怕更为痛苦。

但雍正还有一手。他命令“在京大小臣工由制科出身者，咸为歌诗，以刺其恶”，并且要钱名世收集起来，刊刻进呈，分发直省各学校。皇帝一声令下，群臣奉命挥笔上阵，于是就有了一本印有“名教罪人”圣迹的诗集。其中收录了近三百九十首诗，作者有大学士、尚书、侍郎、都御史、詹事、侍读、侍讲、祭酒、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御史、郎中、主事、内阁中书，等等，大概被皇帝御笔圈了进去的都得写一首交差。看看这本别具一格的诗集，不免想起：这不是一本“大批判”集吗?

逐篇拜读这本诗集里的作品，实在是件苦事，因为其中一点诗味也没有。从头到尾，无非是骂和颂，骂钱名世，颂雍正皇帝，而且各篇用词遣句也大同小异，读起来真个是味同嚼蜡。且看几句骂钱名世的：“品行何卑鄙，将词媚巨奸”，“廉耻俱沦丧，甘心媚贼臣”，“廉耻俱丧尽，卑污自成性”，“立身殊鄙贱，廉耻竟无存”，“怪尔颜何厚，偏工谄媚词”。再看几句颂皇帝的：“圣朝法网洵宽大，犹许全躯到故乡”，“须念圣朝多解网，得归田里是皇仁”，“幸邀宽贷归乡井，圣主恩深欲报难”。最妙的礼部主事刘保诗的结句：“圣恩宽似海，犹许辱乡田”，与吏部主事石去浮诗的结句：“圣恩宽似海，犹许返田畴”，十个字里竟有八个字完全相同，另两个字字面虽有别，意思也一样，着实使人疑心不知是谁抄了谁的。

要说这些由制科出身的大小臣工竟都如此低能，恐怕是冤枉了他们。问题是这种奉命骂人颂德之作，实在既无法倾吐自己的真情实感，也不能展现他们的才华，终于只能来几句官祥文章。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据萧奭《永宪录》，这些奉命参加大批判的人中，还有的因“作诗谬妄”而倒了大霉的。例如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就因此被发配到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只是没有见到吴氏这篇获罪的大作，不知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如何谬妄法，不免令人遗憾。

雍正对钱名世如此处置，除对他进行羞辱折磨外，还有更深更广的目的：“亦非仅为此屑小一人，盖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其用心亦良苦矣，只是想来效果恐未必佳，因这样一种强迫人们去骂人颂德的举措本身，就是不利于“端士习，正风俗”，而只能适得其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