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曹丕学驴叫》(原文全文)

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是很为人称道的。建安是汉献帝年号，《三国演义》上的故事，大都发生在这个时代。当时，黄河流域成了血腥屠场、董卓、王允、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刘焉，后来还有曹操、孙权、刘备等等，连年混战，互相征伐，直闹得“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即便是袁绍、袁术的军队，都是靠桑椹、蚌蛤来果腹;草野细民，那更是人命倒悬，呜呼惨哉了!

奇怪的是，这时的文学却颇繁荣。“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就中除了“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外，还有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建安七子”;此外如蔡琰、祢衡、杨修、繁钦等等，真是群星灿烂，满目生辉。难怪唐代大诗人李白要咏唱“蓬莱文章建安骨”了。

腐败到极点的政治，完全崩溃了的经济，何以能产生出优秀的文学呢? 显然，这是艺术生产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之一。目前学者们正在探讨其规律，尚无定论。但我却以为：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提倡，是建安文学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曹操这人确很残暴，但他“用人惟才”，对文士颇为宽容。他从南匈奴赎回女诗人蔡琰的故事，郭老写成剧本《蔡文姬》，今已尽人皆知。若不是他在邺都招纳了大批文士，让文士们诗文酬酢，那就很难把创作繁荣起来。曹丕是继曹操为魏王的。曹植也是贵公子，他们同邺下文人的交往，比乃父还多。父子三人不贱视文人，不摆官架子，甚至与文人在生活上打成一片。例如诗人王粲去世后，曹丕率众文士去送葬。他对大家说：王粲在生前爱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了一片驴叫之声。揆此一端，你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爱惜文士了。

我读书不多，不知史书上是否还有类似的例子。但我却情不自禁地将今比古，联想到了今天。多年以来，我见过不少做知识分子工作的党政干部。其中一些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很不融洽，板起面孔，不苟言笑，居高临下，动辄训人，仿佛他们凛遵“政治标准第一”原则，总以为政治高于文化，因而自己高于文人。这样一来，他领导下的知识分子很难心情舒畅，也很难把工作开展起来了。

我知道，拿曹丕与这些同志对比，有点不太妥帖。但我总在想：难道封建统治者能做到的事，我们的同志竟不能做到吗?要知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我们今天是有比周公伟大得不知几万倍的周总理为表率的。周总理亲访程砚秋，周总理欢宴梅兰芳，周总理勉励蔡希陶，周总理求教李四光……这一类故事还少吗? 所以，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每回忆及周总理，无不感到无比亲切，甘愿归心了。

但愿大家都以周总理为表率。退一万步说，也该拿曹丕来照照镜子。自然，我的意思只是：党政干部应当和知识分子直接来往，交交朋友，契阔无间，相互促进，可不是要求人们真像曹丕那样学驴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