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鬼无害论》(原文全文)

看过孟超同志改编的《李慧娘》演出，人们都说这是一出好戏，不但思想内容好，而且剧本编写得不枝不蔓，干净利落，比原来的《红梅记》精炼，是难得看到的一出改编戏。

可是年轻的观众看过这出戏，却感觉有点缺陷：既是现代作家改编的剧本，为什么还保留旧戏曲的迷信成分，让戏台上出鬼，岂不是宣传迷信思想?

我们中国的文学遗产(其实不止是中国的文学遗产)——小说、戏曲、笔记故事，有些是不讲鬼神的，但是也有很多是离不开讲鬼神的。台上装神出鬼的戏，就为数不少。如果有人把传统的戏曲节目作个统计，有鬼神上台或鬼神虽不上台，而唱词道白与鬼神有关的节目，即使占不到半数，也总得占个几分之几。这类戏，如果把中间的鬼神部分删掉，就根本不成其为戏了。人们说，“无巧不成书”，这类戏正好是“无鬼不成戏”。试想，《李慧娘》或《红梅记》这出戏，如果在游湖之后，贾似道回家就一剑把李慧娘砍了，再没有她的阴魂出现，那还有什么戏好看的呢?

戏是人编写出来的，戏台上出现鬼神，是因为人的脑袋里曾经出现过鬼神的观念。前人的戏曲有鬼神，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没有办法可想。问题在现代的人来改编旧戏曲，可不可以或应不应该接受、继承前代人的这些迷信思想?

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依照唯物论的说法，世界上是没有超物质的鬼神存在的。相信有鬼神，是一种迷信，人们的错觉、幻想。鬼神迷信在人们的头脑中发生的根源，最初是由于人对自然力量的蒙昧无知;随后又因为阶级的划分，人对社会斗争的压力，感觉和自然力量同样的不可理解，这样就使代表自然力量的鬼神，同时代表一种社会力量，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神的自然属性同社会属性综合为一体”，成了“一个万能之神的上帝”。

这种综合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鬼神，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对自然力量的控制，愈到后来，它的自然属性愈少，而它的社会属性愈多。因为阶级斗争的矛盾，愈来愈超越人对自然斗争的矛盾。

在文学遗产中的鬼神，如果仔细加以分析，就可发现，它们代表自然力量的色彩已经很少，即使它们的名称还保存着风、雷、云、雨，实际上它们是在参加人世间的社会斗争。本来是人，死后成鬼的阴魂，当然更是社会斗争的一分子。戏台上的鬼魂李慧娘，我们不能单把她看作鬼，同时还应当看到她是一个至死不屈服的妇女形象。

文学作品，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红梅记》这部文学遗产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揭露了卖国贼的荒淫残暴，摧残妇女;《李慧娘》之所以改编得好，就因为它把一部三十四场的《红梅记》(玉茗堂土)，集中最精彩的部分，提炼为六场戏，充分发展了这场斗争，而以“鬼辩”作为斗争的高潮，胜利地结束斗争。

是不是迷信思想，不在戏台上出不出鬼神，而在鬼神所代表的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是屈服于压迫势力，还是与压迫势力作斗争，敢于战胜压迫者。前者才是教人屈服于压迫势力的迷信思想，而后者不但不是宣传迷信，恰恰相反，正是对反抗压迫的一种鼓舞。

我们对文学贵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戏台上的鬼魂，不过是一种反抗思想的形象。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

如果是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这里我倒要向演出《李慧娘》的北方昆曲剧院建个议：既然是演出一个“好鬼”，是不是可以把“好鬼”的形象表演得更可爱些，而不是更可怕些? 李慧娘从头顶上摘下的“脑袋”，是不是可以免了? 她的“武器”，不是还有两把什么扇子，可以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