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考》(原文全文)

我国编纂“语录”的资格之老，恐怕是世界第一。

从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儒家古老的经典《论语》，可以被视为我国最早的“语录”。《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问答之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显然，《论语》不过是孔丘及其门徒等的“语录”。在汉代，《诗》、《书》、《礼》、《易》、《春秋》，被称为五经，《论语》和《孝经》一样，只被看成是解说经书的“传”;到宋代，朱熹将《论语》与《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编在一起，才成为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史上影响极大的“四书”。

但是，唐以前，毕竟没有用“语录”二字直呼《论语》之类的典籍的。“语录”的正式问世，是宗教运动的产物。清代考据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说：“佛书初入中国，……初无所谓语录也。……数传以后，其徒日众，而语录兴焉，支离鄙俚之首，奉为鸿宝，并佛所说之经典，亦束之高阁矣。……释子(即佛教徒)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这就是说，孕育“语录”这个怪胎的，是和尚。唐时的僧徒，多半不通文墨，为了学佛，最省力的办法，就是把其师说的东一句、西一句的话，记录下来，奉为经典，经常朗读，死记硬背，这就叫做“语录”。有些“语录”至今尚存，如《神会和尚语录》，解放前还翻印过。尽人皆知，宋代理学的渊源之一，正是佛教。清朝汉学家江藩，曾将宋代的理学禅门(即佛教)作过一番比较，指出：“禅门有语录，宋儒亦有语录;禅门语录用委巷语，宋儒语录亦用委巷语”。宋代道学家的“语录”，是向和尚“语录”学来的。但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宋代道学家的“语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影响上，都是佛教徒的“语录”所望尘莫及的。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儒的“语录”有《程颐语录》二卷(这是宋儒最早的一部语录)、《刘安世语录》二卷、《谢良佐语录》一卷、《张九成语录》十四卷、《尹惇语录》四卷、《朱熹语录》四十三卷。但实际上，并不止这几种，周敦颐的《通书》、张载的《经学理窟》等，大体上也属于“语录”一类。宋以后，特别是在明代，各种“语录”，更多如牛毛。清初的黄宗羲就曾感慨地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从事于游谈!”

“语录”几乎渗透到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据马永卿《嫩贞子》记载，宋代的大文学家苏洵与其子苏轼、苏辙，曾一起攻读《使北语录》一书，并将陪同使节出使时之语，抄录下来，供皇帝参考。可见“语录”的触角，已伸到外交方面。在“语录”的薰陶下，小人满街走，骗子不如狗。在宋代道学家的心目中，只要读读“语录”，记住一些片言只语，就是有高尚道德的人。而实际上，不过是一帮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小人。清代初年的思想家颜元说得好：“宋儒之学，如吹膀胱，以渺小为虚大。”(《颜习斋年谱》)更值得注意的是，“语录”成了政治骗子、野心家的敲门砖。南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曾尖锐地揭露：道学家们对搞经济的，看作是搜刮钱财，对带兵保卫边疆的，看作是蠢才……所读的书不过是“四书”及语录，还标榜自己是“为前圣继绝学”;刊注“四书”，编编“语录”，就可以名利双收，取得高官厚禄。别人“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异时必将为国家莫大之祸”。看来，周密的眼光是十分敏锐的。这伙手捧四书、口念“语录”的野心家、政治骗子，终于成了“国家莫大之祸”。他们的横行无忌，显然是南宋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诚然，从宋代直至清代，个别“语录”中，间或也有真知灼见。但是，“语录”的绝大多数，都是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欺人之谈。“语录”风行的结果，使人们只记得“圣人”、名人支离破碎的牙慧，而忘记或忽略了思想的完整性，更不用说作为一种体系来看了。这是对人类思维的践踏，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浩劫。宋、明道学家“语录”对人民群众思想的麻醉、毒害，更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朱熹之流，把“语录”宗教化，要老百姓像和尚念经一样苦读，影响尤为恶劣。朱熹在江西南康当知县时，曾特地写了《示俗》一文，说《孝经》的《庶人》章中“用天之道，用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这五句话，是孔夫子所说;他“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依此经解说，早晚思惟，常切遵守。”无独有偶，清代湖南的儒家之徒，甚至效法佛教、道教打醮、做道场那样，搞“儒醮”的把戏。《清稗类钞》载：“湘中儒生，效释道之诵经，以孔孟之书朗颂，谓之儒醮。”我们知道，孔丘、孟轲的书，真正靠得住的，是《论语》、《孟子》，但二者主要是孔、孟的“语录”。这里的“以孔孟之书朗颂，无非也就是将孔丘、孟轲的“语录”在口中念念有词而已。儒家的“语录”竟与和尚、道士的打醮、做道场争强斗胜，这不仅是莫大的历史讽刺;在一片噪声中，也在事实上宣告了儒家之流“语录”的彻底破产!

1979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