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推敲推敲”》(原文全文)

这句话是读了焦国标先生的《推敲推敲》(10月29日《笔会》)而推敲出来的。我想为焦文所说的那位医院院长说句好话。那家医院医好了从维熙夫人张沪，院长事后却对张沪说，要知道你是右派，我们不会这么下工夫抢救。这话不是说现在，而是反了右派又反右倾的1959年。话是不像人话，但却是实话。要是他说不管你是不是右派，我们都一样爱护有加，那如果不是撒谎，就是其人已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前者现在看来不道德，后者在当时就已不道德之极了。

实在地说，当年的右派里面，在医院内外受到不如张沪的待遇者虽然所在多有，但是正常头脑想像得到的歧视和惩罚，包括停发工资劳改劳教乃至杀掉脑袋，究竟古有先例，哪一代正直的知识分子里面总有人难免。劳教劳改而受狱卒的糟践，更非不可想像，前有《水浒传》里的生动描写，后有贺龙元帅和张志新烈士的以及数不清的知名人士和不知名人士的狱中遭遇，都不算旷古奇闻。世风如此，小小一个医院院长，真难对他做更高要求了。

焦先生说，这是天大的道德问题，我想补充一句说，这个天大的道德问题是以天大的道德面目出现的。为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为了人民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为了挖掉帝修反的根子，为了全人类美好的明天，所有这些好词儿，都曾经是全社会把一部分又一部分人不当人的理由。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些词儿的“所指”进行更科学的分析，指出它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误讲或误读，但是总不能说它不是好词儿。我始终相信，任何一个社会，总是好人或者希望当好人者居多，要用什么词儿把一个社会“调动”起来干什么事，那词儿非好不可。当年希特勒就是运用这个原理，拿“国家社会主义”和为德意志民族争取“生存空间”的词儿，几乎把一个民族，包括这个民族引以自傲的知识精英哲学博士医学教授等等，调动成为杀人犯。“社会主义”自然极好，“生存空间”也不是什么坏词，没有一个民族需要“死亡空间”。而我们中国的词儿，又远非那些东西可比，使用它来调动“一部分人视另一部分人为仇敌”(焦文语)，真是易如反掌。所以，那么多的人在对别人干了那么多极不道德的事，公布书信，偷看日记，盯梢告密，陷害检举，上线上纲，批倒批臭，乃至再踏上一只脚，置之死地而后快，良心上却安稳得很。为什么?因为这是为党为国，忠心耿耿，界限分明，立场坚定，比起现在的贪官者流，偷了一把钱，天天挨咒骂，还得跟着别人骂，大大地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就是说，很道德的词儿既可调动大家干很道德的事，也可以达到相反的目标。在后一种情况下，就叫做全社会的道德滑坡，就叫做集体无道德。集体无道德之可怕，就在它被集体认为有道德。事实上，它在当时的确和真正的集体有道德，例如学雷锋见行动等等，当做同等崇高的品格。当然，究竟是集体有道德还是集体无道德，最终还看它对集体是有利还是有害。拿前述的运动整人来说，整来整去，且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大家不把人当人看，大家也就当不成人，所以才有“文化大革命”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直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头上，总算集体悟出它的不道德来。可见其破坏之大，远非任何道德败坏分子办得到的。

所以，我要仿焦先生的句式说，较之五六十年代戴上道德面具的集体无道德，我宁肯选择今天万众痛恨的个别无道德。我这样说，并无为当代的腐败分子评功摆好之意，只是算定这种东西即使再横行再猖狂，总是千夫所视千夫所指，迟早要背时。我怕的倒是有人在反对道德骨坡的好词儿之下，召回集体无道德之魂，这样一来，背时的就不是少数人，而是全社会的大集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