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语中生存》(原文全文)

本世纪重要的英语诗人奥登，在评论叶芝时说过一句着名的话：“疯狂的爱尔兰驱策你进入诗歌。”这句诗化语言意味深长。仔细思量，这里的爱尔兰，应该不但指的是叶芝的地域意义上的祖国，更主要是指文化意义上的故乡。这个幅员不大的、曾以其强调民族传统的文艺复兴运动着称的国家，是一块文学沃土，先后诞生了乔伊斯、贝克特、希尼等巨匠大师。这归根到底是文化的赐予。

奥登的话揭示了文化的强大制约力。对于一个作家，他接受制约的方式，以及他的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最初和最终这两端，都和语言相连，都依赖于语言，准确地讲是他所使用的语言，是母语。一种语言的最高成就，它的节奏和韵律，幽微和曲折，它的本质和秘密，也是通过最优秀的作家作品体现的。在俄语，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在德语，是荷尔德林、里尔克;英语世界不能忘记莎士比亚和哈代，爱默生和爱伦·坡，而在汉语的天空，最亮的星辰是屈原和李白，是曹雪芹和鲁迅。

一位作家，不管是诗人，还是散文作家，他由写作中获得的幸福感，首先应该是他确信，有人分担他的思想和情感，他的喃喃自语正被千万只同一种语言的耳朵倾听。共同的生存境遇，让他和他的读者有共同关注的重心，明白什么样的声音连着最深的疼痛，什么样的话语常在心和喉之间往返。而共同的文化背景，则使他们能够听得出哪是正色厉声，哪是弦外之音，哪些静默不亚于洪钟大吕，哪些笑声其实是变形的哽咽。他与他们之间，不需要解释，暗示即是全体，相比条陈缕述，更多的是相视莫逆。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家最可怕的情形之一，便是从母语中离去，不论是主动的出走，还是被动的放逐。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往往就此终结，至少是黯然失色。这是汉语的张爱玲的悲哀：一从去国赴美，她亮丽的歌喉遽然喑哑，因为英语的子民听不懂更不要听那些弄堂深宅里旧式家庭的悲欢恩怨，那些畸形的心理，微妙的龃龉，残酷的报复，看不分明也不耐烦看。那些变幻的月色，霉绿斑斓的铜香炉，那些自几千年历史深处生长出的东西，对于他们，这种距离不会比横亘两大洲之间的那片水面更近。在看管公寓的美国老太太眼中，张爱玲只是一个孤僻的房客，“好像有(精神)病”。这便是英语世界里她存在的意义。她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红楼梦》研究，想来一定会体味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肃杀悲凉，既从书里，更从书外。她被迫缄默，因为没有听众。

这同样是俄语的布罗茨基胸中不去的郁积：被逐出俄语天地的诗人，在飘扬的星条旗下安下了家，却无法进入它的语言。“语言起初是他的剑，接着成为他的盾，最终变成他的宇宙舱。”宇宙舱隔绝了人与太空，在异质的语言环境中隐退于母语的诗人同周围人群疏离。无话可讲每每意味着无路可走。所以他要给当时苏共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写信：“我属于俄语，属于俄罗斯文化。”尽管他后来也尝试用英语写作，但诗人的情绪和潜意识作出的反应却远非美国式的。

这也是德语的托马斯·曼心中难解的纠结：为躲避纳粹迫害，他远走美国。日耳曼文化的骄子，诺贝尔奖的得主，合众国欢迎的客人，却也感到巨大的失落。“我的作品只是一个译本，影子一样的存在，而我的族人连一行也没读过。”他对自己小说的英文本毫不在乎，对德文版却字字计较。他对人讲：“我喜欢这房子和花园，但是要死的话，我还是宁可死在瑞士。”因为瑞士毕竟是德语文化区，既然有家归不得，能够在德语氛围中安顿一颗倦旅之心，也总算是聊以自慰。那种无奈，令人想起唐代诗人贾岛的“无端更度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很难找出例外。康拉德算是一个? 这位波兰人的后裔，以一系列瑰丽深邃的海洋和丛林小说，赢得一片英语的喝彩声，但不要忘记，他曾在英国轮船做水手长达十几年，早在写作之前就已是英语的臣民了。相比之下，倒是他的同胞显克维支的小说《灯塔看守人》中的那个老人更有代表性。他飘零异国，孤苦无依，日日同海浪涛声相伴，一册偶然得到的诗集成了最深沉的抚慰，因为它是用祖国波兰的语言写成的。那么，是纳博科夫? 这个俄国人倒是以其魔术般的文体而成为英语文学的一代巨擘，但不要忘记，这位沙皇司法大臣的孙子，童年即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同样也是在其生命的生长期，就移植进了另一块文化的土壤，有充足的时间完成一次文化的重组和再造，磨合和融汇。相比之下，更真实的是他的英语成名作《普宁》里那个流亡的俄国老教授，温厚善良却处处碰壁，只好躲进俄罗斯古代文化中寻求安慰;更普遍的是比他更年长的俄国流亡作家，从蒲宁到爱伦堡再到茨维塔耶娃，在法语的巴黎，他们出版俄文报纸和文学杂志，以此维系和那片土地的关联。当一切联络都被切断，剩下的就只有语言了。而只要还有语言，就不能说最悲惨。都德的《最后一课》之所以震撼人心，便是由于侵略者不但占领土地，还禁止被征服者使用自己的语言，企图借此抹煞一个民族的记忆，那才是最彻底的劫掠和杀戮。

因此，一个优秀的作家，首先必定是为他的同胞写作、以赢得他们的赞誉为目标，此外的其他动机都是可疑的，尽管今天信息高速公路已将全球连接成一个村庄，尽管一部作品可能进入不同语言，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但即使如此，有些深处的东西仍然无法转译传达，无法获得对等理解。它们涉及的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一种文化的深层编码，它们都被封存在母语里，对一些人会敞开，对其余人却长久缄默。我们如何使美国人懂得为什么“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同样，一个精通所谓处世智慧、每每以“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相夸示的汉语读者，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理解俄语中对苦难和献身的一往情深? 作为一种衡量尺度，语言的可靠性甚至远在肤色之上。余光中问得尖锐：“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我们只能在母语中生存。一个汉语写作者，与其孜孜于让外国人说好喝彩，梦寐以求登上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台，不如潜心倾听他生息其上的那片土地的歌哭，用母语的音符谱写一部部交响乐或者一支支小夜曲。晚年寓居巴黎的屠格涅夫曾写下这样的话：“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思念着我的祖国的命运的日子里，给我鼓舞和支持的，只有你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只有对母语抱着这样的爱，才能够把握那一支族系的血脉，贴近那一片土地的秘密，从而成功地记录、描绘和抒写，使自己的生命借助作品得到延长和扩大，使生存变得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