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仓小人》(原文全文)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了许多利禄熏心、品格低俗的封建士子形象，大都是剖析他们的自私灵魂，极尽鞭挞之能事。书中的正面人物不多，不过是寥寥十来个而已。就中，庄尚志这个人物，可说是作者塑造的他所认为最理想的儒士典型之一。这庄尚志是“南京累代的读书人家”，十一、二岁时就能作赋，名满天下。将近四十岁了，“闭户读书，不肯妄交一人”。封建皇朝的统治者，常常要搞些“招贤纳士”的花样，于是就传旨招他到京城“引见”。书中第三十五回，就写的是他奉旨引见的一段事。引见的一天，皇宫里用的是“传胪”的仪制，好不威风。朝见之后，还特意要他在“便殿朝见”。进了午门，特赐禁中乘马，走过乾清宫，在便殿里面见了皇上。不料，正当皇上垂询他治国安邦大策时，他忽然“头顶心里一点疼痛，着实难忍”，疼得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只得含痛说：“容臣细思，再为启奏。”躬身告退了。回到住所，摘下头巾一看，原来头巾里有一个大蝎子。于是庄尚志只好苦笑说道：“臧仓小人，原来就是此物! 看来我道不行了!”从此就打消了人仕的念头，坚决地“恳求恩赐还山”，皇上无法，只好送他五百两银子，“允令还山”了。

这是一个很深刻也很耐人寻味的细节。作者并没有交代清楚蝎子是哪里来的;是否有人偷放在头巾当中，偷放蝎子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作者秘而不宣，让读者自己去揣摸。有的读者，或许认为这不过是偶然性的事件，未必蕴蓄着什么用意;有的读者，或许为作者泻染的那种迷信气氛所迷惑，认为这是《儒林外史》的一种宿命论的表现。

但我总以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吴敬梓，并不会随便安排这个细节的。近来，有一些文学史家考证出这个细节是有来源的。吴敬梓并不是凭空想像出来的，而是采用了前人笔记中的一则佚事写成的。明朝的《治世余闻》(据传为陈洪谟着)下篇卷之三，载有这样一则佚事：

予因忆昔年吴康斋马弼征聘至京，有旨次日早文华殿引见，康斋预似数事，将口陈，夜宿于朝房，挂其巾于壁，熟寐，因起迟，仓皇戴其巾以入。及见上，询问再三，马弼俯首不能对，叩头而已。令左右送出左顺门，朝士谓曰：“此正敷陈时也，何以不言?”马弼皱眉，乃去巾观之，有二、三大蝎子啮其顶，肿痛不可忍……。

明朝谢肇淛的《文海披沙》卷二里，也载有这同一则佚事。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吴敬梓是根据这则佚事写出“庄绍光引见”来的。因为采撷前人故事加以再创造，在《儒林外史》中是朋比皆是的。大家知道，着名的那一段“侠客虚设人头会”，也是从唐人笔记中采撷来的。这是吴敬梓艺术创造方法之一，并不奇怪的。

如果这个论断不误的话，那么，我们倒可能看出吴敬梓创作这个细节的真实用意来了。原来，《治世余闻》等书中所载的是宫廷政治的黑暗现象。把持在皇帝周围的权奸小人，嫉善如仇，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去破坏贤言忠谏的。向头巾里放蝎子，就是他们一种阴谋陷害的手段。无怪乎在作品中，当庄尚志发现是个蝎子时，不由得骂了一句“臧仓小人”。按臧仓的典故，出于《孟子》“梁惠王下”。战国时，鲁平公要接见孟子，被臧仓从中间阴谋阻止了。后人便把臧仓形容为一种进谗害贤的小人。吴敬梓虽然没有道破头巾中蝎子的来源，但提到了“臧仓小人”，这用意也就十分清楚了。

我对《儒林外史》三十五回的这一点理解，不知是否准确，但我想，蝎子究竟是谁放进去的，这并不是最紧要的事，重要的是作家吴敬梓善于选取最深刻而又最生动的细节去揭示一种事理，隐而不显，深沉有致，虽然着墨不多，却能使人玩味，令人产生深刻的印象。这却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种卓越的艺术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