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用人》(原文全文)

邓汉祥的《我所了解的段祺瑞》一文，谈到张作霖与段祺瑞之离合，说他衔段之命五赴沈阳，与奉张接触。有一回，他在同张部师长姜登选闲谈中间表示看不出张作霖有何过人之处，姜于是对他说：“你不要把我们这位胡帅看简单了。我举两件事，你便知道其为人。郑鸣之(郑谦)秘书长的前任，是一个外省人，被撤换后并无下文，于是我同几个朋友替他去说情。我说大帅待人，一向都很厚道，某秘书长撤换后，未派其他差使，生活都成问题。张的回答是：‘我对他并没有什么，不过他做了八年的秘书长没有同我抬过一回杠，岂有我八年中，都没有做错一件事么，只是奉承我，这样的秘书长，用来何益?’其次有一个姓吴的旅长，做大豆生意，亏空了军饷二十四万元。这个旅长正在打算逃跑或自杀的时候，被张知道了，……张愤恨地指责说：‘你这小子有几个脑袋，你敢亏挪军饷，现在怎么办?’这旅长说正想自杀，来生再来报答大帅。于是张又说：‘你这小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只值二十四万元。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有钱用吗，你好好把军队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

两个小故事，却确实可以看出张的过人之处。

张作霖懂得：“岂有我八年之中，都没有做错一件事么”，失误总是会有的。这就需要身边的人及时指出，以匡不逮。这应该是秘书长的一项重要职责。如果他是根本发现不了有何失误，那就是不才;如果他是发现了而不说，那就是不忠。二者有其一，此人就不可用了。

不要小看了这种认为自己也会做错事、要求听到不同意见的态度。并不是每一个政治领袖军事统帅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比如曾经横行华北的袁绍就做不到这一点。官渡决战之前，谋士田丰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于是把他关起来。战争的结局证明田丰是对的，自己却错了，于是把他杀掉。这种态度比起张作霖来，就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

不要把张作霖的这种态度说成是民主作风。明智一点的能够弄出个局面的人物大都愿意耳边常有一点不同的声音。封建时代的政治家魏征也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嘛。在这一方面，张作霖所能够做到的也就是这么多，决不会再多一点了。他所要求的，或者说他所能够容忍的，只是他的幕僚(说得难听点是他的奴仆)进几句逆耳忠言。他并不懂得近世政治学所说的议会内反对派的积极作用，我们看他的实际表现吧。共产党员李大钊，国民党员路友于，对社会舆论颇有影响的新闻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他一概杀掉。由此也就可以看出他容忍不同意见的限度了。

对于那一位亏空了巨额军饷的旅长，张作霖不但不给处分，还照旧让他带兵，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如果因此把他看作一位对待部属很宽仁体贴的长官，那就把他看得太浅了一点。使用甚至重用有过失有劣迹的部属，自古以来就是奸雄的手段。曹操的《求贤令》是大家都知道的：“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 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 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这里曹操讲了齐桓公重用管仲的故事。管仲可是个“分财利多自与”，“三仕三见逐于君”的人，名声是很不好的。桓公就是靠他成就了霸业。曹操表示，他也愿意这样重用名声不好的人。比张作霖稍早，袁世凯也是这样干的。当年《时报》载有《袁世凯之隐衷》一则，说他“于属吏，则专以贪黩不识字之流为爪牙”。①

如果以为因为是用人之际，人才难得，一时从哪里去找那么多的正士，于是不得已，退而求其次，那些亏空军饷的，盗嫂受金的，贪黩不识字的，都得将就使用，那么我们并没有看清奸雄的深心。干脆说吧，他们正是因为这些人亏空军饷，盗嫂受金，贪黩不识字，才觉得更可用，更好用。有些老于此道的人是不喜欢用干净的部属的。有劣迹，有污点，有恶名，有对头，也就是有辫子抓在长官手里了。齐天大圣的头上给安装了一个箍。必要的时候，一念紧箍咒，你就得服服贴贴。这样的部属岂不是比那些无法给安上箍的要好使用得多吗? 如此看来，在一些缺乏政治经验的天真的人认为是缺点之处，却正好是使他们被使用被提拔的优势。在这里不但无德可以是优势，无才也可以是优势。无才，当然也就不能自立，除了奉命唯谨以保持功名利禄之外，再无任何思想，这当然是最让人放心的部属了，可以大胆使用，大胆提拔，决不会有一天不听调遣的。因为他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并不是凭他的本领得到的，而是因为我的恩惠得到的，都是我可以随时收回另赏他人的，他敢不俯首贴耳唯命是听吗? 如果他自以为有点才能，有点本领，这人就没有这么好用了。

流行过一句民谚：“女子无才便是德。”其实何止女子呢。从齐桓公、曹操直到袁世凯、张作霖那时候，无才便是德，因为无才，除了忠爱之心别无可恃;无德便是才，盗嫂受金这些事也就表现出了他的心计胆略等等了。

读历史，古代史也好，近代史也好，总不免遇到许许多多颠颠倒倒糊糊涂涂的事。

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