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长期的长期的》(原文全文)

我是在1948年8月3日上午十时到香港的。

下轮船，被接我的朋友接到他的家里暂住。而朱自清先生写给我的信，已先我而到了。

在我离开北平(当时的名称)之前，朱先生正在替我出版一本诗集，为我作序，替我找出版者。一到香港，就看见他给我的喜讯，说出版的事情有八九成把握了。

回忆那年自天津上船，一路风平浪静，同行者有几个广东籍的同学，我已开始向他们学广东话。

我们全都是统舱客，在甲板上打地铺，痛吸海风，想睡就睡。中途在上海，又会见了许多想见的朋友，有人请吃饭，有人送旅费，有人做向导。后来在船上，又结识几个旅客。可以说是过了一段颇为逍遥自在的日子。两个星期的海上航程，使我的体重增加了大约七磅。

后来才知道，在这一段时期，正是朱自清先生胃病加剧，体力更加衰弱的日子。而在离开北平之前，却只见他坚定地沉着地做着他认为应做的工作，其中包括替我出诗集这件事情。每次想到这事，把我当时的海上逍遥和他的辛勤劳瘁拿来对比，总免不了感到深深的歉疚。

一个人年青的时候，总有许多事情，可以被人原谅。事情做错了，总有人说：“他还年青。”但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多么愿望当时没有做过那些错事。

记得当时，我把一大叠手稿交给朱先生，就认为自己的责任已了，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是增加了朱先生的负担。直到后来，上海某一杂志，在“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辑”中，影印出来一页朱自清先生的手迹。在这封朱先生致某作家的信中，才知道朱先生，为了我那本诗集，曾费了多少心血。

在那封信中有句话说：“我决定用心写一篇序”。我看了这信，才知道朱先生为我写的那一篇序，是花了许多心思的。才知道当时朱先生要我替他找许多新出版的诗集来看，原来就是为了写这篇序做准备工作。

我8月3日到香港，8月13日就在香港报纸上，看到朱自清先生逝世的消息。

这消息来得是这样地突然。但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新鲜的事情，而是“无独有偶”的了。

1946年7月4日上午十一时半，在歌声中离开了昆明。汽车在西南公路上急驰。每日我全在车上站着，大脑小脑，整天地被山岭和田野的清风吹洗，觉得非常痛快。4日晚到沾益。5日晚到普安。6日晚到安顺。7日早到贵阳。11日离开贵阳，15日到宝庆，16日下午到湘潭，就听见闻一多先生被害的消息。离开我和闻先生最后一面，不过是十天光景。当时我听到这噩耗，就如被人打断了脊骨，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如今写到此事，眼泪还是夺眶而出。

朱先生死时，我并没有那么难过。如果说闻一多先生是天空的响雷、霹雳的电火，那么，朱自清先生就像一口深深的井。和朱自清先生接近的两年，多少使我学到了一点坚忍沉潜的精神。十几年来，我都在努力学习朱自清先生，尝试着用朱自清先生待我的精神，对待年青的作者，而且我知道这个工作是长期的，长期的，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