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长的流水》(原文全文)

十三四岁的时候，我是多么不懂事啊。

一

我家住在平原上一个很小的小村庄里，不管眼睛往哪儿看，全都是平展展的土地。我常常想，山是什么样的呢? 比白杨树还高吗? 站在最高的山顶上，离天还有多远呢?
一九四三年春天，党把我送上了太行山，我这才明白，原来山是石头的。山上有古庙，有绿葱葱的树林。山下，有一条长长的小溪，它弯弯曲曲地往下流，流到什么地方去。我觉得，我是在一个甜蜜的梦里。
我们全家人，都从山东跑到冀南来参加了革命工作。真气人，去年敌人几次大“扫荡”，到处都盖起了炮楼，挖了一道道的封锁沟，把我们冀南抗日根据地割成碎片片了。话又说回来，要不是这样，冀南区党委党校也不会搬到太行山的小村庄里来住，我也就看不见山了。
来到太行山的第二天，组织部的王干事把我叫了去，问我：“这里有整风大队，也有学校，你想整风还是上学?”
我想了想问：“和我一起来的大同志都干什么?”
王干事说：“当然罗，他们都整风。”
我毫不犹豫地说：“那找也整风。”大同志干的事，都是最有用、最光荣的，我还能落后吗?
没想到，旁边坐着一个女同志，她插嘴说：“你这么小个孩子，整风干什么，上学去吧!”
我盯了她一眼，她脸上有许多黑点点，看那样子，也是刚从平原上来的。我很不满意地顶了她几句：“噢! 光许你整风，不许人家整风? 我偏要整风，看你把我怎么着!”
王干事笑了：“好好，叫你整风。”他转身对那女同志说：“你看她小哇，她从九岁就到革命队伍里来了，当过宣传员、交通员，被敌人逮捕过两次。叫她先整整风，提高提高思想也好。”
我很想对那女同志说：“怎么样? 这一下把你那嘴堵住了吧?”她却笑眯眯地站起来，拉着我的手：“那就走吧!”
我把身子一扭：“你是干什么的呀?”
王干事急忙站起来说：“我还没给你介绍呢。这是李云风同志，枣南县妇救会主任，现在是整风六队的小组长，就把你分配在她的组里，以后要听她的话。”
我心里想，真倒霉!
来到女同志宿舍，看她那个热闹劲吧。又是跟房东借大盆，又是去担热水，还拿出她的手巾和肥皂，下命令一样对我说：“脱了衣裳，洗!”
嗬! 这是干什么呀，热气腾腾一大盆水，又不是宰猪哩。我站着不动，她推了我一下：“先洗头。”
我一当上交通员，为了工作方便，就剃成个光秃了。我觉得挺委屈地说：“人家连一根头发丝儿也没有，洗哪家子的头哇?”
“没有头发，上边也有土。”
“没有土怎么长庄稼呢?”
“我看你又调皮，又不讲卫生。”
“在敌占区，人家整天滚得象个泥蛋蛋，也没人叫我洗这洗那的，就是你那道道多。”
不管三七二十一，她伸手把我的头摁进水里，看这一顿洗哟，从头到脚，她差一点剥下我一层皮来。洗完了，她喘着粗气说：“看! 比一个小猪强多了。”
我噘起嘴说：“人家那一身土气儿，是从冀南带来的，叫你这一收拾，连一点家乡味儿也没有咧。”
“等你学习好了，再回去嗅你那家乡味吧!”
忽啦，大门外涌进来十多个女同志，梳两条长辫子的，短发的，一个个唱着，大声说笑着。她们不再梳假髻了，也不再装成个农民的小媳妇儿了。一离开敌人的眼睛，看把她们疯的，都想上天呀! 她们一看见我，就围上来嚷开了：“我们队又来了个女同志? 噢! 这么小哇?”
“这不是个半大小子吗? 头发呢?”
“你也整风? 给您提个意见，你哭起来怎么办?”
我说了声：“你，你才爱哭呢!”一下子冲出了包围圈，不叫她们七嘴八舌地评论我。
又一个女同志，倒是还有点农民大嫂子的味道，从门外端着饭进来，笑眯眯地对我说：“咱们是一个组的，我叫玉珍，给你打晚饭来了，你和云风快吃吧。”
我们吃着，她不眨眼地看我，要是我的脸皮儿薄，早叫她看臊了。谁也没有问她，她就说：“我是三分区妇救会的，是背着孩子到太行山来的，现在把孩子放到老乡家去了。”好象她不说说，心里憋得慌。
晚上，十二个人睡在一个大炕上，她们给我挤了个空，左边是玉珍，右边是云风。玉珍在灯下给她的孩子缝夹袄，云风到房东屋里去了。我指着她的空被窝，悄悄问玉珍：“她好吗?”
玉珍作了个老大娘的表情：“咳! 好着哩，高中毕业，抗战前就在济南领导学生运动，叫韩复榘抓到牢狱去三次，都是她爹用银元把她赎出来的。她爹是个商人，有一次对她说：一个大闺女家，整天在外边胡闹腾，不害羞?家里又不是没你的饭吃，你要是再叫人家抓了去，我有钱也不白白糟蹋了。云风说：你害羞，你就在家吃你的饭吧，我要是再叫人家抓进去，请别再糟蹋你那钱啦。她爹把胡子一撅，乓! 摔了个大茶壶。就从那，她跑出来再也没回去。现在是我们县的县委委员了。”
嗬! 不简单!

二

我们全队十多个女同志，就数云风年岁大，也数她老资格，人们都喊她大姐大姐的。整风嘛，有的女同志心眼儿小，听到一点意见，就回到宿舍来偷偷哭。我心里想，还是你们爱哭吧?我一次也没哭哩。大姐却悄悄地把人家叫出去，坐在门外的石头上，低声地说呀说，有时候说到半夜，她们才回来睡觉。
不知道为什么，她怎么偏偏对我那么厉害呢? 人家都念一本本的大厚书，她却给我找来了小学的语文和算术课本，从第一册到第八册，很不客气地对我说：“除了看整风文件，你要抓紧一切时间，把这些课本读完，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学会，还要学会加减乘除，马虎一点也不行。”
看! 我还没有长大，就有了一个婆婆。
我们住的这个村，正在闹反霸斗争，佃户们有了什么事儿，也来问她，她大步大步地迈着，去给人家想办法。谁家日子过不去了，她坐到人家炕头上，给人家出主意。连两口子打架，婆婆对儿媳妇不好，她都去劝说。人家谁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呢? 她一点也不客气，就象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她只是一个县的妇救会主任，好象全中国都属她管着哩。老乡们看见她，眉里眼里都是笑意。两个婆娘一面锣，三个婆娘一台戏;她和大嫂子们说笑起来，她自己就满够一台戏了。偏偏一走到我面前，她的脸儿也变冷了，声音也难听了，好象我上一辈子该她二百钱没有还她。她翻着我的笔记本说：“你把字写这么潦草! 一笔一画地写嘛，还不会走路，就要跑。”
我可真生气了，你们写字不都是哗啦哗啦一写一大片吗? 怎么偏偏不叫我写快了呢? 人家大小也是个干部哩，听报告的时候，就不叫人家记录个什么的?倒过去竖过来她都有理：“记录的时候，可以写快一点，回来一定要清清楚楚地抄一遍。”咱敢不听吗? 人家是婆婆哩。
我们住的房后边，就是那条长长的小溪。它的两岸有很多好看的石头子儿，长的，圆的;粉红的，雪白的。我把每个衣兜都装满了，象蛤蟆肚子一样鼓着，跑起路来哗哗直响。每天吃罢了晚饭，我就跑去找，一直到天黑才回来。大姐早摆出我的课本等我哩，进门就问：“野够了吗?学习!”
老实说，在敌占区，我一个人到处跑惯了，愿意学习就学一会儿，不愿学就玩一玩。敌人三天两头来，还要钻地洞，没有人象她这样，两只眼睛老是盯着我。看看别人，整风就是整风呗，我可倒好，还多了一层麻烦事儿。没办法，坐下来学! 可心里总觉得别扭，就盯着她的眼睛说：“你说话象刀子挖人一样，不好听。”
玉珍在一边说：“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心眼儿可好着哩。”
我扭头顶了她几句：“当然你说她好了，你的孩子没衣裳穿，她脱下褂子来，做成小衣服，送给你，就把你的心拴住了!”
“嘿嘿!”玉珍笑着，“不信你等着瞧，你要是没衣裳穿了，只要她有，也会送给你。”
“我又不是吃奶的孩子，我才不要呢。”
大姐拍了一下课本，忍住笑说：“这就是我送给你的，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我一面学习，一面把脸拉得老长，嘴噘得老高，总想法鼓捣出点声音来烦她的耳朵。学习完了，她老半天地望着我，叹了一口气说：“你呀! 唉! 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我用白眼珠斜着她：“我这也不算小，三年前，我在宣传队就是排级干部待遇了。”
“哼! 你叫我又想哭又想笑。”
我指点着她的眉头：“你呢? 你也叫我又想哭又想笑。”
她哈哈大笑着，一把捉住我，捶了我一顿。
有一次，我没头没脑地问她：“你有几个孩子了?”
“两个。”
“谁给你看着?”
“他姥姥。”
这天晚上，我躺在被窝里，她不声不响地补我那破棉袄。是啊，秋天过去，冬天又要来了，柿子树叶在一片片地往下落，落在小河里，水也有点凉了。她拉着长长的线，唱出很好听的歌，说是个摇篮曲。这一会儿，我觉得她挺可爱的，就悄悄问她：“你想孩子了吧?”她不点头也不摇头，只是默默一笑。我劝她：“别想啦，他姥姥会心疼他们的。”
哗地一声，满屋子女同志都笑了。玉珍小声对我说：“傻丫头，人家还没结婚呢。”
我才不信呢，天下还有二十八岁不结婚的吗?我气呼呼地问她：“你到底有没有婆婆家?”
她哧一声笑了：“我那是逗着你玩的。”
我使劲把被子往头上一蒙：“你自己不害羞，自己负责，我管不着。”
玉珍把头伸到我被窝边来，悄悄对我说：“她有一个很好的爱人，前年刚说要结婚的时候牺牲了。”
噢! 我的心沉下去了，偷偷瞧了瞧大姐：她的脸是平静的。微小的灯亮，在她眼里闪着光，她又唱起了摇篮曲：

宝宝，你好好地睡，
风儿等着你，带你到无边的海洋去，
闪电背着你，带你到遥远的天空去……

玉珍哑声说：“听见吗? 是她自己编的，她还会作诗呢。”
我心里久久地想着，诗，什么叫诗呢?

三

从这以后，我觉得有点喜欢大姐了，她脸上的雀斑点点，也好看多了。有一次，我照着镜子想，我要是有那么白的脸，上面也有那些小黑点点，该是多么好。
一惹她生气的时候，我就想起，她爱人牺牲了，急忙不叫嘴噘着了。可是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我怎么也忍不住了。她给别人提意见，总加上“同志”两个字，说到我身上，一口一个小刘长小刘短的，好象我不算是一个干部哩。整风嘛，别人都有个什么阶级意识、立场，什么什么主义。我呢? 她真瞧不起我，连个名词儿也不给我下，好象我是个偷瓜摸枣的野孩子，就配叫她这么直打直地数落我：“小刘不用功，不踏实，连个加减乘除还不会，就有点骄傲自满，不往远处看。革命需要我们干的还多哩，我们又会什么呢?”
散了会，她又教我功课。人家肚里的气还没有消嘛，我就狠狠地对她说：“一个鬼子加上两个鬼子，等于三个鬼子，这么一加，那三个鬼子也死不了。”
她又气又笑地说：“你这样想? 那就什么也别学，等着吧!”
我说了声：“当然等着，等到明天早晨，我一顿吃四碗小米干饭，喝五碗野菜汤。”管她爱听不爱听呢，我撒腿就跑了。
跑到小河边，我脱了鞋，坐在一块明光光的大石头上，把两只脚丫儿伸进清清的水里泡着，两手打着拍子，唱起歌来：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一只小鸟，歪着头儿，从石头缝里瞧着我，好像在说：“你唱得真好，再来一个。”那还用说嘛，我一个接着一个唱下去，越唱越有劲儿。我好像在指挥着一个合唱队，小风一吹，水中一个一个闪亮的波纹，像许多只眼睛看着我哩。
我一共唱了十五支歌。天黑了，回到宿舍，我还一面唱着，一面解扣子钻被窝。
大姐一把揪住我：“没有那么便宜，你还没有作功课哩。”
我只好又拿出本本来，让她教我。她要开始教了，又忍住笑，两眼盯着我说：“你会吃小米干饭，能喝那以多野菜汤，就很不简单了，还学这个那个的干什么?”
我立刻又解扣了说：“咳! 那就钻被窝儿呗。”
她笑着，捶了我一下：“把你喂肥了，又不能宰着吃，没人白白养活你，学!”
整风到八个月上，发生了倒霉的事，大姐长了一脖子淋巴结核疙瘩，叫她到卫生所去休养。她对玉珍说：“你来教她高小的功课吧。这孩子够聪明，就是太浮躁，管严一点才好。”
她又对我说：“我有时候很性急，说话不好听，你可以骂我，恨我，可是不好好学习不行。”
听了这话，我没有生气。想起了这样一件事：在我们老家，把大姐长的这种疙瘩，叫作气瘰疙瘩，说是人生了气，才得这种病的。我想来想去，觉得很难受，大姐走我也没听见。忽一下子，我闯出门去追她了，追了二里多，她听见了我的脚步声，猛一转身，在那条山间的小路上站住了。我紧张地望着她脖子上的疙瘩说：“你长这个，是叫我气的吧?”
她握起我的手，说了声“不!”就淌泪了。她立刻打开书包，拿出一个很新的黑皮本子，递给我说：“用它写日记吧。每天写，锻炼思想，锻炼手笔。”
我一声没出地点了点头。她又弯下身来，无限亲切地嘱咐我：“将来你会明白，革命需要有文化的好干部。”
这一次，我顺顺当当听了她的话。我第一次写日记了，开头我写着：
“大姐走了，她病了。晚上看见她那空空的床铺，我想哭一场。我明白了一件事，她对我好……”

四

整风学习完了以后，我又去上了半年中学。在敌人对太行山最后一次“扫荡”中，我病了，每天发一场疟子。也叫我到卫生所去休养，和大姐住到一个屋里去。
我跑进门，她大喊了声“小刘!”向我伸出两只胳膊。她瘦了，因为缺乏必需的药品，淋巴结核串遍了全身，她的一条腿完全不能动了。我一头栽到她怀里，说不出的难过。八九个月，我多么傻呀，就不知道来看看她。
只住了一天，我就看出来，她整天一个人坐在门板床上，性情变温和了。我这一来，她高兴得不得了，对我说话，比从前好听多了。
我发过高烧，呕吐老半天，头疼得睡不着，老是跟她说这样一些话：“我家门口，有一块大石头。”“我娘会做粉条煎饼。”“我姨家有一棵杏树，长的杏又大又红。”我自己也不明白，我这是想家了。
每当这样的时候，她就急忙拄着双拐，坐在我床头上来，叫我喝一些开水，轻轻给我唱一支好听的歌：
唱吧，你快乐的风，
你走遍全世界的高山和海洋，
全球都听到，你的歌声……
她的眼睛，通过小窗，望着远远近近的太行山顶。有两朵雪白的云，在蓝天上慢慢向东流，高山仰头望着它，好象在说：“我们怎么就飞不起来呢?”一阵秋风刮起，大山还是纹丝儿不动。风好象说话了：“不行，大石头们，你们太重。”
大姐还是在歌唱着风。
医生用针灸，把我的疟子制住了，叫我养一养。这时候，大姐要看我写满了日记的黑皮小本子。我很害羞，也有点怕，慢慢吞吞递给了她。她打开一看，默默笑了，正要往下翻，门外突然有个生人说：“小刘住在这儿吗?”我说了声：“我住在这儿，你是谁呀?”说着，他就进来了。
我不认识他。他有三十多岁，蒙着白羊肚子手巾，化装成个农民的样子。他自我介绍说：“我从冀南六分区来，到延安去，路过这儿，你娘叫我给你捎来点东西。”
一听“你娘”两个字儿，我的泪水立刻涌出来，三年，我没有看见娘了，那人从包袱里，拿出两双白亮亮的细布袜子，递给我说：“冀南的同志们，老房东们，都很想你们，盼着你们学习完了快快回去，快反攻啦。”说完，他迈腿就要走。大姐着急地说：“你歇一会嘛。”“不! 我还要赶路呢。”我急忙追着问他：“我娘说什么没有?”他回过头来：“噢! 说啦，好说她很好，叫你别挂心她，好好学习，不要病了。”
我抱着两双袜子，低头走进门来，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大姐不满意地说：“真是个冒失鬼，就不给咱们多说两句儿。”
我忽然想起了袜子。敌人的封锁，又加上两年灾荒，我们冀南的同志，三年没发过衣服和津贴了。我没有手巾，每天洗了脸用衣襟擦干。棉衣拆成单，单的穿成破片片。有了两双新袜子，可真是“财主”了。我立刻蹦起来，把其中的一双往大姐手里轻巧地一放：“这一双你穿吧，你从去年冬天就没袜子穿，你的脚又坏了。”
大姐点了点头，眼圈湿润了。她把袜子细心看了看，满意地放在身边。又打开我的日记说：“你很快就要回去了，让我好好看看你这半年来的思想。”
她一页页地看着，突然皱起了眉头，我就有点心跳。她指着本子说：“是啊，你进步很快，可是……”我就怕“可是”两个字。她偏偏要说：“可是，你看看你写的这是什么? 我念给你听：中学的算术太难了，我第一不当供给部长，第二不当会计，学这些干什么? 长大了，我要干一件最不用脑子的工作……”她仰起脸来问我：“什么工作能不用脑子呢? 除非你不革命了，当神仙去。”
看，是不是? 我就知道她的脾气改不了，厉害劲儿又上来咧。我耷拉下脑袋，不听也不行。她又翻开一页说：“老师批评了你几句，你就在日记上这样骂人家呀? 不叫人家批评，你怎么能长进呢?”
好家伙! 我浑身上下都是缺点了，每根汗毛都长错地方了，脚趾头也太短了，耳朵不该东一个西一个，腿肚子也不该脸朝后了。我的脸越拉越长，反正是没好地方啦，不好就不好吧。
她只管看日记，没有注意我，又往下说：“你看，你每天都这样检讨：我不用功，要求自己不严格。怎么光检讨不改呢?这样下去，不是变成个兵油子了吗?”
我象当头挨了一棒，愤怒地望着她。整风的时候，我听说国民党里才有兵油子哩，他们歪戴着帽。趿拉着鞋，抽大烟，抢人家东西，打内战，陷害了我们那么多新四军，都是混帐王八蛋。她怎么敢把我和他们相比呢? 我的泪水一下子气出来，伸手拿过那双袜子，不送给她了。我要送给小喜去。她和我一起到太行山来的时候，脚上打满了血泡。她是个老实巴结的小闺女儿，从来不说我长说我短的。
大姐愣住了，想笑，又把脸绷起来，一句话也不说，低头用红笔批改我的日记。她愿意怎么批就怎么批，反正那日记本我也不要咧。
晚饭号响了，我把饭打来，往她面前狠狠一顿，她盛上一碗小米加黑豆干饭吃着，说：“把整风精神全忘啦? 又变成了蝎子的尾巴。不能动啦? 光叫顺风吹着你长? 把你放在神台上，供着你长? 拿轿抬着你长?”
我嘴上说：“你管我怎么长啦? 反正越长越高，不会越长越短。”心里却有点怯了，按整风的精神说，我是有点不虚心哩。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一听见人家批评，怎么就象身上着了火一样呢? 一直到熄灯，我们谁也没理谁。
深夜，整个太行山都在静静安睡，只有我睡不着。风儿不刮了，树叶不响了。天边的月牙儿，好象怕人家把地球偷走了，默默看守着。远处，有一条小瀑布，哗哗哗，日夜不停地往下流，往下流。忽然，东面很远的远处，传来咕咚、咕咚深沉的炮声。是啊，今夜我们的平原上，在打仗了。打哪个县城呢? 封锁沟好过吗? 城墙好攻吗? 平原，我想你了。
大姐在她的门板铺上轻轻坐起来，小窗前立刻现出一个清秀的黑影。窗外遥远的天边，三颗小星星在眨眼睛。她静静地望着窗外，自言自语地说：“这炮声，这炮声……”
又沉闷了。她要是能和我说上一句话，多么好。不! 她还生我的气呢。我翻了一个身，她忽然小声问：“小刘，睡着了吗?”她的声音多好听啊，我差一点哭起来，说：“没有。”
“想什么哪?”
“想平原。”
又停了很久，她说：“在苏联，有一个叫高尔基的，小时候，他是个很苦的孩子。有一次，姥姥把他送到伏尔加河边，他上了大木船。……”
就从这，每夜睡不着了，她就给我讲故事，讲保尔，讲《铁流》，讲《祥林嫂》，她知道的可多哩。听着她讲的故事，就象有一种甜蜜美妙的东西，在我心里慢慢融化着。天上的小星星，也好象会说话了，太行山在点头笑，树叶也会唱歌了。我回想着小时候和过去的很多事，一切都变得更有意思，更美好了。

五

在白天，她看书，或是想着别的事，我烦了，就叫她讲故事，她不讲，我硬摇着她的膀子说：“讲，讲。”她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点了点头，找出一本大厚书，往我手里一塞：“去! 自己去看。”
这本书叫《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可叫它迷住了。看完后，又跟她要第二本，第三本……当我还给她第五本的时候，把书狠狠往她面前一摔，埋怨地说：“赶是你会讲呗，说了半天，都在这上边写着哩。你光叫人家念第一册第二册，不叫人家看大厚书。”
她笑了：“谁说不叫你看啦? 你原来没打好基础嘛。”
“你说，这样的好书有多少? 我几天才能看完?”
她忽然从床上下来，用一只腿站着，把她的褥子被子一卷巴，嗬! 老天爷! 不知她从哪儿鼓捣来的，褥子底下铺的全是大厚书。在平原上，我看见这个同志的挎包里有两本，那个同志的枕头底下有一本，好象都跑到她这儿集合来了。有革命领袖的政治书，有中国古时候的小说，我第一次看见了“鲁迅”这个名字。我愣了半天，忽然觉得，我是一个从家乡那小小村庄里爬出来的、多么可怜的孩子呀。在我的前面，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广阔美丽的世界，我还一点也不知道哩。
大姐又把褥子摊开，坐在上面，老半天地瞧着我说：“等把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打开，那里有一楼一楼的书，都是我们的，你说，你几天能看完?”
我一把抱住她说：“大姐呀! 我还是个傻瓜哩!”
这是一九四四年的秋天了，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柿子，鲜艳的山里红。花椒也熟透了，在绿叶丛中，偷偷瞧着蓝天白云和重重的山峰。小报上登出河北平原打胜仗、收复了八个县城的好消息。大姐又欢喜又着急地说：“小刘，快! 去叫医生!”
我登登地跑着，恨不得把我的劲都使上，叫她一下子好起来。孙医生来了，没有特效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照常给她拿些药来，抱些好书来(这我才明白，那些书，都是他给好抱来的)。他老半天地低声说着话，安慰她，直到她平静下来，他才离开。
没有别的办法，她就给她工作的县里写信，写给县委书记，写给区妇救会主任，写给那些大娘大嫂子们。问她们生活有什么困难，问孩子们可好。写完了，她就叫我去打听，问问有没有回平原的人，好把一封封的信捎回去。
我的身体一天天健康起来。忽然，通信员大喊着跑进来说：“小刘! 快收拾东西，叫你马上出发，跟最后一批整风队的人，回冀南平原去。”
“啊!”我大叫了一声蹦起来，回头一看，大姐咬着唇，浑身在颤抖。我上前抱住她，多么想背起她，一块回到我们的岗位上去呀! 她努力忍耐着，推开我说：“把你那些破烂东西扔过来，我给你收拾收拾。”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抱给她，欢乐和痛苦一起来抓我的心，我傻愣愣地站着，不知道干什么好了。
忽然，我看见了那两双雪白的袜子，在我那些破烂东西里面，象珍珠一样闪着光，我的脸一下子热了。大姐正要给我打进背包里，我上前按住她的手说：“留下一双吧，那一双是你的。”
她说了声：“不!”把我一推老远。我又去按住她的手，哭着说：“人家一时的过错，你就一辈子不原谅了吗?”
“不!”她扳起我的脸来说，“好孩子! 你这次回去，不一定分配到什么地方，一时半时，恐怕见不到你娘，就是把鬼子打败了，在我们的身后，在峨嵋山上，还有秃老蒋那一双狼眼睛在盯着我们。你人虽小，在你的前面，艰苦的道路还长着哩。”
我们紧紧地抱着，我哭得说不出话来了。
外面集合号一响，她推开我，急忙给我打好了背包，又递给我一个紫皮的小本子说：“用它写日记，在反攻的日子里，写得越详细越好，多给我留下一些印象吧。”她的脸是苍白、庄严的，默默向我一挥手。
望着她，我一步步退出了那间石板盖的小屋。
一路上，我的心很沉重，身上背着两双袜子，就象背着一座大山一样。
三天的行军，在最后一个高高的山顶上，忽然看见了辽阔的华北大平原。一条条小路，通向战场，通向家乡的河边。家乡啊，我的平原! 回头再望望亲爱的太行山，在重重高山的后面，在一道深深的山谷里，柿子核桃的树荫中，有一座石板盖的小屋。我的大姐，还默默守在那个小窗前，静听着高山的瀑布，日夜不停地往下流，流向村庄，流向遥远的树林。
低头再看看我自己，这脚，这手。两年来我的一言一行，唉! 高山，平原，你们有一个多么不懂事的孩子啊。

六

回到平原，我在文工团工作，这两年紧张而又欢乐的生活，使我简直把大姐忘了。直到蒋介石发起了全面内战，我们要开拔到中原战场上去。出发的头天晚上，一个老大爷找我来了。在我面前，老人默默打开了一个小包袱儿，拿出来两双雪白的新袜子，还有一件粗毛线背心。他用手托着那背心说：“这是她，在太行山一下一下纺出来的。”
我的心猛一跳，急忙问：“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一年了，住在我们村。”
“她的腿好了吗?”
“唉! 怎么说好呢? 锯下去一条。”
“啊!”我痛苦地大叫了一声，想起了那双袜子的事。“老大爷，是不是太行山天气冷，她没有袜子穿，把腿脚冻坏了?”
老人摇了摇头：“唉! 反正是环境艰苦，什么原因都会有的。”
我一下子坐在床上，万分难过地自言自语着：“她残废了，不能工作了。”
老大爷说了声：“不!”两眼愉快地睁大了，“她还是我们县的妇救会主任，天天拄着双拐，去东村，去西村，风里雨里，她走得快着哩。这会儿，正在叫妇女做鞋袜，叫男人组织担架队，你们在前面走，随后就去支援你们。”
我上前握起了老大爷的手，想让他把我的问候带回去。可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上来，只把那个写满了日记的紫皮本子，默默交他带走了。
这三年，在前线，有胜利的欢乐，更有艰难的路程。在枪林弹雨中，我一看见那些英勇奔跑的担架队，和紧追队伍送粮食的赶车老人，也就象看见了大姐。她拄着双拐，在风里，在雨里，和千千万万的父老兄妹在一起，和前线的同志在一起。
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回到了北方，当我远远望见了太行山，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太行山，我亲爱的太行山! 在你的怀抱中，我所丢掉的那些，我所得到的那些，在战争中，在生活的道路上，我渐渐都懂得了。
我十五年没有看见大姐了。一九六○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一位地委书记说，她在他们那里作地委党校的校长，多年如一日，她都辛勤刻苦地学习、工作着。这次也到省委来开党代会，住在国民饭店三楼，我又高兴又激动，一口气跑上楼去，心急地忽啦推开了门。大姐正在窗前站着。她猛一转身，我跑上去把她抱住了，没有说出一句话，我哭了。她流着满脸的泪说：“别哭，我很好。”
我从上到下，轻轻摸了摸她的假腿和假脚，心，颤抖了。我站起来，仔细望着她，她的头发有白的了，一双眼睛还是那么活泼年轻，却显得更深沉更慈祥。
她把我拉在身边，上上下下望了我一遍，微笑着说：“还记得太行山我们住的小屋子吗?唉! 你总算是长大了。”
我忽地又想起了那双袜子的事，想哭也想笑，一下子扑在她怀里了。她轻轻拍打着我的手说：“那样的一双小黑手，写起文章来了。每次看见你写的文章，我就想，小鬼! 不用脑子不行了吧?”
我偷偷一笑，立刻为难地说：“这比当初学文化还难，文学要求一个人懂得东西太多了。”
她立刻站起来踱着步子说：“是呀，不容易! 当初把我的腿锯下去一条，我想，我再也不能走路了。可是我走，走，终于又走过来了。所以我相信，人既然能走第一步，也就能走第二步，不要让任何东西绊住你的脚……”
几句话，说得我心胸开朗起来。我闭上眼睛，好象看见了她，在一步步地学着走，走。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立刻打开她的书包，拿出两个小本本。“噢!”我狂喜地一把抢过来，紧紧抱着，这是我那最初的两本日记，黑皮的，紫皮的，我急忙打开了第一本。
大姐说：“我总想找到你，把它送给你。现在有用处了吧? 可认识认识那个调皮的小家伙吧!”
我忍不住地笑着往下翻看，那歪歪扭扭的小错字儿，胡乱用的标点符号，她都用红笔细心给我改过了。还有我那最初的自我检讨：“我不虚心，不用功，我这个贫嘴，一天到晚总爱瞎叨叨……”
我真的又看见了她，那个又野又傻的小丫头儿。在她里面，有平原上秀美的白杨树林，有太行山长长的流水;有激烈的战斗，也有平静的月夜。那些日子里，大姐给予她的一切，都是永远珍贵的。日月的流逝，洗去了我童年的虚荣心，我爱大姐的亲切，也爱她的严厉，更受她那颗忠于革命、忠于人民、永远年轻向上的心。
我抬头一看大姐，心情又紧张起来，都长这么大了，我还是容易只想到自己的事情：“大姐，你哪?”
她对我默默一笑：“还记得孙医生吗?”
我点了点头。
“你们走了不久，他送一位生病的负责同志到延安去了，后来又去了东北。过了好几年，他找我来了，我们生活得很好。”
我跳起来，重新紧紧抱住她，把她轮了两个大圈，抹了一把泪说：“你这次回去，一定代我，代我骂他一顿。”
“哟，为什么?”
“为什么?谁让他在太行山的时候，不偷偷告诉我说：‘我爱上你的大姐了。’看他装得象个面人儿一样。我以为，他从家出来的时候，他娘没教给他叫他在外边娶个媳妇儿呢!”
大姐一把扯住我的衣襟，哈哈笑着说：“死丫头，走! 这次跟我回去，把你这一套话儿，亲口去对他说一说。”

1962年8月1日于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