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原文全文)_1

我平生不大照相，也不大喜欢照相。
不过也并非绝对。
我的第一张照片摄于1935年。那年我博山初中毕业，记得是“文凭”上要用，所以照了一张。不久抗战爆发，家乡沦陷，这张照片连同“文凭”也就不知去向了。到1939年，我年方弱冠，才又在宜昌照了一张，为什么要照这张照片，已经记不清了。这张照片倒是保存下来了，从面容上看，尚未脱去农村孩子的质朴和憨气。以后到了恩施、重庆、昆明，几年间都没有照相，好像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主要原因，恐怕是生活不安定，没有这份心思。这样到了1964年还是1947年，才又在香港照了一张，是和廖沫沙、林默涵、洪遒的合影，大概正值我的生日，朋友们约我照的。
建国初期，生活变了一个样子，环境不同了，我照相的兴趣也就好像增加了一些。首先和朋友们的合影多了一些。譬如有一张，是和严辰、萧殷、朱葆光一起照的，很亲近、洒脱的样子，不错。又譬如，和《人民文学》同志们的合影以及大家去北戴河旅游的照片，都能引起我的一些饶有兴味的回忆。特别是，1951年春天，我和赵宗珏结婚，照了一张，那时毕竟正当盛年，神情英爽，很是难得。五二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那时我们住的小羊宜宾胡同三号(《人民文学》编辑部)还有一个后院，大约是1953年春，我们一位亲戚为我们在这里拍了一张，我抱着孩子，孩子手中拿着一枝迎春花，我的爱人偎依在身旁，背后有小树，镜头不错，朋友们看了都说，“真是电影镜头!”我们自己也感到很满意，随即放大了一张，挂到墙上。以后我们又有了两个孩子，照相的机会就多了，有“全家福”，有他们的单照，有他们的三人照，有他们的放大照，有他们爷爷奶奶来北京时的合影，这些都给他们的童年留下了幸福、温馨的记录。这个照相的旺盛时期一直持续到1958年，我戴着“右派”帽子下放塞外才算告一段落。平时观赏这些照片，朋友们的且不说，单看孩子们稚气、天真的神态，心头就总有一种甜蜜的感觉。有些照片照得如此可人，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只是镜头的一刹那，就出现了一种神奇的景象。
我一生除了书，没有什么财富，但我有了这些照片，我就觉得更富有了。
可是怎么也没想到，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66年，一阵大风把我的“赏心乐事”一扫而空。“造反派”一帮人突袭寒舍，不问青红皂白，搜的搜，问的问，暴风更兼骤雨，最后把我的一部分书籍、信札，连同我的所有照片(包括底片)，“得胜回朝”地带走了。我怅怅然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我的家门。
我不知道他们拿了这些东西去干什么。
若干天内我神不守舍，不知怎么打发日子。那时我上班要挨群众斗，回家要挨院子里人斗，这些倒算不了什么，我自知没有什么“大事”，而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们的那批照片，特别是孩子们的照片。我仿佛感到，我所失去的不是照片，而是孩子们的童年，我感到歉疚，只是因为我，才使他们失去了最可珍爱的东西，我对不起他们。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 我和我的爱人昼思夜想，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向亲戚们求援，希望他们将过去寄赠他们的，寄还我们几张，多少弥补这个损失，多少得到一点慰藉。试了一试，结果也并不佳，我们并没有收到多少，这真令人失望。
我就带着这种失望和歉疚的心情，1969年11月被发配到河南“五七干校”去了。
干校的劳役生活可以一笔带过，不多说了，三年“毕业”，1972年11月又回到北京。我在干校期间，尽管没有多少空闲，却也还是没有淡忘照片这件事。
然而，人事有不可逆料者。
一天，1974年的一天，外文局办公室有人打电话到《中国文学》，找吕剑。
“我是郭宝芹，你能不能到我这里来一下，我在二楼× × ×室等你。”
我怔了一下，又有什么不祥的事情! 但我还是如约而去。我见到了郭宝芹，我们通常叫他小郭。屋里没有任何人，他指着桌子上一个大包说：“这是你的!”
他告诉我，他经过一个大房间，在门口，看见里面地上有一大堆东西，并且发现就在这一大堆东西上面有一个大包，上面写着“吕剑”二字，他感到很惊讶。这是预备处理的一堆东西(可怜这一大堆!)。他连忙悄悄的把“吕剑”这包东西带回房间，打开一看，里面有几本书，少量信札，主要是照片。
我听了他的叙述，迫不及待，也打开一看，果然就是我的一包东西(不是全部抄家物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当时想了些什么，说不清，总之，心情是恍惚的，复杂的。看起来这纯属偶然的，要不是小郭是个有心人，并且关注着我，我的这批珍宝，就只有付之一炬的命运，永远不复存在了。它们是幸存者。小郭是我的大恩人，我没有忘记道谢。
“不谢。我只希望你能送我一本书，作个纪念。”
正好这个包里有我的一本诗集，我就签名给他。我们无言地紧紧地握了握手。
我一下班，急忙带着这包照片回家，一家人的惊喜就不用说了，这真正应该好好庆祝一番，喝上几大杯“二锅头”才是。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写道：“世间失而复得者固有，但恐怕失而不可复得者居多。”我居然有幸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失而复得!”我的孩子们的美好的童年又回来了，我的心中，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也感到平静、轻松多了。
但我还是不明白，发生在那个年代的这类事，借用邵燕祥的一句诗，到底是“可悲的喜剧，还是可笑的悲剧”?

199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