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0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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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翅的鸟和网里的鱼》(原文全文)

40年代初寄身闽西北一处山丛里时,我曾经写过一个题为《折翅鸟》的短篇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困居古庙的乡村私塾师,年纪虽还很轻,心境却已经衰老不堪,十年如一日地过着自怨自怜的日子,觉得自己是一只折翅的鸟,长期陷入可怕的网罟无力自救。这位私塾师的形象并非完全出于虚构,原型是我一个在邻村一所私塾里坐蒙的堂房表哥,他出身书香之家,仪表不凡,自许甚高;但空怀大志,中学毕业...

40年代初寄身闽西北一处山丛里时,我曾经写过一个题为《折翅鸟》的短篇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困居古庙的乡村私塾师,年纪虽还很轻,心境却已经衰老不堪,十年如一日地过着自怨自怜的日子,觉得自己是一只折翅的鸟,长期陷入可怕的网罟无力自救。这位私塾师的形象并非完全出于虚构,原型是我一个在邻村一所私塾里坐蒙的堂房表哥,他出身书香之家,仪表不凡,自许甚高;但空怀大志,中学毕业后竟找不到上进的机会,只好屈就没有希望的“猢狲王”,长年和一些泥腿农家孩子为伍。因此,一有闲空,他就来我的村子,把我拉到村前溪岸上,并肩坐着诉说他的寂寞和愤懑,有时甚至声泪俱下,痛不欲生。这个印象十分深刻,《折翅鸟》的产生也就是一种宣泄。作品在刊物上发表后,招来了一些非议,责备我的情绪过分灰暗。有一位朋友独具慧眼,指出我可能受到俄罗斯文学大师安东·契诃夫的影响,并且说:“契诃夫笔下有两种调子——悲伤的和乐观的;《折翅鸟》的主人公却在一条黑暗的盲巷里跌撞,他看不见半丝亮光!”

的确,一篇作品的诞生,首先来自作者的生活实感,但也不能排除他所接受的文学影响。提到这一点,就不能不说一说自己对契诃夫的倾心热爱。在这位大师色彩未免有些灰暗的画廊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人物,其中不少是知识分子,这在他的戏剧作品里尤为明显。人们都知道,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契诃夫都力图回答那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应该怎么办? 契诃夫生活在19世纪末期的动荡年代,苦难人民的呻吟已变为愤怒的吼叫,整个大地都在剧烈震颤,使得一些知识分子陷入彷徨失措的境地。他们有的沉醉在往昔的光荣里,有的被淹没在平庸生活的陷坑里,有的徒然向往于未来的美景却缺乏行动的勇气。契诃夫早期戏剧《伊凡诺夫》的主人公,那个由坚强勇敢一变而为软弱萎靡,痛感自己所属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最后只能以自杀来结束无望的生命的不幸者,那个经常出现在俄罗斯文学里的“多余的人”的后裔,你听他是怎么自责的:“我曾经年轻过,曾经恳切而真诚,也不是傻瓜;没有人像我那样爱过,恨过,信仰过;我有过希望,一个人做过十个人的工作;我和风车比过武,拿脑袋碰过墙;我不自量力,不懂什么是生活,把重担挑了起来,结果被压断了背脊,扭坏了筋骨;我匆匆忙忙在青年时期就用尽了精力;我像喝醉了酒不顾一切地工作、劳动,不知道什么叫做节制。”可是,对于这样一个和生活搏斗过来的人。生活又是多么残酷地报复了他呀! “我精疲力竭了,30岁一觉醒来,我已经老了。已经穿上睡衣了。我像影子一般,在人海漂浮,带着我沉重的头、倦怠的心,无精打采,疲劳过度,满身创痕,没有信仰,没有爱情,也没有人生的目标,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到底要求些什么! 我已经毫无希望,永远完结了。”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三十五岁就已经疲惫不堪的人,因为自己一钱不值的努力而希望幻灭,精神残废了! 尽管这个人物出现在上一世纪一位外国作家的作品里,我在倾听他这种劝告和自责时,还是忍不住眼睛发潮,心灵打颤。我就拿契诃夫剧中人物的形象和自己实际经历中的风闻作印证对照,觉得那位文学大师不仅描绘了当时的俄罗斯,也描绘了我所生活着的中国,请看一看,契诃夫剧中人物和我自己周围的人们的面貌何等相似,彼此竟然都是拥挤在黑暗的盲巷里的无告者,都是挣扎在网罟里的折翅鸟。

现在已经记不起当时是不是从契诃夫得到启迪和鼓励,反正是在满天阴霾和遍地呻吟的情形下,自己本着“眼见为实”的原则,根据切身经历把所见所闻作了尽可能真实的描绘,那就是完成于40年代那些经常被指责为色调过分灰暗的作品。而且,在把《折翅鸟》收入集子时,我索性改题为《在网罟里》,并用作集子的名称。这样做,目的显然不止是为了暴露使知识分子遭受困厄的病态社会,更是为了鞭挞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

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没有摆脱过陷身网罟的命运。被尊为圣人的孔仲尼不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吗? 这种对权贵不可或缺的人身依附,成为知识分子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传统,也就是长期笼罩在他们精神上的网罟。屈原的自沉汨罗,就是在这一点上痛遭挫折的特出例子。杜甫的毕生贫困,更显示出诗人良知和王权依附的严重冲突。早年读杜甫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时,曾引起我对“诗圣”悲惨遭遇和凄苦心情的久久沉思。诗人初到长安,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日子;后来好不容易谋得一官半职,有了一个暂且安身的地方,把妻子从洛阳接到一起,可不久又不得不把她送往奉先县,自己不辞辛劳,两地奔走。你看他在诗里先用嘲讽口吻说自己“老大意转拙”,还以王者之佐自命,说什么“窃比稷与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依然找不到出路,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不能忘怀黎民百姓的苦难;而且“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因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转念一想,“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也无须去做些干谒王公权贵的行径,甘愿老死风尘,与草木同朽。“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又觉自己毕竟不能像巢父和许由那样去隐遁,只有“沉饮聊自遣,放歌颇愁绝”,借醉消愁,狂歌自慰而已。对自己的情怀作了这样的剖析以后,接着就描写起旅途上的景色来了。在“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和“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的季节里,凌晨路过上有天子所住骊宫的骊山,“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真是一片歌舞升平,非凡的享受。正是宫阙中这种穷极奢靡的生活,引发出诗人的无穷慨叹,笔下涌现出惊骇千古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最后终于写到了自己辛劳旅程:“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真是历尽艰险呵! 可是,到了自己的家,迎接他的又是什么呢? “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犹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虽然秋收丰登,儿子却还是饥饿而死了。这自然只能责怪自己的贫寒无能。但诗人立刻想到那些苦难更为深重的人们,因为自己毕竟出身官宦世家,享有一些特权:“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在这样的时候,“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才感到“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无法避免情绪的纷乱了。我觉得,没有比杜甫在这首诗里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可悲怜的心态。尽管诗人既有实际生活的感受,也有不平甚至愤慨,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臣民的身分,自己对权势者的倾心和责任,连同自己所享有的些微特权。诗末所说高齐终南山的忧思,正好说明了诗人陷身于人身依附的网罟里的徒然挣扎。

杜甫青年时代漫游齐鲁时曾写过《望岳》一诗,抒发他对泰山的崇仰,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句,自视甚高,抱负不凡。随后困居长安,应考失败,处境狼狈,就在投给尚书左丞韦济的诗里大发牢骚,写出“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句子,很为自己所属的一群鸣不平。可是,就在同一诗里,仍然自述志趣在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要上辅圣君,下惠庶民。无奈时运不济,实在施展不了自己的抱负,就又自怨自责,发出“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 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的喟叹来了。其实,诗人说自己被微官所缚,实际上是为自己人身依附的观念所缚。在这一时期里,他曾千方百计谋求仕进,到处向权贵们投诗献赋,但毫无效果,竟潦倒到“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丝”的地步,终于对素所信奉的儒术也表示起怀疑:“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到了离开长安去秦州时,他在怀念李白的诗里,更出现“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那样悲怆的句子。他历举屈原、司马相如、扬雄、陶潜诸人不幸遭遇,自然是出于自伤的情绪。所以到了晚年飘泊西南时,他就干脆自嘲为“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了。看起来,对自己所属这个阶层中人可悲怜的地位和命运,这位穷诗人有着十分深切的体会。事实上,也正因为既被笼罩在人身依附的网罟里却又想挣脱它,才毕生坎坷而无法从穷愁潦倒的困境中自拔。

在思考过去时代诗人们的命运时,我还特别不能忘记稍后于杜甫的白居易。这位以“乐天”为字、晚年又以“香山居士”自号、标榜“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且曾大写其“闲适诗”的诗人,其实,貌似逍遥,内心却极其痛苦。县不说他入朝为官时就以“远坊瘦马”自喻,后因“忠以获罪”而再次被贬,又以“笼鸟槛猿”和“天涯沦落人”自称,莫不泄露出壅塞心胸的积怨。此后他虽曾在忠州种过荔枝,在杭州赏尝过好山水和美鱼酒,在苏州也是以诗酒乐身,过了一些“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十只画船何处居,洞庭山脚太湖心”的闲散日子,写下许多歌颂自然胜景的诗篇;但在退隐洛阳以求独善不久,打击仍是接踵而至:友好故交有的被杀,有的亡故,连心爱的乐妓和骆马也都遣散出卖,于是,只能“在家出家”,过起“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都不应”的虽生犹死的岁月。不待说,和杜甫贫穷到“乌儿重重缚,鹑衣寸寸针”的地步而客死湘江的境况相比,白居易的晚景算得上十分幸运。可是,我在读他晚年以禽虫鱼鼠作题材的寓言小诗,例如关于蝙蝠的:“千年鼠化白蝙蝠,黑洞深藏避网罗;远害全身诚得计,一生幽暗又如何!”及关于池鱼的:“濠梁庄惠谩相争,未必人情知物情;獭捕鱼来鱼跃出,此非鱼乐是鱼惊!”此外还有关于兽、鸟、畜、鼠等等的,哪一种受惊吓、被屠杀的不是诗人的自喻自悲呢? 在这样的时候,什么闲适呵,超脱呵,岂不都是徒然的自慰自嘲吗?

上面我只说了杜甫和白居易两人,其实,在过去那个时代里,几乎所有的诗人,包括后来的欧阳修和苏轼,他们的遭遇也大致相似。关于欧阳修,且不说他遭冤被谪的困顿经历,单看他的名篇《朋党论》,就道尽了历史上知识分子被囚禁和受杀戮的种种惨状;每次读到晚唐年间“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的往事,想像当时情景,实在不寒而栗。苏轼则先以直言获罪,后又以诗托讽,终至被关入监狱,几乎丧生。至于清代的文字狱,只要看看九辑《文字狱档》的记载,就知道喜欢多话的知识分子所得到的是怎样惨酷的报应。乾隆年间有一位天才诗人黄仲则,他特异的秉赋曾被称为“谪仙人复出”,在贫病交迫的困境下只活了三十五岁,却为后人留下了两千多首好诗词;约在二十岁左右他就写过一首自我描绘的诗,内中有“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名句。我曾经作过设想,如果把历代诗人自悲自叹的诗篇编纂成史,对知识分子来说将是一面令人哀伤的镜子,从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们在精神上都是一些折翅的鸟和网里档 鱼。

回想起来,写作《折翅鸟》和那些几乎都蒙有一层阴暗色彩的作品时,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遭遇,也许还没有形成像现在这样 明 确的观念;但在当年那种窒息的空气和严酷的环境里,已经使我无法摆脱作品中的低沉调子。我觉得,这就是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宿命。而且,在写作过程中,我愈益发现“折翅鸟”精神上的残缺,就是对待生活的消极态度,总觉在生活强有力的压迫下几乎完全无能为力,不得不自我委屈,选择一条比较容易的路,即使明知这样做其实是一种对自己颇为残忍的行为。面对我的人物,我手里的确擎有一根鞭子,它不仅是为了抽打他们的,同时也在抽打我自己的灵魂,因为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和他们血肉相连,心心相应。如今我在坎坷泥泞的道路上辛酸跋涉,身心交瘁,已成为一个白发如麻、步履蹒跚的老人,即将临近生命的终点。重读青年时期那些色彩阴暗、调子低沉的旧作,内心充满难以排解的哀伤和困惑……

什么时候,人们才能不再重复契诃夫作品中那个执拗的“怎么办”的问题呢?

1989年8月6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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