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闹花灯》(原文全文)

正月十五闹花灯，是我们家乡的风俗。
其实，刚一入秋，人们就开始为花灯忙碌了。
秋天，松树由翠绿变成暗绿，松树上的“松碗儿”熟透了，松碗和松籽落在地下，我娘就让我把“松碗儿”和松籽用扫帚扫成堆，装在小面袋里背回家。
一到深秋，地里光了，农民闲下来了。我娘把我扫来的松碗和松籽用筛子筛、用簸箕簸，挑选完以后，用碾子碾成粉。
一过年，娘将这些松粉用棉纸包起来，包成像城里人吃的“天津包子”大小，用油泡起来，这就是庄稼人自做的灯。家家户户都准备了一盆一盆的“灯”。
正月十五，圆月高悬。
村里响起锣鼓声，这是秧歌队正准备出发。
我娘将一盆“灯”用火柴点燃。火苗跳跃着，青烟袅袅升起，一股松香味布满屋子。我提着小盆，到外边放灯，几乎同时，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出来放灯。
门口放上几个;路边，隔几步放上一个;十子路口，放上几个;井台，放上一圈;然后和伙伴们结伙到野地里，在祖坟的每个坟头上放上一个……
你就看吧，到处是灯。路口、路边、谷场、坟场，到处都是闪烁的灯，一行行一片片，像天上的银河，像一片片密布的繁星，美极啦!
最让我不解的，野地里的灯自个儿会跑。飘飘乎乎地向西南方面跑，我非常纳闷。
邻居的哥哥告诉我，那是些屈死鬼怨死鬼，他们每个头上顶着一盏灯，去重新作人，我听了，心里一阵阵害怕。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这是空气流动的缘故。就像我们看到月亮在走，其实是月亮周围的云朵在飘。
“放云灯啦——放云灯啦——”有人在喊。
我忙向村里跑去。
我有个大爷叫玉衡，为人非常善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向人发过脾气，就是对猪对牛羊也从来不打不骂。他是个大孝子，他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为了让母亲长寿，年年十五他都放“云灯”。
我跑到他家门口，他将几个“云灯”拿出来。
“云灯”又叫“孔明灯”。
用细竹片儿捆绑好架子，外面糊上纸，像大巴斗似的。斗口有个十字交叉的细竹杆儿，十字中间挂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大灯蕊，灯蕊用油浸透。
两个人用手抬着云灯，玉衡大爷将灯蕊挂在十字架上，点燃灯蕊，火苗子呼呼上窜。因为云灯又高又大，火苗烧不着周围的纸。就见云灯四周的纸鼓起来，云灯晃动着，大人们忙用手将云灯拉紧，云灯憋足了劲儿，人们一松手，云灯摇晃着垂直升起来，升到夜空里，像一颗星星似地飞走了。
我们这些孩子呼喊着去追云灯，跳过土坑和田埂，漫野地里追呀跑呀。云灯的灯蕊烧完了，它就落下来，我们再把它取回来，换个灯蕊再放上去。
我们在野地里跑呀，一边跑一边仰头看着天上的云灯，一不小心，就会摔个跟头。跑得快的跑到前边去了，我跑得慢，落在后边。空旷的原野里只剩我一个人，前边小伙伴们跑远了，连喊声也听不见了，周围是灯，远处的灯在飘着。孤零零的，我害怕了，真怕遇上个取灯的鬼。
我吓得忙往村里跑去。
回到村里，锣鼓声更响了，扭秧歌开始了，我忙向村东头跑去。
那时，我们村里有剧团，不是专业演出的，全是庄稼汉，他们爱这个，唱的是河北梆子。我记得他们经常演出的戏有“辕门斩子”和“鞭打芦花”。
有时他们在地里干活，这边地里一边扶犁一边扬鞭，唱起了“杨延昭”。他的唱声一停，那边地里耙地的一边在耙上晃着身子一边接上了“佘太君”。“佘太君”的唱声一停，另一块地里的“八千岁”又跟上了。
初春的田野，一片翠绿望不到头的春耕图，树上喜鹊叫，地里人在唱。农民的黄金年代。
正月十五，剧团变成了秧歌队。
秧歌队前边是放焰火的，一个墩墩实实的“小钢炮”，里边装满花药，一点燃，火花喷起，像城里大宾馆前的喷泉。后来我读诗词，读到“火树银花”一词时，马上想到那情景。
放焰火的后边是锣鼓队。
两面大鼓，用木头搭的架子，要四个人抬着，大鼓放在架子上，两个人用粗大的鼓锤抢圆了敲。鼓锤上系着红绸子，红绸子翻飞着，鼓声像雷似的，似乎能把人的五脏六腑都震得晃动。大鼓后边是金钹，八面金钹，每个金钹上也都系着红绸子。八个壮实的小伙敲舞着金钹，沉重的金钹在他们手里像是摇动着羽毛扇似的，他们后边是小锣鼓。大鼓的沉重粗犷声和小锣鼓那清脆欢快声，巧妙地结合着，他们都懂“锣鼓经”，像城里的洋鼓号队一样，也是一套一套的。
锣鼓队后边是秧歌队。
他们都是戏装，有带白胡子的老头、俊俏的穿红戴绿的小媳妇、猪八戒孙猴子，扭得像一阵风的。
这时，最出风头的是我的“傻三爷”。
他是我爷爷的亲兄弟，排行老三。每年扭秧歌，他都扮“官太太”，戴着三奶奶的帽子，耳朵上挂着两个红辣椒，脸上抹着锅灰，手里摇着破扇子。他扭得姿式也特别，别人怎么美怎么漂亮怎么扭，他是怎么丑怎么招人乐怎么扭。不是成心晃动着屁股，就是挤眉弄眼。村里有一个新媳妇，羞答答地挤在人群里，三爷扭过去，“挑逗”人家。
在这时，一切悲伤和封建礼教全没有了，人们只有乐。
傻三爷一边扭还要一边回答人们的提问。据说，“官太太”这时说的话是非常灵验的。
“喂，官太太，今年雨水大小?”
“风调雨顺。”
“今年种高梁好还是玉米好?”
“都好，五谷丰登。”三爷总说些吉利话。
“官太太，你看我这儿媳妇生个男孩还是女孩子?”一个老太太问。
“生个带把儿的。”
老太太又是笑又是骂。
据说，“官太太”的话都很灵验。是“官太太”的话灵验还是傻三爷的话灵验? 人们谁也不去追究，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三爷似乎真有些特异功能……
有一次，他扛着铁锨在庄稼地里走，走了几个来回，又站住脚步，往前看看往后看看。
“三爷，你在庄稼地里干吗呢?”有人问。
他说：“以后，就在这地方要修公路。”
人们都笑，这不是不着边际的傻话嘛!
他还说：“以后，这水往院里流，灯头要朝下。”
人们又是一阵笑。人们越笑，他越较真儿，要跟人急似的瞪着一双大眼。
一个长辈，平时不说过日子的话，全是“傻话”。
我的爷爷很生气，说他不争气，要打他。在农村，哥哥打弟弟是天经地义的事。
傻三爷求我去说情，爷爷求孙子，又成了他傻的证据。
我仰着脸，可怜兮兮地站在爷爷跟前，“您不要打三爷。”
“为啥?”爷爷问。
“他说的兴许会是真的。”
爷爷瞪了我一眼，叹口气说：“我们家又要出个傻子。”
现在，我爷爷和三爷那茬人都已作古了，不过，三爷的话都一一应验了，他用脚步丈量的地方，现在修成了柏油路;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灯头朝下;自来水流进每家的院子……
三爷死的是很惨的。吃大食堂那阵子，人们说他美得“疯”了似的，家里的存粮一粒不剩地全缴了出去，每天用筷子敲着碗扭秧歌似地到食堂吃饭。后来食堂不行了，用杨树叶作“人造肉”，用玉米核儿作“人造粉”，吃得人们都浮肿。三爷扭不动了，用筷子敲碗的力气也没有了。有一天，他抱着饭碗依着墙根坐着，到开饭时间了，他仍坐着，人们推他一把，“三爷，打饭啦!”，他躺在地下，是活活饿死的……
月亮偏西了，已是后半夜了，遍地的灯正燃得旺，锣鼓声更响更密，人们扭得更欢，我忽然有个发现，傻三爷的胸前鼓鼓的，咦，他怎么长出两个大“妈妈”? 我们农村，把“奶”叫“妈妈”，他扭着跳着，一不小心，两人“妈妈”掉在地下，原来是扣在胸前的两个窝头，人们笑得直不起腰来。
一切都成为过去，美好的成了回忆，悲惨的也成了回忆，甜和苦编织成的回忆。不过，正月十五那火爆的灯会总是让我留恋。到现在，我们村子从来没搞过灯会。有时我想，傻三爷肯定是个怨死鬼，他在那个世界里，肯定在焦急地盼着正月十五的灯会，他才能提个灯去重新作人。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那样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