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梦(节录)》(原文全文)

引 子

公元1991年初春，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为了纪念赴滇支边二十周年，决定在成都举办一次大型图片回顾展。动议办展览并热心投入的，大多是当年兵团的知青干部。他们有热情，思想活跃，富有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并对过去那段并不辉煌的历史始终取一种基调昂扬的乐观态度。筹备组成立伊始，第一个议程便是给展览取个总标题。标题如同婴儿的名字，寄托人们对于回顾展乃至历史的全部期待。
动议结果，回顾展有了一个相当令人鼓舞的命名：
——“青春无悔”。
总标题之下，还有一段注释性题记，摘自《普希金诗选》：“一切的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我不禁对这位俄罗斯诗人的话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怀疑：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大战，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于原子弹，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么?!
诗人固然离不开浪漫主义的滋养，但是浪漫主义并不等于历史。
1971年春，首批成都知青赴云南支边不久，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十名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岁零三个月的刚刚到达边疆的女知青，在一个静朗的夜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大火过后，人们只在废墟里找到一堆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蜷曲的残骸。当时这件事震动了成都。筹展期间，我们好容易找来女知青的照片，准备放大展出，以志纪念。不料很快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就是没有人熟悉她们和能够弄清这些姑娘的姓名简历。我为此又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到几位死者生前连队的男知青，请他们提供女知青的情况。
然而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场面。知青们搔着头皮，相当尴尬地回忆了许久，终于为我凑出了七个半女知青的姓名。
其中那半个只有姓，据说还不大确切。
岁月悠悠，往事如云如烟。在尘封的记忆仓库里搜寻二十年前那些早已淡漠的生活往事乃至人物印象自然是件不大容易的事，何况我们已经不算年轻，正在或者将要步入人生的中年。没有理由责备我们这些忙忙碌碌的同龄人，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许多纷繁的现实，包括沉重的家庭负担和激烈的生存竞争的挑战。谁能只靠回忆而不是努力工作来打发短促的人生呢?
但是我又没有理由不为我们感到由衷的悲哀。
固然我们将跨入人类更加广阔的21世纪，跨入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但是我们的历史毕竟连接着1971年乃至此前此后整整十年的苦难历程。对任何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相当漫长曲折并布满荆棘和炼狱之火的人生道路。我们也许可以忘掉荣誉，忘掉金钱，忘掉将来有可能高悬于我们头顶之上的种种炫目的桂冠，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忘却苦难，以及由苦难强加给我们个人和整体身上的那种铭心刻骨的历史烙印。
我由此想到“青春无悔”。
倘若那十位已经被人们遗忘并永久沉睡在黑暗之中的少女地下有知，她们会对我说些什么呢?
如果她们有权利重新选择生活，她们会选择“知青”吗?
她们会“无悔”吗?
出门的时候，知青们脸上全都有了歉疚的表情，有人还认真地说了一些讪讪的话。我理解他们，他们不是对我而是对死者欠了一点什么，但是推而广之，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每个知青是不是都对那些长眠地下的同龄人欠了一点什么呢?
我们可以因为知青而自豪，而无悔，甚至很壮烈地炫耀于后人，但是当我们冷峻地直面共和国历史的尖锐诘问时，我们将怎样注释自己那段并不短暂的众说纷纭的人生经历呢?
感谢社会各界，热心的人们为知青展示人生提供了机会和场所。
我因此也获得一个介入现实生活与周旋于历史之间的必然契机。
一个全面审视与观照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心灵之路的绝好机会。

一

1

公元1978年11月10日上午九时，在中国古老的首都北京，着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胜利召开。当身着中山服的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缓缓步入会议大厅，并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庄严肃立时，一个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重大时刻就此诞生并载入史册。中央工作会议历时三十五天，会议批判了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提出和解决了许多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全面的指导思想和奠定了组织路线的坚实基础。
仅仅三天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这一重大消息在国内外激起强烈反响几乎可与粉碎“四人帮”相比。
这天上午十一时，也就是北京那个庄严的会议进入意义重大的主题报告的时候，在云南边陲一个地图上无法查到的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一个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着无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道上。她当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遥远的北京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与她和知青未来命运的关系，眼下她只有一个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快快走完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医院去。
就这样，当这个已经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孕育着自身对于未来的巨大希望，步履维艰地走向分场医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她，死亡的阴影已经张开翅膀。

2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橄榄坝农场七分场值班医生成果木正蹲在墙根下同狗一起晒太阳。
成医生是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小个子男人，年纪大约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出身贫农。成医生原先并不懂医，在部队服役时当过炊事兵，文化程度初小。只是因为后来转业到农场，而农场又被部队军管，才被军代表选拔进“红医班”深造三个月，然后穿上白大褂治病救人。
最初那一阵，成医生并没有对孕妇的到来感到紧张或者惊慌失措。他让一位对生孩子富有经验并且热心的家属大嫂做他的帮手，又从容不迫地将所有接生器械：产钳、剪刀、止血钳、针头一一消毒，然后戴上橡胶手套。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就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婴儿降临。
不料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胎儿并没有马上出世的意思，倒是那个疲惫不堪的产妇很快躺在床上睡着了。医生终于脱掉手套，蹲在屋外抽了几支闷烟。夕阳西下，大田劳动的人们陆续收工回家，伙食团飘出诱人的饭香，胎儿还是没有动静。这是一个需要耐心和责任感的时候，医生偏偏开始感到厌倦。因为经验告诉他，有的产妇会一连发作好几天，他总不能日日夜夜守在卫生所不回家呀!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变得很不公平，因为医生和患者同样需要吃饭和休息，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时间。于是医生在一连看了三次手表之后，他决定立即回家去吃晚饭。医生的家距离分场只有二三里路，步行约需一二十分钟。他吩咐家属大嫂暂时替他照看产妇，有事到家里找他，然后就离开卫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值班医生成果木竟然一去不复返。
晚上九点零五分，也就是值班医生擅自离开卫生所大约两个半小时之后，产妇开始临产。先是羊水破出，疼痛加剧，接着宫口开裂，流血不止，胎儿却迟迟不肯露头。从临床医学的角度讲，这是横位难产的典型症状，必须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家属大嫂并不是医生，她只是凭着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所拥有的全部经验，不断帮助产妇改变姿势，指导和鼓舞产妇战胜困难。于是仅仅过了十几分钟，胎儿心音便自行消失，产妇脸色苍白，陷入半休克状态。
一个令所有产科医生谈虎色变的魔鬼——子宫大出血猝然出现。
产妇仅仅只来得及无力地挣扎了一阵，就昏迷过去奄奄一息。
直到此时，那个孤立无援吓得半死的家属大嫂才慌慌张张奔出大房子，奔回家属宿舍，拉警报似地呼起救来。
九时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农场医院途中停止呼吸，胎儿(男婴)亦未能救活。母子双亡。
十点半钟以后，终于有人在距场部不太远的一间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个烂醉如泥的值班医生。他正人事不省地瘫倒在桌子上，酒瓶歪倒在一边，喉咙里发出一阵阵呼噜呼噜欢快的鼾声。

3

天亮之后，女知青死讯传到山上学大寨工地，舆论大哗，群情激愤。
一个满脸胡碴的男知青在可怕的沉寂中呆立了几秒钟，然后猛地扔开山锄，发疯一般往山下狂奔。他的眼睛凸突，脸色铁青，仿佛一个听到判决的死囚。他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无论陡险的山路，湍急的涧流，幽暗恐怖的大森林统统都不能阻挡他的脚步。当他终于跌跌撞撞出现在卫生所门口时，已经伤痕遍体，头上淌着鲜血，衣服被灌木和刺荆撕成碎片。
但是他还是不可原谅地来迟了一步。
人们沉默地让开一条路，他终于看见白罩单下面覆盖的那个熟悉的身影。年轻的母亲已经超越了在苦难中挣扎的痛苦，完成了对漫长人生的无望追求，好像沉没在暴风雨深处的小船，和她的婴儿并排着躺在一张布满裂痕的硬床板上。有人替他拉开罩单。他看见女知青那张苍白而柔和的脸有如圣母般无比宁静光洁，而他的儿子，那个尚未来得及睁开眼睛便永久地离他而去的幼小生命，他弯弯的眼角和长长的睫毛下面竟然凝固着一粒留给父亲的无比委屈的晶亮泪珠。
男知青惨叫一声，栽倒在地。

二

1

公元1976年金秋10月，平地一声惊雷，中国历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通过种种渠道传到城市、农村、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时，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顿时一片沸腾。作为组成“人民”这个抽象概念的无数个人，他们在激情和欢呼的短暂爆发之后是长久的不平静的等待，他们有理由期待个人前途和命运从此出现转机。
1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予以平反。这是积淤在中国天空中厚厚的政治阴云裂开的第一道缝隙。
此后两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开始发生一系列缓慢却令人瞩目的变化：邓小平复出，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十一大重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平反冤假错案，召开各种会议，恢复高考制度，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等等。这些变化与其说卓有成效，不如说顺其自然。因为作为国家主人的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暂时未能被顾及;工人依然吃大锅饭，农民依旧走公社化的贫困道路，知识青年仍然坚持上山下乡，等等。
次年2月，华国锋首次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提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应当“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以此作为“抓纲治国”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立场，并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拨乱反正设置重重障碍。
同年八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当选中共中央主席。
此后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无不罩上来自“两个凡是”和“三七开”的浓重阴影。
公元1978年度，也就是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进入步履维艰的第十个年头，全国下乡和支边的知青绝对人数已经达到两千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二战时期加拿大全国人口总和或相当于澳大利亚人口的两倍。其中陆续因招工、招干、参军、上学、病退、顶替、落实政策和开后门等公开或非公开渠道回城的约占一半，即一千万人，尚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和等待无望的还有一千万人。
即使在这些数量众多的被称作“知青”的人们中间，由于有下乡和支边的区别，情况也有很大不同;下乡知青插队落户，居住劳动都很分散，同农民一道挣工分。支边(兵团)知青则享受微薄工资(二十六元)，不招工，不招干，过半军事化集体生活，他们大多是1969年前后从京、津、沪以及部分省会城市来到边疆的，“知龄”较短的也在七、八年以上。全国共有十二个建设兵团，拥有知青二百余万人，这个数字约占全国知青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由于兵团知青长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基层连队，不仅物质和精神生活得不到保障，有时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也受到来自大自然和社会的严重挑战，因此，他们要求回城和改变自身前途命运的愿望无疑比任何其他人群都来得更加强烈，更加势不可当。
问题在于，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整整两年，“文革”的上山下乡路线始终未能拨乱反正，知青的生存状况也未得到根本改善，这就必然导致他们对有关政策强烈不满，并加速触发他们与社会对抗的逆反心理。
统计数字表明：仅在1978年1至10月，云南垦区知青非正常死亡人数就高达一百五十三人，另外失踪三十四人。其中自杀三十九人(还有未遂者数十人)，跃居各种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首。
不仅仅云南，在新疆、内蒙、黑龙江、海南岛等全国各大垦区，知青非正常死亡率也急剧上升，其中尤以自杀事件明显增多。由于知青普遍对于前途命运感到悲观失望，因此各垦区人心浮动，社会秩序不稳，暴力事件和犯罪率也不断上升。知青问题同样困扰着城市。仅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长年滞留京、津、沪无故超假不归的知青就达两万多人。
难怪当时一位有远见的农垦部领导在视察了南方各大垦区之后，曾经相当尖锐地指出：“……我们原先天天讲要把知青问题放到路线高度来认识，但是‘路线高度’究竟是什么?培养接班人决不是一句空话……缩小三大差别要靠发展生产，国家每年拿出几十亿来补贴知青的政策亏损，这个包袱不是越背越小，而是越来越大。再下去十年、二十年行吗? 另一方面，知识青年在想什么? 他们为什么不满意? ……”
后来这位领导忧心忡忡地断言：
“……知青问题若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我看迟早要出乱子!”

2

1978年秋，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形成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并报经华国锋批准，作为国务院文件下达并成为今后各地制定上山下乡政策的文件依据。
《四十条》不仅肯定了“文革”以来上山下乡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强调指出：今后“仍然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
《四十条》明确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知青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
也就是说，滞留边疆的二百万知青大军终于盼来与他们意愿截然相反的不公正决定;他们不仅为边疆建设贡献了整整十年的青春岁月，而且最终还被武断地剥夺了作为“知青”的回城权利。

三

1

凌卫民在医院里再也待不住了。
凌卫民是上海南市区人，六九届初中生，原先在景洪农场跃进分场当割胶工，后调入分场小学做勤务。从外表上看，他属于那种家境优裕的有教养的上海人：瘦削、白皙，举止斯文，皮肤总也晒不黑。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技术员。凌卫民从小天赋聪明，口齿伶俐，父母对他一直期望甚高。不料小学毕业，便闹起“文化大革命”，理想变成噩梦，初中未毕业便到边疆当知青，一当十年。
在景洪农场上万名知青中，凌卫民一直是个小有影响的人物。虽然他的影响和知名度从未见诸任何报端和铅字材料，但是领导一提到他的名字却往往感到头痛。
一次在部队，营长要处理一个知青，众人皆敢怒不敢言。凌卫民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营长恼羞成怒，喝令将他用绳子捆了，吊在房梁上示众达八小时。
还有一次赶景洪街，一群重庆知青与人发生冲突，当地人自恃人多势众，将知青围在街当中棍棒相交。这天凌卫民本无事，只因路见不平，便操起一根扁担参战，当即被打翻在地，头上砸开一条大口子。不料送进医院，当地赤脚医生尤其痛恨聚众滋事无法无天的亡命徒。借口没有麻醉药，硬是在肉皮上活活缝了十八针。凌卫民一声不吭，黄豆大的汗珠淌下来，直到手术结束，竟把嘴唇咬出许多血痕来。
如果谁以为凌卫民只是一介鲁夫，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凌卫民不仅敢于主持公道，而且胸怀大志抱负不凡。他读书甚多，兴趣广泛，尤其喜爱伟人传记战争文学，因此对一切顶天立地的人物：凯撒大帝、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尼克松、基辛格乃至曹操、宋江、忽必烈、孙中山一律崇拜得五体投地。1972年“批林整风”，他在农场大会上发言，说古论今口若悬河，竟然同时证明了“英雄创造历史”和“人民创造历史”都是真理，令会议主持人不辨是非刮目相看。
问题在于凌卫民在领导眼中始终有个好逸恶劳的坏印象。在连队，这位能言善辩的口头革命派从不好好劳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遇雨季天或者大会战就泡病号。更严重的问题出在他的世界观上。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体力劳动也就是“与工农相结合”的轻视，抗拒思想改造，不肯主动“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相反，他欣赏“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坚持认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因此他一直为自己没能赶上战争年代或者爬雪山过草地而深感遗憾。
这天，就在郁郁不得志的景洪农场医院内科第二十二床病号凌卫民捧着一本掉了封皮的破书读得枯燥乏味的时候，他无意中听到邻室知青正在发布关于橄榄坝知青闹事的重要新闻。
凌卫民取出小镜子仔细梳理一下头发，然后一跃而起，径直走进值班医生办公室。他对惊讶的医生友好地笑笑，平静地说：
“对不起，我要马上出院。”
半小时后，拎着简单行李精神焕发的凌卫民走出医院大门。他的脚步铿锵有力，充满信心，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历史的选择，他毕竟还是带着几分自觉而不是完全盲目地走向历史。
他明白，机会到来了。

2

1978年11月12日，一群愤怒的知青捣毁了橄榄坝农场七分场医生成果木的家，幸好当时成医生坐在场部写检查，免遭伤害。
此后几天，一直有人企图对成医生进行暗中袭击。场部还得到报告，有知青正在策划非法绑架该医生。
农场保卫部门及时采取措施，并密切注视阶级斗争动向。14日夜，一名歹徒欲纵火烧毁成医生家时，被高度警惕的值勤巡逻人员当场抓获。
农场医院的西南角有一间简陋的停尸房。连日来，这个一向被人们视为畏途的地方突然成为当地舆论注目的热点中心。许多闻讯赶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
前来吊唁的知青大多是本农场的同学或战友，他们有的赶了很远的山路，个个挽着裤腿，臂戴黑纱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进门就忍不住大放悲声。人们与其说用眼泪痛悼亡友，不如说同时也为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悲泣。
医院的人们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悲痛和压抑的气氛之中。
15日，适逢橄榄坝赶集，大批边远连队来赶街的知青闻知此事后纷纷涌向医院，人们无不为女知青母子的悲惨命运所震憾。无论从前认识或不认识，也无论他们从前来自哪座城市，操着什么口音，只要你是知青就不会无动于衷。人们互相传染和彼此激发着长期被压抑的怒火与不满。有人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更多的人提出必须追究肇事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条件，等等。上述提议立即得到多数知青一致响应。于是这种由女知青猝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知青中迅速扩散的敌对情绪使得农场领导深感不安。当天下午，医院借口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停，试图将尸体转移掩埋，遭知青阻拦，未果。
16日，农场保卫部门奉命强行处理尸体。知青不允，双方发生摩擦。消息传开，知青哗然，于是越来越多群情激愤的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
冲突一触即发。

3

当紧急电话打到垦区机关的时候，西双版纳垦区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兼指挥长贾立全正在会议室主持常委会并讨论向省委表态的重大问题。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相当持久地进行了将近半年。历史证明，这场讨论的意义和影响早已远远超越了理论界，成为全国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直接政治动力。对于包括贾副书记在内的垦区大多数领导来说，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并且本职工作是农业开发而不是研究理论，因此有充分理由对这场讨论不感兴趣。但是政治斗争的职业敏感又提醒他们，这场讨论的真正用意决不仅仅在于理论本身。
常委会开得跟预料中一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这天下午，垦区党委会顺利通过常委决议，完全拥护并决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政治立场。
同时，对橄榄坝农场事件作出以下决定：“第一，医生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作深刻检查。第二，尸体要马上处理。第三，对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和聚众闹事的首要分子，要坚决打击，决不手软。”

4

垦区领导的指示得到迅速贯彻执行。
15日，肇事医生被转移到场部严密监护，农场保卫部门和武装民兵紧急出动，准备强行处理女知青尸体。数以百计的知青闻讯赶来，以锄头，长刀，铁棒对峙。
16日，聚集在场部和医院的知青已达两千多人。
双方僵持不下。

四

1

领导者的决策无疑大大激化了这场酝酿已久的矛盾冲突。
对于被迫滞留在云南边疆的十几万农场知青来说，公元1978年无疑是个充满复杂诱因和动荡不宁的年代。光明与黑暗交织，希望与绝望并存。能返城的悄然遁去，不能返城的原地坚持，中国的历史筛选了知青中绝大多数，也就是那些父母没有后门和权力的普通人家的子女来坚持上山下乡的伟大胜利。
空洞的口号已经破碎，十年的现实教会人们不相信谎言，当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好像膨胀的液体被压缩在瓶子里时，久而久之，愤怒的泡沫终将冲决桎梏喷涌而出。
也许不只是泡沫，还有更多躁动不安的自由电荷，它们密布在潮湿的边疆大地上和空气里，一遇高强气流的挤压和撞击，就会迸发出惊天动地的电闪雷鸣。
上海女知青徐玲先的猝然死亡就成为引发这场冲突的直接导火线。

2

公元1978年11月17日下午一时，当坐立不安的农场领导正在苦苦商讨如何打破同知青对峙的僵局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知青正在撤离医院，去向不明。
一小时后，报告再次传到场部：抬着尸体的知青队伍已经越过一、二、四分场，正在转向江边的七、八、九分场。大批知青纷纷加入游行队伍。
此后几小时，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许多互相矛盾的消息纷至沓来，闹得场部人心惶惶。后来，直至浩浩荡荡的知青队伍已经踏上通往景洪的公路，并且迫近空无一人的澜沧江大桥时，焦头烂额的农场领导终于判明：原来他们是将尸体抬到景洪州府去闹事。
至此，这个石破天惊的重大消息才被十万火急地报告给猝不及防的垦区指挥部和州委。
从橄榄坝农场到西双版纳州府景洪有四十公里山路，沿江而上，中途还将经过景洪农场和水利兵团驻地。于是，知青游行的队伍如同滚雪球般迅速壮大，到傍晚时，知青队伍已经逶迤几里地，总人数接近一万人。

3

公元1978年11月出现在景洪街头的请愿队伍终于打破了边疆小城的安谧和宁静。
18日上午九点刚过，数以千计的男女知青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城来。尽管当地政府事先早在准备，布置了大批民兵和军警严阵以待，但是大队知青还是势不可挡地涌进市区，并且沿着马路浩浩荡荡朝着州委和政府驻地进发。
无论当时的人们怀着怎样忐忑不安的心情看待这场知青大游行及其后果。知青对自身命运的不满和反抗行动却是实实在在使全社会包括各阶层人们受到强烈冲击。这种反抗如石击水，在西双版纳乃至云南省平稳的政治生活中投下一块大石头。
云南昆明，橄榄坝知青游行的消息一经传来，社会舆论哗然。省委负责同志紧急指示，要多做工作，不要激化矛盾。
仅仅过了二十四小时，云南知青闹事的消息以电讯稿形式出现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
北京，长途热线电话传达国务院负责人讲话精神：要说服知青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要爱护他们，教育他们不要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当。等等。
全国各建设兵团，边疆农场都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紧急通知，加强对知青动态的密切注视，唯恐出现云南闹事的全国性连锁反应。
与此同时，云南西双版纳以及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垦区农场均受到橄榄坝事件的波及和影响。短短几天，版纳垦区所属八大农场均面临知青情绪失控的严重形势。各农场知青纷纷行动起来，互相联络，秘密串联，一呼百应，煽风点火。或者勿宁说，知青久已压抑的情绪和愿望原来就是一堆危险的干柴，不用煽风点火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自动燃起熊熊大火来。
于是有的农场知青发起“万人签名运动”，明确将回城要求上书党中央华主席;有的知青集体通过《回城宣言》，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回城目标;还有的农场已经酝酿知青大罢工，推选出协调行动的领导机构，并起草了有关行动的章程草案，等等。
总之，也许谁也不曾想到，一粒小小的火星，一个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就成为引发这场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风暴的导火索，成为导致十几万云南农场知青乃至全国知青最终走向觉醒并且勇敢地反抗自身命运的第一声惊雷。
11月17日晚，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和军分区奉命紧急出动，前往澜沧大桥堵截和劝阻请愿知青。由于天黑道远，加上知青人数太多，劝阻无效，大部分知青于次日进入景洪。
18日中午，请愿知青代表向州委提出三点要求：
1.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
2.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故。
3.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18日下午，知青在州委门前请愿未果，即抬尸游行，轰动景洪。围观者络绎不绝。
19、20两日，知青在州委门前抬尸静坐，双方继续僵持。随后又有西双版纳垦区部分农场知青陆续进城，声援橄榄坝请愿知青。
事态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21日，州委经请示后表态如下：
1.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
2.女知青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
3.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等等。
按照有关部门指示，死者遗体被破例允许安葬在当地驻军的烈士陵园内。于是上海女知青徐玲先就成为当地农场中唯一的有幸享受这种荣誉规格而没有烈士头衔的老百姓。死者丈夫因祸得福，仅仅一周后即被病退回上海，奇迹般完成从边疆到城市的战略转移。成医生咎由自取，判刑劳改，开除出医生队伍，并不许重新行医。农场还按照有关“因公死亡”的政策规定，每月将女知青工资(二十六元)的百分之四十按时寄往上海，至今仍未间断。请愿大获成功。

4

知青请愿的大潮很快退去。
州委大院和垦区指挥部的人们刚刚来得及喘出一口气来，他们暗自庆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庆幸这个小小的麻烦终于成为过去，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炸雷传来，令人目瞪口呆。
一向在州府眼皮底下平静无事的景洪农场(一师一团)知青宣布总罢工。
当如愿以偿的请愿队伍陆续离开景洪返回农场的时候，在景洪通往橄榄坝的尘土飞扬的公路上，罢工的人群出现了。他们的人数比橄榄坝知青总数多几倍，他们挡在路上，两幅锈渍斑斑的横标将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深深映入每个知青眼底——
“知青要做人!”
“知青要回城!”
罢工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那个雄心勃勃的小学勤务，上海知青凌卫民。

五

1

从性格上讲，凌卫民属于那种典型的胆汁型男子;争强好胜，主动进攻，不甘寂寞，表现欲望强烈。如果说他在连队从不好好劳动，甘居下游，甚至装病偷懒，等等，这恰恰表明他渴望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或者在别的事业中大显身手的强烈愿望。
1978年11月肇始于西双版纳的云南农场十万知青大罢工，其核心人物，运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就是这个一向默默无闻的小学勤务凌卫民。
医院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在知青中进行公开或者秘密的串联，组织声援橄榄坝的示威活动。
有人不愿意参加，凌卫民就找上门去。
“听说你们情愿当一辈子知青，是吗?”凌卫民问。
“龟孙子才想在农场当一辈子知青呢!”知青回答。
“那你们为什么不参加活动?”
“光靠咱们这些人蹦达蹦达，行吗?”别人表示怀疑。
“你不站出来拼一拼，怎么知道就不行? 再说知青的事，不靠我们自己靠谁? 你指望别人发善心，发慈悲，然后就放你一条生路回老家了吗? ……没有的事!”
“现在命运已经攥在咱们自己手里，你要么一辈子当知青，要么横下一条心来，除了回城，别无选择! 《国际歌》唱得好：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弟兄们，姐妹们，想想十年青春已经付之东流，你们还等什么?! ……”
有人胆小，怕以后挨整，凌卫民就不厌其烦循循善诱：
“你没看见，光咱们云南农场就有十万知青吗?那么全国有多少知青呢? 少说一千万! 要是一千万知青都团结起来，团结得跟一个人似的，你想想那该是多大的一股力量?
“再说咱们知青示威决不是无理取闹。粉碎‘四人帮’已经整整两年，右派平反，‘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地富摘帽，报纸天天都在昭雪冤假错案。知青上山下乡算不算一件冤假错案?如果不算，为什么现在的学生可以直接升大学，升中专，四个面向? 如果算，为什么不放知青回城? 难道咱们在边疆已经无私地贡献十年青春还不够吗? ……
“知青还剩下什么? 还有什么可顾虑、可瞻前顾后的? 知青除了一颗脑袋两只手，早已经一无所有! 我们要团结起来，改变自己的不公正命运!
“我们的宗旨和目的，就是要让党中央华主席了解知青的现状，了解广大知识青年迫切要求回城的愿望和心声! ……”
不到一周，景洪农场十二个分场的知青都被串联起来，人们的视线都被引向正在走向白热化的橄榄坝抬尸游行事件。知青迅速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通过宣言，凌卫民被推选为总指挥。各分场连队建立联络员制度，随时统一指挥协调行动。
农场领导觉察知青中酝酿的阴谋和涌动的暗流，就派人把凌卫民找来谈话。
“听说农场有人想闹事，你知道吗?”领导不动声色地问。
“我当然知道那么一点，不过不大确切。”小学勤务急忙声明。
“你不是总指挥吗? 总指挥还能不知道?”领导嘿嘿一笑，给了总指挥一个下马威。
“我是被他们推出来的，走走过场。”小学勤务愁眉苦脸，一副很委屈的样子。“其实根本没有人听我的话，都是某某某等，他们在背后商量的。”
“你们干的那种事，嗯，是违法乱纪的，破坏抓纲治国，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领导自然明察秋毫，继而指点迷律：“这样下去，你们青年同志要犯大错误的哟! 你回去要做工作，有事来汇报，不许串联，都回连队去抓革命，促生产……你这个人，我们是知道的，过去表现不错嘛!今后进步的机会还是很多的，你要依靠组织才有出路嘛……”
小学勤务唯唯诺诺，诚惶诚恐，领导很满意。要知道知青谁不想进步，因为“进步”就意味着进机关或者捞个好工作，还脱离连队劳动。因此领导基本上不怀疑谈话的效果。
后来又分别找人谈话，个个指天发誓，表明自己只是个傀儡，真正的幕后都是别人。于是绕来绕去，反而没有了目标。
领导的麻痹大意使知青赢得宝贵的时间。11月中旬，橄榄坝事态扩大，知青进入州府示威，景洪农场部分知青打出旗号响应。21日，州委公开表态，橄榄坝知青撤回农场。于是景洪农场万余名知青在凌卫民一声号令下，全线停工停产，揭开云南知青为争取返城权利而进行的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百日大罢工的序幕。

2

从12月10日起，农场有线广播就开始不间断地从早到晚广播全国知青会议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从精神和心理上瓦解罢工知青的防线。多数知青对此的反应，先是惊愕，诘问，怀疑，紧接着就爆发出火山一般不可遏止的愤怒和绝望。
因为《四十条》中针对农场知青的政策只有一条：“……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云云。
中央定了政策，希望破灭了。知青就是知青，或者说今后他们连知青都不是，只是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
一种被彻底遗弃，被欺骗和玩弄的复杂感情攫住人们的心。许多知青听完广播当场嚎啕大哭，顿足捶胸，仿佛被宣判无期徒刑。更有许多失去理智的男女知青，头重脚轻地奔回茅草寮，然后拖出斧子、砍刀，嗷嗷乱叫着涌上山去。
他们不是去劳动，去刈除杂草，而是去毁林，亲手毁掉自己辛苦十年用汗水心血浇灌长大的橡胶树。
既然青春已经失落，人生没有价值，还留橡胶树干什么? 与其毁灭自己，不如玉石俱焚。一种近似疯狂的报复欲和犯罪感驱使知青们挥动手中的刀斧，拼命地不顾一切地朝一棵棵笔挺的橡胶树砍去。一时间，杂乱的刀斧声如同一串串刺耳的颤音在山间和林带里此起彼伏。
“嘎——”一棵橡胶树沉重地叹息着，慢慢倾倒。参差不齐的创口里流出雪白的胶乳，胶乳汩汩流淌，好像人们麻木的心灵中淌出的血，淌出的泪，一滴滴渗透进无比干渴的殷红的泥土里……
一棵，又一棵。失去保护的橡胶树在人类野蛮的刀斧下呻吟，挣扎着倒下……
突然，一个瘦弱的女知青拨开人群，不顾一切地扑上前去，用身体护住受伤的橡胶树。她脸色苍白，满目泪光。
“你们住手! 为什么要砍树? 树有什么罪呀?!”曾经用自己棉衣和铺盖替橡胶树遮挡霜冻的重庆女知青柳韩英，这个热爱橡胶树胜过自己生命的女护林工此刻声音颤抖，痛不欲生：“罢工就罢工，到上面跟他们讲理去……不许你们砍树!”
“滚开!”几个红眼的男知青举起斧子威胁。
女知青胸脯剧烈起伏。她突然一把撕开自己的衣服，露出青筋暴露的脖子和瘦骨嶙峋的小小的胸脯。“先砍死我吧!”她毅然决然宣布：“谁要再砍树，我就死在你们面前!”
人们惊呆了。没有人怀疑女知青的决心，就如同没有人怀疑女知青会再次脱下棉衣像包裹孩子那样替橡胶树包裹伤口一样。其实橡胶树又何尝不是所有知青的孩子呢? 他们十年青春，十年辛劳不是就变成这些迎风摇曳的橡胶树和雪白流淌的胶乳吗? 纵然政策有天大的错误，橡胶树却是无辜的啊!
一刹那，迷狂在理智的大堤面前退却了，人们纷纷清醒过来。一个男知青扔掉斧子，揪住自己头发大哭，他也许不仅向橡胶林倾吐自己内心无尽的委屈，同时也用眼泪对刚才的过火行为表示最真诚的忏悔。
勇敢的女知青再次挽救了那些危在旦夕的橡胶树。
12月中旬以来，在云南各农场陆续发生多起人为毁坏橡胶林苗的事件，经制止事态有所好转。另据报告，罢工知青宰杀连队猪、牛，分光吃光的过激行为普遍发生。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刻知青干部挨打和被打伤人数达十人之多。许多知青干部由于无法开展工作而纷纷提出请探亲假。据统计，仅仅12月份，各农场知青干部回家探亲人数多达二千三百余人，约占云南垦区知青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

3

12月17日，西双版纳第一批赴京请愿团知青代表一百四十三人离开景洪，沿中、老公路步行北上。
18日，第二批知青代表一百六十人离开思茅徒步北上。同日，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重大转折时期。
省、州委派出工作组沿途劝阻，大批军警亦出动配合。知青请愿团破釜沉舟，誓死北上。
19、20两日，各农场先后共有十一批知青代表共计二千多人出发北上，与工作组发生冲突，被拦在元江、景谷和哀牢山一线。
此后数日，其他垦区罢工知青亦纷纷组织请愿团，强行北上。
形势变得瞬息万变错综复杂。

六

1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议《四十条》一广播，罢工知青立刻陷入空前的混乱;有悲观，有失望，更多的却是对命运前途的茫然和上当受骗的愤怒。垦区各级领导立刻活跃起来，抓紧时机进行说服教育和分化瓦解工作。作为罢工知青总指挥，凌卫民更是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罢工运动何去何从? 能坚持下去吗? 坚持下去要冒什么风险? 有什么结果?
同《四十条》对着干是不明智的，但是《四十条》对农场知青的命运安排又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并找到一个把知青重新团结起来并实现回城目标的行动方向?
……
凌卫民紧蹙眉头，他感到自己好像一艘驶入茫茫雾海中的航船，前途暗礁密布，却不知方向出路在哪里。
罢工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坚持继续罢工的强硬派和主张有条件复工的策略派争执不下，与会者对罢工前景普遍感到悲观。
一封航空邮件及时送到凌卫民手中。
这是一封由北京知青转交的北京来信，写信人显然熟知这里发生的一切，但是他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位同情知青命运的远方朋友向罢工决策者们提供一个重要信息，即北京最高层对上山下乡运动存在不同看法，分歧很大，《四十条》并不能代表许多老同志的意见。据说邓副主席对知青问题已有指示，云云。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上海知青收到朋友来信。朋友的父亲刚刚参加了北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于是他便将会议的种种内幕和细节透露给远方的知青朋友。
“……我父亲说，知青问题迟早是有希望解决的，但是切忌操之过急。”昔日的知青在最后这句话下面打了一排着重号，用以强调它那非同寻常的重要内涵。
仿佛厚厚的云层裂开一道缝隙。困境中的人们忽然看到出路和希望所在。罢工是手段，决不是目的。罢工的目的是为了知青大返城。但是如果北京最高领导者在作出决策时始终得不到来自广大知青的直接信息，如果深受知识青年爱戴的邓副主席在拨乱反正时不能掌握改变知青命运的全部真实材料，也就是说，如果知青罢工不能促使现行政策调整或者改变，那么即使无限期罢工又有什么意义呢?
目标和行动方向逐渐明确起来。
要改变知识青年的命运，就必须以某种主动的方式参与知青政策的修改调整。消极被动没有出路，原地固守只能自生自灭。罢工知青面前只有一个大胆的方案可供选择，那就是到北京去请愿，向党中央和邓副主席反映边疆知识青年的真实情况。
罢工是后盾，是达到请愿目的的强硬手段。让党和国家最高当局倾听来自广大知青的呼声和愿望，关注和不再忽略普通人群的命运悲剧，让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知青的正当要求，以促使上山下乡运动的错误早日得到纠正，这就是知青们决心大张旗鼓沸沸扬扬到北京去请愿的真正用意和弦外之音。
罢工指挥部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北上请愿，通过《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一封公开信》。
“知识青年战友们，同志们：”在“云南农垦首批知青代表赴京请愿总团”成立大会上，凌卫民面对数以千计情绪激动的知青信心百倍地宣布：“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识青年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请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路线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的唯一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之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需要解释一下，我们所说的中央负责同志，就是指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或者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领导同志。
“……发动知青群众，向他们广泛解释我们当前的任务和目的，以罢工促请愿，制止一切过火行为，这是我们每个罢工知青的责任和义务……发动知青募捐，本着自己事情自己办的原则，请愿团代表北上的费用，主要在各农场知青中筹集……
“罢工已经没有退路，我们的命运如今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碌碌无为不行，人心涣散不行，垂头丧气无所作为更不行! 我们必须把罢工斗争坚持下去，坚持到北上请愿团取得彻底胜利! ……”
凌卫民热泪盈眶，他为自己宣布的奋斗目标和伟大抱负而激动，而心潮澎湃。一群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冒着天大风险，冲破重重阻力，要到北京去把十年上山下乡的巨大弊端面陈党中央，这该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行动，需要何等的勇气和魄力!
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并将付诸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人物也要参与决策，知识青年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短暂的奋斗目标很快将罢工的人群重新集结起来，并展开声势浩大的北上请愿的舆论攻势。
12月14日，州委拒绝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
15日，省委紧急电告滇南区片有关地、市、州委：“切实做好说服工作，不放一个请愿知青到昆明。”
17日，首批强行北上的知青代表受阻。
此后数日，又有多批知青代表相继出发。沿途各州、县、区、社机关干部和军警均出动劝阻，做说服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知青北上请愿团总指挥凌卫民不幸病倒，北上请愿的领导工作改由副总指挥刘国庆继任。

2

凌卫民在一阵剧烈颠簸和马达轰鸣声中睁开眼睛。
“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他环顾四周茫然地问道。
“你醒了么?”有人高兴地说，“咱们已经过了曲靖。”
“曲靖?”他的神经仿佛被人重重弹了一下，大脑立刻清醒过来。曲靖是昆明的门户，车窗外，一掠而过的村镇和密集的房屋使人嗅到大都市熟悉的气息。
凌卫民如释重负，浑身一阵轻松。他这才感到自己病情的确好多了，头脑清醒，思维敏捷。只是身体尚虚弱，并且饥肠如鼓。
一周前，罢工知青利用凌卫民的病情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他们一面大张旗鼓发动知青北上请愿，一面悄悄把请愿团成员埋伏下来，然后分散绕道往昆明进发。向知青及时贡献这条锦囊妙计的不是别人，正是罢工总指挥自己。总指挥虽然不是天生的阴谋家，也从未深入钻研过战争谋略孙子兵法，但是他毕竟通读过几本历史书，并且记住了《史记·高祖本纪》中关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条着名的历史典故。
“昆明到了。”有人轻轻欢呼。
1978年12月21日，第一批知青请愿团十四人分乘汽车火车抵达昆明。此后数日，分别绕道临沧、无江、曲靖的请愿团成员陆续抵达昆明，并于25日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知青大厦)。
与此同时，景洪、思茅一线受阻知青佯攻达到目的，很快撤回各农场。
此后一周，又有几支短小精悍的知青小分队出现在上海、北京、成都、重庆街头。他们以当时法律许可的“四大自由”形式向家乡的父老兄妹广泛宣传知青请愿团纲领，呼吁大返城和给出路政策，意在唤起广大市民和知青家长的感情共鸣，从而达到配合策应北上请愿的目的。
好一手漂亮的“大飞”! 知青不拘一格跳出边疆，把影响及时推广和扩散到与知青命运息息相关的广大城市民众心里，这样就很快赢得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知青开始取得罢工以来第二个回合的主动权。

七

1

从请愿团进驻知青大厦起，大厦内工作人员的身份就悄悄起了变化，各层楼道包括电话总机和收发传达都处于公安部门严密监控之下。
26日，知青代表与有关领导谈判破裂后，分批购买硬座火车票，准备以普通旅客的身份前往北京。
当天深夜，知青大厦内所有旅客，包括代表的住房均受到执行任务的联防队员多次盘查。旅客睡眠不断被打扰，怨声四起。
此时距离第一批知青登车时间还剩下不到十小时。

2

兰婷尖叫一声醒来，原来是场梦。
天色微明，窗外有了汽车驶过和自行车铃的嘈杂，铁路上传来火车开动的轧轧的轰鸣。她看看表，六点三刻。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再过三个小时，他们就将登上北京的直达快车。她连忙翻身起床，叫醒其他女同伴，然后做好登车前的准备工作。
但是当她把手伸进空荡荡的旅行袋时，不禁低低地发出一声呻吟。原来钱包不见了。
这不是一只普通的女孩子的小钱包，而是一只装有知青请愿团全部活动经费，包括一万一千余元人民币和车票的军用挎包，这笔数目巨大的现金都是农场知青们从每月二十六元的微薄工资中一点一滴捐献出来的，兰婷的职责是保管活动经费并监督其使用。现在钱包不翼而飞，这就等于军队断了粮草，或者天上的飞机没有了汽油。
更重要的是，请愿团的赴京计划将因此受挫。他们总不能饿着肚子步行到几千公里以外的北京去呀!
兰婷脸色煞白，跌坐在地上，久久说不出话来。
请愿团知青无不为之震惊。从巨款失窃的现场来看，兰婷与三个女知青同住一室，夜里门窗紧闭，大胆的窃贼是怎样溜进屋里来并且不留痕迹地偷走装有现金车票的挎包的呢?
何况知青大厦昼夜有人值班，联防队员频频查房，贼是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出入大厦并且准确无误地下手的呢?
更何况窃案不迟不早，偏偏发生在首批请愿团成员登车前数小时。
有人提议报警，被凌卫民制止了。他眉头紧蹙，内心疑窦丛生。这也许是一桩普通的窃案，一种巧合，窃贼事先盯上兰婷并且伺机下手。但是他的直觉又明明告诉他，这桩可疑的窃案里隐隐约约有种阴谋的气息。
天亮之后，许多公安人员不请自到，侦察巨款失窃案，并以传讯为名，将全体知青代表暂时扣留在知青大厦内。
传讯一天，了无结果。
公安人员似乎并不着急。他们井井有条地工作，按部就班地休息，每个证人自然都要细细询问，细细取证，做好记录让你签字，然后沏上一杯热茶，不慌不忙地陪你聊天拉家常。
面对这样身不由己的情况，凌卫民一时也懵了，不知所措，只好乖乖就范。直到第二天早上，一个同情知青的年轻警察才悄悄对他们说：“你们别傻了，还是赶快回去吧! 你们闹得过政府吗? ……钱到时候会还给你们的。”
一语道破天机，知青大梦初醒。
也就是说，请愿团将被这个借口无限期软禁起来，拖延时间，制造矛盾。他们远离北京，同样也远离边疆，因此好像被挂在半空中一样听人摆布。这样只消再过半月，请愿团必将士气瓦解，不攻自溃。
经过短暂碰头会议，凌卫民果断决定，将个人身上的现款集中起来购买车票，以保证部分代表先行赴京。其余人随后混车或者就地筹措经费分散乘车，元旦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会合。
不幸的是，当持有车票的知青代表一踏进戒备森严的昆明火车站即遭执勤人员无理扣留。执勤人员丝毫不理会知青们的愤怒抗议，直到火车开走后才把他们放出车站。车站负责人明确无误传出话来：上级有令，请愿团知青一律不许登车。
下午，另外十几名企图分段混车的知青也被执勤人员扣留，并且逐出车站。
事实上他们已经陷入这样一种绝境：无论你买票也罢，混车也罢，有理也罢，无理也罢，反正你已经被置于一张结实的大网之中。你除非灰溜溜退回农场，否则寸步难行。
在边疆农场，知青不仅对一切其他人保持强大的精神优势，同时也保持绝对的数量优势。但是在昆明，他们却是一小撮，一小撮知青能同强大的社会机器对抗么?
请愿到了成败攸关的紧急关头。请愿团负责人关起门来苦思对策。
十分钟后，门开了，总指挥凌卫民走出，他的脸色一如往常那样苍白而平静。
在他身后，站着全体目光坚毅的指挥部成员。他说：
“现在，由我来宣布一个重要决定。”凌卫民声音有些嘶哑，他庄严地望着站在过道里的一大群知青代表熟悉的脸庞，一股热流从心头迅速涌起。
“……为了实现我们北上请愿的神圣愿望，达到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的最终目的，也为我们身后十万知青战友的信托，不辱我们的光荣使命，指挥部决定：……
“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 同志们，战友们，亮出我们的旗帜，考验我们的时候到来了! ……”
公元1978年12月28日，新年前夕中国南方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返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由昆明方向开出的昆(明)—京(北京)、昆(明)—广(州)、昆(明)—沪(上海)、昆(明)—贵(阳)、昆(明)—柏(果)等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陇海干钱的铁路大动脉中断。消息传出，昆明以及全国为之震动，数以千计的昆明市民和学生冒着严寒纷纷赶到羊方凹围观。
当天晚上，省、市委组成工作组赶赴卧轨现场，进行说服劝阻工作。大批军警亦奉命开进羊方凹，待命行动。
几乎与此同时，边疆罢工知青采取相应行动，强行扣留一些农场领导当作人质。并扬言如果卧轨的代表受到伤害，他们必将以牙还牙。
知青孤注一掷，放出一着“胜负手”。事态再趋白热化。
入夜，天空中洒下纷纷扬扬的雪花，气温骤降到摄氏零度以下，这是春城昆明一年之中最寒冷的时节。
来自亚热带边疆的男女知青，大多数身穿单薄的衣衫，互相紧紧依偎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和信念支撑自己也支撑别人。许多围观的市民、知青家长和工人学生纷纷送来衣物食品，以示支持，还有许多过往的农场知青闻讯也赶来，于是卧轨的知青队伍很快增至数百人。
十二小时过去了，双方僵持。
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工作组劝阻无效，领导亲往现场说服无效，任何批评和警告也不起作用。知识青年手挽着手，秩序井然地席轨而卧，形成一道城墙般的沉默的血肉路障。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
六十个小时过去了。
货车受阻。客车受阻。正在秘密调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受阻。时值春运高峰，数以万计南来北往的旅客滞留车站广场，对车站也对城市形成巨大的人流压力。
与此同时，部分边疆知青开始向省城进发，声援卧轨的知青代表。
边疆告急。
昆明告急。
形势一触即发，全国为之震惊。
三天三夜，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12月31日凌晨，北京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是人数须限制在三十人以内。
喜讯传来，羊方凹响起一片欢呼，人们纷纷抱头痛哭。路障迅速清除，一列列满载货物和旅客的火车鸣响汽笛驶过，铁路大动脉恢复正常。三天来滴水未进的知青代表被人扶下铁路时，许多人由于身体过于虚弱而一头栽倒，不省人事。
但是他们毕竟用行动向党中央传达了知青的心愿。
他们赢得了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八

1

新年伊始，一列满载旅客的进京快车喷着粗气慢吞吞爬进北京站。
但是他们很快感到失望。
没有人来同他们接洽有关接见事宜，也没有人迎上前来嘘寒问暖，用春天般的热情融化一颗颗冻僵的心。甚至没有人关心过问这群站在雪地里瑟瑟发抖的知识青年。车站外面一家饭馆正在开门，空气里到处洋溢着蒸馒头的香味儿。早起的孩子裹着厚厚的棉衣，呵出大团大团的热气，喜气洋洋地堆雪人，放爆竹。首都依然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
首都冷落了这群千里迢迢来请愿或者说来对话的知青代表。
“全体集合，打出我们的旗帜，列队前进。”凌卫民发布命令，他感到自己快被这种不公正的怠慢激怒了。“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
三十个皮肤黝黑的单薄的男女知青，风尘仆仆，表情肃穆，列成两路纵队沿着空旷的东长安街沉默地行进。一面皱巴巴的大旗在刺骨的寒风中猎猎作响，一行醒目的大字燃烧般地映入行人眼帘并向北京市民宣告这支小队伍的神圣使命——
“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
现代城市造就了现代人的生活。相形之下，这一小队精神压抑目光呆滞的男女知青更像是一群来自另一个遥远的时代或者原始部落的幸存者。
一种浓重的失落感和愤愤不平的酸楚油然而生，慢慢充溢胸间。
知识青年轰轰烈烈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他们注定是一群被现代都市和文明社会遗弃的废棋子。
现在，废棋子们悲壮地行走在20世纪下半叶洒满阳光的首都大街上，繁华和喧闹的都市刺激着他们的神经，他们觉得自己更像一群前线归来的伤兵，对后方灯红酒绿的生活和花花绿绿的世界倍感愤怒和绝望。
一个交通民警走过来，拦住队伍。
“请你们上人行道，不要妨碍交通。”
凌卫民站住了。
“你要阻拦我们?”他挑衅地问。
“我重复一遍，请你们不要妨碍交通。”
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幸运儿。他也许刚刚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孩子般的圆脸上放着光，嘴唇围着一圈浅浅的茸毛。威武的大盖帽和警察制服使他看上去又潇洒又神气。
“要是我们不理睬呢?”
“对不起，我将行使我的权力。”
“你有什么权力?你对谁行驶权力? ……你下过乡吗?你当过知青吗?”伤兵发作了。
“……”
“你家里有人当知青吗? 如果有，他们对你讲过一些什么? 你要不要听听十万知青的罢工宣言! ……”
小警察窘了片刻。
“对不起……我哥哥还在北大荒。”
他退后两步，啪地行了个标准的举手礼。
经过这个小小的回合，凌卫民内心的烦躁不安暂时得到小小的排解。队伍走出老远，他看见那个小警察还在注视他们。
哦，北京，你古老而且博大的胸怀里面不是同样跳动着一颗颗普通人的同情心么?

2

元月三日下午，两个穿中山制服的中年人分开人群走到知青跟前。他们掏出工作证自我介绍：“对不起，哪位是凌卫民同志……请你们随我先到招待所住下，中央首长明天接见你们。”

九

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某会议室，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全体代表。
首长说：
“……这几天会见外宾。今天我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交交心嘛。
“我们老头子来对你们讲清楚，请你们这些青年人务必要关心国家大事，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你们闹，影响不好，全国农场和农村上千万知青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 你们不妨同自己的父母，祖父母谈谈，看看这个道理对不对? ……你们闹事，不对嘛! 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追究你们，但是回去后要转过来，首先作自我批评。(知青代表试图拍照，被制止。)”
首长在听取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指出：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整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多年的老同志。我被游了街。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八十多岁了，老人家也受了苦。邓小平同志一再被他们诬陷。
“搞了这么十几年，你们本来应该好好上学的，也全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知青鼓掌。)
“这十几年农垦也被搞乱了，人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过去那些。(知青代表：请首长明确一下，是不是说明上山下乡大方向错了。)
“要把国家建设得富强起来，我们还有许多困难。对现状，我也很不满意，有内忧外患嘛!你们要从大处想，远处想，老实讲，内地人口这么多，我看建设好边疆，是本世纪末实现四化不可缺少的方面。
“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就是现在这时候也能有茄子，辣椒吃。……你们那里周恩来同志，贺老总，陈老总都去过。我在北大荒过过春节，也在你们勐腊那里过过春节。那个地方，我看很好，气候也很好，澜沧江有很大的水利资源，可以发电，还有铜矿，铁矿等等。真正搞起来，不是个落后的地方。你们要在那里安家立业，以那里为家，创造新乐园。……”
代表反映知青婚姻问题，首长指出：
“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不少同志都三十多岁才结婚的。像贺老总，陈老总，彭老总，都是三十多岁了才结婚嘛。”
首长最后语重心长说：
“你们是21世纪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远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党中央。中央已经派林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云云。
会见结束，首长同知青代表一一握手。之后，首长直呼其名，将凌卫民单独留下来，嘘寒问暖，询问其病情。知青总指挥做梦也想不到中央首长会知道自己的名字，还关怀备至，于是受宠若惊，感动得眼圈红了好几天。次日，首长的秘书亲自带凌卫民去看病，短暂享受了一回首长的特殊关怀。
两周之后，也就是公元1979年元月24日，凌卫民等三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首长，检讨如下：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二个月所走的道路，所做的一些事，心中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想得少，所以，当时由于个别领导同志的一些不妥的做法，我们就耐不住，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决定用罢工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当时的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损失，影响干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您批评了我们，是对我们的爱护和关怀，是为了不让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以免做出对国家，对人民更不利的事来。现在，我们在事实面前从内心认识到是我们做错了。……上次您对我们的批评，不是重了，而是轻了……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前的错误。我们全体青年向党中央保证，一定在今后的工作学习中，为祖国实现四化而百倍地发奋努力。”云云。
元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和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
知青请愿团一行三十人终于达到“要求中央领导即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首长接见并反映情况”的目的。
元月八日，请愿团代表分别取道重庆和上海返回云南，其中几位身体不好的知青还破例享受了坐飞机的特殊待遇。
上海知青凌卫民终于没能保全晚节。他因为无法承受压力而以个人名义在那封检讨电报上签名，从此声名狼藉，弄得里外不是人。于是发誓销声匿迹，不再过问政治和当出头鸟。此后知青运动几起几落，凌卫民果然隐居不出，直到大返城，他才偕同女朋友重返城市，做了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工人。
据说后来改革开放，凌卫民雄心复发，企图东山再起大有作为。不料时势并不造就过去的英雄，因此屡屡翻船，一再受挫，迄今并无建树。
“树倒猢狲散”。1月下旬，边疆各农场逐渐恢复正常生产，“汇报团”，“联络站”，“指挥部”一类群众组织自行解散。许多人心灰意冷，不再谈论“返城”或者“不返城”之类惹人伤心的话题。
来势凶猛的知青大罢工浪潮渐趋平息。

十

1

公元1978年岁末，当西双版纳知青大罢工的风潮席卷边疆各农场的时候，距离西双版纳数百公里的勐岗农场和勐班农场却出奇的平静。尤其拥有上万名知青的勐岗农场，一直是省里“再教育”先进集体，因此知青们照常披星戴月学大寨，会战苦战拼命干，把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作响。知青大罢工的风潮似乎离他们很遥远，并未扰乱他们的生活，唤起他们重返城市的欲望和信念，因此上级对勐岗农场的局面很满意，归功于“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
社会学理论有一条着名的“反弹定理”，就是压抑愈深，反抗愈烈。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正是在于无产，推而广之，革命首先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现实。
1979年元月，就在赴京请愿的知青代表偃旗息鼓退回农场，西双版纳罢工风潮渐趋平静的时候，一向默默无闻的勐岗农场却突然发生新的骚动。骚动始于一个小小的因素。
龙胜云是上海知青，后为勐岗农场红旗化工厂采矿连指导员。
中央《知青工作四十条》继绝了知青回城正当途径，整个农场的知青在龙胜云领导下举行了抗议大罢工。
正当知青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龙胜云收到上海家中来信，说是他可回上海顶替父母工作。
龙胜云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最终还是丢下了知青运动，离开了农场。临行时，他把两百元钱送给罢工的知青，以补偿内心的歉疚。

2

龙胜云不光彩的退却在勐岗农场激起一片谴责之声。
谴责归谴责，义愤并不能改变现实，龙胜云的出走给罢工知青留下一个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但知青返城的激情已经高涨，他们的愿望决不会因为缺少带头人而自动平息。
英雄不是天生的，没有英雄时代也会造就出来。这就是唯物主义坚持“时势造英雄”社会观的依据。
于是就有一大批名不见经传的角色注定要脱颖而出，并登上勐岗农场的历史舞台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或可歌可泣的人生活剧来。
胡传来，成都知青，“红旗化工厂”采矿工，人称“胡司令”。吴向东，北京知青，六分场割胶工，外号“智多星”。李忠诚，昆明知青，水稻连农工，自封“李闯王”。这是三个类似水浒传或者瓦岗结义的草寇人物，他们是中国社会延续几千年的文化遗产，虽然没有了梁山泊好汉的威风，却还是常常一呼百应，同时干些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和替天行道锄强扶弱的勾当，令各级领导头痛。
割胶工吴向东与胡司令相反，又瘦又高，像是摇摇晃晃的芦苇杆。他在六分场原本不是个人物，没有人把这个言语不多的瘦高个割胶工放在眼里。但是有件事使他名声大噪。
1974年兵团体制转变，现役军人撤离农场。当时知青人心浮动，许多人议论纷纷，要收拾团部几个作恶多端的干事，出一口恶气。吴向东不动声色地听着。
“你们敢拦车吗?扔石头? 或者半夜去放一把火?”割胶工开口了，悲天悯人地摇摇头。“你们没有胆量。想出气，又没有机会……阿弥陀佛，我替你们算一卦。”
他装模装样地在地上划了一阵天干地支阴阳八卦，口中念念有辞。
“哦有了。这是一卦天地玄黄，金缺铁，火缺木，爻象混沌，动中待静……”他吩咐众人：“你们只消听我安排，神机妙算，保证马到成功。”
知青们将信将疑，就糊糊涂涂被他消遣了一番。三天后，当撤离人员的车队正欲离开农场时，许多边防海关的工作人员却不期而至，对满载家具木材的车队进行铁面无私的检查。检查结果，证明情报来源准确无误，每辆汽车都挟带大量走私物品：外国手表，尼龙布，尼龙蚊帐，外国香烟，打火机等等。处理结果大快人心，走私物品自然一律没收，许多撤离人员还受到警告或者处分，一些人包括那几个干事都被提前复员回家。
策划向海关告密的正是北京知青吴向东。
吴向东酷爱读书，但从不读正经书，只是将那些来历不明的“野史”“演义”或者通俗文学一律兼收并蓄。他常以“智多星”自居，别人叫开去他也不否认，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野书读多了，脸上就多了一股妖气，让人感到莫测高深。久而久之，六分场知青有大事或策划什么行动，都要请他摇鹅毛扇。
昆明知青李忠诚则是另外一路好汉。
从外表看，水稻连农工李忠诚不仅生得其貌不扬，而且简直有些萎琐。他原先在中学的外号叫“九寸半”，意喻其矮，还不到一尺的意思。然而知识青年九寸半很快就在勐岗农场崭露头角并表现出与众不同和征服一切的英雄主义气概。
一次在勐岗街与当地人斗殴，他的耳朵被一把锋利的长刀砍掉半只，当地卫生院借口没有麻药，活活将那半只耳朵重新缝上。他痛得脸一抽一抽的，却硬是不叫疼。
出了医院，九寸半突然笑起来，对同伴说道：“妈的! 老子干吗不叫‘闯王’! 对，就叫李闯王!”
从此在勐岗农场乃至当地和邻近县城的知青斗殴中，时常都能看到这三条好汉的身影。胡、吴、李三人相见恨晚，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并摹仿“桃园三结义”排了座次。
就是这样三个人物，都来自文化深厚历史悠久的大城市，都秉承父辈乃至几千年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遗产：豪爽，侠义;讲义气，轻得失;知恩图报，肝胆涂地。在他们身上。“一诺千金”的优秀品质和“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思想杂芜并存。因此当历史来到1979年，在那场被知青精英领导的大罢工运动眼看就要夭折之际，三名替天行道的好汉居然“受命于危难之中”，义不容辞地充当了罢工运动的群众领袖。
1979年元月中旬，曾经席卷边疆各农场的知青罢工浪潮再度呈现死灰复燃的趋势。
元月12日，勐岗农场通过《罢工宣言》和《致全省农场知青书》，并选举出罢工领导机构。红旗化工厂成都知青胡传本任总指挥，六分场北京知青吴向东任副总指挥，水稻连昆明知青李忠诚任罢工纠察队队长。
13日，农场一万余名知青全线罢工。知青在场部及县城张贴大字报，公开批驳“知青赴京请愿团”的检讨。
14日，罢工知青要求与中央通话，反映罢工知青的五点要求。遭拒绝。
15日，罢工指挥部单方面发出通牒，限农场机关干部十二小时内全部撤离场部机关，由罢工指挥部进驻接管。
16日，部分罢工知青强行进驻农场机关，接管场部广播站，电话总机，招待所，食堂，礼堂等，并在场部以外五十米设立纠察线;任何人不经允许不得入内。
至此，地处偏远深山交通不便的勐岗农场性质发生变化，权力机构被接管，日常工作陷于瘫痪，干部们纷纷解甲归田，扛起锄头种自留地。知青控制局面并随时准备与上级派来的代表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在勐岗农场带动下，毗邻的勐班、勐龙、勐底、耿马、双江等大小十几个农场的知青相继宣布罢工，罢工浪潮再度波及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红河、文山等边疆地、州。
勐岗农场成为知青罢工运动“第三次浪潮”的风暴中心。

3

元月20日，中央调查团一行六人到达勐岗农场。
面对知青的期待，井井有条和黑压压的阵势，调查团的人们反倒有些沉不住气了。
首先他们的使命不是来解决问题，而是来宣传《四十条》和解释政策文件的，也就是说不是调查而是走走形式。其次他们事先并没有得到通知，勐岗农场已经被知青接管，所以他们下车伊始就陷入身不由己和有口难言的被动局面。
因此他们唯一明智的办法是保持缄默。
当一个个知青代表慷慨激昂或者痛哭流涕发过言，宣读了《公开信》、《呼吁书》以及以诸多形式表达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之后，轮到调查团首长表态。
还是静默。
面对台下一万多双焦急渴盼并且情绪激动的眼睛，空气好像大山一样沉重，台上的人们开始出汗，紧张地交头接耳。
足足过了一刻钟，副团长，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干部困难地站起来，微微向台下听众颔首致意。
“同志们，青年职工……”她开始念一份发言稿。
“我们不是青年职工，我们是知青! 知青!”台下立刻作出敏感反应。
“同志们，同……志们，”女干部更加沉不住气，频频将发言稿念错。“我们中央慰问……不，调查团来到边疆，来到你们勐岗、勐班……农场，是为了……”
一篇几千字的官样文章，足足念了一个小时。台下的听众耐住性子听，越听越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台上的发言与他们的期待相去甚远，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副团长话音未落，就有好几个情绪激动的知青代表同时抢上台去提问。
“请问中央调查团，你们将怎样调查知青的情况? 是全面调查? 还是走马观花?”
“请问，中央究竟知道不知道农场知青的真实情况?”
“我们当初都是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边疆来的，为什么不在知青政策的照顾范围之内?”
“《四十条》严重违背历史，违背广大农场知青的实际情况，中央到底知道不知道? ……”
“……”
“……”
台下怒火万丈，台上的女干部和调查团成员都吃不住劲了。他们完全无法招架这么多尖锐的诘问，或者说无权回答这么多严峻的现实问题。因此当女干部愣愣地站了好几分钟之后，终于带着哭腔向知识青年公布了调查团成员的身份：
“同志们，同志……们，请安静……安静。我们并不是有意要隐瞒大家，我们实事求是……告诉大家，我们只是受中央调查团……委托，委托来工作的。”女干部相当紧张，豆粒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下来。“我姓陆，在省、省妇联工作，其余这几位，也都是从省里，省里各单位抽调来的……”
原来并不是北京来的亲人，北京来的调查团一行五人此时正远在西双版纳。好比那些冒牌的武工队，吃过馒头就露了馅。当然，这也怪不得姓陆的妇女干部，她们本来奉命协助中央调查团工作，因此将这块金字招牌分成若干块，然后走南闯北做工作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鉴于形势急转直下，罢工指挥部紧急商议对策。既然北京来人迟迟不肯露面，说明他们根本不曾重视勐岗农场，西双版纳已经偃旗息鼓，但是他们却在那里转悠。为了提高勐岗农场罢工知青的影响和知名度，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团三日内不到达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要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
指挥部决心背水一战。
口号：“不回城，勿宁死!”

4

元月23日晚七时整，通电的最后期限已到，中央调查团依然杳无踪影。
指挥部面临何去何从的严峻考验。
十几双眼睛从那只“嘀嗒”作响的马蹄闹钟上移开，大家的目光又疲惫又沉重。每个人都明白“绝食”的分量;它绝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斗争手段，它的直接后果完全可能导致许多知青战友的生命丧失!
总指挥胡传本一拍桌子，叫道“×他娘，开广播，发布第一号绝食令。”
吴向东：“慢! 敢死队的人选还没有定下来。”
胡传本一瞪眼：“咋啦? 我这个总指挥，当个敢死队长还不够格?”
李忠诚：“大哥，不是有约在先，兄弟我打先锋，你掌大旗么?”
经过一番争吵，指挥部成员投票表决，推选原纠察队长李忠诚出任敢死(绝食)队长。预定千人大绝食将分三批即每隔五天一批进入绝食现场。
绝食地点选择在农场招待所。这是一幢三面环水的土坯平房，一道大铁门将院子与外界的往来牢牢隔断。知青选择在这里绝食，正是为了传达某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信念，排除种种外来的和人为因素的干扰，从而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中坚定地走向死亡。
万余名知青围聚在招待所铁门外面为自己的勇士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人们与其说被战友崇高的献身精神所打动，不如说被自身的愿望和激情所鼓舞。胡司令握着最后一名进入铁门的绝食者，也就是敢死队长李忠诚的手，居然哽咽不能言。“闯王”在万千人目光注视下，脸不改色心不跳，极豪迈地拍拍大哥肩头，对众人抱拳作揖，然后视死如归地迈进铁门。
锈蚀的大铁门好像一道通往地狱之门，它狰狞地喘息着，终于“哐啷”一声闭拢来，把温暖、光明和生的希望拒于门外，把这幢隐没在黑暗中的死气沉沉的招待所变成一座耸人听闻的集体坟场。
时钟嘀嗒嘀嗒响起来。
九时二十七分，一份事先草拟的电报稿通过电话传到县城邮电值班室。此后每隔两小时，勐岗农场知青以罢工指挥部名义向当地县、州、省委以及北京通报一次绝食现场情况。
与此同时，该农场及毗邻农场大批知青聚集在绝食现场外面不肯离去，他们搭起简易帐篷或者草寮，点燃篝火，建立宿营地，以便随时声援绝食战友们的行动，仅仅一两天后，临时宿营地迅速扩展到场部机关和礼堂内，前来声援的知青总数已达两三万人。
不管怎么说，1979年元月23日晚九时，历史将记下这个不同寻常的时刻。知青运动终于走到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要么回城，要么死亡。
绝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十

1

元月中旬，也就是赴京请愿团的知青代表们正在归途中认真写检讨的时候，鲁田同志率领中央调查团一行五人已经在滇南边疆重重叠叠的亚热带山林中艰苦跋涉了半个多月。
鲁田，中央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同时还兼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李先念)。
新年伊始，准确说是元旦凌晨两点，他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指示，由他率领一个临时组成的调查团紧急飞赴云南，调查并妥善处理农场知青大罢工的非常事件。至于怎样“妥善处理”却没有明示，给他的使命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回旋余地。于是过了十二个小时，他和调查团成员就已经来到四季如春的边陲小城昆明。
在昆明，他们鞍马未卸，劳顿未消，经过与当地有关领导紧急磋商和交换意见之后，就换乘三辆越野吉普车直奔西双版纳，开始了此后长达一个月的边疆农场万里行。
短短十几天，耳闻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和混乱状态实在叫人触目惊心。在大罢工发源地橄榄坝农场，知青们做了一锅“鲜鱼汤”招待北京来的领导。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臭扑鼻。原来知青将河沟里长满绿苔的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而连队长年累月缺菜，人们一年中至少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在这个农场，人们还让副部长参观知青住房。那是一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着一簇簇很神气的野蘑菇。
——扪心自问，十年过去了，知识青年的基本生存权利：衣、食、住、行得到应有的保障了吗?
政策规定，国家每月应供应每个知青一两食油，四两猪肉，这项政策至今只是纸上谈兵。
政策规定，国家应为安置每个知青修建五平方米住房，统计数字表明，百分之七十的农场知青十年来一直住在上述长蘑菇的破草寮里……
在滇南某农场，调查团被领入一排草房时，赫然看见每间草房里同时居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他们大多属于未婚同居者，有的女知青还牵着孩子。农场领导反映，该农场知青中未婚同居和非婚怀孕生子者已达知青总人数一半以上。
无公路，无电灯，无娱乐，无文化生活。原始的生活好像大山一样把人们封闭起来，一年看两次电影，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
统计数字表明，知青中非正常死亡率逐年上升，其中自杀率已经高居各项死亡率之首。恶性犯罪案件亦急剧增加。一位农场领导尖锐指出：这样的青年，能接好革命事业的班吗? 我们将来去见毛主席能放心吗?
在调查团所到之处，知青同农场各级领导的关系几乎无一例外都处于紧张状态。抗拒管理，对抗领导，消极怠工，目无法纪。知青大量滞留城市，走私贩私，聚众滋事和各种违法乱纪事件已经日愈突出地扰乱城市的社会治安。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陈永贵多次到会表态：坚持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决不动摇。可是几乎同时，云南垦区发生大规模知青骚动，抬尸游行，十万人罢工，大卧轨，北上请愿，云南知青的风潮很快波及全国，北方各大垦区知青已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北京市民中盛传邓小平同志一句不无幽默感的俏皮话，“我们花了三百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是不是可以再添一个注脚，花钱的人自己也不满意呢?
毫无疑问，这是有着真理力量的声音。只有真理才能赢得民心，赢得历史垂青。
鲁田同志是一位资深党务工作者，对党内政治斗争有着足够的敏感和丰富的经验。小平同志的讲话决非出于偶然和漫不经心，纠正历史的大错需要大智大勇，需要承担大的风险，要有大魄力和下大决心。
从国内形势看，刚刚开过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开放的路线，这条路线无疑将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因此加快拨乱反正的步伐势在必行。从国际形势看，中越关系紧张，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迫在眉睫，战争一触即发。云南地处南疆前线，知青的动荡势必影响战争大局。
副部长脑子里掠过一道亮光。
天时，地利，人和。“妥善处理”的历史条件不是正在走向成熟了吗? ……
元月25日，中央调查团一行五人离开勐南前往另一个边疆农场勐满途中，一封北京急电送到鲁田手中。
电文寥寥数语：中办接云南省委转来勐岗农场电话，称该农场知青全面罢工，并有数百名知青绝食。望即刻前往妥善处理。并随时通报情况。云云。
于是风尘仆仆的调查团好像一支闻警出动的消防队，立刻掉转车头，星夜兼程赶往数百公里外那个默默无闻却异军突起的勐岗农场。

2

望眼欲穿的中央调查团一行五人终于在知青绝食进入第三天也就是元月26日中午风尘仆仆赶到勐岗坝。
出人意料的是，调查团到达农场之前，整整一连武装士兵奉命开进农场。军队的出现无疑给忧心忡忡的知青运动投下一道浓重的阴影。
小道消息纷至沓来：邻县边防团已经进入一级战备，军分区部队随时准备出动。驻贵州某某军正在星夜兼程，赶往云南边疆，有人在昆明火车站亲眼看见运送部队的军列昼夜不停，等等。
知青们并不知道，一场震撼世界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迫在眉睫。因此一时间农场人心惶惶，知青纠察队集体宣誓，决心誓死扞卫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神圣权利。第三批绝食者已经集中，随时准备用血肉筑起一道新的长城。
调查团抵达勐岗伊始，便能处处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敌意和充满火药味儿的对抗情绪。
“真是活见鬼!”当鲁田的目光看见场部门口有一队持枪警戒的士兵时，不由得愤愤地咕哝起来。本来调查团深入边疆工作并没有要求军队保护，但是当他们星夜兼程赶往勐岗农场时，军区有关领导出于对鲁田副部长人身安全的考虑(担心被失去理智的知青扣作人质)，于是给地方军区下达紧急命令。分区首长不仅考虑知青因素，同时还得考虑到境外国民党残余武装的存在，因此连夜命令一个加强连进驻农场，执行警戒保卫任务。
军队的介入无疑给调查团的工作设置一道无形的障碍。但无论是他还是调查团，对此均奈何不得。
车停了。一个连长拉开车门，立正报告：“到场部了，首长——边防四团侦察连听候命令。”
鲁田皱起眉头，简短吩咐道：“稍息，让部队解除警戒，原地休息。”
一个秘书从后面车里钻出来请示：“首长，您看是不是先休息一会儿，再接见他们的代表?”
鲁田突然冒火了，砰地关上车门，大声对司机吩咐““直接开到绝食现场去——人都快死了，还搞那套老爷作风干什么?!”
26日中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刚刚抵达勐岗农场的中央调查团全体人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就直奔绝食现场看望绝食绝水已达六十多个小时的男女知青。
知青纠察队布置了纠察线。声援的知青在招待所外面围成人墙，人们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忍耐。中央调查团领导隔着锈蚀的大铁门，部分地看望了那座毫无生气的集体坟茔和奄奄一息的绝食知青，并且讲了许多劝慰的话。很显然，知青不需要空洞的安慰而是需要实质性答复，因此铁门里对领导讲话毫无反响。后来终于有人从里面递出一张字条，那是一张血书，上面涂着歪歪扭扭的大字：
“……不回家，勿宁死!”
据说调查团里一位中年女同志当场抹了眼泪。
应全体罢工和绝食知青强烈要求，中午十二时半，调查团与知青见面大会在山坡露天会场举行。
大会组织者，一个精悍的北京知青把与会领导一一介绍给台下的听众，大会开始。
当鲁副部长的脚步刚刚在那只麦克风跟前站定，习惯地捋捋头发并且不慌不忙地深深吸进一口气的时候，会场空气突然凝固了，静得每个人都能听见自己心跳。
“同志们——”
这是一句开场白，必要的和一切正式场合官方使用的规范性称呼。
“农场的青年职工同志们——”
这也是一种模式，自上而下的政策模式，与先前那些工作组调查团出于一辙。知青们对此早有准备，他们与其说在沉默中等待，不如说在不动声色地寻找机会发难。
机会到来了。
四名女知青，将一幅万人签名的《绝食宣言》抬上主席台。
平静的海面掠过飓风，大海咆哮起来。
“我们不是青年职工!”
“还我知青……”
“打倒官僚主义!”
“……”
“这个老滑头!”吴向东恨恨地骂道。他觉得从一开始就让鲁田滑过去，感到很后悔。
“这样下去不行，得让他回答实质性问题!”胡传本也看出不妙，焦急地说。
“老胡，不能让他再讲下去了，得想法制止他。”吴向东毅然决然地说道：“你想想，那些绝食的弟兄不是等于在受刑罚么!”
“你打算怎么办?”
“去同他们讲理。”吴向东黯然一笑，用力握握战友的手。“今天得制造几个高潮，不能总让他们占上风。”
于是这个瘦高个的北京人困难地站起身来，理了理衣襟，大踏步朝主席台走去。他几乎目不斜视地直奔那个讲台和讲台上的麦克风，对此以外的一切障碍全都视而不见。士兵们被这个男知青的莽撞举动吓了一跳，以为要捣什么乱子，慌忙用枪去挡。一个士兵失手，枪托在来人额头上碰了一下。吴向东全然没有防备，一个趔趄坐在地上，额角渗出鲜血来。
全场大哗。
鲁田脸色骤变，怒不可遏。他亲自走下讲台扶起男知青，并命令连长：“全体立正，向后转，退出会场。”
军队执行命令，会场重又安静下来。
吴向东谢绝副部长搀扶，摇摇晃晃走上讲台，拿起那只麦克风。面对讲台前那些熟悉的面孔，面对成千上万认识和不认识的同龄人，他忽然有种渴望献身的强烈愿望，一种类似殉道者的崇高感。
“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一语未落，这个曾经玩世不恭的七尺男儿竟然已经泪流满面，他与其说感情冲动不如说被自己的崇高愿望和使命所感化，心中充满一片对世界和人类的博大爱心。
“我，吴向东，六九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当着我患难十年的知青朋友，说几句公道话。请你们记住，这是一个三十岁的男知青留给这个世界的肺腑之言。说完这些话，我想我从此问心无愧，因为我已经尽了我的最大努力来报答大家的信任。
“……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之际，为了扞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政府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的身份，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
这是一个即兴的节目。即兴发挥原来是灵感、智慧、冲动和理智失控的混合物，但是此刻吴向东头脑却异常清醒。他从容不迫地转过身来，面对全体调查团成员，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这是当地民族喜爱的常用作佩饰物的小玩艺儿，他就用这个小玩艺毫不费力地切开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
一股指头粗细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溅了四周人们一身。等猝不及防的观众清醒过来，那个勇敢的殉道者已经面带微笑跌倒在地。
当响着凄厉警笛的救护车将伤员载走，会场已经无法平静。男知青的自绝行为无疑点燃人们压抑已久的反抗怒火，要不是知青纠察队及时维持秩序，失去理智的知青们一定会把露天会场那个不结实的土戏台踏成平地。
鲁田早已老泪纵横。
作为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身负特殊使命的调查团长，他绝不俱怕任何威胁利诱，一切胁迫都将对他无效，但是现在他颤抖了，双膝发软，他感到深深的负疚。
理智的堤坝开始崩溃，良心和正义感渐渐占了上风。他开始从副部长的角色中走出来。
“同志们，青年同志们：”鲁田的声音听上去疲惫，苍老，沉重而又嘶哑。
“我将要慎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在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
全场死寂，知青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可是鲁田仍无权满足知青们的要求。
一个男知青大声诘问：
“请领导同志明确表态，我们回城的要求能不能得到答复?”
事实上这个问题不可能马上解答。在这里，相互对立的人们存在一个理解上的误区;对知青来说，鲁田是中央首长，是北京来的权力很大的领导，因此他们迫切需要从领导口中得到关于返城的实质性保证。对鲁田来说，知青的要求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但是知青问题是个全局性问题，即使他能允许眼前的知青返城，那么全省、全国的知青呢?
台上台下相持不下。
悲观又好像一片慢慢涨起的潮水，把这些曾经豪情满怀的年轻人抛入命运的没顶之灾。这种情形，就好比自然灾难面前的人类，同飓风、海啸、山崩、地裂，以及大地震、火山爆发等等不可抗拒的法则相比，一切人为的努力、抗争不是都显得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么?
真的没有希望?
知青注定要走向毁灭?
一个女知青慢慢站起来。
“你脸色不大好嘛，是不是病了?”有人关切地对她说。
她惊奇的睁开眼，寻找同她说话的人。哦，就是他，高高的个子，北京来的副部长，中央首长。她本来要想对他说一说自己的病，心脏病是活不长的，她不想死在这里。但是那一瞬间，她突然无比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多像自己死去的父亲啊! 那宽宽的前额，那眼神，那慈祥的表情，无一不洋溢着慈父般的关切和厚爱。父亲，一个多么美好而崇高的偶像，有谁比父亲更能带给无依无靠的女儿以有力的支撑和保护呢?
一刹那，女知青冻僵的心灵悄然苏醒，冰封的感情如同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她突然双膝发软，扑通一声跪下来，抱住首长的腿放声大哭。
“伯伯，好伯伯! 救救我们吧，救救可怜的女儿! ……”
撕心裂肺的哀鸣，如闪电，如雷鸣，撕裂长空大地。如羊羔，如鸡雏，如一切死之将至的弱小动物。
一时间，远近会场，三万多名被称作“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他们曾经无比自豪的骄傲的头颅如今屈辱地低垂着，曾经被精神和人格支撑的完整的灵魂如今淌满鲜红的血滴，匍伏在那座矮矮的主席台之下，那片被烈日灼烤的滚烫而贫瘠的红土地上。
石破天惊，哭声恸地。
鲁田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台上台下哭成一团。面对眼前这个把他当父亲的女知青，面对台下那三万多长跪不起的人群，他感到自己僵硬的双肩已经承受不住这泰山压顶般的历史责任。
历史的走向在这里发生改变。
决不仅仅是下跪或者请愿，而是党心民心，一千万知青的强大合力迫使历史重新作出选择。
鲁田毕竟是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他扶起痛不欲生的女知青，动情地说：“请相信我，会把你们的事办好。”
一个秘书请示：“是不是暂时休会?”
鲁田毅然决然地说：“不，没有人会离开这个会场的，我们也不能离开。”他转过身，面向麦克风说道：
“知识青年同志们，孩子们，你们请起来吧……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和要求。”
鲁田终于完完全全走出了他的角色，走进了一个大写的“人”的理性和感情世界，也就是说，这位可尊敬的老人决心冒着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风险，奋起为民请命了。
知青原地等待决定他们命运的最后裁决。

3

冬日的南疆之夜，气温大起大落，白天烈日灸烤，夜晚寒气袭人。知青们在山坡上点燃火堆，互相依偎着，静静等待消息。他们知道，不仅仅是他们，还是昆明、北京，乃至全中国都没有睡觉，都在翘首以盼。中南海的灯光一定闪亮着，像天边那颗最亮的星，那是中央领导在为知青问题操劳，拨乱反正，作出重大决策。
公元1979年元月27日，也就是知青集体下跪次日凌晨五时许，在经过与北京长达十几小时的长途通话之后，满面倦容的中央调查团团长鲁田重新走进会场，登上主席台。
“知识青年同志们——”鲁田对着麦克风嘶哑地说道。静场。每个人都觉得心脏快要跳出喉咙。
“现在，让我来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识青年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窒息般的可怕的静寂。只有一个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在长长的夜空里滚动回荡。
“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几秒钟后，全场爆发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歇斯底里嚎啕。人们冲进绝食者的铁门，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冬日的旷野，沉睡的红土地被惊醒了，小动物惊慌地竖起耳朵，倾听这来自大地深处的如同春雷般隆隆的颤动和回响。

4

有必要记住这个短暂而匆忙的历史时刻。
1968年，当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和边疆，用青春和热血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上铸就了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坝，并且企图人为地将它永久固定下来的时候，这座大坝终于在云南勐岗农场的洪荒旷野和露天戏台上裂开了第一道不可挽回的裂缝。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行大字：
——公元1979年，历史不再固执。

十二

1

纵观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有理由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看作这段历史起始的坐标和里程碑。以此作为分水岭，如果说此前召开的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还带有浓厚的极左思潮和保守色彩的话，那么仅仅五十多天后，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一个多月，另一次旨在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和坚决贯彻“实事求是”方针的四省(市)五方知青工作会议终于应运而生。
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主持会议。
这是公元1979年元月末的一天，春节即将临近，寒冬还在北国肆虐，北京、上海、四川(含成都、重庆)、云南(含昆明)有关领导接到通知，率领各路人马紧急飞赴四季如春的昆明。一次决定云南十万知青命运的“昆明会议”在环境幽雅的西苑饭店拉开帷幕。

2

2月下旬，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平稳的声调播送了一条震动世界的消息：17日凌晨二时，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云南、广西边境全面展开。肆无忌惮进行挑衅的越军在我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火打击下，正在节节败退。战事正往越方一侧境内推进，云云。
一个历史的突发事件，一个历史的重要时刻。战争就是命令，是号角，是打破沉闷生活的催化剂，因此远离中越战场几百公里的昆明西苑饭店的空气里，也就有了一股战争迫近的硝烟气息。
大敌当前，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一切人民内部的争吵就变得不再那么你死我活，那么寸步不让。于是昆明会议出现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互相谅解、友谊、协调行动的气氛，根据中央领导指示，会议本着顾全大局的精神，各地代表团迅速通过有关政策条文的制定和修改，并在优先接收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19日，会议匆匆结束。历时二十天的昆明知青工作会议终于取得历史性突破。
全国知青大返城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在这里倒下了。
十年上山下乡的大坝不可挽回地崩溃了。

十三

1

溃堤的洪水从云贵高原汹涌而下。
从云南边疆通往内地几乎所有水陆干线;国道一线，三线;滇缅公路，中老公路，滇越铁路;怒江、红河、澜沧江上，一列列满载难民般的知青的火车，一辆辆汽车，一艘艘轮船昼夜不停，与源源不断运往前线的军列形成鲜明对照。知青有的两手空空，吊儿郎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的成双成对，拖儿带女;还有人趁机套购许多优质木材(政策允许每人托运两立方米)和走私商品，“堤内损失堤外补”，意欲打回老家去轰轰烈烈大干一番。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步履蹒跚，有人大哭大笑，有人乐极生悲，世界原本是一个大舞台，十万知青演员在这里匆匆上演了一台精彩纷呈大喜大悲的人生短剧。

2

昆明会议一结束，云南省会昆明近水楼台，招工招干人员闻风而动。紧接着，成都、重庆、上海、北京各地劳动部门，知青家长所在单位的招工人员纷至沓来。回城理由百花齐放名目繁多：招工、招干、商调、困退、病退、家照、独生子女等等，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理由，或者只需一纸公函，农场立即盖章放行。
很快干脆连理由也不要。因为许多回城心切的人等不及公函或者招工指标，他们唯恐政策变卦，赶不上回城末班车，于是在一片近乎世界末日到来的逃难般的疯狂情绪驱动下，农场关卡节节失灵，回城政策竞相放宽。只要你是知青，来自城市，这就是最好的理由。哪里来回哪里去，农场一律开绿灯。
在知识青年热泪盈眶的欢呼声中，农场被席卷而来的知青返城大潮淹没了。
在西双版纳，在德宏、红河、临沧、文山，每一个农场都为知青返城敞开大门，成千上万的知青将场部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在勐撒农场，知青在场部外面围起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等待办理繁琐的回城手续：体检、政审、鉴定、提档、组织关系、工资关系、粮食、户口，等等。其中唯有一项户口证明需由县公安局盖章方才有效。于是农场唯一一辆破吉普车吱吱嘎嘎地开动起来，天天奔波于农场与县城之间。不料有天吉普车一去不复返，心急如焚的知青蹲在寒潮的霜冻里一连等了三天三夜，有人险些没有放一把火烧掉场部。当那辆风尘仆仆的吉普车终于爬回农场时，年过半百的办公室主任一下从车里滚出来，双膝跪在人们面前放声大哭：“不是我有意耽误大家回城，实在是别人放假不上班啊……”
在勐腊农场，三万名知青排起几公里长的队伍，但是工作人员即使长出三头六臂来，每天最多也只能办理两百名知青的返城手续。以此类推，办完全农场知青最少需要一百五十天，也就是说排在队伍后面的人们需要耐心等待至少五个月以上的漫长岁月。
在勐岗农场，采取发放号签的方式，即每天办理一百个定额，来消除拥挤、混乱和排长队伍现象。不料这种维护秩序的正常方式竟然引发一起意想不到的悲剧事故：一个边远连队的上海知青，一连三天起早到场部排队领取号签，但是次次扑空。第四天，这位知青半夜两点便起床，赶了四十里山路，到场部天色未明。然而他还是来晚了，附近连队的人早已包揽了全部定额。如果以顺序论，他的座次排在千名以外。绝望之下，这位心胸狭窄的上海阿拉回到连队，当天晚上在竹篱笆门后自缢身亡。
上海知青惨死的噩耗重新加剧了这个农场原有的紧张气氛。农场痛定思痛，索性交出矛盾，一切悉听尊便。
于是我们看到，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解放生产力。昔日代表农场权力的那枚大印被一根麻绳悬于办公室窗口上，人们根本无需排队，甚至根本无需犹豫，眨眼之间就能戳上公章，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时候人人心平气和，心情舒畅，没有拥挤、混乱和打架斗殴，到处气氛平静、秩序井然。这就是没有纪律的纪律，没有秩序的秩序，事物往往就是这样相反相成，相得益彰。
据统计数字表明，仅当年二至五月，十万知青的大潮竟然退去十之八九，滞留农场的知青不足万人。
农场的世界短暂地归于死寂。

3

西双版纳垦区原有知青六万余人，经过十年漫长岁月的患难与共、男女知青建立婚姻关系或者事实婚姻关系(同居)者多达百分之六、七十，有的农场高达百分之八、九十。问题在于，一旦知青大返城成为事实，一旦他(她)们相爱(不如说相互需求)的共同基础被抽去，他们的关系会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继续忠贞不渝地保持下去呢?
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
黎明农场某连，原有知青一百一十七人，已婚八人，未婚同居一百零四人，私生子九个。大返城时，离婚六人，弃(送)子九人，其余知青全部各奔前程。只有一对上海知青将婚姻关系又维持了五年，然后另筑新巢。
勐棒农场有知青九千余人，到1978年10月，登记结婚只有四百一十五人，事实婚姻达七千多人。非婚姻生子二百多个。1979年2月至5月，离婚三百余人，弃子无数。
勐腊农场知青离婚一千多对，弃(送)子达数百个。

4

大潮很快退去，农场留下一片触目的空旷与荒凉。
学校停课，教室关门，医院门可罗雀。在连队，到处人去屋空，乌鸦与长虫乔迁新居。在机耕队，生锈的铁牛们整整齐齐趴在窝里，昔日粗声大嗓的驭手全都星散，一去不复返。
春耕之际，一望无边的大田无人耕种。成千上万顷开割的橡胶林里杂草丛生。有的农场竟然只剩下几百个老弱病残的原农场老职工和家属。怪不得一位上级领导视察了曾以“天下第一团”自豪的勐腊农场(一师六团)，心情沉重，夜不成寐，终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感慨：
“我们早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现在才想起应该留住他们? ……”
据统计，知青返城给农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千万元以上。当年云南农垦系统亏损达一千八百七十二万元。更重大的损失不仅仅在于农业劳动力的流失，而在于支撑农场大厦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和干部队伍的失去：教师、会计、出纳、医生、药剂师、护士、兽医、农技员、工技员、技师、驾驶员、农机手、电工、车工、钳工、割胶工……这个损失却是无法用经济数字来计算价格的。
面对知青大潮的倏然远去和农场岌岌可危的前景，留下来的人们心情极为复杂。橄榄坝农场一位连队干部天天亲自赶着一群牛上山去放牧。他惆怅地说：“走就走吧，他们是大城市来的，有文化，跟咱们不一样。”
一位机关干部反驳：“什么不一样? 政策对他们够优待了，两年一次探亲假，可是他们还不知足……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今后我们培养人才，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的‘永久牌’，决不培养‘飞鸽牌’。”
一个50年代支边的老教师无限感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可是都往高处走了，这低处该怎么办呢? ……”
一位大娘泪光闪烁，动情地说：“唉，这些年也苦了这些孩子，谁人没有父母，让他们来吃这些苦，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也不愿意呀。”
当地青年则愤愤不平地质问道：“难道边疆人就该一辈子在边疆?城里人就该一辈子在城里? ……这不公平!”
……
但是无论人们怎样愤愤不平，对历史对现实发出怎样的诘难，感情上怎样难分难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农场的建设事业最终要靠农场人自己来完成。
经济规律在这里发生了奇迹般的作用。
丢掉知青包袱之后仅仅一年，也就是80年代的第一年岁末，云南农垦战线传出特大喜讯：全垦区从上年亏损一千八百万元一跃变为当年盈利四千一百万元，头次丢掉长期亏损帽子，实现扭亏为盈的伟大战略转变。
历史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皆大欢喜的胜利结局。

5

公元1979年2月之后短短两三个月中，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至次年，仅余三千二百余人，不足原总数的百分之三。
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冲击全国各大垦区。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即1979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7月7日，国家劳动总局负责人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讲话，宣布本年度全国各省市将安置上山下乡和支边知识青年七百六十万人就业。
这个数字相当于文革十年就业人数的总和。
同年6月，国家计委按原计划应动员八十万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但是到8月底，各地仅动员二十四万人下乡。并且三个月后下乡知青即陆续招工回城。
至此，历时十年并造就整整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宣告结束。

尾 声

1

公元1991年元月，也就是本书引子提到的那个回顾展开幕前大约五个月，我和另外两名知青为收集展览资料踏上南行的旅途。
承蒙云南省农垦总局大力支持，我们得以顺利重返边疆旧地，并沿途采访临沧、西双版纳、德宏、保山等地二十多个国营农场，行程达三千余公里。
我们不无惊喜地看到，昔日边疆人烟稀少瘴疠横行的旧貌正在或者已经成为历史，商品经济观念深入人心并且到处开花结果，连队被划成若干家庭农场，农业机械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武装个体和集体劳动者的队伍。到处马达轰鸣，胶树成林，公路四通八达，人们安居乐业。
在勐岗农场，一位当年的保卫科长深有感触地说：“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当时我对知青有过一些……粗暴行为，伤害过同志们的感情，我很难过。现在恳请你们代我向那些知青转达一个老农垦的……真诚歉意。”
在西双版纳，我们见到原垦区党委贾副书记。副书记已经离休，但他仍然在为职工一项“菜篮子工程”奔忙。他紧紧握住我们的手说：“请转告知识青年同志们，他们是农场建设的有功之臣……边疆国营农场欢迎他们来第二故乡参观，旅游，来看看他们亲手栽下的橡胶树……”
我们热泪盈眶。
如果说今日边疆面貌蒸蒸日上万象更新，那么这一切并非与昨天的知识青年无关。
一个夕阳西沉的傍晚，火烧云灿烂得好像一片尚未凝固的血迹洇红了半个天际，我们风尘仆仆赶到盈江农场并立即踏上通往二分场四队(原二营四连)的曲折小路。
时值冬月，沿途橡胶林脱尽树叶，在落日残照下很有些萧杀和苍凉的意味。我们的吉普车在山道上颠簸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当地农场的向导便指着窗外说道：“喏，到了。”
果然，我们的视线很快在那座大山的折褶深处，在两条尚未开割的林带之间找到了一排隆起的灰色坟茔。那就是我们千里迢迢赶来寻觅的十位遇难女知青的长眠之地。
山头上有人影晃动。向导告之，那是连队职工正在铲除坟头的杂草。
“逢年节……比如清明之类，有人替她们扫一扫墓么?”同伴问道。
向导是个淳朴青年，讷讷地相告：“好像，没有……不记得……”
我们的心终于相当悲哀地沉下去。这自然不能怪谁，改革开放，人人都有太多的事要做，谁会把替别人扫坟这样的节目排上自己的议事日程呢?
何况城里那些同龄人已经遗忘了她们的姓名。
我们庄严地站在女知青坟前。
坟已败损，墓碑字迹剥落，生命的浅丘正在缓慢但是不可抗拒地归于消失，岁月的长河终将抹去她们存在的一切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生原本不就是一杯黄土，一道浅丘么?
我——录下她们的姓名：
知识青年周金秀，女，1954年—1971年。
知识青年李晓妮，女，1953年—1971年。
知识青年晏启芬，女，1954年—1971年。
知识青年阮国清，女，1954年—1971年。
知识青年范金凤，女，1953年—1971年。
知识青年傅蓉碧，女，1954年—1971年。
知识青年傅国芳，女，1953年—1971年。
知识青年万国禄，女，1953年—1971年。
知识青年李观玉，女，1953年—1971年。
知识青年施桂芳，女，1954年—1971年。

——抄自墓碑

白日终于辉煌地沉下去，暗夜的潮水渐渐淹没了山林。山风刮起，橡胶林中便有了一阵起伏的絮语。远处亮起许多灯光，好像混沌天地间一片闪烁的星群。向导介绍说那就是二营四连，如今家家都用上电，许多人还能看上电视。
我的心弦突然被拨动了。
不管怎么说，这些拓荒者的生命没有白白燃烧，她们毕竟化作胶林，化作照亮边疆夜空的星群，化作装点山川大地的一片新绿。不论她们是否创造过伟业，作为整整一代人曾经前仆后继为之献身的拓荒大业的永恒座标，她们的殉难本身不就是一种灿烂一种理想主义和人类精神的生动化身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也是成功者，是许多无名的胜利者中的一群。我们找到并祭奠她们，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永远记住她们的名字。
我终于感到一阵如释重负的轻松。
与其说我为死者找到解脱，不如说为自己解脱。
我们拍了许多照片，然后说说笑笑下山，不再遗憾。

2

返回省城，农垦总局古局长亲自接见并慰问我们。古局长是60年代后期毕业的大学生，橡胶种植专家，一个充满改革精神的精明能干的中年人。言谈之中，局长取出一份统计资料告诉我们：
1990年国产橡胶大量积压，主要原因是缺少价格和生产优势。进口马来橡胶，每吨价格六千元，但我们每生产一吨橡胶，仅成本即达八千余元。
另外由于种种地理、气候以及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80年代以来，知识青年种植的橡胶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死亡。有的农场死亡率达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十几万边疆知青拓荒十年的汗水和心血几乎化为乌有!
他们白白抛洒十年青春，把人生最美好的岁月献给祖国的橡胶事业，但是这一切愿望并未实现。他们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一场违反社会和自然规律的空想乌托邦运动……
还有那些长眠在山坡上的年轻拓荒者，他(她)们该作何感想? 他(她)们的青春辉煌吗?他(她)们是成功者? 失败者? 无辜者? ……
我心中最后一束壮丽的烛光倏然熄灭。
我欲哭无泪。

3

1991年夏，回顾展隆重开幕，盛况空前，成为成都街头轰动一时的热门话题。参观者除了当年的知青外，还有社会各界和许多来自大专院校的师生。年轻的大学生们除了对他们兄长的知青生活表现出极大的探究的兴趣和热情外，还渴望寻找沟通两代人心理世界的某种中介点。
但是不少人表示失望。
因为在他们看来，展览的真实性是勿庸置疑的，氛围和效果都不乏生动感人，但是展览者的精神意向和价值取向却相当令人困惑。
一位研究生尖锐地诘问：既然无悔，你们干吗要回城? 既然回城，又干吗非要喋喋不休地标榜“无悔”? ……
从任何意义上说，现在评价这场历时十年波澜壮阔的知青运动都为时过早。有悔也罢，无悔也罢，历史都不会因了个人的意愿而改变其轨迹。作为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也许我们距离历史太近，暂时无从把握个人命运同社会进程的关系;也许我们自身淤集了太多的伤痕和“知青情结”，常常有意无意地将苦难当作审美对象加以炫耀，因此我们终于有机会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伤痕文学的宣泄之后，又开始津津有味地咀嚼“无悔”。
我完全无意在这里对知青运动的功过是非和我的同龄人对待历史的种种态度评头论足。我只想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过程，以便我们后人有可能循着历史的回声找到这片荒芜的历史墓地，也找到那些早已被人遗忘的被称做“知青”的殉难者并为他(她)们的坟头添上一束小小的野花。
我相信，无论天国还是地狱，他(她)们的眼睛一定始终注视着你和我——它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无法逃避自己应尽的那份责任。
愿他(她)们的灵魂安息。

1991年7月—10月 初稿
1992年5月 改毕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