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甜玫瑰》(原文全文)

今天是金辉两周年的祭日。雨下得真大。
两年前的8月2日，在一个浅浅的小河里戏水的他，随波而去。我至今也弄不明白，一条只有齐腰深的小河，如何能吞没一米七五的金辉。这莫非又是诗人的谶语，他曾经在一首诗中写道：“海浪的手托住了我的孤寂，我的心第一次，找到了，酣睡般的宁静……”我不知这条小河会不会滚入大海，但我真的希望他能穿越崇山峻岭，找到那片金辉醉心的深蓝色，让他的22岁的生命得到这一点点的满足、一点点的补偿。
1989年的夏末初秋，我来到北京郊区的师范学校临时任教一年。金辉是三年级的学生，也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诗人。语文教研室出的一本油印的诗选小册子，里面选有金辉的诗，我还记得其中的两句：“是大海染蓝了天，还是天染蓝了海?”我教二年级语文，并不认得金辉，但我却记住了这两句诗。
我住在教学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学生们常来我这里聊天、借书。有一天，一个头发蓬乱的大男孩来敲门，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有点紧张地笑着，对我说：“老师，您有纪德的诗集吗?”我说我没有，不过我可以回城里到图书馆去借，他说谢谢不用啦。这个大男孩就是金辉。说实在的，我当时很惊讶，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还有人知道纪德这位法国象征主义作家，比起拜伦、雪莱的名气，纪德算是极其生僻的作家了。不知是现代派诗正合乎金辉的心境，他才会喜欢，还是那些伤感颓唐的诗句影响了他的心境，总之，比起他的年龄，他显得过于沉郁。
从此，金辉常来我这里借书，因为学校里极其有限的图书，也只允许学生一学期借一本，而对于这些来自贫困山区的孩子，每月只有10元钱的生活补贴。他们是无力购买书籍的，况且，买书也得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去。我每次回城里，总是尽可能地背些书回来，我知道金辉他们都盼着等着我的书。
学校快放寒假了，期末考试分派我监考金辉他们班，我发现有很多人在偷看、打小抄。与其说我是生气，不如说我是伤心，我平时很喜欢这些来自山区的孩子，他们真的很朴实，给予了我从未有过的一种清新的感受和体验，找到了我在城市的喧嚣与漠然中从未找到过的温馨与充实。现在，看着他们贼头贼脑打小抄，我冷冷地冲着他们说：“你们这和小偷有什么两样?”然后我把所有能摔的东西，粉笔、黑板擦、教鞭还有发剩的卷子全都摔在地上，然后我走了，狠狠摔了教室的门。既然我是田间地头的稻草人，吓唬不了偷食的麻雀，那我只能逃掉了。我不愿看见他们六神无主的样子，这和我平时认识的他们多么截然不同啊。
因为我是临时老师，校方没有追究什么，我大概是这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位从考场上撤退的老师。散考后，金辉来找，他说：“我是按规矩做完的。”我苦笑着说了声谢谢! 真的，我要谢谢他的规矩，这似乎留住了我心中即将流失的某种东西。金辉吭哧了半天才问我：“您干嘛生那么大气?”是啊，我干嘛要生气呢? 半年以后我就离开这里，这些课桌、讲义、试卷将永远不会再走进我的生活，可我还是生气、伤心。在我内心深处，我是多么珍视他们给予我的至真至纯的感受。金辉听了我的话，他好像明白我为什么那样不顾师道地乱砸东西了。他望着窗外，不停地用手摆弄窗栓，咯楞咯楞地，半晌才说：“考试不及格要留级的，那就变成自费生了，家里供不起。要是被开除，回村务农，连已经转的城镇户口也得退回去。”我不知该说什么，咯楞咯楞，窗栓就那么响着。
这就是金辉。他可以善良到无原则地原谅任何人任何事，但他又不为环境所诱，有自己的一套处世做人的准则，追求自身的修身养性与自我完美。当我真正走进这些山村的孩子的心灵深处，我才知道，背负的现实越沉重，对未来的向往渴盼就越强烈。
金辉毕业的那天，我也回城里原工作单位干我的老本行。金辉被分配到着名的北京猿人所在地——周口店工作，他背着自己心爱的吉它和诗集，来到偏远的山村小学。几十万年前，北京猿人在龙骨山洞穴中用火种奠定了他们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而现在，龙骨山脚下的后生们又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小学校里只有一排破旧的平房，课桌全是东摇西晃，下雨时教室里到处漏雨，学生只能放学回家，学校晚上没有电，只能点着蜡烛批改作业。没有自来水，金辉得一担一担地往回挑，没有伙房，只能自己上山拾柴烧灶擀面条，150元的工资，除了吃饭，还是买书买诗集。他的来信总是充满着矛盾与冲突，他说他要调动工作，这里太闭塞了，他无法忍受这种仿佛与世隔绝的孤寂，在深夜，校园里只剩他一个人住校，他会大喊，但空荡荡的校园里只有他自己的回声。然而，他又说，这些山里的娃娃就像儿时的自己，他不能背弃他们。
小学校里只有一只羽毛球拍，一个水泥乒乓球台，已经用了20年，风雕雨蚀，裂了无数的大缝子，金辉只能领着孩子们玩丢手绢、老鹰抓小鸡。孩子们多么喜爱他们的老师啊，他像大哥哥一样疼爱他们，下雨下雪送他们回家，怕他们在山路上滑倒摔伤。冬天，北风呼呼地从每一道窗缝屋缝里嗖嗖地钻进来，冻得孩子们直流泪，是老师上山拾柴给孩子们生火取暖，让冻僵的小手能写字翻书本。孩子们又是多么崇拜他们的老师啊，老师会弹吉它会唱歌，老师还去过北京天安门，去过动物园看见过大熊猫。这个山村虽然距离北京城区仅仅只有50公里，但绝大多数孩子还没有到过北京。金辉总说，他一定要带孩子们游览北京城，到天安门广场放风筝，让孩子们看一看山外面的大世界。但他终究没有能够带着自己的学生徜徉在颐和园的山水间，或是长安街的林荫道上，他终究没能兑现自己对孩子们的承诺。
金辉的小学时期是在一所破庙里度过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了六年的小和尚。当他回到山村小学时，他怀揣着的是一个滚烫的愿望：让孩子们有一个比他自己幸福的童年。是的，孩子们不用再当“小和尚”了，但教室却和破庙一样破旧不堪，难禁风雨。孩子们可以从自家的收音机和村里的大喇叭里学唱流行歌曲，但学校却无法给孩子们安排音乐课，因为学校没有一件乐器，孩子们唱歌还是跑调儿的。每月，全校只有100元的办公费，连教学用的粉笔纸张还不够;一面国旗褪色褪得难辨真色，可买一面国旗得花去98元的办公费，这就意味着全校一个月上课不用粉笔。每个星期一早晨，在这面褪了色的国旗下面，听孩子们齐声唱着跑调儿的国歌，是金辉一周里最难捱的时刻，他那诗人般敏感的心灵在颤动在疼痛在煎熬。他无法从一种沉重的使命感中解脱出来，他得奋斗，他需要用这种奋斗来减轻自己内心深处的失落，但他又极力想离开想逃遁。
他在忍受与奋进中挣扎着，他说他很累。
1992年，我采访这所小学时，又见到了金辉。在他的宿舍里，那把吉它已落满了厚厚的灰尘，他也不再写诗，因为他有更要紧的事要做。白天，学生不停地来敲门，问老师抹布搁在哪儿扫帚放在哪儿，这道题怎么解那篇课文分几段。学生放学了，他得批改永远改不完的作业和试卷。我问他，现在最想干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蒙头大睡。”他完成一天的工作已是凌晨一两点，而学生们又早早地到学校来早自习，他总是睡眠不足。
那天他要擀面条给我吃，我实在不忍再辛苦他，坚持要到村上的小饭馆去吃饭，我们也可以安安静静地聊聊天儿。那个又黑又暗的小饭馆，苍蝇多极了，金辉很抱歉：“就这么一个小饭馆，老师将就点儿吧。”他要了些醋，仔细地帮我擦洗碗筷，我注意到他自己的碗筷并不用醋擦，就说：“你的碗还没擦呢。”他说没事儿。我提议喝点啤酒，他说不行，下午要上课，我就没再勉强了。点完菜，他抢着付钱，我不答应，相持了半天，老板收下我的钱，又替金辉找了个台阶儿：“下回你再请老师吧。”连老板也痛惜他花掉三分之一的工资吃这顿饭。因为我付了钱，他有点闷闷不乐，我知道这大概伤了他的自尊，山里人再穷，也是不肯怠慢客人的。饭馆里只有我们俩，老板就格外关照我们，他看出金辉的不高兴，就打趣说：“金辉你真当是吃老师的饭不交钱呀，低头猛吃，连句话也没有。”金辉这才不好意思地笑笑，显得轻松自然了许多。
我采访山村小学的报道在电台播出之后，反响很大，不少热心听众捐款捐物。有一位老教师没有留下姓名，把一副崭新的羽毛球拍放在我们单位的收发室，请人转交给我。还有一些听众没有留下姓名地址寄来了钱。我把这些都写信转告了学校领导，校长派金辉来取这些捐款和物品，因为路上堵车，他晚到了一小时，急得满脸淌汗。我把听众的捐款和物品一一交代给他，他连连点头说：“孩子们可以玩球了，您替我们在广播里谢谢大家。”我答应了。“孩子们可有的玩了。”他又说。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欢愉。他急急忙忙地要赶去王府井书店买成人高考自学资料，走不多远，他又扛着大包往回跑，气喘吁吁地对我说，现在大队安了一个分机电话，有事可以打电话到大队，让人去学校叫他一声。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小条纸，写上电话号码9310261转，我顺手把这个小条掖进我工作证的塑料壳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虽然我从未打过这个电话，但是，直到今天，这张小条仍然夹在我的工作证里。有一次，我问一个朋友：“你说，给我这个号码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我为什么一直不肯扔掉它?”我的朋友很古怪地笑笑说：“不知道。”是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只要这个号码还在，金辉就仍然在山那边领着一群孩子老鹰捉小鸡，在闪烁的烛光下批改作业，或是写下青春的诗行。
1993年的暑假快到了，金辉来信约我去他家小住，那里是有名的瓜乡，“老师可以在瓜地里一边摘一边吃。”可我去了长白山。我总觉得摘西瓜，只要有金辉在，哪天去都行的，但我错了! 当我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刚给停了多日的BP机换上新电池，BP机就尖厉地叫进来，我看见BP机上显示的那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心里忽然有些发毛。我回了电话，一个哽咽的老者在电话的那头说：“是任老师吗? 金辉不在了!”我的脑子整个空白了，来不及问询，来不及悲伤，整个空白……
金辉的父亲是在他的遗物中找到我的电话的。老人希望我去参加追掉会，按乡下的规矩，白发人是不能送黑发人的，他们老两口不能去送儿子，请老师送一送吧。我能说什么呢?
我以出奇的冷静开始打电话，找金辉在校时的老师和同学，因为是暑期，我只找到了一位老师还有一位同学，从前，我们大家曾经不分长幼师生在一起共同谈诗论诗的。当我把电话打到这位同学的家里，她姐姐说：“小妹正在医院产房里生孩子，可能是难产。”我没有说明找她妹妹有什么事，只请她带个好，祝母子平安，她姐姐连声说谢谢。放下电话，我哭了，为金辉的死。这是知道他逝去后我第一次流泪。
虽然天色已晚，我还是骑着自行车四处去寻找鲜花店，我不要送什么挽联花圈，我要送金辉最喜欢的红玫瑰。在一条僻静的小巷，我找到了一家小花店，老板笑吟吟地问：“你需要什么花?”“玫瑰，红玫瑰。”“是送同事，还是送朋友?”“送朋友。”“是祝贺婚礼，还是祝贺生日?”“……”我该怎样向他述说呢?“为什么选九枝呢?”“佛经上说九重天是天堂。”老板不再问了，开始把我选的花仔细地包扎起来，他还叮嘱我，要使花不枯萎，就在泡花的水里加一点白糖。那被糖水浸泡过的玫瑰该是甜的吧?我想。当我接过这束参差有致的玫瑰，告诉他：“我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他只有22岁。”
第二天，我就是捧着这束火红的甜玫瑰赶到了火葬场。我见到了金辉，他静静地躺在那里，还戴着那副黑框眼镜，胸前挂着那串用山桃核串的佛珠，金辉一直喜欢钻研佛教。他身边还摆着成人高考的资料和纪德的诗集，他有那么多未竟的心愿。他曾经是那么渴望宁静与安逸，可以细细地品诗、畅想，如佛在心，他找到的同时，也全都丢失了。
我们一直把金辉的骨灰送到他老家的家族墓地。亲人们早已备下厚厚的纸钱，按老人的说法，灵车途经的每一个路口、桥梁都得撒一把纸钱，这样才能把金辉顺顺当当地送上路。金辉的小妹妹就这样虔诚地撒着、撒着，小姑娘已经没有了眼泪，她只是直直地瞪着大眼睛，生怕错过漏掉一个路口、一座桥梁。哥哥曾经接送她上学校，替她打枣摘核挑，帮她抓蜻蜓逮蚂蚱，哥哥为她做过那么多，她却只为哥哥做了一件事——撒纸钱。
因为天气太热，加上长途颠簸，当汽车穿行在山谷之中，我突然失去了知觉。待我苏醒之后，我看见车窗外那随风飘飞的纸钱，盘旋着向上飞升、飞升。
我真希望这片片纸钱能像海浪的手，托着金辉的魂灵，直上九霄，而那束甜甜的玫瑰能送他一程，我希望……

写于1995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