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的“佳作”》(原文全文)

《随笔》出到一百期，编者从中编选出两大本《随笔佳作》。这些佳作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随笔》自创刊以来，紧紧配合新时期思想解放的社会脉搏，逐渐形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性格和文风，终于成为当前国内人人爱读的好读物之一。可能会有人认为，这两大本未必篇篇称得上佳作，也未必包罗了全部发稿中真正的佳作。这个看法即便不无根据，谅也不致掩盖前面所证明的那个基本事实吧。翻开目录，赫然就是一篇非此便有遗珠之叹的、称得上最佳的“佳作”的好文章。《随笔》当年冒着一定风险发表了它，让广大读者不得不惊叹它所闪射的思想光泽;今天重新把它推选出来，又让更多青年读者读到它，得以在百忙中进行一下反思：《随笔》的编者为此是应当受到历史的奖励的。那是一篇什么样的好文章呢?

它就是遇罗克写的《出身论》。

遇罗克? 《出身论》? 不少青年可能还答不上来。至于“成份”、“出身”、“黑五类”、“黑七类”等等，他们会更其茫茫然，说不定把它们同什么时髦食品混淆起来。原来，他们现今报考学校，找工作，评级别……即享受各种基本生活权利，早已不再为一些莫须有的政治限制所苦恼了。这是好现象，说明我们的社会毕竟有了进步;否则，如果他们还像他们的父兄当年那样，仍然为基督教原罪似的“出身”问题七颠八倒，浪费大好的年华和才能，即使到头来，再怎样咬着牙齿说“青春无悔”，那也未免太可悲了。

然而，青年朋友们，在你们出世之前，即在二十多年前，你们今天莫名其妙的那些名词，可意味着要命的像火炭一样挨不得的政治问题，使得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出现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了填平这道不应有而有了的鸿沟，为了触动人们动也不准动的脑细胞，为了恢复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精神，为了同丑恶而又凶恶的封建血统论作斗争，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献出了他年青的刚烈的生命。

当年，马克思主义的政策精神销声匿迹，封建血统论支配着整个社会以至国家机器。广大青年分成了红、黑两大类。“红几类”是依仗“老子英雄”而自命的“好汉”，“黑几类”则是由于先天的出身而遭歧视和贬斥的“混蛋”、“狗崽子”。按整个社会结构而论，前者却是越来越少的少数，后者竟是越来越多的大多数。这是因为，在那个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荒唐岁月里，前者中间会有不少人，陆续由于父亲的政治命运的变化而沦落为后者;而后者则有更多人，因为父亲成为冤假错案的牺牲者而日益增多起来。想一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翻了两个“凡是”以后，平反了多少件冤假错案，被平反的蒙冤受屈者何止千万，而他们无辜的不得不陪着接受专政的子女更是几倍地成千上万啊。那些越来越少的“红几类”当年按照日新月异的时尚，享尽了一切特权，如参加红卫兵，参加军队或民兵，从农村被送上大学，分配大城市和机要部门，出国留学，抢先经商，由于近水楼台而“先富起来”，等等。鲜明的对照之下，“黑几类”则像美国的黑人，印度的低等种姓(“不可接触者”)，丧失了一切机会，以致一阵风被遣送到穷乡僻壤，一呆就呆上十年八年，然后经由城里父母向街道上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吏三跪九叩，才好不容易把户口“办”了回来，或扫街道，或卖大白菜，或修自行车，借以��口;少数更不幸者迄今还留在那里生儿育女，回不来了，偶尔有幸在一些“知青”影片里作为配角亮亮相。今天已经四五十岁的“老三届”们，谁个不知当年“出身压死人”这句老话：有多少才华和抱负被丧在“出身”原罪的压迫之下啊。

那个反动的封建血统论，尽管如此荒谬，尽管人们在它的压迫下忍无可忍，却长久没有受到批判，甚至不可能受到怀疑，简直就像中世纪托勒玫的地球中心说一样。直到出了一个遇罗克，英勇如当年面对火刑宣布地球围着太阳转的布鲁诺，他在1967年即“文化大革命”第二年，在一份名叫《中学生红卫兵报》的小报上，发表了这篇振聋发聩的《出身论》。虽然该报传播范围有限，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为数不多，那些敢怒不敢言的青年毕竟睁开眼睛，看到犀利而又沉重的真理，从而增强了对血统论进行斗争的勇气。经过遇罗克分析，人们开始认识到，血统论的要害在于把由父辈成份决定的本人出身等同为本人的成分，把家庭影响凌驾于社会影响之上，以外因抹煞内因，以“有成分”抵消“重在表现”，从而彻底篡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标准和党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眼见思想解放的火种行将燎原，当权的“四人帮”及其爪牙惊恐万状，不得不以这篇文章为“罪证”，把它的作者当作最可怕的敌人加以迫害，最后处以极刑。据目击者谈，遇罗克当时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当一名铣工，每天戴个大口罩上班，不跟任何人聊天，只埋头干自己的活;同事们也只把他当作一名普通青工，并不知他是《出身论》的作者，虽然它已经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一天早晨，从厂外冲进了一大群人，把他从车间里揪了出来;他身穿一套浅蓝色制服，头发被抓着，四肢被扭住，嘴巴堵上，脸冲下，躯干腾空起来，在一阵“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嚎叫声中被架走了。这时周围的人们才隐约知道，他叫遇罗克，原来为一篇文章惹下了大祸;接着又听说，他没关几天，还被揪回厂里批斗过几次，就给枪毙了……不久这桩政治事故在社会上也就被淡忘了，只是在一些读过那篇文章的人们心里，埋藏着沉默的愤怒和深沉的哀痛。直到1980年7月21日、22日，“四人帮”倒台后好几年，《光明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划破黑夜的陨星》，并经新华社、《人民日报》加以转发，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接着，《随笔》把那篇长久闪射着思想光芒的《出身论》正式发表，人们才真正认识到这位年青的烈士、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的伟大形象，不由得怀着敬意低下了头。

经过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和近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遇罗克当年所遭遇的由封建意识流毒所酿成的“出身”悲剧终于过去了，他所揭发的那些荒唐的歧视、压迫和鸿沟在今天的形势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今天，法治开始逐渐取代了人治，青年人摆脱他们的父兄曾经被迫戴过的“出身”枷锁，可以在广阔的天地里施展自己的才干了，这更是与遇罗克所处的悲惨岁月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昔日悲剧的封建意识根源肃清了没有? “出身”问题的另一方面还有些什么演变? 杭州“二熊”，上海胡、陈，天津朱某等人事例已远且不论，不妨就近看看某“京城衙内”的其人其事(详见1995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头版)，可知血统观念的流毒仍以不同的形式在一些高干子弟身上潜伏着，膨胀着，溃烂着，其恶劣程度恐怕遇罗克当年也没有预料到。当然，这些家伙不是一般高干子弟的典型，只是其中的少数败类;这些败类也未必个个出身华胄，事实上只要沾上一点权，就都不免自腐而虫生。他们水涨船高，早已不满足“文革”时代享用过的小小不言的特权——“只要在北京的地盘上，整你还不容易?”这种“老子京城第一”的口吻，使他们日益与《水浒传》里的高衙内不分彼此了。江泽民总书记反复告诫“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看来除了要求自己严格自律，保证自己言行符合党心民心之外，对自己的子女加以必不可少的约束，防止他们凭借政治或经济优势而形成的、旧式的或新式的特殊化、贵族化以至“衙内”化，应当也是“讲政治”的具体内容之一吧。今天重读遇罗克的《出身论》，批判封建血统观念，不仅是为了温故，更是为了知新。世途旦复旦，人情玄又玄，一篇文章的作用也不能过高估计，何况它已不足以涵盖当今人民的愤慨、忧虑和指望了。但是如果《出身论》在新时期的新形势下，多少有助于推动一下反腐倡廉工程，落实一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它之被认为“最佳的佳作”，难道还有疑问吗?

1996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