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伯喈(人物事迹_文学形象研究)

蔡伯喈，为蔡邕之字，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后汉书·蔡邕列传》所载确有其人，系文学家、书法家，官至左中郎将，董卓被诛后邕为王允所捕，死于狱中。他又是元代着名悲剧《琵琶记》中的主角，作品中的蔡伯喈，是根据史书所载及宋金时南戏《赵贞女蔡伯喈》的故事而虚构的人物。

伯喈为蔡公从简的独子，出身于贫寒的小门深巷;胆小如鼠， “畏牛如虎”;天资聪敏，博学多才，凡礼乐名物、诗赋词章、阴阳星历、声音分数，无不精通，穷尽其妙。他的人生处世伦理观点则为“本欲苦守清贫，力行孝道”、 “父母在，不远离”，以尽侍奉高堂的一片孝心。

作品中所塑造的蔡伯喈，正是从他的孝心和追求功名的矛盾出发，通过三不从(即伯喈力辞赴试，其父不从;他要辞官，皇帝不从;他要辞婚，牛太师不从)一系列事件的冲突，表现他忠孝两全的孝子形象。然而这忠和孝是难以两全的，以致造成蔡公、蔡婆悲痛怨恨而死，造成赵五娘、蔡伯喈两月夫妻而分离的悲剧，导致牛丞相强就鸾凤而伯喈入赘牛府。

伯喈不愧为读书破万卷的知书达理人，他认为生于文明的盛世，理当按封建礼教“入则孝”以尽“子情”，做一个“行孝于己，责报于天”的遵守孝道之人。何况家有新婚才两月的妻子赵五娘和那年迈耄耋、八十高龄的白发双亲，更需要“尽菽水之欢，甘齑盐之分”，以求“夫妻和顺，父母康宁”。伯喈不羡慕功名唯尽孝意的思想，说明其以后对三不从的难从命并非毫无思想基础，也刻画出他内心所追求的是天伦乐事。然而，他的这种思想和追求，与其父蔡公的想法格格不入，蔡公的伦理观点在于人生须要忠孝两全，方是个丈夫。因为他的理论依据是：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不为禄仕，所以为不孝”。所以在高堂称寿时命伯喈在这大比之年“上京取应”，盼望他有朝一日能够“脱白挂绿，济世安民”，这才是“忠孝两全”。蔡公这种封建伦理观，正如他在逼试时所说，无非为追求“及早换金章紫绶”，以便改换门闾，光显祖宗，这便是他要求伯喈“大孝”的含义，也是他“忠孝两全”的目的。既然伯喈所想、所追求的内容和其父旨意各不相同，因而父子的意见大相径庭。在蔡公逼试时这一矛盾更显突出，伯喈执意“甘守清贫，力行孝道”，蔡公则告诫伯喈力行“大孝”、 “忠孝两全”;伯喈一心要“侍奉父母”，不愿赴试，难从父命，蔡公则要伯喈追求功名、 “光耀祖宗”，逼着赴试。这一矛盾，虽因张太公出面“承应”照料蔡公、蔡婆、五娘而得以解决，伯喈终于从了父命。实际上由于封建礼法的束缚，既然是父命，伯喈岂敢不从，岂敢“逆亲言”，更何况伯喈内心深处还是想追求功名的。赵五娘在南浦嘱别时揭示了伯喈的真实心理活动，她说： “官人，云情雨意，虽可抛两月之夫妻;雪鬓霜鬟，竟不念八旬之父母。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顿忘，是何道理?”一针见血道破了他的心灵深处的隐秘，揭出了他的痛处。维妙维肖地描绘出伯喈虽口口声声“清贫”、 “孝道”却难逃“富贵”、 “功名”关的心理活动。所谓难依从父命也就自然而从命，所谓“孝道”也势必变成一句空话。

伯喈既然要尽“孝”侍奉双亲，又因父逼试去尽“大孝”，加之自身难过功名关，内心矛盾重重。他虽然在五娘对他“埋怨怎尽言”的南浦嘱别时矢口否认不曾“想着那功名”，而是“欲尽子情，难拒父命”;他虽然信誓旦旦向五娘保证而反诘“我肯恋花柳，甘为萍梗”，申述“卑人有父母在堂，岂敢久恋他乡”，却难料为追求功名给他和全家带来什么结果!

伯喈虽说并无功名之心，然而他在文场选士中一举中了头名状元，鳌头独占魁，他那内心成就“功名”的喜悦之情自然溢于言表： “今日方显男儿志，布袍脱下换罗衣，腰间横系黄金带，骏马雕鞍真是美。”正是他状元夺魁，官为议郎，这文章、官职、福分似乎均合乎当朝丞相牛太师为爱女牛小姐招婿的条件，丞相岂能轻意放过，更何况婚事主婚人系当朝皇帝，这圣旨谁敢违背!伯喈内心充满着矛盾，他思前顾后，忧心如焚，决意在官媒议婚中向媒婆言明家有妻室，难从再婚之命，决意要上表皇上辞官，以便辞婚。然而牛丞相凭仗权势，硬不放过这门亲事，伯喈即使不从命，提出什么辞官，也是徒然。丞相怒气冲冲，已把话说得清清楚楚： “多少贵戚豪，求为吾婿而不可得。叵耐一书生颠倒不肯，反要辞官家去。”“我如今先去奏知宫里，只教不准他上表便了。”由此看来，伯喈二要辞婚，老牛必然不从他;三要辞官，皇帝也不可能收回圣旨，其原因在于：纵然伯喈在丹陛陈情中提出种种诉述的理由，例如“力学躬耕修已，不复贪荣利”、 “亲老鬓发白，筋力皆癯瘁……谁奉侍”、 “最可悲，他甘旨不供，我食禄有愧”、 “不告父母，怎谐匹配”、 “惟念二亲寒无衣，饥无食，丧沟渠”等等，使他能“忠心孝意得全美”，但由于牛丞相先奏，圣诏即下达： “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尔当恪守乃职，勿有固辞。其所议婚姻事，可曲从师相之请。”对这不可违背的圣旨，伯喈虽依然也难从不准辞官之命，试图要黄门禀报，甚至亲自“拜还圣旨”。然而事君重于孝道，为国重于忘家，忠和孝难两全，圣旨一道， 伯喈拒婚、辞官皆成泡影。这二不从和三不从，深刻地反映了豪门要恃势强婚、寒门要忠孝两全的矛盾，这两者的矛盾又造成了赵五娘、蔡伯喈夫妻分离的悲剧。

伯喈既不能拒婚，辞官又未准;既不知灾荒之年家乡白发双亲和少年妻室赵五娘的音信，又无法禀告、商量眼下他进退两难的处境以及他百感交集、忐忑不安的心情。他别无他择，唯一的出路只得入赘牛府、与牛小姐完婚;入赘牛府，又怎能不使他悲怨万分!他“愁多怨多”， “俺爹娘知他怎么?摆不脱功名奈何?送将来冤家怎躲?”怨“名缰利锁”给他带来种种痛苦处境;他在花烛洞房无笑容，虽见“新人笑语喧，不知我旧人哭”;他置身相府，心想寒门;他面对牛小姐弹琴而宫商错乱，不弹喜悦欢快音，却弹哀怨悲苦调;他终日闷闷不乐，在官邸忧思中深怨“被亲强来赴选场，被君强官为议郎，被婚强效鸾凤”。这三被强，弄得他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说，只得把真相向牛小姐隐瞒，生怕牛丞相“行势逼临”，更难归故里。这一切，深刻地描绘了他的矛盾的心理，写出了功名给他带来的痛苦，说明了忠孝难两全的矛盾。

伯喈终于因牛小姐的劝慰，向她吐露愁闷不乐的真情： “自家娶妻两月，别亲数年。”终于因牛小姐向牛丞相几谏而被允许与牛小姐同归陈留探亲。赵五娘乞讨进京寻夫感动了牛氏父女，应允夫妻团聚，一夫二妻赴陈留为蔡公蔡婆守服尽孝意，这么一来，蔡伯喈既不是“不孝子”，又不是“薄幸人”，也不是像张太公遇牛府差使李旺时所怒斥： “他中状元做官六七载，撇父母抛妻不采。”而是皇帝诏奖的忠孝两全者： “议郎蔡邕，笃于孝行。富贵不足以解忧，甘旨常关于想念。虽违素志， 竟遂佳名。委职居丧，厥声尤着。”官授中郎将。当然，对伯喈来说，由于封建礼法的束缚，他是不能不顺从父命、皇帝令、太师令的，但“三不从”却又使他把“三不孝”罪责解脱得一干二净，实难令人置信，究其根源，在于为功名而导致豪门权贵与寒门的矛盾。 “三不从”在客观上使他成为“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三不孝之子。

应该看到，蔡伯喈赴试的结果是：父母因饥饿双亡;妻子赵五娘侍奉公婆典当尽首饰，而自吃糟糠，形影相吊;他自己撇下父母、妻子不管而重婚牛小姐。真正的孝，应该是赵五娘而不是伯喈。伯喈不孝之子的形象，在宋、金民间戏曲中是个“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见明徐渭《南词叙录》)的形象，而《琵琶记》中的伯喈一变而为孝子忠臣的形象，从而把赵五娘、蔡伯喈夫妻分离的悲剧由悲而变为喜，变为一夫二妻同守服的大团圆结局。这纯属作者创作的主观臆造，在作品一开头的《副末登场》中：“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作者出于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认为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应密切与时代的风化相关，所以他要塑造出“夫孝共妻贤”的人物形象，于是乎蔡伯喈也就成了“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