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事何长 其言何简——说杜甫《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的秋天，杜甫因上疏营救房琯获罪，由左拾遗贬为华州(今陕西省华阴县)司功参军。到了冬末，他回到洛阳。这时，“安史之乱”的头子安禄山已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已由洛阳北走渡河，退保邺城(即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县)，正被郭子仪、李光弼、李嗣业等九节度使率领的六十万大军包围。杜甫认为形势已有好转，在洛阳写下了《洗兵马》那篇名作，表达了“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的愿望。但是昏庸的唐肃宗害怕九节度使“难相统属”，因而“不置元帅”，只用宦官鱼朝恩充当“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样，围攻邺城的六十万大军便陷于“进退无所禀”的无政府状态，以致“城久不下，上下解体”。而“安史之乱”的另一个头子史思明又在这时自魏州(故城在今河北省大名县东)率兵来救邺城。乾元二年三^月初，两军战于安阳河北，“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唐军溃败，郭子仪引军断河阳桥退保洛阳，“战马万匹，只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留守崔园、河南尹苏震等南奔襄、邓;“诸节度使各溃归本镇”。杜甫便在“东京市民惊骇，奔散山谷”的时候离开洛阳，折回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经所见所闻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写成了著名组诗《三吏》、《三别》。《石壕吏》，就是《三吏》中的一篇。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或作“出门看”、“出门首”等)。”这四句可看作第一段。
 全诗的主题是通过对“有吏夜捉人”的形象描绘揭露官吏的横暴，反映人民的苦难。因此，一开头即截断众流，排除与此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一切，只用一句诗为事件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典型环境。“暮投石壕村”中的“暮”字、“投”字、特别是“村”字，都含义丰富，值得仔细玩味，不宜轻易放过。这里的“石壕村”，历来的注释者都说它就是河南陕县城东七十里的“石壕镇”，有的研究者还因此说“诗人投宿在一家招商小客店里”。既然如此，那么诗人为什么不用“镇”字，却偏偏要用一个“村”字呢?如果说仅仅为了押韵，显然没有说服力。五言诗(不论是古体或近体)的首句，一般不押韵。即如《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新安吏》等等，就都是第二句起韵的。诗人用“村”字，应该是另有缘故。就通常情况说，分散、偏僻的农村是恶吏“捉人”的典型环境，而人烟密集的市镇却与此不同，此其一。市镇财物集中，又连接大路，比分散、偏僻、贫困的农村更容易受到乱军的抢掠，此其二。看起来，诗人是把离“石壕镇”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叫做“石壕村”的。谁都知道，镇上有“招商小客店”供旅客投宿，而离开大路的小村庄，却不是投宿的处所。同时，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秩序不佳和旅途荒凉等原因，旅客们都“未晚先投宿”(“落日恐行人”这句诗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更何况在兵连祸接的时代!而杜甫，却于暮色苍茫之时才匆匆忙忙地投奔到一个小村庄里借宿，这种异乎寻常的情景就富于暗示性。可以设想，他或者压根儿不敢走大路，绕开了“石壕镇”;或者当赶到“石壕镇”的时候，镇子已荡然一空，无处歇脚，或者……。总之，寥寥五字，不仅点明了投宿的时间和地点，而且和盘托出了兵荒马乱，鸡犬不宁，一切脱出常轨的时代气氛。包围在这种时代气氛里的一个小村庄已经被濛濛暮霭所吞噬，那么当黑沉沉的夜幕降落之后，将会发生什么呢?浦起龙指出这首诗“起有猛虎攫人之势”，这不仅是就“有吏夜捉人”说的，而且是就头一句的环境烘托说的。
 “有吏夜捉人”一句，“吏”、“人”并举，而用一个“捉”字联系起来，点出了矛盾双方和矛盾的性质，从而也预示了情节发展的方向及其悲剧性的结局。不说“征兵”、“点兵”、“招兵”而说“捉人”，已于如实描绘之中寓揭露、批判之意。再用一个“夜”字作“捉”的时间状语，含意就更丰富。第一，表明官吏“捉人”之事时常发生，人民白天躲藏或者反抗，无法“捉”到;第二，表明县吏“捉人”的手段狠毒，于人民已经入睡的黑夜，来了个突然袭击。同时，诗人是“暮”投石壕村的，从“暮”到“夜”，已过了一段时间，这时当然已经睡下了;所以下面的事件发展，他没有参与其间，而是隔门听出来的。此后的“听妇前致词”、“如闻泣幽咽”，也已经在这里埋下了伏线。“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两句，表明人民长期以来深受抓丁之苦，昼夜不安;即使到了深夜，仍然寝不安席，一听到门外有了响动，就知道县吏又来“捉人”，老翁立刻“逾墙”逃走，由老妇开门周旋。因为在当时，由于有“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新婚别》)之类的迷信，抓兵一般是不抓妇女的——当然也有例外。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这十六句，可看作第二段。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极其概括、极其形象地写出了“吏”与“妇”的尖锐矛盾。一“呼”、一“啼”，一“怒”、一“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两个状语“一何”，加重了感情色彩，有力地渲染出县吏如狼似虎，叫嚣隳突的横蛮气势，并为老妇以下的诉说酝酿出悲痛的气氛。矛盾的两方面，具有主与从、因与果的密切关系。“妇啼一何苦”是“吏呼一何怒”逼出来的。“出看门”的老妇遇上的如果不是凶暴的县吏，而是像杜甫那样“穷年忧黎元”的客人，就不会无端苦“啼”。很明显，“吏呼”是因，“妇啼”是果。在现实生活中，无风不起浪;但在高明的画家笔下，并不写风，只写波翻浪涌，而风自见。杜甫在这里正用了这种手法。他在用两句诗写出了矛盾的两个方面及其因果关系之后，不再写“吏呼”，全力写“妇啼”，而“吏呼”的情状也不难想见。“听妇前致词”一句承上启下。那“听”是诗人在“听”，那“致词”是老妇“苦啼”着回答县吏的“怒呼”。面对如此凶暴的县吏，不可能主动地同他们谈家常。老妇的每一句回答，自然都针对着县吏的逼问，因而逼问的内容，都从回答中暗示出来。写“致词”内容的十三句诗，多次换韵，明显地表现出多次转折，暗示了县吏的多次“怒呼”、逼问。读这十三句诗的时候，千万别以为这是“老妇”一口气说下去的，还显得很健谈;而县吏，则还懂得让人把话说完的道理，在那里洗耳恭听。完全不是这回事。实际上，“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不仅发生在事件的开头，而且持续到事件的结尾。从“三男邺城戍”到“死者长已矣”，是第一次转折。可以想见，这是针对县吏的第一次逼问啼诉的。在这以前，诗人已用“有吏夜捉人”一句写出县吏的猛虎攫人之势。等到“老妇出看门”，便扑了进来，贼眼四处搜索，却找不到一个男人，扑了个空。于是怒吼道：“你家的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快交出来!”老妇泣诉说：“三个儿子都当兵守邺城去了。一个儿子刚刚捎来一封信，信中说，另外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泣诉的时候，也许县吏不相信，还拿出信来交县吏看。总之，“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处境是够使人同情的，她很希望以此博得县吏的同情，高抬贵手。不料县吏又大发雷霆：“难道你家里再没有别人了?快交出来!”她只得针对这一点诉苦：“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这两句，也许不是一口气说下去的，因为“更无人”与下面的回答发生了明显的矛盾。合理的解释是：老妇先说了一句：“家里再没人了!”而在这当儿，被儿媳妇抱在怀里躲到什么地方的小孙儿，受了怒吼声的惊吓，哭了起来，掩口也不顶用。于是县吏抓住了把柄，威逼道：“你竟敢撒谎!不是有个孩子哭吗?”老妇不得已，这才说了一句“惟有乳下孙”。在老翁逾墙逃走之后，“室中”实际上有三个人。老妇说“室中更无人”，意在藏过媳妇和孙子。如今孙子已被发现，则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藏过媳妇。所以在供认有个孙子时，特意用了“惟”字。“惟有”者，“只有”也，“更无”也。用“惟有”二字，其生怕儿媳妇被发现的心理活动已跃然纸上。与此同时，她又要强调孙子很小，所以又用了“乳下”二字。满以为这样一说，媳妇和孙子就都可以保全;万没想到既凶又奸的县吏又从这一回答中抓住了把柄，追问道：“‘乳下孙’吃谁的‘乳’?还不把她交出来?”老妇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只得硬着头皮解释：“孙儿是有个母亲，她的丈夫在邺城战死了，因为要奶孩子，没有改嫁。可怜她衣服破破烂烂，怎么见人呀!还是行行好吧!”(“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两句，有的本子作“孙母未便出，见吏无完裙”，可见县吏是要她出来的。)但县吏仍不肯罢手。老妇生怕守寡的儿媳被抓、饿死孙子，只好挺身而出：“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老妇的“致词”，到此结束，表明县吏勉强同意，不再“怒呼”了。
 “诗要字字作，也要字字读。”对于字字作出的好诗，必须字字玩味。囫囵吞枣，是谈不到艺术欣赏的。作诗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读诗亦然。诗歌虽有形象性，但并不像电影之类的视觉艺术那样具有形象的可见性，因而在读诗的时候，必须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想像出作者所描写的那幅生活图画。诗的形象，有它的确定性，按照诗的形象所确定的范围去展开想像的翅膀，一般地说，是会加深对原诗的理解的。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最后一段只有四句，却照应开头，涉及所有人物，写出了事件的结局和作者的感受。“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表明老妇已被抓走，儿媳妇低声哭泣。“夜久”二字，承“有吏夜捉人”的“夜”字而来。入“夜”之时，吏来“捉人”，直到“夜久”，“语声”才“绝”。一个“久”字，反映了老妇一再哭诉、县吏百般威逼的漫长过程。“如闻”二字，一方面表现了儿媳妇因丈夫战死、婆婆被“捉”而泣不成声，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诗人以关切的心情倾耳细听，通夜未能入睡。“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两句，收尽全篇，于叙事中含无限深情。试想昨日傍晚投宿之时，老翁、老妇双双迎接，而时隔一夜，老妇被捉走，儿媳妇泣不成声，只能与逃走归来的老翁作别了。老翁是何心情，诗人有何感想，给读者留下了想像的余地。而诗人“独”与老翁告“别”之后，在“前途”上又会遇见什么呢?翻一下杜甫的诗集，就知道他紧接着遇到的是“新婚别”、“垂老别”和“无家别”等一系列男男女女生离死别的人寰惨景。
 这首诗只有二十四句、一百二十个字，却在如此惊人的深度与广度上反映了现实，这是和诗人同情人民，熟悉生活，善于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分不开的。诗人写的是他耳闻目睹的事件，但有选择，有舍弃，有明写，有暗写，有提炼，有概括。一句话，他在塑造典型，而不是记流水账。有的研究者认为这首诗“完全是素描”，这是不确切的。和这样的认识相一致，那位研究者对作者提出的许多责难，也很难令人信服。例如他说：“杜甫是站在‘吏’的立场上的。《三吏》中所写的‘吏’都不那么令人憎恨。‘石壕吏’虽然比较凶，但只是声音凶而已。”很显然，这只抓住了“吏呼一何怒”一句，认为“吏”不过在进门之时吼了几声罢了。对于通过老妇的“前致词”对吏的一再威逼的暗写，是没有注意到的;对于通过“有吏夜捉人”的具体描述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性，是视而不见的;对于“妇”和“吏”的尖锐矛盾所具有的典型意义，更是不屑一顾的。又如说：“诗人完全作为一个无言的旁观者，是值得惊异的。呼号很猛的差官没有惊动诗人，可以理解，因为只消表明身份是华州司功，就够了。”如在前面所分析，诗人并不在现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隔门“听”出来的，压根儿没有“旁观”。此其一。更重要的是：叙事诗中的“叙述人”，乃是一个艺术范畴。《无家别》的叙述人是“因阵败”而“归来寻旧蹊”的“我”。这个“我”显然不是作者，而是诗中的主人公。《石壕吏》的叙述人与此不同，他不是诗中的主人公“老妇”，而是“暮投石壕村”，“听”老妇“前致词”的“我”。这个“我”，可以被看成自己，但作为一个艺术范畴，为了叙述的方便，并不排除虚构和想像，不能把他和现实生活中的作者完全等同起来。比如杜甫在《石龛》诗中写道：“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其中的“我”当然是作者，但显然与实际生活中的作者有区别。要不然，有十个杜甫，也被野兽吃掉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石壕吏》的“叙述人”和做着华州司功的官儿的杜甫完全等同起来呢?按照那位研究者的意见，作者必须在诗里写出他以华州司功的官势赶走那“捉人”的悍吏，才算没有“站在‘吏’的立场”。但用这样的要求搞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恐怕是行不通的。须知杜甫是在写诗，而我们是在读诗啊!
 有些研究者从“安史之乱是非正义性的”这个概念出发，说《石壕吏》塑造了一个自愿报名参军的老妇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显然，这是不合诗的原意的。细读全诗，那老妇何尝是自愿“急应河阳役”呢?她“应河阳役”，分明是迫不得已，她那么“急”，更分明是迫不得已。不“急”，就要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啊!这些好心的研究者不顾特定环境中人物的心理活动，根据“请从吏夜归……”的“致词”肯定了“老妇”的爱国主义精神，总算没有“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但这样一来，将置“逾墙走”的“老翁”于何地呢?由于安史叛军的杀戮、抢掠，人民希望平叛;由于希望恢复“开元盛世”，杜甫也要求平叛。但当时的统治者对待叛军，却那样腐朽无能;而对待希望平叛、甚至已经贡献出三个儿子的劳动人民，却如此残暴无情。诗人杜甫面对这一切，没有美化现实，向“圣明天子”献颂歌，却如实地揭露了政治黑暗，发出了“有吏夜捉人”的呼喊!这是难能可贵、值得高度评价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一面鹰犬四出、乱“抓壮丁”，一面下令从中学《国文》课本中删去《石壕吏》，正说明这篇诗具有多么强大的批判力量!
 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里说：“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当时唐祚，亦岌岌乎危哉!”就是说，“民为邦本”，把人民整成这个样子，统治者的宝座也就岌岌可危了!这位“封建文人”在对《石壕吏》作了注释之后讲了这些话，也许是希望当时的统治者从这里汲取一些历史教训吧!事实证明，反动统治者很难汲取这种教训，所以终归灭亡;但仇兆鳌的意见，对于我们领会杜甫写《石壕吏》的意图，还是不无帮助的。
 在艺术表现上，这篇诗有许多特点值得注意;但最突出的一点则是精炼。陆时雍称赞这篇诗“其事何长!其言何简!”就是指这一点说的。仅用一百二十个字，就写出了典型性很强的环境、人物和情节，在惊人的广度与深度上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体现了同情人民的思想倾向，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高的艺术境界，当然和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精神境界密不可分;但他的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精湛的艺术技巧，无疑也起着重要作用。
 一、寓褒贬于叙事。这篇诗句句叙事，无抒情语，亦无议论语;但实际上，却通过叙事抒了情，发了议论，爱憎十分分明，倾向性十分强烈。这强烈的倾向性，不是由作者说出来的，而是从情节和场面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这样，就既节省了许多笔墨，又避免了概念化的缺点。
 二、高度概括与具体描写相结合。“有吏夜捉人”，这是对整个事件的高度概括。“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又对“捉人”的一方与被“捉”的一方的不同表现作了高度的概括。“吏呼一何怒”，这是不顾人民的死活，硬要“捉”;“妇啼一何苦”，这是对“吏”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力求免于被“捉”。经过这样的高度概括，矛盾冲突的性质已揭示得一清二楚，而矛盾冲突将如何发展，则紧扣人们的心弦，引起了读者的无限悬念。接下去，即对矛盾冲突的发展和结局展开了极富感染力的具体描写。
 三、藏问于答。作者在用“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概括了矛盾双方之后，便集中写“妇”，不复写“吏”，而“吏”的蛮悍、凶暴，却于老妇“致词”的内容和情节发展的结局中暗示出来。这里运用的表现手法是藏问于答。
 在我国的古典诗歌中，藏问于答、从答见问的例子并不罕见。例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只说“问童子”，没有说问了些什么，而问的内容，却从童子的回答中暗示出来。童子回答说他的老师采药去了，可见那省去的问话是：“你的老师干什么去了?”诗的三、四两句，还暗示出诗人又省去了一句问话：“上哪儿采药去了?”如果没有这一句，为什么会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回答呢?
 《石壕吏》中间一段的写法正与此相类似。“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既然紧接“有吏夜捉人”而来，那么“吏呼”的内容，自然离不开“捉人”，而“老妇”的“致词”，自然是对“吏呼”的回答。杜甫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只用“一何怒”描绘了“吏呼”的情状，而让“吏呼”的具体内容从“老妇”的“致词”中暗示出来。如果把所有的暗写都变成明写，像前面的分析那样，一问一答交互进行，中间再穿插上表情、动作和心理活动的描写，那么其结果必然是“其事甚长，其言甚繁”，读起来就没有余味了。
 四、善于剪裁，言外见意。一开头，只用一句写投宿，立刻转入“有吏夜捉人”的主题。而写投宿的那一句，文字又十分洗炼。只说“暮投石壕村”，并没有说投宿在哪一家，更没有写投宿时的情景;而细读全诗，读到“独与老翁别”的时候，就知道他正是投宿在那个“老翁”家里的，而投宿之时，“老翁”是和“老妇”一同接待他的。又如只写“老翁逾墙走”，未写他何时归来;只写“如闻泣幽咽”，未写泣者是谁;只写老妇“请从吏夜归”，未写她是否被带走;却用照应开头、结束全篇、既叙事、又抒情的“独与老翁别”一句暗示读者：当“夜久语声绝”之后，老妇即被“捉”去，儿媳妇吞声饮泣，而老翁则于“天明”之前，回到家里。至于这一家的生计如何，尽管没有作正面描写，然而既然三男当兵、二男战死，家中失去了主要劳力，连年轻的儿媳妇都“出入无完裙”，则“存者且偷生”的苦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我们的文艺界，颇有短篇小说嫌长的议论。当然，文艺作品的高下，主要决定于内容的是否健康、深厚、丰满，长而空不好，短而空也不好。对于篇幅虽长，但内容健康、深厚、丰满的作品，读者是欢迎的。然而内容同样健康、深厚、丰满，篇幅却相对的短一些，岂不更好吗?从这一意义上说，杜甫的这篇《石壕吏》，还是值得从事文艺创作的人认真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