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我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当时的想法

我怎样写《论“文学是人学”》——当时的想法

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里，一共谈到了五个问题，就是：一、关于文学的任务；二、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三、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四、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五、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我认为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而上面这五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的个性，写出了他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这就是我那篇文章的内容大要。

下面我想分别就该文所涉及的几个问题，说明一下我当时的想法。

一、关于文学的任务

我认为文学的任务，主要应该是影响人，教育人。应该是鼓舞人们去改造现实，改造世界，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在于反映现实。因为，正如周扬同志在《生活与美学》译后记中所说：“艺术再现现实，只说明了艺术发生的根源和内容的性质，并不能说明它在历史上的重大的作用。”[1]高尔基也一向认为消极的任务是文学所不足取的。把文艺的意义、作用局限在反映生活这一点上，就等于是否定了文艺的存在的必要。[2]文艺之所以对人们有益，不仅在于人们可以通过它来认识现实（这当然也是重要的），而尤在于它能够激起人们改造现实的热情和毅力，能够使人们为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而斗争。文艺反映现实，这当然是个无可争辩的唯物主义的命题。但这一命题只是说明了存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并没有多告诉人们一些什么。人们通过这一命题，并不能对文艺的性质、特点有所了解。而且，“现实”这个概念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一切存在都是现实。文艺所反映的现实，是否有它的特定的范围呢？是否有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对象呢？根据别林斯基的意见，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他认为文艺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别，不在于内容，而只在于创造内容的方法。当代的苏联文艺学家布洛夫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文艺的对象是人，是人的环境，以及人对环境的态度[3]。我是赞成布洛夫的意见的。我认为在文艺中，所谓现实就应该是指的人的个性（人的思想和行动，理想和愿望）。因为，人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时代、社会和一定的社会阶级关系而存在的；离开了这些，就没有所谓“人”，就没有人的性格。所以，人，可以说就是具体的现实。而一般观念中的现实，只能是文艺的背景而非对象，只能是文艺的出发点而非目标。否则的话，像抒情诗、音乐、舞蹈、雕刻等等，怎样能反映现实呢？正因为人是社会现实的焦点，是生活的主人，所以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现实，抓住了生活。你只要真正地写出了人，写出了人的个性，就必然也写出了这个人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和当代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就必然也反映了整个现实。我认为今天的许多作品之所以还缺乏巨大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家是从“艺术的任务是在于反映整体的现实”这一命题出发，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全面地反映现实的各方面的动态，而又不把它们集中到主人公的个性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来描写，因此，使得主人公的形象在作品中被冲淡了，好像他只是为了反映现实的需要才被引进作品来的一个工具，而对于现实的反映也由于没有能抓住作为现实的焦点，作为把现实的各方面联系起来的枢纽的人，因而也往往是支离割裂，不能给人以一个统一完整的感觉。

二、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

我以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应该是一致的。在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世界观是起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的。我一向反对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可以分裂的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在理论上既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缺乏佐证。分裂论者常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为例，认为创作方法与世界观是可以互相冲突的，并引恩格斯论巴尔扎克的话以自证。其实，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这两个人的情形之所以会如此，正像许多人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并不是他们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有矛盾，而是由于他们的世界观的内部本身存在着矛盾。他们的作品中，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正反映出他们的世界观中既有进步的因素，也有落后的因素。但这种说法，还嫌笼统。因为我们知道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两个人的作品，鲜明地表现了进步的、有利于人民的倾向，它们的消极落后的一面是次要的。笼统地说它们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是不分主次的说法，也是不太切合实际的，因而也就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于是，为求其与作品的实际相符起见，必须证明这两个人的世界观的主导倾向也是进步的。事实上，也的确有人在作这样的论断了。但是，狭义的世界观，主要是指哲学观而言，像托尔斯泰与巴尔扎克这两个人，他们的哲学观点是很难被说成是进步的。那么，应该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以为这又与我上面所说的文学的特性有关了。在文学领域内，既然一切都是为了人，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既然一切都取决于作家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那么，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应该是其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了。于是我把托尔斯泰与巴尔扎克的胜利，说成是人道主义的胜利。

应该说，我是很重视世界观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的。但我所重视的只是包括在世界观中的某些观点的作用，而不是整个世界观的作用。具体说来，我所重视的，只是其中的道德观点和美学观点。对于自然现象的观点之得不到我的重视，自不必说了。就是对于社会政治的观点，我也认为并不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看到历史上许多杰出的作家，他们并没有先进的政治主张与社会理想，甚至他们的政治主张与社会理想还是反动的，然而他们仍写出了伟大的极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而且，还有一些作品，特别是一些抒情的或写景的小诗，如“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之类，是很难看出其中有作者的什么社会政治观点在内的。可见社会政治的观点，对一个作家来说，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东西了。我之所以认为文学不必以反映现实为直接的任务，所以把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最基本的、最低的标准，作为区别各种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其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当然，如果完全忽视作家的社会政治观点，那也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世界观固然是人对世界、对周围的现实现象的各种观点的总和，固然它本身是既统一而又有矛盾的，我们为说明问题方便起见，是可以把他们加以分析的；但它们相互之间，却是有着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把它们彼此割裂、各自独立起来也是不对的。有一些并没有进步的（甚至只有反动的）政治主张与社会理想的作家，虽然也能写出进步的、有益于人类的作品。但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一定必不可免地包含一些消极的、有害的因素。这些因素正是由于其社会政治观点的错误而来的。而且，这种作家的作品，尽管的确具有进步的意义，但这种进步意义也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决不能与那些具有先进的社会政治观点的作家的作品的进步意义相比。同时还必须指出，我们说他们具有反动的政治主张与社会理想，主要也只是说他们对社会的前途的看法，对究竟应该建立怎样一种政治制度来代替现有的政治制度的看法是错误的，或者反动的罢了。而不是说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政权组织所作的评价也是错误的。假使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政权组织作出了错误的、与人民大众完全相反的评价，他们就决不可能写出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来，而只能写出反动的作品了。有一些作品虽然并没有明确地表现出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但我们仍可以而且应该从社会政治的观点来予以评价。就是首先要看它是有利于社会的呢，还是不利于社会的？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生活的呢，还是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生活的？不过，我认为我们对作家的社会政治观点的一般要求，也只不过是如此而已，不必要求作家一定要有最先进的政治主张与社会理想。有，当然最好；否则，只要他能站在一般人民群众的立场，能关心人民的生活，同情人民的疾苦，也就行了。而关心人民的生活，同情人民的疾苦，不是别的，正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态度。

三、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

我非常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文学的影响人的心灵的作用。我认为文学作品的历史地位与社会意义，首先是从它描写人、对待人的态度上表现出来的。凡是能够美化人们的灵魂，引导人们向上、刺激人们起来为争取美好的生活而斗争的作品，就是好作品；反之就是坏作品。一切时代的进步艺术跟颓废派艺术之所以针锋相对，主要就在于它们描写人的态度的不同，对人的理想的不同。如果一个作家对人生抱着消极的态度，对人类的活动，对人类的理想与愿望，没有深切的关注与同情，是决写不出好作品来的。世界文学史上的伟人，虽然不一定具有先进的政治主张，与劳动人民也不一定有着深厚的联系，但他们没有一个不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没有一个不是反对强暴，同情弱小；憎恨诈伪，赞美正直的。在有一些古典文学作品中，我们可能不容易找到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等，但人道主义精神却是决不会缺少的。如果连人道主义精神都没有，那就决不可能是好作品，决不可能成为古典文学作品了。就拿人道主义与人民性、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来说，我认为它们也决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的。可以这样说，人道主义是构成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哪儿没有人道主义，哪儿也就不会有人民性和现实主义。所以我认为人道主义原则是评价文学作品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也可以说是最低的标准。符合了这个标准就基本上是个好作品，就一定有其可取之处。至于好到什么程度，可取之处究竟有多大，那就得运用人民性等等的标准去衡量了。

我也知道我这种想法是颇有人性论的倾向的，但我以为马克思主义者本来并不否定人性的存在。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到有没有人性这东西时，也说当然是有的。文学既然是以人为对象（即使写的是动物，是自然界，也必是人化了的动物，人化了的自然界），当然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离开了人性，不但很难引起人的兴趣，而且也是人所无法理解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为共同的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希腊艺术的不朽魅力所说的一段话，我以为也显然指出了人性在文艺中的作用。而且我也并不像资产阶级人性论者那样，主张文学应当描写永恒不变的超阶级的人性（那样一种人性是没有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学家提倡这样的人性论目的无非在掩蔽阶级矛盾，麻醉被压迫阶级的阶级觉悟罢了），我认为人性是随着时代、社会等等条件的发展而发展，因阶级性、个性的不同而有其不同的表现的。但尽管如此，仍不排除纵的方面的继承性，横的方面的普遍性。没有这种继承性与普遍性，人类的一切交往便都不可能存在，也就不可能组成社会，不可能有历史。而这继承性与普遍性的基础就是共同人性。所谓人道主义，我以为就是这种人性的肯定与发扬。文学既以人为对象，既以影响人、教育人为目的，就应该发扬人性、提高人性，就应该以合于人道主义的精神为原则。我认为人道主义原则与阶级性原则是并不矛盾的，只有历史上的先进阶级才能发展人性，才能讲人道主义。而那些落后的、反动的阶级，就只能阻碍人性的发展，甚至戕害人性。譬如今天的资产阶级虽然也在空喊着人道主义，但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完全违反人道主义精神的。今天最讲人道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也就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也就是最高的人道主义。

四、关于各种创作方法之间的区别

文学上的主要流派，如高尔基所说，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个。两者的区别是很显明的，既在描写的方法上，也在对待现实的态度[4]上。在态度上，现实主义者忠实于现实，他的作品是从忠实地反映他所理解的现实出发，对现实尽管有所不满，有所抗争，但决不歪曲现实以求合于自己的理想，而只是寓褒贬于忠实的记述中。浪漫主义者忠于自己的主观，忠于自己的热情和理想，他轻视客观现实，特别轻视现实生活的细节，他在作品中常常可以改变现实的面貌，使之适合于自己的理想，适合于自己的感情的要求。在方法上，现实主义者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再现现实。他的题材是按照严格的生活的逻辑来安排的，他把他获得真理的过程真实地再现出来，使读者通过阅读，能够一方面认识作者所反映的现实，一方面得出与作者从现实所得到的大致相同的结论。浪漫主义者是通过一些想象出来的、甚至是离奇的情节，来表现他的热情与理想的。（当然，这种热情与理想的产生，也是有它的现实根源的。）他要使读者接受的东西，也是他的热情与理想。所以，要区别这两种创作流派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区别积极的浪漫主义与消极的浪漫主义，要区别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过去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就不能从上面所说的态度和方法两方面入手了，而必须从另外的地方着眼。

我以为浪漫主义与一切颓废主义的区别，显然并不在描写的方法上，也不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而是在于对待人生的态度上的。对人、对生活抱着积极的态度，作品中渗透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就是浪漫主义；否则就是颓废主义。同样，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也应该从它们对待人和生活的态度上去找。现实主义者对生活抱着积极的态度，把人当作世界的主人来看待，当作“社会关系的总和”来理解。他是用一种尊重的、同情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自然主义者对生活抱着轻蔑的态度，把人当作地球上的生物之一，当作一种具有一种“原始感情”——即兽性——的动物来看待的。文学创作离不开对现实人生的概括，现实主义所概括的是人的社会性、社会关系，在概括中同时渗入了作者的社会政治的和美学的评价。自然主义所概括的是人的生物性、生物本能，在概括中同时作着生物学的和病理学的分析解剖。所以两者的区别，主要可以说是对待人、对待生活的态度的区别，有没有人道主义的精神的区别。一个服膺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而缺乏人道主义的精神，他就无法成为现实主义者，而只能成为一个自然主义者。反过来，一个自然主义者而同时又是个人道主义者的话，那么，他就必然要突破自然主义的束缚，而使自己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的。至于过去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区别，我以为主要就在于前者是按资产阶级的美学理想、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原则来描写人、对待人的；而后者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美学理想，按照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原则来描写人、对待人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过去的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中，人、人民，都是作为一个被剥削、被压迫者，作为一个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和折磨的人而被同情着的。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的作品中，人、人民，却是作为剥削与奴役制度的掘墓人，作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而被赞美着的。这就是过去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之间的最显明也是最本质的区别，而这种区别的来源，就在于它们的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性质的不同。

五、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一切的人是作为阶级的人而存在的。人的社会本质，就由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在阶级社会里，所谓人的本性、本质，主要就是指的人的阶级性。文艺要描写人，不能脱离了人的阶级地位、脱离了人的阶级性来描写，这道理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阶级性只有通过个性才能表现出来，某一阶级的共同的阶级性，在该阶级各个成员身上的表现形式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各人身上所具有的阶级共性，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都是很不相同的。如果你写的是个真正的人，那么他在体现他的阶级特性时，必有他独一无二的、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的方式的。而我们的一些理论家和创作家，却往往忘记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明明白白的事实，把人是有阶级性的、写人不能脱离人的阶级性来写这一原理，绝对化起来，专在抽象的（纯粹的）阶级性上用功夫，只知道把人划分成各种各样的阶级，然后按方配药地根据抽象的阶级性拼凑起他的所谓“典型人物”来，而不去从生活中，从每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发现阶级性的各种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这样，不但违反了文艺创作的特性，也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了。

我认为文学中的所谓典型，应该是指的这样一种人物形象，这种人物，具有鲜明的、独一无二的个人特色。同时，通过他的活动，通过他与周围的人和事的具体联系，又能够体现出时代的和社会的面貌，体现出当时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来。无论从理论上或是实践上说，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同时他又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从他的个性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中，都可以鲜明地看到时代、社会和阶级的烙印。看到整个社会生活的面影。所以，只要能写出人物和他周围环境间的具体联系，写出他的个性的形成根源，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为典型的。过去的杰出的大师们的艺术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物的真正个性来；只要写出了个性，也一定写出了他的阶级性，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决不可能有不带阶级性的个性。反过来，你如果不是从具体的个性出发，而是从抽象的阶级性出发，那你就只能写出一些概念化的人物，而决写不出真正的典型来了。屠格涅夫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我认为这是一句非常中肯、非常扼要的名言。可以和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说法互相阐发。

1957年10月26日

【注释】

[1]《生活与美学》，群益出版社1949年版，第169页。

[2]参看契同诺娃：《高尔基——社会主义美学的奠基者和苏联作家们的导师》一文。文载1948年《高尔基研究年刊》。

[3]《苏联文学艺术论文集》第116页。

[4]这是指的作者选取题材的态度，即忠于现实，抑忠于主观的问题；从客观现实出发，抑是从主观热情出发的问题；而不是指的从一定立场出发的对现实的评价。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