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人物事迹_文学形象研究)
清代戏剧家孔尚任的名作《桃花扇》传奇,是一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通过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一代兴亡的历史剧,所谓“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为了服从于这一总体艺术构思,作者精心塑造了史可法这样一个忧国忧民、忠贞正直的民族英雄的形象。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人,崇祯三年(1630)进士。明末任淮安漕抚,后升任南京户部尚书。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三月巨变之后,北中国落入清兵之手,留守南京的明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为了自己的利益,策划迎立昏庸腐朽的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王朝。他们差人投书史可法,邀他一同列名。史可法听了侯方域数述福王“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论后,便立即回书马士英: “福藩罪案三椿大,五不可,势局当歇”,并且拒绝召见前来活动钻营的阮大铖,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不与阉党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然而,马士英之流不顾史可法的反对,径自拥立了福王,造成既成事实。弘光即位后,史可法虽然名义上升了大学士,却受命督师江北。显然,这是马士英之流排挤他的政治阴谋。史可法明知受贬,却不以为意,反而以出守重镇为“正好戮力报效”的机会。这充分表现出史可法忠于国家、不计较个人名利的难能可贵的品质。
然而,南明王朝是一个基础脆弱、内部分裂的政权,权奸当国、门户纷争、将帅不用命,再加上弘光帝本人的庸懦荒淫,这就注定了弘光朝覆亡的命运。史可法虽然有一腔忠肝义胆,但他限于当时的环境,加之自己才智缺乏,处事迂阔,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当时弘光朝具有军事实力的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拥兵武昌的左良玉所部;另一部分是史可法所统帅的江北四镇,即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江北四镇将骄兵悍,彼此间矛盾很深,对这四人史可法都无法驾驭。史可法到达扬州后,本打算与四镇商议,发兵防河,以图“恢复北朝”、 “收复中原”。没想到四镇为了争夺扬州繁华之地,跋扈不用命,大动干戈, “一个眼睁睁同室操戈盾,一个怒冲冲平地起波涛。没见阵上逞威风,早已窝里相争闹”。史可法只得苦笑中兴大业“封了一伙小儿曹”,慨叹“这才是将难调,北贼易讨”。对此,他无计可施,只得以一纸告示来调停四镇的内讧: “没奈何,且出张告示,晓喻三镇,叫他各回讯地,听候调遣”。这一切充分反映出史可法作为三军统帅缺乏指挥才能的弱点,以及他当时处境的艰难。然而,他不顾势孤力单,仍依然忠心耿耿,为国事而操劳。这种爱国热忱令人肃然起敬。
弘光元年(1645)乙酉四月,清兵渡淮,进逼扬州。这时江北四镇中,高杰北上防河,已为总兵许定国刺死;其他三镇皆听马,阮指使,移镇上江,去堵截以讨伐权奸为名而进逼南京的左良玉部队,丢下黄河一带,千里空营。而史可法手下守卫扬州城的士兵不足三千,且人心涣散,都想逃生。在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史可法感到: “这淮扬一失,眼见京师难保,岂不完了明朝一座江山也。”眼看国家倾覆在即,而自己又无力拯救,史可法不禁悲痛欲绝,血泪沾襟,他向士兵们披肝沥胆地倾诉: “阑珊残局,剩俺支撑,奈人心俱瓦崩。俺史可法好苦命也。协力少良朋,同心无弟兄。只靠你们三千子弟,谁料今日呵,都想逃生,漫不关情;这江山倒像设着筵席请。史可法,史可法!平生枉读诗书,空谈忠孝,到今日其实没法了。哭声祖宗,哭声百姓。……哭的俺一腔血,作泪零。”这满怀忠义的倾诉,这一腔热血的喷涌,终于激发了将士的爱国热情,誓死表示: “要替元帅守住这座扬州城。”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史可法要求士兵向清兵作殊死的斗争,他吩咐士兵: “你们三千人马,一千迎敌,一千内守,一千外巡。……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他激励士兵: “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那不良之念,再莫横胸;无耻之言,再休挂口,才是俺史阁部结识的好汉哩。”他的爱国热忱和不屈不挠的抗敌精神,在这里又得到了集中而又强烈的表现。
真是“模糊老眼深更泪,赚出淮南十万兵”。史可法和他的三千人马戮力同心,孤军奋战,终因力尽粮绝,外援不至,三千将士英勇牺牲,扬州城被清兵攻破。史可法本想与城共存亡,然而“忽然想起明朝三百年社稷,只靠俺一身撑持,岂可效无益之死,舍孤立之君”。在史可法这样的封建社会士大夫的心目中,君主就是国家,忠君与爱国是联系在一起的。君主在,国家就还有一线希望。于是,他只身跳下南城,直奔仪真,准备奔往南京重整旗鼓,作最后的斗争。在路上碰到了老赞礼,他才知道弘光帝已逃跑,清兵已过江。史可法眼看江山易主,残存的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了,于是他决心以一死殉国,自沉江中。这位民族英雄在临终前唱出了一曲催人泪下的哀歌: “撇下俺断篷船,丢下俺无家犬;叫天呼地千百遍,归无路,进又难前。……你看茫茫世界,留着俺史可法何处安放?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换主,无可留恋。”这曲哀歌抒发了他沉痛而壮烈的情怀。在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亡国之辱,自责: “俺史可法亡国罪臣,那容的冠裳而去”,因而“摘脱下袍靴冠冕”。“沉江”这一出戏,借史可法临死时悲愤的爱国情怀来激发人心,也使这一民族英雄的形象得到了完满的表现。
据史籍记载,史可法是在乙酉(1645)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攻破时被清兵所执,英勇不屈而死的。《桃花扇》的作者为了表彰史可法的民族气节,采用民间传闻虚构了史可法在扬州城破之后,奔赴南京,途中因绝望而于乙酉五月“沉江”的情节,而这一情节在艺术上是相当成功的,曲词悲壮动人,写出了这位民族英雄的爱国思想,有助于作者把史可法成功地塑造为我国文学史上一个生动感人的民族英雄的形象。